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耕论文,市井论文,明代论文,论述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是人们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当这种等价物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不可少的对象物时，就会形成相应的货币观念，并愈来愈成为影响人生存、发展的观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既然货币和货币观念成为影响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影响也会波及作为情感（包括融于情感中的观念意识）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域，即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当引起文学表现形态的变化。因此，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是研究文学不可视而不见的重要问题，至少是探讨文学史现象的一种视角。
一
“货币观念”在本文中特指古代中国人在获取、使用、保存货币时所持有的对货币诸如获取的难或易、使用中价值的增或减、钱是死的抑或活的等世俗的体认，是存活于生活层面的世俗的货币观。这种货币观虽不同于马克思对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换手段、贮藏功能等属性的形而上的经典把握，但在其世俗化、生活化的观念形态里却包含着上述属性；而且这种世俗的货币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观，进而影响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审美观，并最终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形象、故事和艺术表现之中，从而形成相应的文学表现。本文正是从这种货币观念入手探讨货币观念的变化与文学表现间的关系。
一定的货币观念生成、依附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生产与交换方式改变后，货币观念方随之变化。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就成为文学变化的前提。本文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农耕文学”、“商业文学”两个阶段和类型，是基于中国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形态所引起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形态的事实。而将中国古代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形态划分为农耕经济与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则是以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为依据的。
马克思曾以交换方式为尺度，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之产物。”这是第一个阶段即蒙昧时代，人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货币未产生前的自然经济阶段；“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阶段。“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是第二个阶段即奴隶制、封建制时代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社会化的商品交换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的社会化产品经济阶段。② 其中，第四个阶段——“社会化产品经济阶段”是当今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而在第一阶段——采集式的自然经济阶段，纸质的文学尚未产生，故上述两个阶段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剩下的第二、第三阶段不仅大体适应中国古代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化进程，也适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化进程。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正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大部分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生产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而社会化的小商品交换形态则曾在明代嘉靖后期至万历时期的一定区域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此后又时现时隐，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较充分发展。中国文学发展的情形也大体如是。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农耕文学，而社会化的小商品经济活跃时期和活跃地区产生的与其商品观念相一致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商业文学③。至于对农耕文学、商业文学内涵的阐释，本文只着眼于其性质内涵的抽象和分析，而不做演变的过程描述。这不仅是基于篇幅的要求，更基于本文将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之趋势作为考察重心的写作意图而考虑的。
二
在中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所产生的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其经济的特征是土地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农耕经济处于社会经济的支配地位，即使是附带式的商品交换也带有农耕经济的特色——进入交换领域的主体物（地租和俸禄）都是以谷物为主体的等价物；同样人们的货币观念中总是渗透着浓厚的以土地为命的土地生产味道。
