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公共文体的魅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魅力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06·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3)03-0065-(06)
站在21世纪初回首现代化运动300年来的俄国文化史，可以发现：在本质上，俄国文学 发展、语言变迁和思想变革等存在着一致性——对俄罗斯民族性及其如何提升为全球普 遍思想问题的强烈关注，并且不因为制度更迭而中断。其中，在俄国文化从19世纪向20 世纪转型过程中，这种一致性是通过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整体共同完成的。而这时期俄国 知识界景观是团体林立、流派纷呈、思潮更迭等，不同阶层和地区的思想家、作家、诗 人、出版家归属现代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等不同的阵营，何以能共同促进俄 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呢?除了比较一致的诗学革命目标之外，很重要原因是分布在不 同团体和地区的知识精英用感性语言、大众性修辞、生动句式等表达对俄罗斯民族性这 一公共问题的关怀，在彼此书写俄罗斯思想这一宏大命题过程中表达在一个知识积累丰 厚、思想开放、社会进步等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性灵，从而在感性上促使人们面对俄罗斯 民族性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说，知识界通过书写超越专门文体的散文篇章，使原本属 于政府和知识精英关心的俄罗斯民族性问题，变成了全民的公共问题。
一
论及俄国散文，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散文(проза)指非韵文、戏剧之外 的所有文学作品，狭义的散文(эссее)则是与随笔(очерки)联系在一起的文体，它类似于南朝昭明太子《文选·序》所言的中国狭义散文，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作为一种重要言说方式，它更类似于西文的essay而非prose，而且和西方一样首先是“现代性问题”产物，不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言说传统。俄国散文虽然产生于东正教精神传播过程，因而具有以个性化形式表达形而上的公共理念为主导的特征，而不仅仅以抒发个人情怀为特色，还包含有表达作者社会性使命的考量；它成熟于彼得大帝改革所引发的民族化和西化之争中，不同身份人士都因为日益突出的俄罗斯问题而诚恳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而且采用自由话语表述，导致俄国散文泛化为超越“文体”(style/стиль)概念的思想随笔，其作者并非限定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圈子，而是遍及很多领域，具有与文学艺术一样的超越身份和行业限制的感召力。诚如著名诗人勃洛克(1880-1921)在散文《答梅列日科夫斯基》(《俄罗斯现代人》杂志1924年第3期)中所言，“越是感到自己同祖国相连，就越加切实而心甘情愿地把祖国想象成充满生命活力的肌体；我们有这种权利，因为我们作为作家应该尽可能专注于生活；我们不是学者，我们运用与之不同的方法，对生活现象加以整理分类，我们没有将之公式化抽象化的使命……我们是人，主要是人，这就意味着，首先有责任感受生活的呼吸，即要看见脸和身体，去感觉祖国——这个就在我们身边的生命是如何生活和呼吸的”(注：《勃洛克两卷本文集》第2卷第160页，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这种言说方式也就促成了思想性散文体的存在基础，把原本团体之间关于俄罗斯民族某些问题的争论推向了更广大的社会，使得很多专业性问题的讨论演变为社会性之争，从而在思想观念甚至在理论上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也促使社会公众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
散文随笔不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学文体而存在、独立发展的特征，给俄国现代化进程中 很多知识分子就俄罗斯问题发表意见提供了公共论坛，诸如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和 《一个疯子的辩护》、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1834)、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幽会中 的俄罗斯人》(1858)、唯美派批评家安年科夫(1813-1887)的《软弱者的文学典型》(18 58)、杜勃罗留波夫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等著名篇章先后在知识界发生了 广泛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采用很有亲和力的散文性话语模式表述自己对俄罗斯民族 性问题的思考。俄国散文的这种历史传统，在19～20世纪之交转化为全体知识分子从不 同角度解读俄罗斯普遍问题的“公共文体”，出现了散文随笔创作的高峰。