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183;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所载论文,著作论文,小学论文,艺文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建立于东汉时期，如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即言：“郑（玄）、许（慎）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①因之，语言学史类著作往往自东汉开始说起。实际上，《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才是中国第一批语言研究著作，它们“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②，即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兴起阶段。对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进行爬梳整理，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语言学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依据目前尚能找到的文献、辑佚、考古材料，从辞书学（亦即字书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加以考察研究，并从语言理论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的内容及其分类
据《汉书·艺文志》载，周到西汉时期的“小学类”著作有十家四十五篇，它们是：周宣王太史《史籀》十篇，佚名氏《八体六技》；秦李斯《苍颉》七章，赵高《爰历》六章，胡毋敬《博学》七章；汉司马相如《凡将》一篇，史游《急就》一篇，李长《元尚》一篇，佚名氏《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训篡》一篇、《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③
《汉书·艺文志》所载这些小学类著作，除《急就篇》还流传至今外，其它著作都早已散佚不传。但从考古材料中，还可以了解汉初闾里书师合编秦《苍颉》、《爰历》、《博学》而成的《苍颉篇》原文的大致面貌；从辑佚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周代《史籀》、秦代《苍颉》，西汉《凡将》、《训纂》、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苍颉故》的有关情况；从文献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八体六技》、《别字》、《苍颉传》等的些许情况④
我们认为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文字理论的著作，即佚名氏所作《八体六技》⑤；另一类是有关文字编纂及注解类著作，一般称之为“字书”。除《八体六技》以外的其它小学著作，都可归之于“字书”之类。字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辞书学、中国古代语言学兴起的标志。它们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周秦西汉时期语言研究的主流。下面我们就针对此期字书出现演进的情况，作一个简要概括的说明。
第一阶段，综合性字书阶段。
从起源上讲，任何学科开始时都是综合性的，字书的出现也不例外。周秦时期我国出现的史志著录的最早的字书，如《史籀》、《苍颉》等，其性质都是综合性的。它们本身兼容着后代正字类字书、童蒙识字类字书、注音释义类字书的性质。如《史籀》一方面是当时国家正体字——大篆字体的范本，另一方面又带有注解，同时它又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即童蒙识字类字书。
第二阶段，字书走向分类阶段。
周秦时代，接受文化还仅是少数贵族的事，一般群众还没有产生对不同字书的需求。到了汉代，文化普及到民间，俗家弟子可以通过学习文化而入仕，私学大盛，小学家辈出；另外西汉的统治者对语文教育又非常重视，“识字已提高为取士的准则”。由于这些原因，不同阶层的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字书产生了不同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存在，因之字书开始走向分类。
1、童蒙识字类字书的出现，如为满足初级语文教育的需要，汉初闾里书师所编《苍颉篇》五十五章，汉元帝时史游所编《急就篇》等，就属于这类字书。
2、注解前代字书类字书的出现，如为了承继前代流传下来的语文研究成果，杜林为注解秦之《苍颉》而作的《苍颉训纂》、《苍颉故》，就属于此类字书。
3、反映当代语文研究成果的注音释义类字书的出现，如扬雄采集爰礼等小学家说解文字的成果，所编撰的《训纂》即属此类。
王力先生指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语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又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音语法为对象，而以语汇文字为对象：二者汇合起来，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是以字书的编纂与注解为标志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是以字书为主体的，它们大致上可以反映当时语言学术研究的状貌。
二、《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辞书学的兴起，也标志着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兴起。
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濮之珍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作了很好的论断：“各国的语言不同，各国的社会发展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因而语言学兴起发展的道路也就不同。我国先秦时期，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因而古代语言学的发展首先是字书的兴起。”⑦所谓“字书”，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辞书”。濮先生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国最早的一批小学著作，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编辑文字而成的字书，或者是对已有字书的注解，它们都可以归之于字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辞书”的范畴。