在土地生产方式下，人们认为手中握有的主要货币形态——谷物和谷物的替代品（纸币与金属货币）——总是随着其被使用而减少。故而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货币观念：钱谷是死的，用之则减少，唯有“收”和“守”方可保值。“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节，则其用自足”。④ 故而主张通过“障”、“守”、“收”的方法保存其价值。“君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⑤ 正因此，能守能收者方为智者强者。“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⑥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⑦。这种钱谷是死的，用之则减少，守、收方可保值的货币观正是农耕文化的货币观。
既然钱谷、货币来之不易，用之则减少，那么在如何消费上就形成了反奢侈、倡节俭的农耕文化的消费观。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天有丰年、灾年，而在中国（中原）大部分地区是丰少欠多。“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⑧。若只顾丰年吃饱，灾年就要饿死。“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⑨ 故而丰年须想着灾年，有粮时省吃俭用，细水长流。憎恶奢侈的消费观，将其视为民贫、国弱的根源。“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鉓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未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⑩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11)
这种反奢侈、倡节俭的消费观本身不仅反映着特定的人生价值观——以勤俭为美，以奢侈为丑，并由此而影响着人们对义与利乃至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 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13) 荀子说：“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14) 阐明了鲜明的褒义贬利、重义轻利的思想。桑弘羊说：“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15)，则进一步揭示出“重义轻利”的观念源于“重本抑末”的思想。因为重本——重视土地生产——可培养好的品格和善的道义；事末——从事商贾经营——则会孳生恶的品格。署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的《务大》对此有更深层的揭示：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稳重——引者），重则少私义（议——引者），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厚——引者），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受令——引者），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安居之心——引者）；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16)
“民农”——耕种土地——可培养朴实、稳重、易用（听话）、少私议、重徙（重家族）、死其处（热乡土）等好的品格；“事末”——经商——便养成不听令（不听话）、不守不战、轻迁徙（轻家乡）、遇患远避（自私）、好智多诈、是非颠倒的恶劣品格。事末（从事商贾经营）的人往往尚侈奢，所以古人有时也将侈奢视为产生恶劣品格的原壤。《管子》云：“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17) 桓宽《盐铁论》也主张“末修则民淫”、“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18) 由此可见，与土地生产者尚节俭、反侈奢的消费观相伴而生的是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和重朴实诚信、稳重而轻视邪诈、巧令的文化审美情趣。
从贮藏保值的货币观到反奢侈、重俭朴的消费观，再到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和崇尚朴实稳重、诚信易用、和家族、恋乡土的审美观，构成了农耕文化的观念层内涵。这种观念层内涵的核心是崇尚德礼，其本质是稳定性。它源于土地的稳定性。“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屋久而颓，衣久而敝，臧获牛马服役久而老且死，……独有田之为物，虽百年千年而常新。”(19) 土地稳定、久长，无颓敝老死之忧，无价值大幅度地跌荡之恐惧。百姓的生存可以完全依赖于土地，步不出乡就可以解决生活必需品。于是以土地为命的农民也就有了热土难离的浓厚的乡土观念。然而，一辈子居处于一方水土，需要有长处之法、长处之德、长处之作为，需有好人缘、好德行、好名声。而性格朴实，处事稳重，与人所交诚实守信，处人下，则易为人用，重礼义，轻钱财小利，无不是长处于一方水土的生活对人品的要求。由此可见，德礼崇尚产生于土地生产之上，并具有土地的稳定性本质。
这种农耕文化的稳定性本质，还可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中见其一斑。中国古代建立于土地生产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渗透着土地文化（农耕文化）的血液：强调土地所有者权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之家天下；建立于土地的耕种人群——家族——基础上的祖、父、子、孙辈分等级不可倒置的宗法等级制；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土地的所有者——家长——的集权制；与农民祖先崇拜、土地神灵（社稷）崇拜合而为一相联系而产生的政教合一等等。这种政治体制无不体现着土地生产的特性——对稳定性的企求。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这种体制所企求的最高理想。稳定性是其内在的本质属性。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政权的形式虽然曾发生种种变异，但对稳定性的追求非但未有改变且愈来愈走向强势。中国古代思想也因滋生于土地生产之上而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的色彩和稳定特性。其最鲜明、突出之表现有二，一是普遍的禁欲主义。中国的思想家，无论哪一派，都承认食色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时也都主张纵欲是非善的，只有克制非理性的欲，才能达到善或得道的境界。二是将善视为人的本性而追求善道的道德本体论。而中国古代思想的这两种特征皆源于土地生产方式。禁欲的思想源于钱来之不易、并随使用而减少的货币观念；源于由此货币观念而诞生的节俭的消费思想；源于保持家庭（包括子嗣传承）稳定的婚爱观念和礼法制度。以道德为本体的思想，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土地的稳定性，土地生产人群组织——家族——稳定性的社会要求的结果。