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古今方志与编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国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1999）02-0131-06
中国地方志的编修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源后，从秦代的地图，汉代的计书和地志，到隋唐时期的图经、图志，至宋代，中国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进一步完善并趋于定型，以后各代，全国地方志的编修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因此，中国人自古就有“盛世修志”之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艰苦努力，编纂和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各种类型的地方志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宋元以来所修的方志，保存至今的有8200多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当前全国编修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新方志的特点和作用是：它可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解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和社会各界从实际出发，借鉴历史的经验，进行有效的决策，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可借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可查的，系统的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业务知识和文化水平；同时可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此外，还可以补国史之缺。因此，编纂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被列为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项目。199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李鹏号召“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并对全国各地全面完成三级志书（省级、市级、县级）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明确提出：“志书是有独特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政府主要领导的职责”，并提出坚持“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坚持“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可见中央对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的重视程度。
一
地方志作为我国优秀文化形式之一，在周朝就开始出现了。当时不仅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也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侯国的历史。地方志的名称，最早就见于《周礼》，当时也叫做“地志”，就是“地方志”或“四方志”的简称。此后，历时两千数百年迄至现在，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方志由古代诸候国的史书演变而来。从东周解体到秦王朝统一中国前的几百年间，各诸候国都设有史官，记述史实，所记述各诸侯国的历史名称各国不一，如晋称之为“乘”，楚名之为“梼杌”，鲁称之为“春秋”。这类书就是周朝的鲁、晋、楚等诸侯国的地方志。历史上有孔子见百二十国宝书，墨子见百国春秋的说法，可见诸候国史官所撰史书之多。各种不同名称的诸候国史书，就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地方志，都有志书的“存史、资治和教化”价值。
有人还说，地方志导源于《禹贡》和《山海经》。《禹贡》、《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著作。《山海经》为18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全书3.1万字。 北宋时编纂的《元丰九域志》和《舆地广记》以《山海经》作为参照之书。《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仅1193字，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以此为纲，分述各地山岭、河流、物产、贡赋、交通等情况，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全国区域志。从两书的内容看，可能是战国时期史官的著作或者是作者依据史官记述加上旅行调查所得资料写成的。鉴于此，说地方志源于地理著作和源于史书的说法并不矛盾。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地方志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官》和东周时期的《诗经》有关。前者多处提到“方志”一词，并将古方国史统称“方志”，历代学者常常将《周官》所述古方国史与古地图相齐并论，因为地方志与古代地图有着密切的关系，“图经”则是既有图，又有文字说明的地方史料，直到现在，地图仍是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是方志艺文志的先导。《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篇，记述了当时各地方的民歌。
综上所述，我国优秀文化形式之一的方志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别史、地理书、地图和近似于后世方志某些特征的其它书籍综合而成，它们都是侧重于某个方面，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演进、成熟和完善起来。
