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从“资本论”的创作看[*]_资本论论文

再论《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从创作《画说〈资本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经济学巨著的开篇部分，但却是最基本的、最本质的部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科学的方面，也有片面的、不科学的方面。但只要人类社会仍处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集中反映这一学说精髓的《资本论》就不可能“过时”。

关键词：《资本论》 “过时” 《资本论》体系

一、怎样看待和认识《资本论》的历史地位

现在，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过时”了，认为《资本论》的理论已不再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对此，我想提出以下三点不同的看法：

第一，最近，江西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任总撰稿人的《画说〈资本论〉》四卷本，该书由《资本论》理论研究者与美术工作者合作，用连环画形式，图文并茂地再现了《资本论》的创作过程、理论原理和科学体系。该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欢迎，不到一年的时间，连续印刷多次，发行量已突破五万套。有位著名学者跟我开玩笑地说：“你写了这么多理论著作，大概都没有《画说〈资本论〉》的影响这么大，这是你借了马克思的‘普照之光’的缘故。”事实确实如此。我想，这一出乎意料的发行量，正说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资本论》已经“过时”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甚至是无知的说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为研究经济学花费了40年的时间（从1843年至1883年），为写作《资本论》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资本论》出版至今的一百多年间，即使马克思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资本论》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有过的、现在依然有着的重大的影响。从人类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的著作、伟大的经济思想，没有什么“过时”或不“过时”的问题；这就如哲学史上，人们也不会提出柏拉图的著作和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黑格尔的著作和思想是否“过时”这一类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是不会“过时”的。后人的经济思想是而且必然是前人经济思想的继续，总是在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科学的、合理的成分的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简单地宣布《资本论》“过时”本身就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第三，更重要的是，《资本论》阐述的理论原理，《资本论》得出的一系列理论结论，在当代仍然是科学的，依然闪射着真理的光芒。直到现在，我们还得不出“超越”马克思的结论。对这一点，我想作一些展开论述。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正式出版。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我们现在读到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是根据马克思最后修订、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正式定稿的德文第四版翻译的。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从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经过120年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才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稳固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在这之后，当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后，就开始着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这时，正值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这场工业革命的成果，现成地送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抓住了机遇，很好地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翻天覆地的生产力革命。这场大革命，在英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极大地稳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状，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所以，在1848年，在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当时年仅30岁的马克思和年仅28岁的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彪炳千古的《共产党宣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里所说的“革命”，就在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他们认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作用，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在那一时代恐怕没有人作出过。当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矛盾的分析中，科学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曾经有过巨大的发展；而在经济的巨大发展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应的经济思想的“超前”发展。在工业革命开始时，对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发展作出理论论证的经济学大师就已诞生，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就是亚当·斯密。斯密在工业革命初露端倪时，就已预感到这场革命将引致生产力的大发展，将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对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深刻的论述。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讲的商品经济，是从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的角度来理解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则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概括的经济形式。18世纪中叶，在商品经济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的同时，市场也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和基本形式。斯密在他的两本书中，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特征作了深入的论述。他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经济的顺利运行完全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依靠“看不见的手”就能自然而然地使资源所有者的利益得到最合理的实现。实际上，依靠“看不见的手”就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1776年，他又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命题——国家作为“守夜人”的理论，即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主要只限于三项：一是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压迫；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这也就是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应该说，一方面听任“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两个“信条”就成为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特征的最典型的写照。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定，市场的自发作用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可是，还在英国的产业革命结束之前，1825年爆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对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自信提出了挑战。之后，每隔大约10年爆发一次的类似的经济危机，更深刻地说明已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有严重的缺陷的。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顾事实，拼命地说明经济危机只是“偶然的”，市场的自发作用依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以前，包括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尚能面对经济现实提出问题，得出某些科学的结论；那么，30年代以后，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西方经济学家们走着一条相反的道路，即绝对地信奉“萨伊定理”，根本不顾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严重失误这一现实，从事与经济发展的事实相背离的经济学研究。无论是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还是之后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再以后的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等等，尽管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运用了当时最新的数学方法，但在总体上都要证明：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但事实决非如此！所以说，在19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经济学是沿着与经济现实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一直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才迫使西方社会对既有的经济体制，对传统的“信条”作出反省。首先出现的就是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新政”（New Deal）或者说“新举措”之“新”，就在于对既有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放弃了听任“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旧“信条”，开始实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新举措。过了三年，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动了经济学说史上称作的“凯恩斯革命”。这场“革命”对原有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一向被看作“真理”的“萨伊定理”受到了批判。凯恩斯宣称，市场并不能自发地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相反还必然产生“有效需求不足”；他开出的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药方”，就是另辟“国家总揽”的新径。在此基础上，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念出现了转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新的理论结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一是“看不见的手”依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不再是唯一的作用；二是加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形成了“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新思路。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一时代，西方经济学并没有醒悟到“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经济学理论证明的是相反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马克思直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审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实际，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混乱局面、对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误，应该作出怎样的回答呢？马克思正是在西方经济学拼命论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和谐”发展的时候，揭示出它们的矛盾的，提出自己的独特的理论见解的。马克思的回答并不像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那样，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只是停留在所谓的“对策”研究上。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现实矛盾的分析，发现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以及这些矛盾发展的趋势；他依据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趋势作出总体论述。所以，马克思要回答的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现实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这些矛盾是西方经济学家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的，而且也只是从现象层面上意识到的，也只是在所谓的“对策”层面上探讨问题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探讨，不仅在经济思想史上，而且对当代现实都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