从1880年代 以来知识界越发关注俄国西化或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资本主义改革引发了越来越多的 社会矛盾，而社会进步则使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有悖于俄国传统的现代主义思潮被大 规模引进，这就导致民粹主义自然退潮、现代化成为一种严重又无可回避的趋势、知识 分子民族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普遍成熟，进而也把原本存在但被压抑的很多问题凸现出来 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和理论探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探 索，终结了俄国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关于俄国性的理论分歧，在精神上动摇了俄国或 完全西化或根本拒绝现代化的单向性思维。就在19世纪后期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所出现 的种种问题需要认真讨论之际，“讨论问题”的机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源自西 方理性主义的学科规定，在19世纪后期俄国也发展为一套严谨的学术制度和学科规范， 在促成学院派学术研究繁荣、给俄国学术研究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导致传统自 由言说方式的存在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程，大众文化的兴起、民主化成 为潮流，俄罗斯帝国官方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格局在事实上趋于解体，而新的一元论还 没有来得及形成，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神学等走向独立并承当了过去由文学来完成 的思想性工作，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思想，不再像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那样有政治危险，各种人物、团体和流派争相发言，短短30年时 间先后出现或并存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代人文主义、宗教哲学和现代 主义等思潮。于是，过去那种团体性、地域性、情绪化或意气用事地讨论俄国社会发展 向何处去或俄罗斯理念的做法，转变成多方位多视角探讨俄国现实性和精神性、功利性 与真理性、目的性与意义性、世俗化和理想化等俄罗斯思想/精神问题的具体层面，文 学家、哲学家或宗教思想家、专门学者等可按学科体系有机地解决专门问题。与此同时 ，不同人文学科所研讨的论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关注俄罗斯精神的不同侧面，而任何重要 作者大都训练有素、具有跨学科素养，尽管归属不同流派、各有不同学科领域、年龄相 差悬殊、身份各异、活动时间不尽相同，但他们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各自的思想、在 公众文化空间树立自己的思想形象，还无不打破文体创作的限制，通过最便捷的散文形 式来发言，以抒情性随笔和自由文体来叙述“学科”范围之外的公众话题。
白银时代以散文随笔重建俄罗斯形象、在更大空间内扩展俄罗斯民族性问题，这种情 形首先起源于关于高尔基的争论和轰动一时的《路标集》(1909)。高尔基以崭新的人文 主义作家形象出现在俄国文坛上，他那通俗的文字、新鲜的语句、平民化的思想和英雄 主义化的诉求相并举等突出特征，成为19-20世纪之交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在相当 长时间内代表了知识分子良心。然而1905年后创作发生了从追求个人精神解放向认同以 暴力方式谋求集体解放的转化，这是背离自1880年代末以来现代知识分子恐惧和批判民 粹主义激进式革命之潮流的，尤其是在1905年事件之后在人们普遍痛定思痛之际，这种 突兀性转折更令人难以接受。于是，当时很多著名人士著文讨论高尔基现象，宗教思想 家Д.费洛索夫(1872-1940)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高尔基的终结》(1907年第4期) 、在《山口》杂志发表《高尔基论宗教》(1907)、在《同志报》上发表《唯物主义的崩 溃》(1907年5月15日)等一系列散文性文章，用很有亲和力的措辞表述高尔基这种转折 所隐含的民族性危机。同样，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轰动一时的散文随笔《未来的卑鄙者》 (1906)中开篇称高尔基和契诃夫代表着俄国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和导师， 左右着现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他们对俄国现实的作用和对俄国文化的认识就类似于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希望能继续延续知识分子这种传统(注：《马克西姆 ·高尔基：赞成与反对(1890-1910年间俄国思想家和研究者论高尔基的个性和创作)文 选》第643-644页，圣彼得堡：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出版社，1997年俄文版。)