中国古代的思想虽然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变化，但以德礼崇尚为核心的禁欲主义和道德本体论所体现的稳定特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农耕文学在以文学形式表现农耕文化观念时，体现出其特有的以德礼为核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为道德层面：即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尊崇明君贤圣，斥责昏君奸佞；爱慕忠臣义士，鄙视薄行小人；喜诚信稳重，恨奸诈轻浮；喜廉洁忠直，恨贪婪狡猾；喜宽厚和睦，厌量小好斗；重农抑商，重德轻利；怜贫厌富，扶危救困；倡节俭，杜铺张；慕白头偕老，悲朝三暮四；惩恶劝善……等等。第二层面为观念层面：由德礼的内聚力与情感的外张力所构成的矛盾对立的结构形态。诸如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情与理的冲突等。尽管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有着形态各异的表现，却都归结于一点：发乎情，止乎礼义。具体说来，外张之情与内敛之礼义间的关系呈现为如下情态：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或源自于对卑劣人格与污浊精神的愤慨，或对于官场争斗的厌倦而向往山水自然的闲适，意在恢复、维系高尚人格与理想境界（如屈原之《离骚》，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诗）；或由强烈情感形成的巨大张力，霎时间有突越理性界限的趋势（如李白《行路难》之类诗、韩愈《进学解》之类文、《水浒传》之类小说）；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在心里经过种种冲突、造成一阵阵苦痛之余，在德礼的城垣边上兜来转去，慢慢沉寂下来，其对于道德礼义的依附性远大于其向外的张力与破坏性（如杜甫诗，苏辛词，关汉卿剧）；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总是沿着农耕文化的价值主线——崇尚道德礼义——上下波动着。第三层面为审美层面：寻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温柔敦厚，同光和尘，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综上所述，我们称这种以礼义为精神内核，依附性大于外张力，追求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显示出平和、厚重、稳定性的文学为农耕文学。
三
社会化的小商品经济阶段是土地生产方式转向手工业生产方式，由生活必需品在自给自足不能完全满足后靠部分商品交换获得，转向在城市完全依靠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阶段。“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20)，获取货币已成为人们致富的欲望本身。这种经济形态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虽也有过缓慢的浮现，但主要集中地出现于明代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如杭州、苏州、扬州、南京、临清等），以及一些因自然条件贫瘠而普遍外出经商的商业家庭居住区域（如晋商、徽商等居住区域），出现于从经营土地生产转向主要从事于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市民阶层。尽管就全国范围来说，土地生产和土地所有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但市民们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人生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且其影响的范围远超出他们生活的区域而变成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文化、文学现象，乃至成为领时代之先的社会思潮。
明代自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在货币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大学士徐阶上书皇帝，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铜钱。南京、云南每年所铸一万文铜钱仅供皇帝赏赐之用，而将每年二万八千两铸钱之银，用之于官俸开支，使官俸一律用银代钱(21)。二是万历九年（1581）首辅张居正正式在全国施行“一条鞭法”，赋税徭役“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22) 由征粮、钱、银改为一律征银。前者使主要的消费者——官吏——投入市场的货币全是银子；后者以白银兑付赋税徭役，迫使从事土地生产者将大批的农产品通过市场转换为白银。这两件事的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促成中国货币质态完成了由一般钱币到贵重金属的历史转化(23)，货币的白银化初步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赋税徭役的白银化，迫使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与市场联姻和部分商品化，并最终促进城市以白银为主要交换媒介的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市民的货币观念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货币的职能发生了新的变化，白银货币不再只是充当体现农产品价值的附属物，而是成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了万能的功能。“天下之赖以流通往来不绝者惟白银为最。盖天下之物，无贵贱，无大小，悉皆准其价值于银，虽珍奇异宝莫不皆然。”(24) 明代嘉、万时期的皇族后裔朱载堉，用诗词形式表达货币无所不能的万能属性：“有你时肥羊美酒，有你时缓带轻裘；有你时百事成，有你时诸般就。……有你时人人见喜，有你时事事出奇，有你时坐上席，有你时居高位。”(25) 货币可以冲入诸多领域，说明商品化的领域迅速扩大，于是金钱也随之成为影响人的情感和观念领域的主导物。其二，白银货币在商品生产、交换中获得，在生产、交换流通中增值。明代万历间，张瀚在追述自己祖上的发家史时，记述了由白金一锭而增至数万金的一段经历：
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26)
从“计获利当五之一”的记载观之，张翰的这段文字当非凭空杜撰，由“白金一锭”最终至“数万金”，实是来自钱的生产与流通过程。这一投入再生产而获得增值的增值货币观在此前是未曾见到的。且与此前的货币是死的，随使用而减少，收、守方可保值的货币观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货币观。
