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中学生论文,能力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问题提出
心理学界从19世纪开始对个体问题解决技能的发展产生兴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该领域的研究都受到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认知行为疗法的兴起和变革，以及内隐智力理论的发展，问题解决逐渐与临床研究结合，探讨对象逐渐转向社会环境下人们所遇到的真实问题。1971年，D'Zurilla和Goldfried首次提出要更多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于个体适应功能的影响。此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尽管不同研究者在界定该概念时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结构，涉及认知、情感、行为等多方面因素(D'Zurilla,Nezu,& Maydeu-Olivares,2002)，是一种个体正确看待问题、评价自己，并运用各种技能有效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以促进自身良好适应的能力(杨颖，2009)。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危机期”，进入中学阶段之后，青少年不仅要面对来自生理、心理、环境的重大变化，还要承受更多的学业、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压力，容易产生各种适应问题(李文道，钮丽丽，邹泓，2000)。以往研究表明，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可以帮助青少年缓解压力，调节消极情绪，控制攻击性行为的产生(Frye & Goodman,2000)，有效促进社会关系质量(Shure，1997)，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青少年积极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以往研究对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特点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发展趋势和性别差异这两个方面。首先，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趋势是否和传统智力相同，是该领域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D'Zurilla，Madeu-Olivas和Kant(1998)采用社会问题解决问卷(Social Problem Solving Inventory-Revised,SPSI-R)对年轻人(17～20岁)、中年人(40～55岁)和老年人(60～88岁)进行测查发现，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在人的一生中经历了一个先发展后消退的过程。然而，陈勃、陈小爱和游河(2003)研究发现，中学生自我觉知的日常问题解决能力出现初中生比高中生更强的现象。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遵循怎样的轨迹，尤其是在中学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否和传统智力相同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次，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性别差异方面，一般认为，男性和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同，男性更倾向于使用问题中心的应对方式，而女性更多使用情绪中心的应对方式(Ptacek,Smith,& Zanas,1992)，也有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少采取冲动、回避的问题解决方式，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Walker，Irving，& Berthelsen，2002；叶苑，2007)。对于中学生而言，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否表现出性别差异，以及性别与年龄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最后，班干部是我国教育背景下较有特色的学生职务，一般认为，班干部由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要比普通中学生具备更强的实践能力。而且，班干部经历会增强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事物的锻炼也会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佘贤君，1994)。因此，本研究拟从发展趋势、性别差异、班干部差异这三方面来探讨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
对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往研究主要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展开。在情绪方面，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可以帮助个体调节环境中的各种压力(Dubow,Tisak,Causey,Hryshko,& Reid,1991; Elias et al.,1986)，防止沮丧、抑郁、焦虑等情绪的产生(Cheng & Lam,1997; Dixon,Heppner,Burnett,Anderson,& Wood,1993)，以及自杀意愿及行为的产生(Lai Kwok&Shek,2009)。在行为方面，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相关，采用积极问题取向、合理型问题解决方式的青少年较少出现问题行为，而采用消极问题取向、回避型问题解决、冲动/马虎型问题解决方式的青少年则更容易出现不良行为(叶苑，2007)。对不同群体中学生的比较研究也发现，普通中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方式、策略数量、变通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都优于工读生(李闻戈，2006)，普通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显著高于犯罪青少年(叶苑，2007)。在人际关系方面，研究表明，要让同伴群体接纳自己，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需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解决技巧，包括识别社会问题、产生社会问题解决的策略、衡量行为所带来的结果(Erwin,1994)。综合而言，现有研究从各个角度探讨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但多选取青少年个性社会性发展的单一指标，如问题行为、消极情绪，这种单独的考察无法从整体把握两者的关系模式。而且，以往研究多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不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较少从积极适应的角度来探讨。因此，本研究拟在分析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特点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状况之间的关系。
2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选取北京市、哈尔滨市、西安市、武汉市、广州市、昆明市15所中学总计2157名中学生，其中性别项47人缺失，被试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问卷
采用杨颖(2009)编制的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问卷，共32个项目，5个维度：问题趋近、问题回避、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记1～5分。本研究中整体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各维度的α系数在0.71～0.89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χ2/df=4.96，RMSEA=0.06，NFI=0.85，CFI=0.88，NNFI=0.87，GFI=0.89，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
2.2.2 青少年社会适应评估问卷
采用周晖等(2008)编制，余益兵(2009)修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评估问卷，共50个项目，包括自我适应(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人际适应(亲社会倾向、人际疏离)、行为适应(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环境适应(积极应对、消极退缩)4个领域，共8个维度。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记1～5分。Cronbach's α系数为0.86～0.87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χ2/df=5.52，RMSEA=0.05，NFI=0.95，CFI=0.96，NNFI=0.96，GFI=0.88，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
2.3 问卷施测
采用团体施测的形式。主试由研究者本人和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