在秦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了解各地的经济、贡赋、风俗、民情等，很重视资料编写和地图绘制。到了汉代，汉武帝诏令臣下编写“计书”和“地志”。“计书”是记经济、贡赋为主的；“地志”是记山川、风俗为主的。而且还命令各地按时上报，由国家太史府保管。西汉末年朱赣编著成记述地理风俗的总志《地理书》。朱氏之后，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的有利条件，收集了全国各地的地志资料，写成了一部全国性的总志，即《汉书·地理志》，该志分为三部分，首先述古九州地理，全录《禹贡》；其次记述了汉郡国山川、户口、水利、关塞、古迹、设官情形，似采录各地《图经》而成；最后述各地风俗，辑有朱赣的《地理书》，主要是分郡县记述了各地的建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书·地理志》实际上融合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成为历代正史地理志的典范，同时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和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性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以《畿服经》体例较为完备，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东汉以后，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的各种史地杂著名目繁多，有许多郡书和地理书。郡书就是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实为地方人物志。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以记述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内容。当时的郡国记、志有好几十种，可惜大部分佚失。现存的《华阳国志》就是东晋的常璩所编撰，共13卷，详细地记述了我国西南地区自远古至东晋的史事。还有尚存于世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许多学者认为是方志的雏形。我国历史上记述全国水道的巨著《水经注》，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撰，他年少时随父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后来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做官，到过全国很多地方，所到之处，注意实地考察，“访渎搜渠”，为编写《水经注》提供了重要条件。
隋唐时代，全国开始出现“盛世修志”，当时的中央政权有了诏令全国的修志制度，著录了比较多的地方志书。隋代有《诸州图经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等大型志书，其体例和内容都很进步。唐代继承了隋代图经的定期编修制度。州、县图经大都散失，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是目前仅存的唐代图经。根据各地图经、地志编辑的全国图志主要有《括地志》、《贞观郡国志》、《职方记》、《长安四年十道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元和郡县志》等十几部。《括地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魏王李泰主编，萧德言等人执笔的，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地理书，全书550卷，于贞观16年（642 ）成书。 唐代的杜佑分类编纂成《通典》200卷。唐代李吉甫久任宰相，熟悉全国情况，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 编成了《元和郡县志》42卷。总之，隋唐时期的方志以记载地理、政事并重，其体例初步形成。
到了宋代，国家更加重视地方志的编纂，朝廷专门设置九域图志局，各名都大县都有志书，全国有600多种。 北宋史学家乐史编成举世著称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征引浩博，考证精详， 改变了此前地志重记沿革地理，轻视经济、人文的方法，为后世各类地方志确立史、地、文并重的内容形式提供了范例。
北宋王存等人奉赦纂修的《元丰九域志》，是研究宋代经济地理的重要文献。北宋的《舆地广地》是一部有名的著作，与历代地志迥然不同，专记州县建置沿革、地名改易，实为全国区域地理专志。
南宋修志相当普遍，不仅名都重邑皆有图志，而且僻陋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传于今者有27种。现存最早的一部乡镇志《澉水志》，就是南宋绍定3年（1230）纂成的。全国地理总志方面， 著名的有王象之《舆地记胜》，宋祝穆《方舆胜览》。前者以南宋庆元建置为纲，详述166个府州的沿革，史料价值较高。后者仅记南宋17路，以地域为纲， 网罗天下文赋于一编，是不可多得的良志。
元朝历时虽短，编修地方志的工作继续开展，体例更趋完备，并基本定型。元朝的疆域比前代大为扩展，呈现了空前大统一的局面。在全国性总志方面，首创了“一统志”。从元世祖至元23年（1286）开始纂修，于至元28年（1291）成书，755卷，元成宗大德7年（1303）续修成了《大元一统志》1300卷，以路和行省直辖的府、州为纲，分类齐全，网罗详备。元代所修方志160种，大多是对前代方志的增补和续修。 由于元末动乱，许多方志散失，现存的仅有15种，如《至元嘉禾志》，《至正金陵新志》，《延祐四明志》，《至正昆山郡志》等。元代方志学者对方志理论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将方志纳入史书行列，对方志多元有了进一步认识，提出志书具有资鉴作用，同时对方志编纂学创见较多。
二
明代方志事业更为兴盛，从内容到体例向前迈进了一步，明太祖于洪武3年（1370）命儒生魏俊民、黄箎、 刘俨等人撰修《大明志书》，记述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的“地理形势，降附颠末”等。还令全国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道路、仓库等图志。李贤等人奉赦于天顺5年（1461）修成《大明一统志》90卷， 成为一部全国性方志的要典。全国各郡邑地方志的编修相当普遍，全国13个布政使司都有通志，有些省、府、州、县还曾多次修志，所修方志在1600种以上，流传到现今的达近千种。现存的有《洪武苏州府志》、《梧州府志》、《容州志》、《太原志》、《河南府志》、《辽州志》及各府州《图经志》等。府、州、县志数量相当可观，浙江最多，达113种， 甘肃也有14种。秦安县第一部县志《秦安志》就是胡缵宗在明嘉靖年间写成的，这部志书是当时西北名志之一。他还曾编过《巩郡记》、《安庆府志》等方志，79岁高龄时还应邀编纂了《秦州志》，成为著名的方志学家。
此外，明代还创修了通志（总志或大志）和关卫志。通志是以省为范围的方志，全国13个布政使司（行省）皆编有志书，传世的有16种。明代一些边防地区设有边关卫所，相应出现了以边关为单位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和镇志。
