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的文体差异及其对意义生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论语论文,其对论文,文体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8）03－0176－03
钱穆先生在《孔子传》开篇就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1] 如果说，孔子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那么，柏拉图则影响着西方历史每个时期，波普尔这样评价柏拉图：“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总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2] 诚然，孔子和柏拉图对各自民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在于他们各具特色的原创智慧。但我们也应看到，作为承载思想的文本《论语》和《对话录》的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言说方式，对他们思想的广泛传播无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研究孔子和柏拉图思想时，不能忽视《论语》和《对话录》的文体特征，掌握它们促进思想传递和召唤读者参与的积极意义。虽然《论语》和《对话录》都由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对话情境组成，但二者的对话模式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其意义生成方式也各有特色。本文试图从文本著述者、文本对话模式、文本接受者三个角度来剖析《论语》和《对话录》的文体的文化差异及其对意义生成的影响。
一、文本的著述者与意义生成
任一文本都是著述者加工创作而成的，凝聚著述者的心灵体验和价值评判，著述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发挥巨大作用。然而，《论语》是语录体，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言行活动的载体。孔子“述而不作”，“作”的不是孔子，而是孔门弟子。也就是说，《论语》的著述者是孔门弟子，而不是孔子。但在《论语》中，却很难见到孔门弟子加工创作的痕迹，他们在把恩师孔子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自己却悄然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因而著述者在文本中是缺失的，他们在文本意义生成中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对话体，虽然主要记载的是苏格拉底和他者的对话，但已不是对苏格拉底的对话的忠实记录，而主要是柏拉图加工创作而成的，是柏拉图个人文学才华和哲思灵动的生动体现。正如罗素所说：“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而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就连柏拉图本人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里的谈话是真像他所记录的那样子进行的。”[3] 说到底，作为著述者，柏拉图主要是在文本中借助苏格拉底和他人的对话来阐发自己的哲学学说的。因而著述者在文本中是在场的，是文本意义的主要生成者。
在《论语》中，作为著述者的孔门弟子并未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体验，而是为了传播孔子思想，因而在著述中体现了著述者缺失的显著特征。而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柏拉图本人很少在对话中出现，但这并不影响他自己思想的传达。因为他不是通过某个人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而是通过对话整体来显示他的思想的。“很可能戏剧诗人仅仅通过戏的整体、通过情节而非言说（也就是他的角色的言说），揭示了他自己的思想。”[4] 因而柏拉图的《对话录》无疑是柏拉图个人创作而成的，他是这部著作的著述者。尽管在他的对话对话作品中大量言谈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中心展开的，但苏格拉底只是他的著作中的一个角色。
同样是学生，同样是对老师怀着无限的敬意，为什么对老师的言谈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著述态度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孔子和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去探寻。孔子处于中国春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孔子认为造成当时政局动荡的原因在于“礼崩乐坏”。因而要重建社会秩序，必须要加强礼乐文化建设。而礼乐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孔子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也是礼乐文化的坚定实践者。他的这一思想必然会贯彻到日常教学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言行操守。学生从而自觉维护师道尊严，将老师的言传身教奉为行动指南。只有忠于而不是对老师批判，才是对老师最大的敬意。这一点对于孔门弟子而言，是不容置疑的。从《子张篇》即可看出孔子弟子叙述孔子对话时的心理状态：“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得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
