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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之史籍，罂粟在四川等地有较长的种植历史。早在唐代，四川已有罂粟。而后，川滇黔不乏有关罂粟的记载。如明代《洪雅县志》，将其列入花之属（注：束载、张可述：《洪雅县志》卷3《物产》，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清代，各地志书中关于罂粟的记载不胜枚举。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的罂粟并不是罂粟科中的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而是其他品种，“华种攒瓣，如芍药；惟夷种单瓣，故结实尤大”（注：任可澄等：《贵州通志》，1948年铅印本，《风土志四》第42页。）。我们认为：鸦片罂粟（夷种）由印度引入滇西，西南地区农户种植罂粟制作烟土的时间不早于19世纪初。
嘉庆年间，瘾民增多，供应短缺，烟价上涨。利益的诱惑，滋生偷种行为。鸦片罂粟从印度经缅甸引进滇西再传至贵州、四川，影响全国。
一、鸦片传入概况
（一）鸦片罂粟传入云南概况
嘉庆末年，滇西发现偷种现象，影响逐渐扩大。云贵总督庆保、明山，云南巡抚韩克敬等均采取措施予以禁止。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禁令成为一道道具文，难以产生效力。反之，在官吏、士绅及土司头人的庇护下，鸦片危害有所发展，“云南一属，种罂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8页。）。种植、贩运和吸食成为公开秘密，形成禁者自禁、种者自种、共容一地、和平相处的局面。
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邵正笏奏请朝廷，指出鸦片的恶劣危害，以及“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等现象。道光皇帝阅读这道奏折后，深感不安，要求各省督抚饬令下属厉行查禁，严惩偷种和贩运，消除危害；并于年终时必须上奏一次，便于中枢检查督促，毋致日久生懈（注：齐思和等：《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9～320页。）。
不久，云贵总督阮元汇报：“查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壤接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吹食之事。至沿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贵总督阮元奏折。）。承认偷种的事实。
在中枢压力下，阮元制定禁烟方案，采取措施加以查禁。如，每年秋季罂粟下种前，各地衙门公开告示，禁止种植；发现偷种者，没收田地；冬季及春季罂粟萌芽时，各属官员会同营员巡视锄铲；拿获偷种者，首犯充军、胁从拟徒，治以重罪；省府派遣若干委员，划分查禁范围，深入各地，督促纠察，确实禁令。民族聚居区，官吏督促土司头人积极查铲。发现偷种，予以拔毁，枷责偷种者，没收田地，作为练田，招练承种；如果土司徇情容忍，立即参究，决不宽恕（注：王梅堂等：《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52～255页。），等等。不过，对此方案的实际效果，道光皇帝深表怀疑，硃批“所议皆不过纸上空谈，于事何济”！（注：《鸦片战争》第1册，第328页。）透露担扰心情。
道光皇帝的批评不幸言中，在官吏的敷衍或包庇下，鸦片危害没有得到消除，反呈现蔓延的趋势。道光十八年(1838)，御史郭柏荫上奏朝廷，反映实情。“云南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获利十倍于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云南巡抚伊里布奏折。）。指出云南鸦片危害久治难绝的原因，固然与烟农贪恋较高的回报、产生偷种的冲动分不开；更在于各级官吏的包庇怂恿。次年，御史陆应谷就鸦片泛滥现象向朝廷汇报，恳请高度重视，采取行动，消除危害。