记得英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作为一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她在1942年出版的《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过，长期以来，西方学院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是“不公正的”；她认为，西方经济学现在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在这之前一百年就研究过了，并在之前70多年发表的《资本论》中就作了极为广泛的论述。同时，她也提到，马克思与凯恩斯在经济学研究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其中主要如：面对他们生活的社会，都力图抛弃传统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问题的局限，开始把经济学引向宏观经济研究；他们都看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就在于失业的存在、贫富分化的加剧；他们也都认为，自发的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难以达到经济的“和谐”发展的等等。罗宾逊夫人的这些说法尽管有许多片面性，但至少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当代人研究经济问题还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这种认识，罗宾逊夫人在晚年（她在1983年才去世）也没有改变。

总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否“过时”，不能凭那些没有研究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甚至连《资本论》也没有读过的人信口说来。我们认定马克思经济学没有“过时”，是因为它不是对某些经济现象的直观式的描述，不是对解决某些经济问题的临时性的“对策”研究，而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总体研究，科学地揭示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一方面可以肯定，《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论述是科学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肯定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处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集中反映这一学说精髓的《资本论》就不可能“过时”。即使与当代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浅层次研究（如所谓“对策性”研究）相比较，《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深层次的研究（如关于本质、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也决不会“过时”。

二、怎样理解和评价《资本论》的体系

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应该说以前是有偏误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1843年开始的，到他1883年去世整整40年。对经济学的研究，是马克思一生的主要的科学事业，《资本论》则是他一生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1843年，马克思对经济学理论还知之甚少，他是在确立科学的世界观的过程中，通过阅读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参与当时的经济问题的争议之后，才逐渐丰富自己的经济学知识，进而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的新见解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1843年到1857年上半年，这15年是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是搞清楚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为此他阅读和研究了当时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后一个时期从185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以下，我对后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与《资本论》体系问题作一些展开分析。

1857年下半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马克思认为可以动手写一部经济学著作了，他把这部著作正式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当年8月，他就写了一篇未完成的、但却影响很大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结构计划”；之后，他又在“五篇结构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这六册依次为：《资本》、《地产》（或称《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或称《国际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是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这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三个基本的条件和主要的经济关系，或者说反映当时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三大阶级的存在、发展及其关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发生着重大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就要对这三方面内容分别作出详尽的研究。研究这三部分之后，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要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在马克思看来，对一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考察，只有在国家这一层面上才能求得统一，才有一个总体性的概括。在对国家这一主题研究之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马克思是从最抽象的问题开始研究的，再一步一步进入具体问题的研究，最后达到世界市场这一最具体的层面，这时，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才能从整体上全貌性地展现出来。