再看柏拉图。柏拉图身受希腊理性主义精神的塑造。求真精神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希腊人经历了一个从认识自然到认识自我的超越过程，具有强烈的探索真理的热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形象中看出，他以探索真理作为终身使命，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是西方第一个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哲学家。他穿街走巷，孜孜不倦地寻求和别人对话，然而，他不是为了把别人驳倒，而是为了和别人一道探索真理；他不仅批判别人的错误观点，而且常常自我批判。他说：“不能反驳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反驳苏格拉底倒是很容易的事。”正是求真和批判精神奠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品格。作为苏格拉底最心爱的弟子柏拉图无疑受到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感召。柏拉图知道，对老师真正的敬意并不在于全盘接受老师的思想观点，以传播老师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恰在于以审慎的态度审查和批判老师的观点。因为柏拉图认为，“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这与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使柏拉图的《对话录》摆脱了单纯的语录体模式，鲜明地体现了著述者柏拉图的创作个性。
二、文本的对话模式与意义生成
《论语》和《对话录》主要由一系列具体对话场面构成，即对话双方围绕某一话题，通过提问和回答来获得真理。《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和弟子之间的对话，孔子是对话的主要人物，他控制着对话的进程；《对话录》主要记载苏格拉底和社会名流的对话，苏格拉底是大多数对话的主要人物，他推动着对话的发展。然而，他们控制话语权的方法却有很大差别。孔子主要借助回答问题获取对话的有利地位，苏格拉底则以他的提问而著称于世。
在《论语》中，孔子始终以一个诲人不倦的师者面孔出现，对学生思想言行进行评价教导，并随时接受学生的提问，为学生释疑解惑。《论语》的对话模式一般为“子曰——问——子曰”式。（据统计，文本《论语》中的“子”共用431次，特指孔子的就有375次。“曰”字用755次，大都作“说”、“道”解。“问”字用120次，作“发问”讲用117次。[5]）在这一模式中，第一个“子曰”大多为孔子向学生传授道理、讲解学问；“问”则为学生就孔子授课内容提出疑问；而第二个“子曰”则为孔子针对学生的疑问作出进一步解释，从而统一思想，形成一致结论，达到教化目的。从《论语》文本中可以看出，学生往往对孔子的回答深信不疑，很少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这种问答体中，每一段对话看似两个主体，其实是一个主体的行为。另一个主体只是为这一个主体的言行提供契机，而不是平等的对话和参与。”[6] 也就是说，在《论语》中，提问者（学生）在回答者（孔子）面前基本丧失了发言权，他们只不过是孔子声音的附和者。如《为政篇》记载孔子谈到他的得意弟子颜回时，说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正是学生的“不违，如愚”，造成《论语》中的对话缺少辩驳环节，缺少推导过程，大多以“一问一答”作为一小结，鲜有两个以上回合的交锋。作为老师，孔子对他的学生实行的是“以有知教无知”的教育，老师是有知者，学生是无知者。无知者需要开启心智，有知者理应肩负起启蒙灌输的责任，以澄清无知者的疑惑。因而，“回答”必然构成了《论语》对话模式的中心环节，孔子的“回答”也就构成了《论语》对话的灵魂。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并不以回答问题见长，而以提出问题作为控制对话的手段。他通过提出问题来迫使对方放弃错误观点，获得在对话中的有利地位。其对话模式呈现为“提问——回答——追问——修正错误观点”等反复交替的动态辩论过程。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自称无知，而与他对话一方则自称有知，苏格拉底向对方求教，即提出问题，对方作出回答，这是对活的第一阶段；接着苏格拉底就对方的回答提出质疑，展开论辩，这是对话的第二阶段；最后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追问，迫使对方对自己深信不疑的观点进行反思，并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是对话的第三阶段。这一对话模式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7] 而在这一对话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回答”，而是“提问”，是苏格拉底犀利的提问推动着对话的深入展开，提问使对方观点前后矛盾，提问也构成了柏拉图对话的灵魂。为什么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把提问作为其对话的中心环节呢？这是因为作为对话的主要参与者苏格拉底不像孔子那样以全知者和教师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出现。而与他谈话的一方也不是雅典的普通公民，而是那些在希腊社会享有较高地们的人物，如智者普罗泰戈拉、修辞学家高尔吉亚、吟咏诗人伊安等。他们都非常相信自己的智慧，如美诺就说他“愿意为任何一个希望请教他的希腊人答疑解难，而且他能回答任何问题”，欧绪弗洛也说：“哎呀，苏格拉底，如果对所有这些都没有准确的知识，我就是一个无用之徒，我欧绪弗洛就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对方双方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另一方，双方以探索真理为使命。
三、文本的接受者与意义生成
