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下半叶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邓小平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提出的“改革开放”宏伟战略和他倡导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世界的进程。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邓小平形成了他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范。他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论述和指导中美关系的重大实践，以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也出现新的改善势头。在当前形势下，学习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和实践，对掌握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和发展中美关系，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革后，邓小平遵循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推动中美两国建交，实现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2月28日，双方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宣告结束两国长达23年的对抗，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上海公报》发表后，两国互设联络处，双边关系有了一定的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有意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然而，事与愿违。中美关系正常化步履艰难。除了台湾问题仍留有“尾巴”，未有新的突破之外，还受到两国国内因素的严重制约。美国方面，尼克松在第二任期遇到麻烦，1974年由于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美方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连续性受到影响；中国方面，正处文革后期，“四人帮”的破坏活动打乱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美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病重时感叹地说：看来，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文革后，中美建交的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在制定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同时，十分关心对美工作，以巨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态度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6年11月，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第二年，他认准了应像前任尼克松一样，借助中国的力量，以图在战略上与苏联抗衡。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大学讲话时强调中美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的核心因素”。8月22日，卡特派国务卿万斯到中国作“试探性访问”。当时正值十一大闭幕，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接见万斯时，直截了当，快人快语：“如果要解决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中国的统一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扰。”[1]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条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势如破竹，迫使卡特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卡特于是下了决心，接受了三个条件。1978年5月20日，他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行前，卡特亲授机宜：“我派你去中国有两个目的：1.继续就《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协商；2.向中国方面再次保证，本届政府是认真寻求关系正常化的。……重申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并重申美国的五点[2]。你应该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3]5月21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会见布热津斯基，就中美建交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随后，中美建交谈判曾在三个条件和出售武器问题上出现僵局。美国一方面表示接受三个条件，但另一方面仍要求保留向台湾售武的权利。如果我方坚持三个条件，并在售武问题上与美僵持，就可能会失去建交的历史机遇；如果为了建交，放弃在售武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则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对中美关系也不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2月14日和15日两次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邓小平严正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伍德科克迅速向卡特报告了邓小平的意见，谈判的僵局得以打破。这样，按邓小平的思路，美国接受三个条件，先建交，售武问题作为遗留问题在建交后通过协商解决。建交的最后障碍被排除了。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于同一天分别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1979年元旦，中美共庆建交。从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邓小平高兴地出席了中美建交招待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也有利于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
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早在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感人话语：“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选择了1979年1月28日（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对美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访美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推动建交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在卡特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高瞻远瞩地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新闻媒介追逐报道的焦点，每晚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为“邓小平时间”，在美国掀起了“邓旋风”。据报道，采访邓小平访美的记者达1100人，相当于一场奥运会的规模。邓小平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是20多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定，内容包括互设领事馆、互派留学生、能源开发、高能物理研究、空间技术开发和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邓小平强调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邓小平访美后，在他的推动下，仅随后两年里两国就签订了35个协议，在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文教科技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均出现了可喜的局面。随着中美建交，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主流，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26日，卡特政府向国会提出调整美台关系的综合法案。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此修正案，经辩论后改名为《台湾授权法案》。与此同时，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美国－台湾关系法》。接着参众两院推举代表进行协商，推出《与台湾关系法》，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卡特于4月10日签署该法，使之成为美国一项国内专门法律并生效。很明显，这是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严重事件。对此，我方作出明确坚定的反对态度。4月19日，邓小平会见丘奇率领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代表团时，开门见山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因此，这个法案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4月28日，我国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然而，美方仍我行我素，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制造麻烦，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美国国防部统计，1979年和1980年，美售台武器分别为5.44亿美元和5.268亿美元。里根上台后，从1981年起，美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美方还变换手法，用租赁的方式向台湾提供战斗机、军舰和潜艇等军事设备。
面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反对《与台湾关系法》，强烈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在接待外宾时也反复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981年6月14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黑格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就可能倒退，甚至会走进另一个极端，这样对美国丝毫没有好处。1982年5月5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什谐携夫人访华。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夫妇，他说：“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云雾一扫而光。”[4]他还提到，他的儿子正在美国上学，这说明他对两国关系是有信心的。邓在会见结束时对布什说：现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时机已到，不应再耽搁了。[5]与此同时，邓小平十分关心两国关于售台武器谈判的情况。7月13日，邓小平接见了美驻华大使恒安石。恒安石向邓小平转交里根的一封信，表示美国不谋求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这样，经过10个月的艰苦谈判，两国终于在8月15日达成协议，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双方重申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在武售问题上，美国许诺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几年的水准，今后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到最后停售。
《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为解决中美建交时遗留下来的售台武器问题跨出重要的一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这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又一胜利。在围绕《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这场较量中，邓小平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鲜明果断的立场，既坚持原则、捍卫主权，又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在中美关系史上谱写了重要的一页。
三
在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泰然处之。力挽狂澜，拯救了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