。高尔 基之争还没有结束，《路标集》问世再次激起知识界更大的波动：无论是别尔嘉耶夫讨 论俄国哲学贫困所带来民族精神危机之《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还是С.Н.布尔加科夫思考俄国知识界宗教信仰的现代性问题之作《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抑或格尔申宗论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伊斯科耶夫论俄国知识分子培养问题的《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基斯加科夫斯基讨论俄国法律建构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的《保卫法律》、司徒卢威查考俄国知识分子革命性质的《知识阶层与革命》、С.弗兰克论述俄国虚无主义性质的《虚无主义的伦理学》等，这七篇文章无不是作为思想家的作者们对激进主义、革命、暴力、民粹主义、西化和反西化等现实问题的切身体验、真诚思考，在自由言说方式下表露知识分子对1905年革命后俄国发展方向的忧虑、深切关怀。由此，针对1905年流血事件，《路标》文集从文化理念上触动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和“知识分子特性”之认识，进而引发俄国革命的意义和知识分子向何处去之问题的论争。这样，围绕《路标集》争论的一系列文章，也是用散文化语言表述革命之后如何改良、改革、建设等问题的，因而也发生了同样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争论与关于高尔基之争相联系，费洛索夫把他多年来的高尔基之论汇集成《文字与生活》(圣彼得堡1909年俄文版)、А.卢纳察尔斯基出版论文集《文学的崩溃》(1909)、普列汉诺夫在《现代世界》上发表《论所谓俄罗斯的宗教探索》(1909年第10期)、К.楚科夫斯基推出新作《从契诃夫到今天》(1911)等，这些关于高尔基的批评篇章几乎都是用散文体表述的，因而“高尔基现象”成为与《路标集》同等重要的事件，散文表述的魅力再次得到提升。
也正是这两次争论，一方面引发了知识界对俄罗斯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转化问题的普遍 关注，另一方面也导致用文学性话语表达理论或理念问题的思想性散文创作高潮的到来 。
二
用很有诱惑力的措辞表达关于民族性问题的理解，引发了进一步讨论对俄罗斯民族性 的现代化问题的关怀，从而使思想性散文创作得以普遍繁荣。
在争论的高峰时期，著名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原本是要躲 避官方审查而用法语写成的《俄罗斯思想》(L'Idee Russe)(1888年发表于巴黎)，Г.А.拉钦斯基把它译成俄文刊于著名的《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1909年第2期)。这篇作为巨著《俄罗斯与普世教会》(1889)内容之浓缩、思想之通俗化的散文随笔，作者在此着力表明“民族思想不是这个民族在当下对自己是怎么想的，而是上帝在永恒中对他是怎么考虑的”，“人类具有类的本质上和现实上的统一性”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自在的、自助的和自为的生存着，每个民族不过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某种参与。这个或那个民族在这种宇宙生活中所承担的有机功能，乃是他在上帝构想中早已命定并永恒不变的真正民族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作家亲切提出俄罗斯作为信仰基督教民族的伟大性特点、宏大使命——“基督教俄国应当使国家政权服从于宇宙教会的权威、赋予社会自由以应有的地位……俄罗斯思想不能背离我们所受的洗礼”(注：索洛维约夫：《关于公正的争论》第622-649页，莫斯科：ЭКСМО-ПРЕСС出版社/哈尔科夫：Ф ОЛИО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这种打破意识形态规定和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民族主义传统的理念，很快就引起知识界关注，与《路标》文集相呼应。而且，与别林斯基从散文体表述逐渐转向西方理性主义学科范式不同，索洛维约夫是从用学院派范式批判西方哲学逐渐转向表述的非学院化、趋于情感性和散文性，这种变化在1878-1881年间举行的《神人类讲座》(前后持续十二次)已经显露出来，在此作者以神学家身份讨论基督教哲学和西方实证主义、激进主义等复杂而抽象的难题，但他把深奥的神学知识、西方哲学理论通俗化、情感化了，新颖地表达了对基督教进行个性化解读的心声，与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相比更容易感动听众，因而深得当时俄罗斯知识界甚至俄国社会的重视(包括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前来听讲)。不仅如此，有俄国白银时代百科全书之称的В.伊凡诺夫在《金羊毛》杂志1909年第1-3期发表的《论俄罗斯思想》中生动地声言，“我们要解决的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自我确定问题，我们在痛苦中诞生的我们整个民族灵魂的终极形式，即俄罗斯思想”，提醒有民族主义传统的知识界“如果错误地把民族思想和民族利己主义联系起来，或者把民族概念与国家概念混淆起来，那么关于民族思想的任何看法都会是荒谬的”，断言“具有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的纯正俄罗斯思想，在各方面都要求明白无误、始终如一，有自己的实践道德体系”(注：В.