但是，这些请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偷种现象反逐渐发展。产量的增加，供给的方便，扩张了吸食习俗；大量的烟土流出滇省，贩运四川、贵州，分流华北、华中等地，培育了瘾民，扩大了消费。在利益的诱惑下，部分农民也尝试偷种，祸种北上，侵噬川省！
（二）鸦片传入四川概况
道光中叶，鸦片罂粟由云南引种四川，安宁河流域发现偷种现象。宁远知府宣瑛得知此事，饬令属员派遣差役，会同土司头人，慎密稽查，宣传烟禁，铲除罂粟，改种粮食。“如境内敢有奸民私种罂粟等花者，即将其人严拿到案，按例究办，并将所种地土全行翻犁，以免滋长”（注：四川省编辑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第268页。），将偷种扼杀于萌芽状态。
此时，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订立《南京条约》。战败的结局及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寓意清政府先前的禁烟行动宣告失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虽然没有放弃禁烟，事实上既难查也难禁。
恶劣的环境助长了偷种行为的蔓延，安宁河流域的偷种现象久禁难绝；黑流东向延伸，侵蚀凉山彝区。“滇土由夷地行，贱食贵买，夷人利之，由会理州至冕宁、西昌一带，分途私售”（注：袁英光等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67页。）。接着，罂粟流入川中盆地，资中等地发现种植；不久，引种川东地区。涪陵夏自任在《年岁记》中记载：“次年，丙午（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鸦片渐出，屡为颇种，虽属大有，米价亦复不少”（注：蒲国树：《建国前涪陵的鸦片》，《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表明鸦片已广泛种植，成为农民家庭的重要收入。“缘崖楼栈万人家，尺地膏腴错犬牙；莫种桑麻种罂粟，东风催放早春花”（注：林孔翼等：《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此外，四川种植鸦片尚有来源广东一说。《续修涪州志》记载：鸦片罂粟是同治年间从广东引种的，因其收益较其他作物高数倍，农民趋之若鹜，不过两三年时间，绚丽的烟花满山遍野，迎风摇动，争奇斗艳。因这条资料系孤证，反映的历史也晚于夏自任的记载，姑列此处，仅备一说。
（三）鸦片传入贵州概况
道光十一年，在道光皇帝的饬令下，贵州巡抚嵩溥积极行动，广泛清查，试图扑灭。据嵩溥汇报：“臣查黔省山多田少，田土皆系倚山傍岭，零星开垦，不成片段，只敷播种粮食，藉资糊口，实无余田可种鸦片烟。其余山内，大半沙石，不堪种植，是以尚无栽种取浆、煎熬烟膏之事。”尽管偷种行为尚未发现，但因瘾民的存在，消费的拉动，利益的诱惑，部分人难免见利忘义，滋生偷种的冲动。嵩溥承认这种趋势，表示继续查禁，积极扼杀，防止萌生。“罂粟花系常有之物，既可造作鸦片烟，小民趋利若鹜，难保将来不于田内私行栽种，实属大妨耕作，自当预为防杜。臣惟督率各属，实行奉行，认真查禁，有犯即惩，并使贩者不能潜踪，食者无从购买，则来源已绝，流弊自可尽除”（注：《鸦片战争》第1册，第424～425页。）。
不久，鸦片罂粟从云南引入，黔西部分地点出现种植。道光十五年(1835)，御史袁文祥反映：“贵州风俗素为淳朴，近日渐有吸食鸦片烟之人，及栽种烟草、开设烟馆之事。”道光皇帝指示黔省大吏饬令各属官员颁布禁令，告诫民众；责成保甲人等认真查缉，随时举报，尽快地消除毒患（注：《清宣宗实录》卷264，第41～42页。）。
道光十八年，因郭柏荫揭露川滇黔广泛存在偷种等现象，道光皇帝十分恼怒，颁发上谕，饬令各省大吏于管辖地面严禁载种，剀切晓喻，实力稽查；遇有违例偷种，拔毁烟苗，惩治种户。根据上谕要求，巡抚贺长龄采取措施查禁罂粟，从基础经济上消除偷种的诱因。“臣于道光十七年督同藩司庆禄、粮储道任树森刊发蚕桑编、木棉谱，通颁各属，教民栽种，以冀渐知纺织。十八年春间先于省城附近隙地试种桑秧数万株，长至二三尺时，听民移种；又于楚豫各省两次购回棉子二万六千一百余斤，并委员携赴各乡，于查毁罂粟之便，教民改种木棉”（注：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卷6，光绪八年刻本，第1页。）。后因贺氏离任，继位者未能坚持，这些替代措施逐渐被抛弃；反之，罂粟伺机蔓延，加速扩张。道光末年，安顺（普定）“以有用之地土，置杂粮于不种，大半栽种罂粟，相习成风，明目张胆，愈栽愈多，几无正粮之地”（注：常恩等：《安顺府志》卷45，光绪十六年重刊本，第29～30页。）。