与这种货币观念相联系，人的消费观念也由节俭的消费观更多地转向奢侈的消费观，从而形成尚奢的社会时尚。天启《衢州府志》记该地消费时尚之变化云：
吾衢之俗，素敦俭朴，良由地之所出，既无山珍海错，亦无珠玉锦绮，故夏衣苎，冬衣绵，鞋与袜不皮则布，膳止羔豚，饮止家酿，出入以步，行百里者不用舆马。自成、弘以前，家殷人足，有积谷数千石者，有积镪数千缗者。近自隆、万以来，习为奢侈，高巾刷云，长袖扫地，袜不毡而羢，履不素而朱，衣不苎而锦绮，食不鸡黍而炊馔玉。(27)
不只是在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领域大倡奢侈之风，在情感领域、信仰领域、娱乐领域等一切可以消费的领域无不尽情、快乐地挥霍。“及至隆庆，所好靡靡矣。……曩者燕市，夏屋楼观，重缕连铃，贵人造佛寺，渴泉飞山，佛身纯金，七宝鋈渥。中人燕享，水陆区殚，后轩美人曳缟纻，秣陵之谷袀于中单，秀水机杼不藉而靡，少年日夜歌吹，东西乐部倡家，楼阁通天，乳煎镂蛤，冬果春蔬，弃之如遗，赏赐动以千计，三正元会，酺乐灯火，奥若连山，状于六鳌，生花舞鸟，闭机其中，举火树者万万计，荆扬估船，日夜集于大市，而今安有之？”(28)
与由倡节俭到崇奢侈的消费观念变化相伴生的是人生价值观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内容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由热土恋家的重迁徙转变为四海为家的轻迁徙。明代中叶后，由于商业的发达在全国出现了一批商人集团，如徽商、晋商、秦商、闽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等。这些商人皆重利、轻乡、乐远徙，外出经商数年、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归。徽州“贾人娶妇，数月则外出，或数十年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29)。“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赀，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30)。其二，由欢喜稳定诚笃，转为乐于冒险、好巧智。徽人外出经商多为风险很大的贷本经营，“一朝劫而夺之，如田陆而沉于海矣，且实非其田也；一朝而劫夺之，而无以偿于其主，而身命与俱尽矣”(31)。海外经商更是如此。“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欧脱之地”。经商闯天下，意在钱利。在外玩钱的生意，需巧心惠智，诚实稳重则在其次。“故南昌为都会……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32)。嘉靖时无锡富商安国靠巧智——居奇——而致富(33)。不少乡里“里中无老少率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34)。“敦厚俭朴”不谙世风者，遭到时人的讥讽嘲笑。其三，货币（金钱）不仅成为衡定一切物的价值的标准，也成为评定人的价值的尺度，金钱崇拜取代了礼义道德崇拜，重德轻利变为先利后德。在集体场合排座次，不是以年龄长幼辈分和地位高低为序，而是以金钱的多少定座次。“真州诸贾为会，率以赀为差：上贾据上座，中贾次之，下贾侍侧”。(35) 以德为本的读书人对此现象给以辛辣的嘲讽：“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既然为金钱可以牺牲身体、性命，那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呢？“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36) 作为农耕文化的最高价值的忠孝信义廉耻在金钱的追求中失去了往日的辉光。其四，群体意识和等级观念转变为金钱衡量一切的个体意识和平等观念。在等量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卖油郎”也可夜嫖“花魁”；(37) 商人沈洪觉得自己并不比读书人王三官差，“王三官也只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有钱，我亦有钱，那些儿强似我？”(38) 农耕文化中不可逾越的地位、等级被货币的天然职能摆平了，故而占有货币的商人平民，可与官吏权臣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中一争高下。“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采鲜、合飨、郡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许焉。”(39) 商业文化人生价值观的上述四项内涵（轻迁徙、好巧智、乐冒险、重利轻德和个体平等自由意识）的共同本质是不安于现状、意在打破某种束缚的乐变性。这种乐变性来自于金钱的交换、流通的本能，来自于钱“好动不喜静”、在流通中增值的货币观念。奢侈消费观就是这种货币观影响、渗入人的价值观的结果。
总之，商品生产与交换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人们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人生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化，正如马克思说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40)，体现出与稳定性的农耕文学所不同的寻新求变的商业文学精神。
四
明代中叶之后，文学平俗化的趋势加剧，并在平俗化过程中，开始出现了货币观念、消费观念及人生价值观念由农耕文学向商业文学转型的文学作品：抒发快乐消费观念、表达畅意与真情的诗歌，如唐寅、祝允明的诗（《金粉福地赋》、《阊门即事》、《桃花庵歌》、《大游赋》、《和陶渊明饮酒诗》），王世贞“拟古乐府一百八十五首”中的直面男女情欲的情诗；金銮、冯惟敏歌唱男欢女爱的散曲、民歌，如《锁南枝》、《山坡羊》、《挂枝儿》等；明中叶表现大胆冲破男女禁欲主义的戏曲，如冯惟敏杂剧《僧尼共犯》、徐渭杂剧《玉禅师》等；善写渴望平等自由、敢于探险、善于挑战危难和长于描摹变幻的《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由于以市民生活特别是以货币为命的商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市井小说（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三言》、《二拍》、《型世言》、《欢喜冤家》、《醉醒石》、《剪灯新话》、《石点头》、《西湖二集》、《情史》等(41)），在表现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念方面尤为集中、细致而且逼真，故本文以它们为论述中心，探讨货币观念的变异对于文学走向所产生的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书写，表现出钱喜流动且在流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增值的货币观念。《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苏州一位机户偶然拾得一包银子，遂萌发使银子生财的设想：