2.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Amos5.0和SPSS15.0进行。
3结果分析
3.1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
3.1.1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年级、性别差异
在人际沟通维度上，年级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3.87，p<0.01。对各年级分别作单变量F检验发现，初一、初二年级，女生的人际沟通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男生(F=9.24，p<0.01；F=5.56，p<0.05)，高一、高二年级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F=1.42，p=0.23；F=2.09，p=0.15)，见表2。
3.1.2 班干部与普通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差异
将中学生分为三类：从未当过、曾经当过但现在不是、班干部，以社会问题解决能力5个维度为因变量，年龄作为协变量，作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为班干部的类别主效应显著，F(10，4222)=8.51，p<0.001，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做单变量F检验表明，班干部的类别效应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5个维度上均达到显著(见表3)。Tukey事后检验发现，在问题趋近、人际沟通、支持寻求维度上，班干部得分均显著高于从未(p<0.001，p<0.001，p<0.001)以及曾经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p<0.001，p<0.001，p<0.01)，曾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显著高于从未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p<0.001，p<0.001，p<0.05)；在计划制定维度上，班干部得分显著高于从未(p<0.001)以及曾经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p<0.001)；在问题回避维度上，班干部得分显著低于从未(p<0.05)以及曾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p<0.001)，曾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得分显著低于从未当过班干部的中学生(p<0.05)。
3.1.3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类型
以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5个维度为聚类指标进行快速聚类，可将被试分为3类：建设型，在问题趋近、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上的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在问题回避上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一般型，在问题趋近、问题回避、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上的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在计划制定上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不良型，问题趋近、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上的得分均低于平均水平，在问题回避上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这3种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22.9％、42.8％、34.4％。
以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5个维度为因变量，以聚类分析所得3个类别为自变量对其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类别的主效应显著，
=361.03，p<0.001(见表4)。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存在非常显著的年级差异，建设型在初一年级中的分布为31.9％，显著多于其它年级(p<0.001)，一般型和不良型在初一年级中的分布分别为37.5％、30.5％，显著少于其它年级(p<0.001)。此外，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的分布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见表5)。
3.2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3.2.1 不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类型中学生社会适应的差异
以社会适应的8个维度为因变量，以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3种类型为自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发现能力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78.68，p<0.001。
单变量F检验表明，在社会适应的8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类别差异(见表6)，在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和积极应对维度上，建设型中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型和不良型(p<0.001)，而在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和消极退缩维度上，建设型中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一般型和不良型(p<0.001)。
3.2.2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的相关
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5个维度的平均分与社会适应8个维度的平均分求相关。结果表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各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均达到显著相关(见表7)。由此可见，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关系较为密切。
3.2.3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社会适应的8个维度可抽取出2个功能因子：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余益兵，2009)，将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积极应对4个维度分加和，得到积极适应的总分，将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消极退缩4个维度分加和，得到消极适应的总分。以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作因变量，年级、性别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5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建立2个回归方程，第一层直接进入(enter)年级和性别变量，第二层逐步进入(stepwise)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各维度。
分层线性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积极适应方面，问题趋近、人际沟通、计划制定起到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问题回避起到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消极适应方面，问题回避起到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问题趋近、支持寻求、人际沟通起到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方面，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分别第一个进入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变量的效应之后，独立解释率分别为50.7％和31.7％。
4讨论
4.1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