反思贵州鸦片难禁的原因，既与作物的替代未能坚持有关，还有如下的原因：一、鸦片战争的失败，禁令形同虚文，不能产生效力；二、瘾民的增加，消费的拉动，种植鸦片有利可图，桑棉等因成本偏高趋于萎缩。咸丰年间，鸦片替代桑棉成为黔省的主要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农人八口，拼死尽力种耘。自秋至春，弥山遍野，无非阿堵，果汁之毒不遗旄倪，而津津者利亦随之，虽厉禁不绝也”（注：赵恺等：《续遵义府志》卷12，1936年刻本，第46页。）。
然而，与四川、云南不同地是，贵州接壤广西，毗邻广东。道光年间，英印鸦片假道广西，经黔东南流入贵阳，供瘾民吸食，故贵州也有罂粟从广东引种之一说（注：谢根梅等：《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二、鸦片生产发展的原因及其分布特点
对于偷种、贩运及吸食等行为，清朝政府都比较重视，曾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早在道光三年(1823)，道光皇帝就采取行动，通过惩治失职者，调动官吏禁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时，针对云南存在的偷种现象，他要求滇省大吏饬令各地方官晓谕居民，严禁偷种，以净根株。道光十八年，道光皇帝再次饬令云贵川桂等省督抚于管辖地面严厉禁种罂粟；否则，将该地方官严行参办，以示惩罚，杀一儆百。次年(1819)，清政府制定禁烟章程，对各类违禁案例做出明确的处罚规定。甚至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还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组织东南沿海抗击英军的同时，还指示川滇大吏继续查禁，杜绝偷种、打击贩运、重惩人犯等等，消除鸦片危害。
“从前生计总桑麻，耨月耕云几万家；才是十年风景异，春来遍地米囊花”（注：李肇基等：《开县志》卷27，咸丰三年刻本，第15页。）。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干预下，清政府的禁烟行动流于形式，缺乏效力。再因外国鸦片（洋药）的大量进口，激活贩运和吸食，带动种植。此后清政府连禁政也不爱提，默认现状，实施弛禁，容忍种贩吸售活动。于是，罂粟在西南三省、特别是山区得到迅速的发展，满山遍野，生机盎然，“灿如云锦，数百里相属，可属花花世界”（注：曹昌祺等：《续修普安直隶厅志》卷10，光绪十五年刻本，第1页。）。1876年，英国人贝伯尔说：他们一行人从北京出发，至鄂川交界处，始见罂粟；进入四川，栽种尤盛；到了云南，遍地皆是。是年1～5月间，他们一直在广袤无际的罂粟地中穿行，目睹鸦片的种植、萌芽、抽蕊、开花、结果及收割全部过程（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572～573页。）。加上自然环境的适宜及市场拉动的影响，西南三省的鸦片生产愈加发展，逐渐成为旧中国的鸦片主产区，种植面积及产量均超过全国一半，最多时达2/3。19世纪70年代，大量的四川、云南鸦片贩运出境，销往华中及华北；19世纪末，西南鸦片已把洋药抵御在汉口以东的地区，还远销上海、广东等地；20世纪初，川滇鸦片直接与洋药争夺上海市场，最多时占沪埠输入量的40%（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由于西南三省鸦片生产具有鲜明的外向性，其种植分布也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川鸦片（川土）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上海以及华北等地为销场，川东地区成为烟土的主产区，约70%鸦片产于这里；以涪陵、丰都、宣汉、开县等地尤其集中。
云南鸦片（南土）以广西、广东和汉口（经重庆）为市场，故罗平、邱北、马关及昭通、东川为主产区。滇西地区因其烟土（夷方土）质量高，需要旺盛，也是重要的产区。部分缅甸烟土也经此流入内地。