伊凡诺夫：《本土的与全世界的》第360-371页，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4年俄文版。)，而且其《个人主义之危机》(1905)、《俄罗斯精神生活中的拜伦事件》(1916)、《旧信仰抑或新信念》(1916)等表述俄罗斯问题的不同方面也使用这样个性化的生动措辞。同样，著名法学家和思想家特鲁别茨科伊(1863-1920)所推出的《哲学史演讲录》(1907)、《战争的意义》(1914)、《法律百科全书演讲》(1915)和《新的和旧的民族救世主说》(1912)等，从不同方面生动描述俄罗斯哲学、战争、法律、民族国家等重大问题，如《新的和旧的民族救世主说》一经在《俄罗斯思想》杂志刊出(是年第3期)，就轰动知识界：在自如运用丰富的神学知识和民族国家理论过程中，作者酣畅淋漓地评述斯拉夫主义者、同时代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С.Н.布尔加科夫关于俄国民族救世主之说(俄国人如何把圣经和《福音》俄罗斯化、民族救世主说的本质在于实现宗教意识的民族独特性)。而别尔嘉耶夫在《路标集》之后还发表了许多用散文体讨论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文章，诸如《答霍米雅科夫》(1912)和《俄罗斯灵魂》(1915)等，生动阐述，“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必然充满这样的悖论：就其精神和天职而言，俄罗斯是超国家和超民族的民族；就其思想而言，她又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但是，她却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民族国家……”。诸如此类的亲切表述，使得此后八年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整个知识界都很热切关心俄罗斯民族性及其相关的革命或暴力、西化或本土化等一系列问题。
而“俄罗斯传统”是这时期散文体作者热衷的另一个论题。白银时代的文化繁荣，得 力于知识界对作为一种重要“传统”的普希金进行创造性解读，从而实现文化传统的现 代转化，而且这些普希金之论无不是用散文随笔形式推出的，从而得以在社会性空间中 塑造出民族诗人形象，使诗人能真正从知识界走向大众。在1899年普希金百年诞辰纪念 活动前后、1921年诗人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中，出现一大批著名思想家论普希金的经典 之作，如В.罗赞诺夫的《普希金》(1899)和《关于普希金的某些新论》(1900)、Л.舍斯托夫的《普希金》(1899)、М.格尔申棕的《普希金的智慧》(1919)、勃洛克的《关于诗人的使命》(1921)、Ф·索洛古勃的《普希金之死与俄罗斯知识分子》、П·古佩尔的《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化》、魏列萨耶夫的《生活中的普希金》、谢科列夫的《决斗的普希金》、霍达谢维奇的《普希金的彼得堡系列小说》(1914)和《关于对普希金的解读》(1924)等，汇成一片重塑民族诗人形象的潮流。这些篇章都是各位思想家和理论家借讨论诗人的话题，勇敢性语言表达自己对俄罗斯民族性的深切关怀，而不是职业普希金学者对普希金的专业性问题研究，或者说即使是普希金学家在此时也把普希金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资源，诸如索洛维约夫的《普希金的命运》(1897)、《普希金著作中人的特点》(1899)和《普希金诗作中的诗意》(1899)等个性化描述普希金命运和性格中所显示出的俄国人普遍性特点、诗歌创作的民族性意义，而且文字表述情真意切，因而引起知识界和公众普遍关注“俄罗斯现代性与普希金”关系问题，普希金这种民族诗人声望在白银时代并不仅仅是一种口号，而是作为一种信念内化为导引时代诗学转换的动力。很有意味的是，这种做法远不限于对普希金的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个时代思想家借助散文体进行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时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点，起源于索洛维约夫1881、1882、1883年发表三次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演 讲：生动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一个自由思想家、天才而有实力的 艺术家感觉到并说出来了一个重要思想，“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被取消了，取消这个 争论意味着，在思想上取消了东方和西方之间长期以来的历史分歧，这意味着为俄罗斯 找到了新道德位置，意味着使俄罗斯摆脱了延续东西方之间反基督教性的斗争之必要性 ，意味着俄罗斯被赋予在道德上服务于东西方并在自身中把这两者和解的伟大义务”( 注：索洛维约夫：《关于公正的争论》第587-621页，莫斯科：ЭКСМО-ПРЕСС出版社/哈尔科夫：ФОЛИО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此后，知识界围绕这种把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置于俄罗斯民族性问题之下进行热烈讨论，其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载《俄罗斯评论》1890年第2期)和《俄国革命的先知》(1906)如是说道，“他和我们很亲近。