行不到半箭之地，一眼觑见一家街沿之下，一个小青布包儿，施复趱步向前，拾起袖过，走到一个空处，打开看时，却是两锭银子，又有三四件小块，兼着一文太平钱。把手攧一攧，约有六两多重。心中欢喜道：今天好造化！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凑做本钱儿。连忙包好，也揣在兜肚里，望家中而回。一头走，一头想：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紬，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42)
机户施复设想钱再生钱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拣来的银子投入再生产，“再添上一张机”可获得很多利润；一是原本不动，将银子生的利息投入再生产，一年后，可“再添上一张机”，又得很多利润。这样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即六两多银子十年后便增值至千金。《金瓶梅》第56回“西门庆赒济常时节”，写应伯爵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将货币喜动不喜静的本性讲得更明白：
伯爵便道：“几个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西门庆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43)
这段对话，不仅进一步揭示出商人心中的货币是“好动不喜静”、“天生应人用”的，这与农耕文化的钱来之不易、随使用而减少、惟有节、贮方能保值的货币观念已有本质的不同，而且更深一层地阐释了“天生应人用”的两种方式，一是轻财好施，救人于危难；二是钱能生钱的增值投资。无论哪一种在小说中描写的商人看来都是生财之道。前者是善有善报，“至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又如《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将拾得的银子交还故人，不但“养蚕大有利息”，织布也不几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还能遇难呈祥，买卖越做越大。《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中老汉刘德，“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后来拯救两个危难中的孤儿，家业大兴。明后期市井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描写这类轻财好施者而得善报，悭吝、苛刻者必遭恶报的作品，足以说明这种货币观念的普遍性。至于后者对钱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增值的描写更为细致生动。《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写50多岁的阿寄，在江苏、浙江之间往来，贩卖漆与米，短短几个月内，来往五次，就由12两的本金增至2000余金；《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以十两银子为底金，做了药材、彩缎、白布三笔生意，资本竟增至4000多两，四五年间，辗转弄了五、七万两银子；《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情场、商场、官场投入资本，获得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几年间，西门庆的生药铺，就由原来价值不过1000两，骤增至10万两。这10万两银子的家资正是从交换（钱货交换、钱权交换、钱色交换）中获取的利润。他所说的货币“好动不喜静”、“天生应人用”指的是用于商品交换，在金钱的流动（交换）中获得巨额利润。不单是西门庆，小说中其他人物也持这样的货币观。如第7回，张四舅说西门庆家“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孟玉楼却回道：“常言道：‘世上钱财淌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44) 这些都可以进一步证明钱“好动不喜静”的货币观念在市井小说中的普遍流行。
持这种钱能生钱、积攒有罪的货币观的人，往往不赞赏节俭、吝啬，而是崇尚奢侈、快乐消费。由多挣少花的节俭消费观转向能挣多花的快乐、尚奢消费观——这是明代后期市井小说所体现的农耕文学向商业文学转变的另一文化内涵。既然商人的钱来得相对容易，且有“好动不喜静”、“天生应人用”的本性，一旦他们手中的钱多起来，便不免悦色娱声，眠花宿柳，构堂建厦，啸月嘲风。甚至要跟贵人比高低，在交往上花钱“散漫”、豪气大方，在衣着日用方面则是无视等级，不顾忌“僭妄”地竞豪奢。《金瓶梅》第31回写从五品的小官西门庆上任那天，竟系着朝廷大员价值连城的“四指宽，玲珑云母犀角鹤顶红玳瑁鱼骨香带”；第15回“佳人笑赏玩灯楼”，写西门庆几位妻妾越级的豪华装束，招来市民一番“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的议论；第56回写几天无米下锅的常时节，一旦借得12两碎银，仅一次买衣服就花掉了六七两；第22、23回写宋惠莲有了体己钱，便指使丫环小厮买瓜子、花粉、首饰；第37回写王六儿自从与西门庆往来后，买丫环，添家什，置房屋，焕然一新，令街坊邻居侧目。他们所追求的是奢侈消费，快乐消费。(45)
明代后期市井小说所表现的农耕文学向商业文学转变的第三种内涵，是价值观念由以德礼为中心的重德轻利，转向以“金钱崇拜”为底色的重利轻德，这意味着实际利益的入主与道德观念的淡出。《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概括徽州人的风俗道：“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在这里，钱利成为衡定人的标准。《拍案惊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描写波斯商人请客排座次也是以钱多少定先后，“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级，不论尊卑”。西门庆结交的“十兄弟”的排序，依据的不是身份地位，不是年龄长幼，而是金钱的多少，“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第11回）。视钱如命的商人，对货币作用的理解更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对金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拥有金钱就拥有一切，甚至为所欲为。吴月娘劝他“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西门庆大觉逆耳，说她的话是“醋话”，随即便有一连串反驳：
咱闻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57回）