贵州鸦片（黔土）以广西、湖南为销场。黔东南因自然、人文条件不适宜罂粟生长，多不种植（民国年间有所改变）。“上游鸦片弥山满谷；下游思南、平越、松桃二府一厅亦与上游无异。此外，镇远、思州、石阡、都匀四府近来亦渐此风，习气尚浅。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注：《贵州通志·前事志四十》，第34页。）。鸦片生产集中于贵阳以西以北的地区，以安顺、兴义、遵义等地最突出。如兴义“山多田少，艺稻之外，山坡多种杂粮、包谷、荞麦之类，贫民藉以代饭。曩多栽罂粟花，制鸦片烟，以获厚利”（注：《贵州通志·风土志一》，第33页。）。烟土产量高、质量好，俗称“坝土”。
三、对西南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的认识
（一）清季西南地区鸦片生产概况
尽管嘉庆年间鸦片罂粟从缅甸传入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受到影响，发现偷种现象，因种植面积毕竟不大，毒害范围有限。
咸同年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杜文秀等先后掀起反清斗争。十余年冲突厮杀，社会动荡，经济破坏，民众流离失所，鸦片生产萎缩，几乎绝迹。在川滇黔鸦片生产萎缩时，洋药却大量地倾销中国，增加了瘾民人数，烟价轮番上涨，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治末年，形势安定，旺盛的消费、高额的价格，诱惑一些民众种植鸦片，“民间以获利厚，种植愈多，子可榨油，杆可成薪，叶可饲猪，近为收入大宗”（注：蓝炳奎、张仲孝等：《达县志》卷12《食货门》，1933年刻本，第8页。）。用土药取代洋药，满足瘾民的需要，抢占并扩大市场的份额，实现进口替代。
由于自然环境适宜，西南地区的烟土质量较好，价格便宜，产量巨大，优势明显。如光绪初年天津市场，每百斤烟土售价是：晋土三四百两银，鲁土、豫土及东北土300两左右，川土只有100余两（注：吴汝伦编：《李文忠文奏稿》卷40，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30页。）。便宜的价格，增强了竞争力，导致销售的旺盛，扩大占有率；部分省份竞争乏力，只好转向其他作物的生产。
光绪后期，鸦片成为西南丘陵及山区的主要经济作物，“自咸同间，洋烟弛禁后，农民贪其利厚，土田遍种，几无隙地”（注：李世祚：《桐梓县志》卷21，1929年排印本，第2页。）。派生若干配套产业，活跃市场交易，增加民众收入。如宣汉“道咸时，以麻为大宗。故江西麻帮、万寿宫麻市，今犹可考。次黑耳，前河一带多以此起家。同光及现今，则以鸦片为大宗，每次开帮，辄百数十担或千担；次则木料；复次，若桐油、茶叶、桔子、白木耳、牛羊皮、猪毛、小肠”（注：汪承烈等：《宣汉县志》卷21，1931年石印本，第12页。）。
反思这段史事，我们认为列强不仅将鸦片罂粟品种传入西南地区，滋生并蔓延偷种行为，而且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拉动鸦片生产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呈现畸形。其间，清政府为抵消洋药的进口、减少利益的外溢、缴付列强等勒索的赔款，被迫改变政策，从严禁到弛禁，鼓励种植，进口替代，饮鸩止渴。
（二）测算鸦片种植面积的标准
当年，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保全在外来经济猛烈冲击下的农村经济，维护社会的稳定，因之采取一些措施维护甚至涵养小农的利益。如不征收烟亩罚金，把税厘集中在贩运与售卖上，转嫁于瘾民，转移支付，寓禁于征。各属政府因之缺乏罂粟的种植面积数据（清末除外）。影响所致，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因统计者的不同，数量呈现数倍甚至十倍的差别，高低悬殊，使人不知所云。
由于西南地区鸦片生产具有鲜明的外向性，外销量约占产量60%。如欲认识罂粟的种植面积，应该考虑税收这项因素，从中推算烟亩面积。