现代解释学认为，任一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参与，才能获得新的生命，生成意义和价值。《论语》和《对话录》的意义也正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由无数读者的阅读建构而不断生成的。《论语》中的对话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孔子的言传身教易于走进普通人的心坎。当后代读者阅读《论语》时，就形成了孔子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孔子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一方面使《论语》超越历史，获得新的生命，另一方面读者从中接受教导，《论语》思想得以传播。《论语》对读者的召唤和牵引主要在于伦理道德的教化和情感意识的积淀。孔子的思想已渗透到民族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规范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这与孔子《论语》的言说方式是有着深层联系的。如上文所述，孔子与学生的对话是缺少争辩过程的，面对学生的提问，孔子总是言之凿凿，不容置疑的，而学生对孔子的回答更是深信不疑，并将孔子的话语奉为至理名言，作为自己道德修炼和价值判断的准则。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君子忧道不忧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主要采用格言警句的形式把他的人生感悟和道德信念植入中华民族的深层土壤，并内化为民族的心理欲求，稳稳地扎根在中国人情感意识的深层。朱熹在谈到阅读《论语》的方法时说道：“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8] 因而，孔子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主要形成了一种单向传递的关系，孔子对读者的影响和教导是积极主动的，而读者在对话中则更多地表现为接受，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孔子的地位在读者心目中的提升。孔子不再是《论语》中的那个“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快乐的长者了，而被神化了，成为“圣人”了。第二、孔子的言语对读者的思想品德修养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要将孔子的回答当作“今日耳闻”，加以“切己”，则终身受益无穷。
柏拉图的《对话录》则富有诗化的描写，大量的神话、故事、比喻、幽默、反讽等把读者带进了一个个神奇的世界，让读者流连忘返，激发了读者的兴趣，从而形成了柏拉图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与《论语》不同，柏拉图的《对话录》大多没有一个观点鲜明的结论，而呈现为开放式的结构，因而给读者悬置了一个巨大的参与空间，读者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因而，柏拉图和读者的对话就不再是一个单向传递关系了，而主要表现为双向的传播关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总是坚持探索，但从不坚持探索得出的结论。同时，他也从不轻信对方的结论，总是对对方自以为是的结论表示怀疑，并通过不断的诘问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结论并非完美无缺。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有时驳倒了对方，有时被对方驳倒了，有时双方互不让步，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双方借着对话进行了重新思考。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所说：“那么少想一些苏格拉底，多想一些真理。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全是真的，那么你们必须表示同意；反之，如果是假的，那么就用你们拥有的一切论证来反对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总是想调动读者参与讨论，而并不让读者被动接受自己的一切，而是要做出自己的思考。这一点黑格尔是深有体会的，他说柏拉图的对话体“充分避免了一切肯定、独断、说教的作风”，“容许与我们谈话的每一个人有充分自由和权利自述和表现他的性格和意见，并且于说出反对对方、与对方相矛盾的话时，必须表明，自己所说的话对于对方的话只是主观的意见”。[9] 因而，与《论语》意义生成方式不同，柏拉图的《对话录》的意义生成并不表现在伦理道德领域，而是体现在理论理性的培养，善于批判和反思的柏拉图弘扬了西方文化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就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与孔子形象不断被神化和圣化不同，苏格拉底在读者心目中则始终保持平民形象。尽管苏格拉底之死具有殉道意义和宗教情怀，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因此而被圣化，倒是他的不修边幅、穿街走巷、屡有惊人之举的平民形象已深入人心。关于他的故事和笑话，层出不穷，给读者带来不尽的乐趣。譬如在19世纪美国学者爱默生眼里，苏格拉底这个老迈的哲学家，就像一个拥有一个富兰克林式智慧的人，一位长着双大耳朵的平易近人的老大叔，一个极其健谈的人，一位精明强干的幽默大师和一个平民百姓中的伊索。[10] 第二，柏拉图的对话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格，柏拉图关心的是“美”、“勇敢”、“正义”“友谊”、“虔诚”等的普遍定义，而不是它们的具体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或特定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容易达成共识，而在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或在建构人的精神家园时，人们则很难获得一致结论。因而，柏拉图的大多数对话的结尾必然是无结论的，即没有确定结果的“问与答”，呈现出开放意识。正是这一没有确定结果的“问与答”使得他的对话具有鲜明特色，永远召唤着后世读者深入思考这些人类重大命题，后世读者也正是通过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提问的回答和思考推动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07－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