在我们忧伤、冷漠的城市里，他生活在我们心里；他不怕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及其难以解决的棘手任务，对我们的苦痛他不漠视，对时代的传染病他是去面对的。他爱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平等，而不像在诗歌中那样遥远，如屠格涅夫般，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如列夫·托尔斯泰般”(注：梅列日科夫斯 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永恒的伴侣>》第453页，莫斯科：共和国出版 社，1995年。)，“有时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具有的真面与假面之对立，也存在于整个俄罗斯，并且俄罗斯革命不是别的，而正是从真面上撕下假面。关于这张没被展露出来的真面、关于这种没有诞生的思想，他也说过，‘未来之独立的俄罗斯思想，在我们这里尚未产生，而刚刚孕育着它的大地很痛苦并且是可怕的痛苦中准备着把它生产出来’。假如这个思想蕴含于正教、君主专制和民族性中，那么它将无子可生”(注：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第1-58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汉译本。)。这样亲切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革命先知来叙述将会产生怎样的亲和力，对以俄语为母语的读者而言会有怎样的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思想家В.罗赞诺夫之《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约夫斯基论艺术》(1906)、维·伊凡诺夫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长篇小说-悲剧》(1914)、安德列·别雷之《易卜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5)等也是采用这种散文体叙述的，而且同样是“事出于沉思”的动情之作。何止是这两位人物作为传统被重新讨论，其实很多经典作家和思想家都被重新阐释，诸如为纪念托尔斯泰80寿辰和纪念果戈理诞辰百年，出现一大批用散文解读这两位作家的名作，包括普列汉诺夫之《托尔斯泰与自然》，勃洛克之《俄罗斯的太阳》(1908)和《果戈理的孩子》(1909)，梅列日科夫斯基之《列夫·托尔斯泰与教会》(1908)和《列夫·托尔斯泰与革命》(1908)，罗赞诺夫之《托尔斯泰》和《两个伟大世界之间的托尔斯泰》(1908)、《果戈理的疑惑》和《俄罗斯与果戈理》以及《果戈理的神奇篇章》(1909)，维·伊凡诺夫之《托尔斯泰与文化》(1911)，安德列·别雷之《果戈理》(1909)等，这些篇章远不只是分别阐发了托尔斯泰或果戈理创作中所蕴藏的现代性价值，还显露出白银时代人那种面对文化经典之诚恳心态、性灵体验，诸如“我们觉得最亲切，我们感到很亲密，我们的灵魂所痴迷的，同时，在我们看来，又是如此遥不可及，简直是模糊不清，这便是歌—果戈理之歌。而且，最可怕的笑，紧紧抓住了我们心灵的笑，发出声响的、似乎来自乡村墓地的笑，完全震撼了我们，我们好像成了死人——死人之笑、果戈理之笑”(注：安德列·别雷：《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象征主义》第361页，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4年俄文版。)，“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很快的也就离开了人世，——这是整个人的两次最终解脱，也是一个人的双重解放——引起千百万人心灵的最虔诚的震撼”(注：В.伊凡诺夫：《本土的与全世界的》第273页，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4年俄文版。)。这样的性灵抒发，给公众从中开辟了另一片释读民族文化经典的心灵天地。
当然，对当下俄罗斯所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或新思潮表达深切的关注，是这时期散文显 示魅力的重要场域。19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发生巨变，其中最显眼的当属现代主义文化思 潮的兴起，而这种思潮之所以很快能被公众在观念上接受，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一批思想 家式人物用诗性话语，诚恳地表达对这种新思想的接纳，甚至尝试用这种新观念理解当 代俄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其中，最先被整个知识界注意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之长文《论 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某些新流派的兴起》(1895)。原本就是象征主义诗人的作者 ，生动描述读者群的扩大、文学语言走向大众、稿酬制度的建立、出版系统的形成、现 代俄国文学批评之产生(19世纪后期学院派)、经典作家创作所包含的新型理想主义原则 、现代文学流派之展露等，在真诚书写文学的历史性过程中确立了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 之合法性、现代主义思潮对推进俄罗斯文学发展之积极意义，从而引发了俄国文化性质 的争论。