此外，鸦片系特殊的消费品，其种植面积与瘾民数量成正比：瘾民数量少，种植面积少；瘾民数量多，种植面积多。究其原因，鸦片是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受价值规律的调节，其供给量取决于需求的浮动与价格的升降，即或有些出入，但数量不会太大，延续时间不长。是故，瘾民数量对估算面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南各省瘾民的变化趋势是：清初少，清中后期增多，清末更多，民国中叶遍地皆是。“道光间，邑中吸食者十数人，闻初购于兴义，曾有因吸烟充军至湖南者。烟禁弛后，种者吸者逐渐加多，光绪初年，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本地商人之贩运出关，与楚商之拥重赀而来者，累累然相望于道，年纳厘金约数拾万两。光宣间，与英人订禁烟条约，甫行而逊国。入民国初，政府继续实行禁绝。邑中以私种故被枪毙者十数人。民七复开烟禁，而种者还原，吸者更多青年子弟及闺中妇女，此诚凶于家而害于国矣”（注：李世祚等：《桐梓县志》卷9，第38页。）。
当然，这一发展趋势是从整体上论述的。就瘾民占人口比例而言，云南比例最高，贵州次之，四川再次之。据说，四川是数户人家有一枝烟枪，贵州每户一枪，云南最多，达到每房（每间房屋）一枪。从地理分布看，城镇较多，农村较少；坝区及交通要道较多，山区及偏僻地方较少。表现在职业上，官吏、商贩和苦力为多，农民次之，手工业者及教师等较少。“云南人民的吸烟，在城市约占十分之六七，在乡村约占十分之二三，平均全省男子（学生、军队除外）有半数已卷入黑籍……以年龄别，老年和中年人吸者最多；以性别论，男人吃者远超过妇女之数。因妇女之吃者，不过最少数之官僚太太及商家主妇而已，至男子则大多数，几乎人手一枪，在那里实行慢性自杀”（注：（成都）《新新新闻》1934年11月6日。）。
（三）清季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
关于清季鸦片种植面积，我们拟从烟土产量及税厘数量加以考证，以探索较准确的数字。据林满红说：外国人估计云南生产鸦片始于1830年（道光十年），到1879年（光绪四年），其产量已有3.5万担；其后，受四川烟土等的冲击，产量有所下降，1887年（光绪十三年）为2.7万担。四川生产鸦片的时间与云南接近，1869年（同治八年），产烟0.75万担；1879年（光绪四年）为17.7万担；据海关官员估计，1887年（光绪十二年）约15万担。贵州，1879年（光绪四年）约1～1.2万担；1887年为0.9万担。
林满红认同这些数据后，统计1879年西南三省烟土产量是22.45万担；1883年有26万担；1887年是18.6万担；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36.4万担（注：林满江：《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辑。）。
我们暂且接受这些统计数，据此估算烟亩面积。按每担烟土重量1100～1600两（十六进位）计算（注：当时，海关以每担烟土净重100斤，俗称海关担，即1600两。清政府各局卡亦以每担100斤计算，但包括有包装的重量，一般以净重70斤、1100两计算。民国年间，均统一每担烟土1000两。），西南三省烟土总产量在20460～58240万两间。一般而言，每亩产烟土40～60两，按50两平均产量折算，烟亩面积在410～1160万亩之间，取其中间，约800万亩。
赫德(Robert Hart)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开列单据，认为中国鸦片产量是33.4万担。其中，四川12万担，云南8万担，贵州4万担，共计24万担，约占全国产量的72%。按每担1100两标准折算，24万担烟土约是530万亩的产量（注：鲁子键：《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册，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第576页。）。
再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1906年中国烟土产量58.48万担，内西南三省36.4万担，其中四川23.4万担，云南7.8万担，贵州4.8万担。按此数据推算，西南三省的罂粟面积约800万亩（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57页。）。
综合以上三组数据，取其平均数，即清末西南地区烟土产量30万担，种植面积约600万余亩。