4.1.1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趋势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趋势是否和传统智力相同，是该领域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在本研究中，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并未像传统智力那样呈现出随年级增长而不断升高的发展轨迹，相反，出现了初中生强于高中生的现象。这与冯永辉和周爱保(2002)、陈勃等(2003)的研究一致。除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之外，其它有关实践能力的研究，如人际交往能力(王英春，邹泓，2009)、情绪智力(刘艳，邹泓，2010)，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出现这一趋势，首先是因为个体在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判断时需要借助一定的线索，如果从以往经验中很容易搜索到成功信息，那该个体极可能做出能力强的判断，反之，则会做出能力弱的判断。进入高中以后，学业压力增大，自我探索意识增强，遇到的问题增多，经历的挫折也可能增多，青少年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其次，自我知觉的社会能力会受到自我中心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少年在8～9年级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中心(Hauck，Martens，&Wetzel，1986)，但到了16～17岁逐渐下降(Greene，Rubin，Hale，&Walters，1996)。相对于高中生而言，初中生在评估问题和能力时，可能会更多地出现低估问题难度，夸大自身能力的现象。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是自陈问卷，主观报告的方式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后续研究有待采用更客观的指标来对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进行测查。
4.1.2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男生的计划制定强于女生，而人际沟通、支持寻求弱于女生。一般认为，男性更倾向于使用问题中心的应对方式，而女性在遇到问题时会更多的寻求社会支持，并倾向于使用情绪中心的应对方式(Ptacek，Smith，&Dodge，1994)。因此，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男生会从问题出发，制定详细的计划和策略以解决问题，而女生可能会陷入情绪的困扰之中，而忽略实际的问题。在支持寻求方面，社会角色对男生提出了必须要坚强、自立的要求，这种标准已经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内化，因此，男生在面对问题时更少向他人求助。
在人际交往方面，性别差异只存在于初中阶段，高中的男女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王英春和邹泓(2009)研究也发现在初中阶段，女生的交往认知要强于男生，而高中则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男生较晚进入青春期有关，初中男生大多还遵循小学的交往模式，但到了高中阶段，随着男生的快速发展，他们与女生在人际交往中的差异也逐渐缩小。
4.1.3 班干部与非班干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班干部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要显著优于非班干部，进一步将非班干部细分为曾经当过班干部但现在不是和从未当过班干部这两类，依然发现了显著差异。在中学阶段，班级是相对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每个人在班里都有相应的角色，而班干部则是这个群体的组织和管理者。一方面，班干部多由品学兼优、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以往研究也发现班干部的学习成绩要优于普通学生(佘贤君，1994)；另一方面，班干部要协助老师管理整个班级，组织各种班级活动等，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积累了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班干部还会得到老师的指导，使得实践能力更快提高。这样不断发展，就使得班干部与普通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担任班干部还会提高学生的自信水平，并可能使其产生优越感。由此可见，班干部在中学学校系统中处于一个优势地位，担任班干部不仅有利于中学生的学习，还有利于中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4.2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个体发展总是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个体通过顺应、调控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平衡的状态，即良好的社会适应(余益兵，2009)。在此过程中，个体发展表现出适应—平衡—平衡打破—再适应……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因此，适应既是个体发展的前提，又是个体发展的目标。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二者的关系。本研究是从个体社会能力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并证实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社会适应的重要影响。本研究中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包括问题趋近、问题回避、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五个维度，其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反映的是个体对于生活中所出现问题的定位以及对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判断，在社会问题解决过程中是一种动力因素，而计划制定、人际沟通、支持寻求考察的是中学生在解决日常问题过程中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各要素共同发挥作用，保证问题的有效解决，促使个体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深入考察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不同维度对于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在以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方程模型时，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分别第一个进入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变量的效应之后，独立解释率分别达到了50.7％和31.7％。也就是说，在影响社会适应的5个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维度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的作用最为显著。问题趋近是指正确评价问题情境、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出积极、主动的趋向，问题回避是指错误评价问题情境、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出回避、退缩的趋向，二者共同反映了个体对于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自身能力的定位，在社会问题解决过程当中起到动力作用。D’Zurilla和Nezu(1990)就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分为问题取向和问题解决技能两个方面，其中，问题取向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问题情境时所产生的认知、情绪、行为趋向，它是个体解决问题的基本动机，在整个过程中起着推动性的作用，决定了之后环节的发展方向(D’Zurilla & Nezu，1999)。也就是说，积极的问题取向会促使合理的问题解决，其结果也是积极、有效的，而消极的问题定位会导致冲动/马虎、回避的问题解决方式，最终产生消极的结果。Siu和Shek(2005)对香港青少年所做的研究也发现，积极问题取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幸福感，负向预测家庭冲突，而各种问题解决方式对家庭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对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各维度所发挥的作用并非一样，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动力因素，起着更本质的作用。因此，要想改善中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应该从培养积极、乐观的态度入手，引导中学生积极地看待问题，相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主动去解决问题。
5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从初中到高中，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出现下降的趋势；男生在计划制定上显著高于女生，在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上显著低于女生；班干部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显著高于非班干部；(2)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可分为建设型、一般型和不良型，建设型中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显著好于一般型和不良型；(3)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状况显著相关，其对积极的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适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的预测作用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