辞书，不论发展到何种地步，都必须具备“分别部居”的编纂原则，以及“收词立目和解词释义”两大基本内容。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我们在此只能依据今天可以找到的文献、辑佚、考古材料，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整体联系起来，对当时的辞书研究、语言研究的成果加以总结。
1、《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已经确立了“分别部居”的辞书编纂原则。
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根据秦代流传下来的《苍颉》篇中的“正体字”编成的《急就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书，也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中唯一流传至今的著作。它在篇首完整地总结了那个时代编纂辞书的总原则：“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⑧唐代颜师古注曰：“言此众章，列叙万物之名及人姓字。前后之次，以类相从，种别区分，不相间错也。”⑨宋代王应麟补注又谓：“《考工记注》、《说文叙》皆引此。”⑩今人钱剑夫先生进而指出：“‘分别部居不杂厕’，即为后来或以部首分类、或以语义分类、或以韵目分类的各种辞典笃守的信条，亦即编纂原则和方法。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这是《急就篇》首先提出的，实即中国古代辞典学的萌芽。”(11)从颜氏、王氏、钱氏的解说中可以看出：“分别部居”的辞书编撰原则，并非创始于《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早于许慎一个多世纪的史游，在所作《急就篇》中，就已经把它总结出来了。
2、《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已经确立了“收词立目”和“解词释义”的辞书的基本内容。
辞书学专家杨祖希先生在《辞书学绪论》中指出：“收词立目和解词释义，是辞书编纂的两大基本环节”，也是各种辞书编纂的基本内容。(12)从我们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的研究中，我们体会到当时的字书确已具备了这两大基本内容。
①从收词立目的角度看。依据《正续一切经音义》所引《苍颉篇》书证，我们可以看出李斯《苍颉篇》不仅收单音词，而且收复音词。对单音词进行说解的，计有500余条。其中字目见于《说文解字·水部》的就有23个，它们是“泛、凌、演、淈、泽、溃、淖、滋、沙、沚、湛、瀑、洽、浓、溓、涸、渴、沥、潘、澡、漏、涛、涉（上依《说文》序）。”所收复音词，计有三十余条。如“惆怅、悒悒、歔欷、稽首、虾蟆、呻吟，玖瑰、愦愦”等。
在“收词立目”方面，李斯《苍颉篇》不仅收单音词，而且收复音词，这是符合现代辞书对收词立目的要求的。
②、从解词释义的角度看，通过对《正续一切经音义》所引《苍颉篇》书证的分析，我们认为李斯《苍颉篇》在解词释义时，已经全面地运用了传统语言学中“声训”、“形训”、“义训”的方法。声训方面，如“兵、柄也”，“顶、颠也”，“懑、闷也”。形训方面，如“胎，女人怀妊未生曰胎，从肉台声也”，“圂，豕所居也，字从口，豕在中也，字意也”，“泠者，水清澄貌也，形声字”，“母，字从女，两点象妇人乳形也”。义训方面，如：“逆，不从也”，“吻谓唇两头边也”，“眩，视不明也”，“聆，听也，耳所听曰聆也”。
从上述李斯《苍颉篇》对汉字的训释来看，当时的解词释义工作已经比较成熟，对后世影响很大。杨树达先生即指出：“斯（李斯）所著《苍颉篇》，书虽已佚，就其佚文观之，训眩为目视不明，……训聆为耳听，知许君（许慎）依形求义之术，实创自斯。”(13)
3、《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中，已出现了没有重复字的字书。
《汉书·艺文志》叙录载：“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14)又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15)这是说扬雄采进爰礼等小学家对文字的说解，作了《训纂篇》（初稿）后，又对《训纂篇》（初稿）进行修订，改易掉《训纂篇》（初稿）中与《苍颉》相重复的字，写成字稿《训纂篇》。由此可知，《训纂篇》定稿是一部没有重复字的字书，因为《苍颉》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定本，扬雄是不会将它加以改易的；况且据史志记载，扬雄这所以要作《训纂篇》，是由于他认为“史篇（指字书）莫善于《苍颉》”，因而要仿《苍颉》而作《训纂篇》。扬雄既然认为《苍颉》是最“善”之作，是不会对它改易的。另外，扬雄作了《训纂篇》（初稿）之后，之所以“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正是因为《苍颉》是最“善”之作，篇中没有重复字。他要仿作《训纂篇》，也就必须要作到这一点。扬雄仿《苍颉》作《训纂篇》，“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反证着《苍颉》篇中没有重复字。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象《凡将篇》、《苍颉》、《训纂篇》等篇中无复字的字书。钱剑夫先生指出：“一部辞典没有重复的字词，而且是分类检字的，现在看来已不稀奇，且为起码的条件。但在两千多年前的当时，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16)
以上我们主要从辞书学的角度，探讨了周秦西汉时期语言研究的成果。辞书总是以汉语的字词为核心，综合运用当时语言研究的成果收词释义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也同样如此，它们综合反映着周秦西汉时代文字训诂研究的实绩。从文字研究的角度看，洪诚先生指出：“六书之学起于西周，这就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始。”从许慎《说文解字》到现在，“六书”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字学的核心内容。《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中，不仅已经包括着关于汉字理论的著作，如《八体六技（书）》；而且还包含着对“六书”理论的具体实践。另外，为适应童蒙识字教育的需要，为“书同文”的需要，周秦西汉时期已经按“分别部居不杂厕”的原则，编出《急就篇》等“汉字常用字表”类著作，和《凡将篇》、《训纂篇》等没有重复字的字书。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的方字研究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系统的阶段。从训诂研究的角度看，不论《史籀》还是《苍颉训纂》、《苍颉故》，都已经对汉语字词的抽象概括意义作了归结总结。为了更好地训释汉语字词的古义，那时的字书已经对训诂释义的三种方法——声训、形训、义训作了全面的应用。周大璞先生指出：“训诂的第一要义是要揭示字、词的抽象的、概括的意义。”《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说明着当时学者对汉语词义的研究已经开始进入比较科学的领域。总之，《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著作，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辞书研究的兴起，而且还标志着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