再观察清政府的统计数据。据度支部汇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烟土产量14.27万担，其中四川5.11万担，云南0.76万担，贵州1.45万担，合计7.32万担，占全国总产量48%；次年(1906)，全国14.81万担，四川5.75万担，云南0.79万担，贵州1万担，合计7.54万担，占全国的50.9%；光绪三十三年，全国12万担，四川4.45万担，云南1.6万担，贵州1.23万担，合计7.28万担，占全国的60.7%（注：《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第353号，第464～465页。本文引用的数据均作四舍五入处理。另外，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公布的各省鸦片面积与光绪三十三年(1907)相同，恕不引用。）。若折算清政府的统计数，西南三省烟亩面积在138～165万亩间，取一个平均数，约150万亩。
比较外国人与清政府的平均数，差别达3倍；若将外国人的高数与清政府的低数相比较，差别近10倍。究竟何者为宜？
先分析外国人的600万余亩面积、30万余担产量数据。按每一瘾民年均消费烟土30余两计算，1万担烟土可供30万瘾民吸食一年，30余万担可供900万瘾民。当时，西南三省自吸数量约占40%，即有瘾民360万人。单从数量上讲，不算突出，若考虑这些瘾民基本上是成年男性时，在惊讶其数据过于庞大的同时，不免有夸大其辞的感受。考证清政府的烟土统计数据，颇有疑点。且以云南为例。据锡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滇省外销烟土7938担。仅这外销量就超过度支部汇报的生产量；当时云南每担烟土重量是1600两，若按1100两的标准担折算，应是12708担。单凭这两点，不能不让人怀疑度支部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再从税收上考察。《贵州通志》罗列厘金统计表，总数649650两，其中土药厘金440400两，占2/3强。因不知其征收的具体年份，更因该表内各局卡征收的汇总数与前面引用的数目竟有10倍之差。对于这样的数据，我们根本不敢使用。由于此表附言中云：“惟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抽收最旺，多至三十六七万，是亦当日所悬最高之鹄，实际未企及者也”（注：《贵州通志·食货志》附表9，第57～59页。）。我们暂不考虑“未企及”的因素，就按此征收数言之，土药厘金约占总数的2/3，有24万两之谱。光绪三十年(1904)时，黔省每担外销烟土征收厘金12两，以此折算，共有2万担。若考虑自吸及漏报等因素，我们暂估计这数据为总产量的50%，认为贵州烟土产量有4万担，种植面积约80万亩。同年，四川征收的税厘数量约110万两，按每担烟土27.28两税厘折算，约4万余担；若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四川烟土产量约10余万担，种植面积约300万亩（注：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页。）。还有，这一年云南征收税厘216834两，按每担烟土征税厘21两折算，约10300余担，因滇省以1600两为一担，若转化为1100两的标准担，应为1.5万担。对此数据，我们曾有考证，认为斯时云南烟亩面积约70万亩（注：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5页。）。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清末西南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约400余万亩，烟土产量约20余万担。按40%自吸量计算，约有瘾民240万人。
但是，在时人观察中，云贵川基本上是鸦片的世界，“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458页。）。耳闻目见的现实与我们考证的烟亩数量存在差距，该从何解释呢？