据统计，现存明代方志973种，从地域来说，南方较多，北方较少。从时间来看，嘉靖和万历年间种类最多，均在300种以上。 从体例和内容看，不泥于旧志成规，体例门目多有改进，采用纲目式，二级分类或三级分目志书日益增多，注重掌故，资料丰富，引用古籍档案较多，为后人研究带来方便。
清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但统治者重视修志，著名学者也参加了方志的编纂和方志理论的研究，种类多、数量大，体例严谨。清圣祖于康熙初年便着手编纂《大清一统志》，经过三次修订，于道光22年（1842）完成，共历5代皇帝，历经157年时间，成书560卷，按省、府州、县三级记述，内容丰富，考订精审。乾隆帝曾亲自审阅志稿，提出修改意见。乾隆、嘉庆之际，方志学独树一帜，蔚为大观。乾隆皇帝诏令全国各级政府每隔60年重修地方志一次，于是全国有一统志，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甚至一些大镇也有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在8264种方志中，清代方志有5685种，占70%。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现行31个省、市、自治区均有方志。
省级通志影响最大的是顺治《河南通志》和康熙《陕西通志》，这两部通志为各省编纂通志树立了样板，也为后来编纂的《大清一统志》打下了基础。雍正年间就编纂有《广东通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四川通志》、《山西通志》、《甘肃通志》和《福建通志》等19部省志。
清代方志品类繁多，政府官修志书居主流，基层单位修志极为频繁。府、州、县设有方志局、方志馆等机构，编成的方志数量比历代多好几倍。清代方志与明代相似，也有上百卷的宏篇巨著。乡镇志以江浙地区为最多，仅江苏就有几十种。清末还出现了大量为各地学校作教材用的乡土志。
清代知名学者参加了修志工作，出现了许多的志坛名人。最著名的有顾炎武、张沐、顾祖禹、章学诚、戴震、洪亮吉、孙星衍、段玉裁、钱大昕等，他们学有专长，各有著述，能将学术研究与修志实践结合起来，卓有建树。顾炎武从少年开始，就遍游华北，所到之处，访问风俗，搜集资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史地的研究，他用20余年的时间编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并指出了兴利除弊的方策。张沐一生著书23种，著名的有《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和《上蔡县志》等。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自小酷爱读书，他不就县令，而立讲学院、从事文史和地方志研究，著有《文史通义》、《方志分立三书议》、《修志十议》、《州县请立志科议》等方志学理论书籍，并完成《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天门县志》和《湖北通志》等的修纂。他编志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方志理论的内容，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戴东原、焦循、孙星衍、李兆洛等许多学者除了亲自从事修志实践外，还对如何修志进行了探索和概括。
清代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继续了宋、元、明志家对方志性质、功用、渊源的讨论和辨析，更加重视了编纂方法的系统研究，并出现了许多专论。清代学者还对古代方志展开了整理、利用和考证。乾隆年间，由纪昀等人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在史部地理类收历代志书数百种，还对志书优劣得失进行了评论。雍正年间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广泛采录了各地志书的记载。但清代方志大都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把宣扬封建道德伦常，表彰帝王官绅德政成为志书主要内容，而民生方面的记述却很略疏；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府对方志纂修严格控制，限制了志体创新和弊端的革除，在成书质量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中华民国，军阀混战，天下不宁，严重影响了方志事业的发展，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时续时停。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通令各地编修地方志，一些省还成立了通志馆，一些省区所撰通志因时局动荡而中断，但也出现了一些名优佳志，如《盐山县志》、《洪桐县志》，《平阳县志》、《龙游县志》等，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全国各省市普遍成立了方志局或方志馆，着手编修通志。当时不少社会名流和学者专家参与其事。由于政府的督促和学者的努力，陆续编出了一批有所创新的通志。如1936年编成的《甘肃通志稿》130卷首1卷，新设民族、民政、财富、教育、军政、交通等目，并附十万分之一比例的省总图（包括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1幅，九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县分图81幅， 还有历史沿革图30幅，篇目设计和记述内容很具科学性。1933年印行的《黑龙江志稿》62卷、1934年印行的《续修陕西通志稿》224卷首1卷、1935年成书的《察哈尔省通志》等也各具特色，多有新意。
民国时期一些有名的县志多产生于30年代，如《首都志》、《定县志》、《无极县志》、《巴县志》、《绥阳县志》、《长春县志》、《安阳县志》、《天津县新志》等。当时影响较大的有《新河县志》、《长葛县志》、《阳原县志》、《沙川县志》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国的方志编纂事业基本处于停止状态，但也出现了一些佳作，如黎锦熙主纂的《城固县志》、《黄陵县志》、《洛川县志》，顾颉刚、傅振伦主纂的《北碚志》等。1946年10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颁布了《地方志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对全国开展地方志编纂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未定志稿，如《贵州通志》、《江南通志》、《湖南省志稿》等也逐渐修定或刊行。