此后，象征主义思潮波澜壮阔、检讨俄国现实主义思潮的做法蔚然成风。安德 列·别雷之《象征主义与现代俄罗斯艺术》(1908)、《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艺术》(190 9)和《未来艺术》(1910)等先后声称，“什么是象征主义?什么是现代俄国文学?象征主 义与现代主义混合一体。当代各种形式的文学流派就意味着是现代主义，它们彼此之间 却少有共同之处……如果说勃留索夫与什么关系密切，那么是巴拉丁斯基和普希金，而 根本不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发生关系，而不 是勃洛克；勃洛克是与早期浪漫主义者发生联系，而不是楚尔科夫”，“新生活产生了 现代俄罗斯文学，新的语言、创造性和活生生的语言抓住了俄罗斯的新生活。旧式生活 不再是生活；俄罗斯文学——不完全是文学。我们只是现在才触及这点”(注：安德列 ·别雷：《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象征主义》第338、346页，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4 年俄文版。)。即使В.罗赞诺夫引起很多人关注的《论象征主义者》，也不仅仅是因为 从人类文明史中的“象征”变迁和宗教哲学角度深刻批评当时俄国象征主义过激的诗学 革命，其令人耳目一新得力于以“致编辑部的一封信”这种很有亲和力的谈话式口吻表 述。其实，这样深刻地替现代主义辩护或予以理解、生动描述新思潮、个性化参与时代 潮流巨变中去是当时思想家和作家们普遍的表述策略，包括维·伊凡诺夫的《现代象征 主义的两种力量》(1908)和《关于象征主义的思想》(1914)、罗赞诺夫的《有一个文学 批评的新时代吗?》(1916)、霍达谢维奇的《俄罗斯诗歌》(1914)和《关于新潮诗歌》( 1915)、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遗产与阿克梅主义》(1913)、戈罗捷茨基的《现代俄国 诗歌中的某些新流派》(1913)等，激动人心一时，远不只是因表达了关于现代主义之俄 国变体的深刻见解，同时也与选择公共性散文话语模式把团体性行为演变为社会性的策 略不无关系。
而且，以散文化言语表述对当代文学思潮之关注，促进公众对新文学的关心，这种做 法在十月革命后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了一段时间。而且，这期间关心的对象是正在兴起的 新时代文学。当然，在这方面首先引人关注的当属Л.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3 )、小说家扎米亚京(1884-1937)论新时代文学的评论性散文《新俄罗斯散文》(1922)和 《论当今的和当代的》(1924)、叶赛宁的《论苏维埃作家》(估计在1923年左右)、马克 思主义批评家沃隆斯基的《十月革命十周年与苏联文学》(1927)等，这些散文大多数首 先都以报告形式让一部分人先睹为快，紧接着见诸当时发行量极大的文化报刊，因而轰 动一时。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写于十月革命前的《前夜》(1908-1914)和十月革命后的《 当代文学》(1922-1923)而后汇集成著名的《文学与革命》(1923)也是用散文性语言论 述第一次革命与战争之间的文学思潮、十月革命后别雷等现代主义作家、叶赛宁等革命 文学的同路人作家、未来主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等当代文学思潮的，因而 尽管某些结论过激，但是充满着召唤读者的热情。
总之，白银时代散文随笔的高潮出现，一方面因为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凸现了“俄罗斯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同时孕育出了言论相当自由的语境，自由言说民族性问题成 为可能；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也累积了文化的厚度和深度，大批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和思维 方式也发生巨变，这批思想深邃的散文作者有能力自如深刻表述关于俄罗斯民族性问题 的见解。于是，出现了一大批论题广泛的散文：不是以学术论文的“面孔”出现并逻辑 性论述“问题”，而是由衷自如地在抒发民族性情或书写个体对民族性问题的性灵感悟 过程中说理、论辩、写实、议论等。正因为这种话语模式，使得这时期俄罗斯民族性问 题讨论走出了团体范围，从而形成了社会性规模，进而在相当程度上补正了言说方式正 在发生非民族化趋向，使得哲学热衷于人类普遍性问题、学院性表述趋于制度化的时代 ，知识界主流还是在个性化地关注民族性问题。这类思想性散文随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它成为跨越两个世纪的共同文体，既开启白银时代而后又在海外延续了俄罗斯精神， 因而其本身的力量很有可能进化1930年代之后苏联境内外俄罗斯知识分子关心俄国的公 共思想资源，在这些随笔中流淌着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对时代和历史真切感受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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