这段文字是西门庆在发脾气时说出的“没遮拦”的掏心窝子话，也是他的人生观的写照。在他看来，天地间最有用的不过金钱二字。金钱把佛、神、人拉向平等，有了钱，高不可攀的嫦娥、织女、西王母女儿等也可在其掌握之中。这听起来是一番“浪话”，而事实上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的确表现出有钱者目空一切的傲气和不断占有更高贵女人的“雄心”。如对兜揽东平府二万两买古玩的买卖时少见的自信、狂妄（第78回），以及一心想占有六黄太尉侄女儿蓝氏和何千户娘子的“痴心”（第77、78回）等。西门庆这种傲气和狂痴，无不来自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小说中还有更具体充分的表现，如常时节得了西门庆借给他的12两碎银，便在妻子面前盛气凌人，对着银光闪闪的银子，发出了一番无限崇拜的感慨（第56回）；孟玉楼改嫁时，面对有权有势有功名、前程远大的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和“刁钻泼皮”、“眠花卧柳”、品德有亏的商人西门庆，不顾张四舅的苦苦相劝，毅然选择了后者（第7回）。这种亲商疏官、重钱轻德的观念，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尚未见到过。
农耕文化的淡出与商业文化的入主，在明后期市井小说中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作品中人物对于钱财和情色的无所顾忌的追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以自由快乐为美的生活情趣。在传统的禁欲的农耕文化中，“酒色财气”被视为造成人生痛苦和社会混乱的根源而力主禁戒，但在市井小说中，却流行着别一种说法，主张四者为人生不可缺，或认为酒色财气人人嗜好而难以戒掉。《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的“入话”写杭州一位姓李名宏的才子，在秋江亭壁上看到一首《西江月》词，单道酒色财气的害处。“李生看罢，笑道：‘此词未为确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若无酒，失了祭享宴会之礼；若无色，绝了夫妻子孙之事；若无财，天子庶人皆没用度；若无气，忠臣义士也尽萎靡。我如今也做一词与他解释，有何不可’”。遂挥笔写道：“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合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并设想“酒色财气”化为四个美女相互攻讦，最终将结论变为：“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承认“酒色财气”的合理性，主张掌握一个“持盈慎满”的度。这在当时算是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带有理性色彩的观点。然而市井小说所描写的男女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并非如此理性，而是倾向于非理性，显示出对道德的无所顾忌和不顾惜一切地追求情欲实现的大胆。《拍案惊奇·姚滴珠避羞惹羞》中的女主人公姚滴珠，新婚两个月后，丈夫外出经商，因不能忍受公婆的恶语闲气而离家出逃，中途被人拐走，当拐骗者将她介绍给另一位姓吴的商人，她便喜欢那清静的房舍、舒适的生活，遂不顾惜名节，高兴地答应做那商人的外室，过快乐的日子。(46) 《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的女主人公贺小姐只因父亲说邻舟少年的许多好处，便“不觉动了私心”，“左思右想，把肠子都想断了……恨不得三、四步走至吴衙内身边，把爱慕之情，一一细罄”。最终不顾生死的她将吴衙内藏入舟中，成就了美事。(47) 《拍案惊奇·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罗惜惜与张幼谦青梅竹马，自小相爱，长大后几次相约偷期，后因藏在女方密室内日子长了，张幼谦有些胆怯。罗惜惜却说：“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什么？”(48) 在明后期的市井小说中，这种追求对于女性来说多限于情爱生活，对于男性来说多表现为对钱财的追求，期望在钱财的消费和情爱的占有中获得自由快乐。正是这种价值观与人生情趣，滋生出了一大批以追求男女性爱为描写对象的艳情小说、财色小说。
商业文化的“求新寻变”精神在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中，呈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书中人物不安于现状的求新寻变意识。《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赵春儿嫁得风流浪子曹可成。这曹可成将父亲万贯家产挥霍一空，流落街头。每到难以生活下去，赵春儿便出钱资助他。他却见钱忘苦，银子到手就花个精光。赵春儿却并不灰心，一心要帮丈夫重振家业，经几起几落终于改变了丈夫的散漫性子，炼就他的吃苦、上进心。丈夫最终官至一方太守，家业复兴。《拍案惊奇·乌将军一饭必酬》的“入话”写寡母杨氏教导侄儿王生外出经商。每次拿出上千两银子购得货物，不料接连三次被水盗抢劫一空。但杨氏百折不挠，毫不灰心，最终获得成功，“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除吴月娘外，没有一位是安于现状的，她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改变生活的新途径。李瓶儿摆脱花子虚、寄身于西门庆；当改嫁西门庆受阻后，便委身于蒋竹山；后来驱逐蒋竹山，终于投入西门庆怀抱，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强烈的性爱生活的愿望。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庞春梅在受宠于西门庆、得爱于潘金莲、投身于陈经济、转嫁于周守备的人生历程中，最终实现了由婢女到夫人的跨越。而孟玉楼的两次改嫁更显示出一位女子寻求新生活的胆识与智慧……所有这些，正是对明后期市井小说所表现的寻求新变意识的最好注脚。
其次是明后期市井小说在表现形式上趋向于生活化、平俗化，个体性、真切性与诗性化描写的熔于一炉。生活化指作者将描写人们追求财色的生活内容作为小说叙述的主体。钱财与男女情色不仅成为作家笔下的主要故事，而且成为小说人物活动的目的与动力，成为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性格内涵和种种矛盾纠葛的原壤，成为他们喜怒哀乐种种情感生发的情源，成为一部小说鲜活的血液。明代后期家庭小说、艳情小说和财色小说的大量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将“财、色”作为叙事的视角一般会带来小说表现的平俗化。“平俗化”是货币一文化的必然产物。货币“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导向渗透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49) 这种渗透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货币在交换中体现出了它特有的等价性质，从而使一切商品在等量货币面前一律平等。