三、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的一点认识
《汉书·艺文志》所载周秦西汉时期的小学著作，其绝大部分都是字书及字书的注解，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辞书研究的兴起，也标志着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那么，如何从现代语言理论的高度，正确评价以字书编纂与注解开始的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地位呢？
张志公先生指出：“大家都把语音、语汇、语法并列为语言的三要素。我对这个提法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三者并非处于同一个平面上。我认为第一个层面是语汇……第二个层面是语音和文字……语言的第三层面是语法。”“我认为语言诸要素当中，无论针对语言事实本身，还是针对语言所体现的交际功能来说，第一位的因素是语汇，而不是语法。”“这种认识和分析，应该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而汉语由于自身的特点，这种认识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17)
我们认为张先生的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并且这种见解也是与普通语言理论相符合的。语言作为一个层级体系，语素是最关键的接合部。语言作为语音、语汇、语法三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语汇是第一位的要素，因为语汇即是可成词语素及语素组合的总汇。人们常说“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就是针对可成词语素及语素的组合——词与短语的总汇——语汇而言的。语言功能，无非是交流信息、或者说是传情达意。这个“信息”或“情”“意”的载体，也正是语汇。
张先生的见解，主要是依据现代汉语而提出的。如果承认这种见解还符合现代汉语，那么对于以单音词为语汇主体的古代汉语来说，这种见解更加适合。
在古代汉语中，单个的汉字、音节、语素、词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语素、一个词。因此可以说，在古代汉语语言层级装置中，字（语素、词）就是最关键的接合部，因之，文字、语汇的研究应该就是当时语言研究的重心。从古到今的不少大学者，也都有相似的见解。如南朝梁著名文论家刘勰就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18)这是说“字”是作文之始。清代语言学大师戴震亦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9)这是说“字”为解义之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指出：“学习古代汉语，对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方面的知识，都应该学习，但首先应该强调词汇方面。”“我们学习古代汉语，重点必须放在词汇上。”(20)这是就学习语文而言。
刘氏、戴氏、王氏的见解，不仅符合普通语言理论，而且也揭示了中国古代何以字书（辞书）盛行的实质。作文通经通古籍，都必须以对字词含义的正确理解为基础，文字、语汇因之成为古代语言研究的重点；而当时辞书，亦总是以语汇（包括文字）研究为核心，综合反映着当时时代语言研究的成果，为学习文化提供可靠的“金钥匙”。
由于语汇、文字在语言诸要素中的地位很重要，更由于汉语缺乏通过形态来表现的、相当复杂的语法条例和规则，所以我国周秦西汉时期的学者就把语言文字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最迫切需要的方面，对语汇文字加以研究，并且把它们综合体现在当时所编的字书及字书注解之中。《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其主体即是字书的编撰与注解，它们正是对语言三个层面中较深层面——语汇（包括文字）层面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因之，我们完全赞同张志公先生的见解：“我国学者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较深的层面，这是很有眼光的，至今仍然领先于世界。”(21)
注释：
①吕叔湘等《马氏文通读本》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②⑥王力《中国语言学史》9-11页、2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14)(15)《汉书·艺文志》1719-1722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④各篇目详情参见拙文《周秦西汉时期的语言研究初探》第一部分——复旦大学九○级硕士学位论文。
⑤参见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1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⑧⑨⑩史游《急就篇》33-34页，岳麓书社1918年。
(11)(16)钱剑夫《中国古代辞典试论》73-74页。载《辞书研究》1989年1期。
(12)扬祖希《辞书学绪论》，载《辞书论集》232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13)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载《杨树达文集》之九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7)(21)张志公《汉语语法的再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3期。
(18)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306页，中华书局1986年。
(19)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载《戴震文集》140页，中华书局1980年。
(20)王力等《古代汉语》3-4页，209页，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