当年，多数农民种植罂粟时必须考虑投入与产出，基本上不把整块土地用来种植，而将罂粟套种在小麦、豌豆、胡豆、油菜等作物中，于是1亩罂粟往往是两三亩土地的面积，以综合利用土地；每窝罂粟只留二三株壮苗，以便有效地汲取土壤中的养份，增加蒴果浆汁含量，提高产量。尽管罂粟株数不多，但其占地面积不小；更因罂粟是高投入的作物，需要的劳动量较多。因而多数农户将罂粟作为副业，种植于住宅周围，便于照料。“鸦片烟，罂粟实汁也，一名阿芙蓉，冬初种子，夏首割浆，无害农时，得价颇贵，乡村篱落多种之”（注：张九章等：《黔江县志》卷3《食货》，光绪二十年刻本。）。档案反映：当年农户种植罂粟多者二三亩，少者仅几分（注：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副光绪三十四年巴县各场栽种土药凭照存根；四川省档案馆藏1928年巴县四区曾家场、兴隆场、双胜场等造具烟户姓名及种植面积清册。）。有关志书也印证这些数据（注：佚名《蒲江县乡土志》（清末抄本）记载“罂粟，县属种者一千四百余家，种地五百七十八亩九分”。平均而讲，每户人家只种植三四分土地的罂粟。）。虽然，就单个农户而言，种植罂粟面积不大。因土地接踵相接，出苗时郁郁绿色，盛开时争奇斗妍，在观察者的眼中，烙下罂粟海洋、鸦片世界的印象。
事实上，这400余万亩烟地、20余万担烟土并不为少。一是它们系丘陵、山区中有限的沃土，妨碍了粮食等作物生产，以每亩养活一人而计，涉及400余万人的生存；二是20余万担烟土可供600余万瘾民吸食一年。想一想，这600余万人基本上系男性青壮年，按五口之家计算，涉及人口达3000万，占全国人口的8～9‰（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0页。），怎让人不感到沉重呢！
（四）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
1906～1918年，清朝及民国政府均采取措施，厉行禁烟，西南地区鸦片生产再受打击，逐渐萎缩。1919年，枯萎的烟花在军绅政权强迫下复苏，绽开怒放，像瘟疫般蔓延，于丘陵与山区。
30年代初，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兵权，藉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等名义，颁布各项禁烟命令；并通过“汉口禁烟督察处”，对川滇等省烟土课以重税，限制其流量，萎缩其生产。1935年，中央军藉追赶红军之机，开入西南诸省，囤兵威胁，蒋介石伺机伸入权力指臂，控制西南地区。与军事手段相配合，蒋介石设禁烟总会于重庆，自兼禁烟总监，将禁烟命令转化为法律，藉“新生活运动”等名义，开展禁烟运动，釜底抽薪，切断军阀的大宗财源，削弱其势力，使之听命中央。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怒放的罂粟花朵开始枯萎，逐渐凋落，除少数边远民族聚居区外，鸦片危害基本上得到消除。
有关民国年间西南诸省的种植面积，先观察这样的数据：1933年，四川65.7万余亩，贵州72.4万余亩，云南情况不详；1934年，四川54.6万亩，云南93.3万余亩，贵州66.4万亩，合计214.4万余亩；1935年，四川37.2万余亩，云南67.5万余亩，贵州37.5万亩，合计142.2万余亩；1936年，四川27.6万余亩，贵州15.4万亩，云南情况不详；1937年，四川24.4万余亩，贵州3.5万亩，云南8.5万亩，合计27.9万亩。需要说明的是，各省测算烟亩面积的标准不一。如，四川按亩产烟土130两折算，云南按亩产20两折算，两两比较，有五倍之差，对此时人表示异议（注：《四川省政府复电之一之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禁烟半月刊》第3期；《各缓禁省种烟面积产量比较表》，内政部禁烟委员会《禁烟纪念特刊》。）。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均有缩小的弊病，极不真实，特别是四川，仅为参考而已。另外，在1935年的日内瓦禁烟会议上，美国代表福勒声称：云南每年烟土产量4500吨，四川与之不相上下，贵州每年约有400吨（注：《国联第二十二届禁烟会议美代表福勒演说词》，内政部禁烟委员会：《禁烟纪念特刊》。）。以此折算，云南及四川的鸦片面积各有288万亩，贵州只有25万亩，合计600万亩。但从我们接触的材料看，四川的种植面积或许基本符合，云南有所夸大，贵州大大缩小。自然，这样的统计数也不能采用。