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共修各类志书1571种，其中县志1074种，占总数的68%，省、市、镇、乡土等志共497种，占总数的32%。 从志书的质量来看，多因袭旧志的门目，一些志书仍采用文言文，大多对民国事记述甚少，流于年鉴式的近况介绍。故此，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虽然在方志的改造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方志编纂列入议事日程，1956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将编修地方志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编修新中国的地方志，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就倡议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1958年8月，周恩来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关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随即由中国地方志小组制定了《新修地方志条例》（草案）。此后，一些地方进行了县、市志的编写，并取得了初步成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领导下，全国从1981年起开始陆续编修新一代社会主义地方志，计划用十几年的时间，到2000年完成省、市（地）、县三级志书编纂任务。1983年9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85年4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领导报告的通知》，同时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讨论通过了《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1986年12月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胡乔木同志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从此，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7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主持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的修志活动，开拓了社会主义时期编修新方志的宽广道路。
我们目前正在编写的各级地方志从记述的时限来说，非补非续，所记述一地的内容，上自事物的发端，下止1990年或更晚一些时间，均为纵贯古今的通志。详细记述各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风土人情、人物、特产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实则地方的“百科全书”。从编写字数来说，一部省志约2000—3000万字，一部市志300 万字以上，一部县志100万字左右，全国上下数十万人搞此项工作， 确实是有史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字工程。
这次全国大规模编修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地方志，涉及到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上上下下，省（区、市）要修省（区、市）志，市（地、州）要修市（地、州）志，县（区）要修县（区）志，而且各级部门要编修各级部门专业志，涉及门类之全、范围之大、字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就甘肃省来说，要编写75卷省志，84部地、州、市、县志，每卷（部）平均按70万字计算，共计1.113亿字，还不包括部门专业志。 就新编地方志的内容来说，囊括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在编写指导思想方面，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科学分类，横排竖写、探本求源和详今略古的方法，从本地实际出发，力求资料齐备，内容翔实，记述全面，特点突出，体例得当，文风端正，与旧志有根本的区别，达到新地方志的质量标准要求，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全国各地修志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本届修志预计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约6000部。到1995年6月底，已出版2183部， 加上已定稿准备出版的3400余部，占总数的56.7%，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有过的。许多地方也是首次修志，已出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志书，1993年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佳志涌现。 1997年8月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不仅是对全国地方志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全国又有178种方志被评为优秀佳作，其中一等奖 51种，二等奖127种。这些志书成为全国新编地方志的典范。
本届修志还积累了数百亿字的各种地情资料，这是可供长期利用的、不可估价的地情信息宝库。同时，深入广泛地开展了方志理论探讨，总结了志书编修的经验，吸取了历代修志教训，从事新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方志工作的发展。
新编地方志工作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已出版的志书质量也参差不齐，虽有一大批优秀成果，但多数志书处于中等水平，少数志书在资料考证、篇目设计、内容编写等方面还存在程度不等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修志人员素质尚待进一步提高。因此，社会主义地方志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完成，还需各级领导重视，各级部门配合，编志人员继续努力，力争快速度、高质量完成这项新时代赋予的重任，并形成我国古今完整的方志体系，使新编地方志不仅有真正的现实价值，而且有长久的历史价值，确实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