1989年2月25日，布什刚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一个月就再次访华。邓小平于2月27日会见了他，双方都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在新形势下继续得到发展。然而，由于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中美关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调整对美政策，美苏开始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结束全球对抗。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在加快。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正常化。这表明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美关系赖以发展的战略基础中对付苏联威胁开始动摇。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这一“脆弱性”和“六·四”事件的发生，对两国关系形成巨大的冲击。美国利用“尊重人权”和“关心民主”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单方面采取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如中止两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中止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暂停政府之间的一切武器销售，实施各种经济制裁，暂停两国之间的科技和教育的交流项目，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关于延长逗留期的请求。美国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给予方励之夫妇以“政治避难”，公开支持中国境内外“民运人士”的政治活动。接着，美方以人权、军售、经贸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为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美上空乌云密布。
此时，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智慧、胆略和影响力，驾轻就熟地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系，使之化险为夷，出现转机。10月28日，尼克松第六次访华。邓小平于10月31日接见了他。邓小平说：“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还请尼克松转告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6]11月8日，基辛格访华。同一天，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他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亲切地说：“我已退了下来。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言谈中，双方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也会见了基辛格，希望尽快结束中美之间的不愉快纠葛。基辛格表示，美中双方共同采取行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2月9日，布什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尽管邓小平已经宣布过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会见客人，但为了帮助中美关系摆脱危机，他还是决定第二天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7]在谈话结束时，邓小平令人感动地“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8]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特殊会见是他最后一次正式会见美国客人，他发表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谈话，深刻地阐述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了关键的作用。
四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
从邓小平文革后再次复出到1989年底告别政治生涯的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十年，是国际形势动荡变化和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十年。作为第二代领导的核心，邓小平不仅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民之路，而且也领导中国经历了国际斗争的严峻考验。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形成了整套关于中美关系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战略思想。
1.认识中美关系不能离开世界大背景。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中美建交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两国人民应当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当前国际形势向中美两国人民提出的历史性挑战。”[9]10年后，在总结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过程时，邓小平深刻地分析说：“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份量不轻”。他还强调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10]
2.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批判四种谬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尖锐地批驳了在美国有相当市场的四种错误观点：其一，认为中国很弱很穷，无足轻重，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其二，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其三，认为如果美对苏强硬，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其四，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视这四点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原则问题，认为“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11]
3.必须积极妥善地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最多。中美建交后，邓小平针对美方炮制《与台湾关系法》的严重事件指出，“1979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了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12]“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13]邓小平严肃地提醒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炸性的问题”。[14]而要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还是一个台湾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15]
4.解决两国分歧，美国应采取主动，同时双方均作努力。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针。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强调，“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16]而要解决矛盾和分歧，“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17]
5.处理两国冲突，应以和平方式，不搞对抗。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重要方针。他一贯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18]“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陡然紧张。为了解决两国之间冲 突，邓小平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19]这样才能避免对抗。
6.坚持反对霸权，反对干涉内政。每当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折关头，邓小平总是审时度势，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任务。他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0]当然，中国重视中美之间的合作，愿意“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但“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21]
7.处理两国关系，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迈克·华莱士问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22]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则更明确地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3]而国家利益的核心则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4]
8.中美关系应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构建战略合作的新基础。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这一经济基础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是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
9.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密切有关。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中，他反复强调的有两条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他认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美之间虽有分歧点，但也有共同处，应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框架里寻求战略合作。
10.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16字方针。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已决定完全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9月4日，他向第三代领导集团交待他退休后的事宜时，深刻地论述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大政方针。他语重心长地说：“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6]后来，又加上一句话，韬光养晦，“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27]邓小平这一重要的政治交待既是外交斗争艺术的结晶，也是对美工作谋略的总结。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依据他们关于中美关系的深刻论述，把对美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六·四”事件以来，成功地处理了中美之间发生的人权、安全、产权、主权（台湾问题）等方面的障碍和冲突，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个字的正确的对美方针。目前，中美关系的气氛明显改善，发展中美关系的有利条件明显增多。我们有信心，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求同存异，平等协商，保持接触，排除障碍，着眼未来，就能将一个友好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注释：
[1]见陈锋主编：《中美较量大写真》，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2]这五点包括：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在撤离台湾时，确保不让日本在台湾取而代之；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支持台湾针对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尽早实现。
[3]见张植荣等著：《邓小平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4]见刘连弟、汪大为编：《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5]同[1]，第424页。
[6]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0-332页。
[7]同上，第350-351页。
[8]同上，第350-351页。
[9]同[4]，第13页。
[10]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6、377、37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6、377、37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7页。
[15]同注[4]，第170-17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33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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