1928年前后是西南三省鸦片生产的高峰，我们以此为依据，认识其种植面积。贵州：1926年周西成入主黔政，积极发展鸦片生产，改革罚金征收办法，先确定总额，再估算各属产量，加以分摊，限期交纳，强化管理。其时，大批黔军驻扎四川、湖南和湖北，外销渠道大为拓展；更因周氏采取优惠政策，减轻税率，方便报关，鼓励外销烟土；以及湘桂两省实施优惠措施，吸引烟土过境，等等。贵州鸦片生产达到高潮，外销烟土一度达四五万担（注：谢根梅等，前揭文；伍效高：《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另据贵州省有关部门统计，“农产内另有一种特殊物品，即鸦片烟，约计年产可五六万担，其质以西路各县为优。出产之烟，除供自吸外，运销川汉粤桂等省，约值千八百万元，近年农村经济恰赖周转”（注：贵州省政府？《贵州经济概况》，1937年铅印本，第2页。）。若按外销烟土占总量的2/3计算，贵州鸦片产量约7万担。再据国民政府禁烟督察处调查：平常年份，贵州烟土产量约6.1万担，遇丰年可达8～10万担（注：肖觉天：《禁烟督察贵州分处考查黔省禁烟情况呈文》，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三组不同的数据，取其平均数，民国年间贵州的罂粟面积约有120～140万亩。
云南：1920年弛禁后，该省坚持实施烟亩罚金办法，按亩征税。因政局动乱较少，其罂粟面积的数据保存最完整。1928年，云南禁烟局曾汇总全省117县历年最高额定的烟亩数，共106.8万余亩，产烟土5342万余两（注：云南省档案馆藏1928年9月王维乾调查制作云南全省各属历届最多烟亩面积统计表。）。对此数据，我们基本上认可，但考虑存在少报或漏报等因素，我们认为平常年间云南的烟土产量约7万担，种植面积在120～130万亩之间；最多时，面积可能超过150万亩。
四川：因大小军阀划分地盘，视作防区，随意征税，名目繁多，有窝捐、亩罚等等，罂粟面积难以统计。据1921～1922年间调查，全川烟亩面积是216.6万亩，其中川东等34县有152.9万亩，占70.1%（注：廖季威等：《鸦片烟在成都》，《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统计数目极不真实，难作定论，仅作参考。我们曾根据部分防区税收及烟土的外销情况，估计20年代末，四川烟土产量约20万担，种植面积约400万亩。
综上所述，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烟亩面积约700万亩，烟土产量约33万担，供给1000余万瘾民的消费。这个种植面积是否基本确实，我们再藉瘾民情况验证：四川，1936年四川登记在册的瘾民是145.89万人（注：《四川省各市县烟民登记数及戒绝数统计表》(1937.7)，四川省禁烟委员会：《四川禁烟专刊》。）。但禁烟特派员肖致平认为有少报之弊，他估计四川瘾民在200万人以上（注：《四川省禁烟委员会第三次常会欢迎肖特派员茶话录》，《四川禁烟月刊》创刊号。）贵州，禁烟调查专员邓棠青认为瘾民是100万人（注：《贵州省查禁种烟专员呈报调查办理禁政情形》，马模贞主编Ｌ《中国禁毒史资料》。）；云南，我们曾考证该省瘾民约有110万人（注：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第103页。）。三省合计，共有400万余人，年消费烟土13万担，占烟土产量的40%，符合惯例，印验我们对民国年间罂粟种植面积的推论。
需要说明的是，较之清季，民国年间西南地区人口数量没有多少增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此时瘾民不仅数量多、占据的比例也较高，当然造成的危害也更加恶劣！因为，这700万余亩烟地均系良田沃土，按亩产粮食1石多计算，种烟减少了1000万人的口粮。粮价高涨、供给紧张、库存短缺是必然的结果。平常年间，这恶果或许未充分地表现，一遇自然灾害，暴露无遗，官廪私藏均形匮竭，饥馑立见，哀鸿遍野，嗷嗷待哺。
环境的压迫，促使部分当政者正视鸦片的恶果，不能不考虑开展禁烟运动。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中叶，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兵役、粮政是进行抗战的基本保障，其获得依赖于禁烟。于是，禁烟成为西南三省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与一致行动。禁烟运动使川滇黔成为大后方，为坚持和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