“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50) “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51) 正因它具有抹平所有事物质的差别的功能，所以极易将社会形成的尊卑贵贱之等级通过交换而拉向平等，同时也将高贵典雅的文化在商品经济环境下拉向平等化、平民化、通俗化。平俗化在明后期市井小说中，直接表现为由英雄式叙事到市井商民式叙事，形成英雄文学高潮时代的结束，市井商民文学时代的到来。叙事文学中的主角——帝王将相和英雄——渐渐淡出中心，聚焦于一个被农耕文学长期鄙视的商人家庭和经济城镇中的市井商民，从此开拓出了市井商民叙事文学的新时代。再者，人物形象的性别由男性群体为主角更多地转向女性群体，开启了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新时代。平俗化的核心是平等意识，而平等意识又是个体意识觉醒后的自然要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市镇，个体与他人之关系由商品交换规定着，交换本身首先是为了满足持币者个体的愿望，在满足个体愿望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商品的生产者与流通者）的愿望。在这里，个体是第一位，他人是间接的第二位的。正是这种普遍的个体间的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个体居先的价值观念，悄悄地改变着从事交换者的价值观，并最终体现于叙述者将个体置于关注的核心：个体不再是叙事的道具，而是叙事的内核、灵魂。人物的内心世界被铺展、放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维性被鲜活地展示出来。叙事的个体性的结果，使得小说的叙事走向细腻、真切。不仅故事由粗线条勾勒到精笔细描、细节连贯铺展，俚语、俗语、歇后语纳入文本语言，构成了白话语言的历史性变革，由写英雄汉子之壮语到写闺房之俚语、脂粉语，更接近生活语言，丰富鲜活而更富于表现力。出现了一批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用方言写作的方言小说。与市井小说的生活化、平俗化、个体化、真切性相伴而生的是小说叙事、抒情、写意的手法更加丰富多彩。戏曲、小曲儿、诗词、酒令、灯谜、笑话等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抒情、娱乐的文体形式，伴随货币化场景——酒场、茶肆——大量出现于小说叙事之中，它们大多为写人物而设，不仅深化了小说的叙事，而且使得小说的表现变得丰赡而富有活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并未完全摆脱农耕文化的影响，其所表现的有别于农耕文化的具有商业文化鲜明特色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仍然是在由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道德框架下而呈现的。譬如《金瓶梅》作者通过“看官听说”和回前回中回后的韵文，体现出对书中人物的好恶臧否态度，标示作品有着明确的劝善惩恶的创作意向和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然而，一方面作品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这些贴上去的说教，而在于人物的生命过程的叙述。那些动人的叙述洋溢着肯定好货好色的情利精神，无论是普通的人情还是男女之情，总与利相伴而生灭。另一方面，作者也往往赋予因果报应以新的内涵，以报应理论来说明好货好色的情利精神胜利的合理性。譬如《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的作者明言：“说话的，依你说，古来才子佳人往往私谐欢好，后来夫荣妻贵，反成美谈。天公大算盘如何又差错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卖俏，坏人终身名节，其过非小，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月下老赤绳系足，不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52) 即“私谐欢好”、“行奸卖俏”在“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的报应理论庇护下，变得合情合理了。再者，所谓的报应最终并不能体现恶有恶报的公理。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李瓶儿、王六儿、韩爱姐等都有了好的去处——投生于富贵之家。这表明作者内心中对于真情和货利的向往，超过了道德说教和德礼评判，表明农耕文学中理想式的“发乎情，至乎礼义”的情礼规范已转向商业文学中立足于财色追求的，发乎情、系于利益、标示礼义的情利精神。
由以上分析而知，明后期的市井小说通过对市井商民形象的描写，表现出钱是活的、在交换流通中增值的崭新货币观。伴随货币观念的转变，是消费观念（奢侈、快乐的消费观）、价值观（金钱至上、重利疏德的价值观）、审美观（以自由、快乐为美的生活情趣）等一系列观念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文学表现趋向于生活化、平俗化、个体性、真切性和娱乐诗性化，体现出与以德礼表现为中心、以稳定性为特质的农耕文学所不同的以表现财色追求为中心，以寻新求变为特质的商业文学精神。
注释：
① 传统的观点理解为三个阶段，而我以为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十分重视和强调的阶段，不能从中抹去。现将马克思划分后三个阶段的话引于下：“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交系）。”马克思提出了“私人交换”有两个对立阶段，前者是“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后者“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即它处于前后二者之间，显然马克思划分为了三个阶段。再加上“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阶段，则为四个阶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
③ 关于“农耕文学”和“商业文学”的具体内涵，可见本文第二、四节的阐释。
④ 张居正：《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张文忠公集》卷325，《明经世文编·岁赋出入》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474页。
⑤ 《管子·轻重甲》，《诸子集成》第5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90页。
⑥ 《管子·国蓄》，《诸子集成》第5集，第360页。
⑦ 《荀子·富国篇》，《诸子集成》第2集，第114页。
⑧⑨ 《逸周书·文传》引“夏箴”。本文引自叶世昌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⑩ 《管子·八观》，《诸子集成》第5集，第74页。