在以上的“六册结构计划”中，“资本”是第一册。“资本”这一册主要研究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资本》这一册主要研究四大问题：一是“资本一般”，即最抽象形态的资本；二是“竞争”，即相互竞争的许多资本之间的关系；三是“信用”；四是“股份资本”，马克思把股份资本看作是资本的最高的形式，是包含着扬弃自身的资本形式。

进一步要说明的是“资本一般”的内容及其起点问题。马克思把“资本一般”又分作三章：第一章研究商品；第二章研究货币；第三章研究资本本身。其中第三章又分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三项内容。这也就是说，商品是资本的最抽象的要素和范畴，研究了商品范畴才能理解货币的本质，研究了货币范畴才能理解资本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后来就是以商品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始基范畴的。从最抽象的、最简单的商品范畴开始，一直到最具体的、最复杂的世界市场范畴，这之间存在着一步一步上升的逻辑关系，同时，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也是一步一步展开和深化的。

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著作分作六册，是在1857年底和1858年初就确定了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完成的经济学手稿，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按“六册结构计划”来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六册结构计划”的开头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的起首两章。在第一分册的《序言》（实际上是整个“六册”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到了“六册结构计划”。这是马克思生前在公开出版物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到“六册结构计划”。他提到：“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之后，在1860年下半年和1861年上半年，马克思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并在1861年至1863年上半年间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手稿，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按照原先的计划，第二分册主要论述第一册《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的第三章资本。在对资本的深入论述中，大约在1862年底，马克思对原先的写作计划作了调整，决定把他正在写作的经济学著作定名为《资本论》，原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改作副标题。这样，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著作正式定名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实，马克思虽然对他原先的写作计划作了调整，但并没有改变他的“六册结构计划”。马克思似乎感到，他的有生之年是难以按“六册结构计划”完成全部经济学著作，他只能完成属于“基本原理”的第一册《资本》。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他整个著作的最难论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作进一步的论述了。1863年之后，马克思就是以《资本论》为名写作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这时，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分作四册（有时也称作“卷”），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理论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前三卷所论及的，其实只相当于“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资本》的第一部分资本一般（商品、货币、资本）的内容。

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同时也程度不同地留下了以后三册（卷）的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出版后，马克思继续做好两件事：一是对第一卷作进一步的修改，其中包括结构、理论原理论述上的一些重大修改；二是对第一卷的法文版作了认真的校订，对原来的表述也作了许多修改。这就是说，马克思从来不认为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是什么“绝对的真理”，相反马克思一直依据经济现实的变化，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把《资本论》看作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把《资本论》中的理论表述看作是不可更改的“教条”；或者相反，因为《资本论》中某些理论表述的更改而断言《资本论》“过时”了。同时，我们现在读《资本论》时，会发现正文下有许多注释。马克思不惜花费很大的篇幅写下这些注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世人宣布，他的许多理论结构都是在发展前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决不是脱离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大道而形成的，更不是脱离人类文发展的大道而形成的，而是随着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的光辉结晶。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是否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开放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有的《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这一宏大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一点，对我们现在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很有启发的。

第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要对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作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是要从本质上，从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不是针对某些局部的、表象的问题作出只是对策性的、描述性的说明。这种总体性的研究，不只是在《资本论》中，更是在“六册结构计划”中得到真实的、整体的反映。

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已经表明，马克思经济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大量地吸收了前人经济学理论的优秀成果，也大量地吸收了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如果把以上三点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经济学巨著的开篇部分，但却是最基本的、最本质的部分；由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他的全部的、庞大的经济学写作计划。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科学的方面，但也有片面的、不科学的方面。这个不科学的、片面的方面就是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程度不同地封闭在《资本论》论题的界限内。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主要还是限于对“资本一般”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一般”之后的，如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等问题，没有能作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生活在我们这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勇敢地担负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重任，应该把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经济学巨著继续写下去，应该把马克思提出的、但他没有能作出进一步阐述的“六册结构计划”中的其他论题继续探索下去。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对马克思经济学作出适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现实的新发展！

如果从我以上提及的这些方面来看待《资本论》，我们对《资本论》的现实意义、理论地位和科学价值也许会有一个更为真实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的认识也许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 本文是根据我1996年9月25日在江西财经大学的学术报告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康静萍女士为整理本文的初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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