(11) 《荀子·天论》，《诸子集成》第2集，第205页。
(12) 《论语·里仁》，《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13) 《孟子·尽心上》，《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312页。
(14) 《荀子·大略》，《诸子集成》第2集，第330页。
(15) 桓宽：《盐铁论·本议第一》，《诸子集成》第7集，第1页。
(16) 《吕氏春秋·务大》，《诸子集成》第6集，第331—332页。
(17) 《管子·八观》，《诸子集成》第5集，第74页。
(18) 桓宽：《盐铁论·本议第一》，《诸子集成》第7集，第1页。
(19) 张英：《恒产琐言》，《清经世文编·中》卷36，中华书局，1992年，第904页。
(2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
(21) 徐阶：《请停止宝源局铸钱》，《明经世文编》卷244，中华书局，1962年。
(22) 《明史》卷78《食货志二·赋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98册，第240页。
(23) 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完成过程虽说始于成化、弘治时期，但中间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漫长过程。嘉靖初年（1522），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促使白银货币逐渐取代纸币、铜币。但货币白银化的完成必须是出之俸禄与入之赋税同时一律用银方可，而完成货币白银化的时段则是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九年。
(24) 靳辅：《生财裕饷第二疏·开洋》，《靳文襄奏疏》卷7，见《思旧录·大义觉迷录》，《故宫珍本丛书》第059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401页。
(25) 薛论道：《林石逸兴·题钱》，转引自《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7页。
(26) 张瀚：《异闻论》，《松窗梦语》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页。
(27) 天启：《衢州府志》、《民俗志》，转引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8页。
(28) 孙承泽：《岩麓》，《天府广记》卷35，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9页。
(29)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转引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139页。
(30) 纪昀：《滦阳续录（五）》，《阅微草堂笔记》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35页。
(31) 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金声与徐按院书”。
(32) 张瀚：《商贾纪》，《松窗梦语》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33) 康熙《无锡县志》卷22“义行”云：“安国，字民泰，性资警，多谋略。居积诸货，人弃我取，行二十年，富几敌国”。
(34) 崇祯《郓城县志》、《风俗志》，《明代孤本方志选》，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61页。
(35) 汪道昆：《潘汀州传》，《太函集》卷34，黄山书社，2004年，第739页。
(36) 薛论道：《林石逸兴·题钱》，转引自《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7页。
(37) 《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38)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60页。
(39) 崇祯《郓城县志》、《风俗志》。
(4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41) 上述小说集中以商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相当可观：仅《三言》、《二拍》中就多达60篇，《型世言》7篇，《欢喜冤家》6篇，《石点头》4篇，《醉醒石》3篇，《西湖二集》、《贪欣误》各2篇，此外，冯梦龙的《情史》、《古今谭概》、《智曩》中也有大量以商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然而就数量集中与描写细腻生动而论，短篇集未有超过《三言》、《二拍》者，长篇小说未有超过《金瓶梅》者，故本文以其为论述中心，兼及其他小说。
(42) 《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第360页。
(43) 《金瓶梅词话》第56回，香港太平书局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为底本的影印本，1982年，第1514—1515页。以下所引《金瓶梅》文字，均据该版《金瓶梅词话》，不再注明，只在文中注明回数。
(44) 《金瓶梅词话》第7回，第202—203页。
(45)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侈奢、快乐的消费者都是能挣能花，且不伤害人的市民，有别于只花不挣，只知一味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后者在小说中往往是受到作者谴责的人物。
(46) 《拍案惊奇·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5—37页。
(47) 《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第582页。
(48) 《拍案惊奇·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第520页。
(49) 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转引自陈戎女《货币哲学·译者导言》，见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页。
(50) 西美尔：《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65—266页。
(51) 陈戎女：《货币哲学·译者导言》，见西美尔《货币哲学》第7页。
(52) 《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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