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皇甫诞碑》书碑年代兼论欧阳询楷书风格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楷书论文,皇甫论文,年代论文,风格论文,欧阳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皇甫誕碑》全稱《隋柱國左光禄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之碑》，是歐陽詢楷書代表作，今存西安碑林。因其刻立年月未署於碑，歷來存在多種說法，莫衷一是。这影響到對於歐體風格變化的認識，進而左右對於其作品的藝術評價，同時對隋唐楷書史的準確描述造成困擾。立論者未遑深究，採用者隨意取捨。近復見文化部公示《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置其於貞觀十七年，明顯有誤，有重新加以考證之必要。
據《皇甫誕碑》碑文，皇甫誕卒於隋仁壽四年九月。碑載立碑者、撰文者、書碑者題銜是歷來持論者最重要的依據。現録於次：立碑者“世子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撰文者見於首行，署“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製”；書碑者見於末行，署“銀青光禄大夫歐陽詢書”。
一、前人研究述評
關於此碑建立時間，《寶刻叢編》引宋歐陽棐《集古録目》云“隋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文”①，又明安世鳳《墨林快事》或許以皇甫誕隋人且卒於隋而臆斷碑立於隋②，無足採信。除此而外，碑立於唐，世無疑義。宋趙明誠《金石録》卷二十三云“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③。清代以降，學者遞相考證，以圖確定更爲具體的立碑時間。其主要方法是依據于志寧、皇甫無逸及歐陽詢所署官銜，而核以史傳。主要觀點有三：其一，武德中立。清人王澍《虚舟題跋》首倡其說，所據爲《舊唐書》皇甫無逸及歐陽詢本傳④。其二，貞觀初立。始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所據爲《舊唐書·于志寧傅》所載貞觀三年于志寧加授“太子左庶子”事⑤。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以該碑爲歐陽詢七十餘歲書；以歐陽詢卒年推算，實同顧炎武之說⑥。其三，貞觀十七年立。見一九二○年刊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皇甫明公碑跋》，所據爲《于志寧碑》之于志寧歷官⑦。三者之中，又以貞觀初立碑說與貞觀十七年說影響爲大(見附表)。然而三種觀點均未能綜理史料，所據各有偏頗，又曲加引申，結論便大相徑庭，去真相也遠。辨正詳後。
其後，一九三六年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一卷四期載岑仲勉《金石證史·皇甫誕碑》，以歐陽詢所署“銀青光禄大夫”品階高於其所書他碑署銜，推論應是貞觀六年四月書《九成宫碑》以後所授；又據《舊唐書·皇甫無逸傳》載禮部尚書王珪駁議皇甫無逸諡號事，及《舊唐書·王珪傳》王珪卒年，考證立碑者皇甫無逸應卒於貞觀十三年以前，認爲碑立於貞觀六年四月至十三年之間⑧。首次將考證範圍拓展到于志寧、皇甫無逸、歐陽詢三人以外，從方法和結論上都前進了一步，然而範圍依然寬泛，影響也不大。
當代路遠《〈皇甫誕碑〉刻立時間及流遷經過》據羅振玉所引《于志寧碑》之于志寧貞觀“十年，進爵爲公”及《書斷》載歐陽詢卒於貞觀十五年史實，將立碑範圍定於貞觀十年至十五年之間⑨。近於事實，然而同樣寬泛。
除了史實的考證，也有從書法風格入手加以判斷者。清人梁巘《承晉齋
積聞録》云“《化度》、《九成》二碑，猶是學王書，轉折皆圓。至《皇甫》則脱盡右軍蹊徑，全是自己面目，《虞恭公》則又加緊矣”認爲“《皇甫碑》大約貞觀八九年書”⑩。日本真田但馬《中國書法史》據歐陽詢署銜“銀青光禄大夫”同於《虞恭公碑》，且二碑風格相近，以爲書於貞觀十一年前後，又叙《皇甫誕碑》於《虞恭公碑》之前(11)。二人均距真相一步之遥却似是而非，且缺乏史實論證，難爲採信。殷蓀《論歐陽詢》基於風格判斷認爲是碑爲歐陽詢最後的作品(12)，結論近似，但同樣缺乏論證，不具說服力。
解决問題的最重要依據依然是三人所署官銜，其中于志寧官銜以其詳備尤爲重要，然須綜合考察。
二、書碑時間
(一)碑立於貞觀十年後(含本年，下同)
《于志寧碑》(13)爲令狐德棻所撰。令狐德棻文名顯赫，長於治史，又爲于志寧的同僚，長期共事，碑文可信程度極高。其中對於于志寧歷官叙述尤爲詳瞻。據碑，于志寧於武德年間先後因功封黎陽縣子、黎陽縣男、黎陽縣侯之爵，至貞觀“十年，進爵爲公”。于志寧署銜“黎陽縣開國公”，則《皇甫誕碑》當撰於貞觀十年之後。《舊唐書》卷七八《于志寧傳》載“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内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據此以爲碑爲貞觀初立(14)，是誤以爲“累封黎陽縣公”也在貞觀三年，兩唐書本傳記于志寧官爵甚略，自以碑爲正。
(二)碑立於貞觀十二年之前
兩唐書於歐陽詢卒年，無確切記載。《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歐陽詢傳》云“年八十餘卒”；《新唐書》卷一九八《歐陽詢傳》云“卒，年八十五”。據唐張懷瓘《書斷》，歐陽詢“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15)。則《皇甫誕碑》必書於貞觀十五年(六四一)歐陽詢卒之前。
據《舊唐書》卷六二《皇甫無逸傳》載皇甫無逸卒，太常考行，諡曰“孝”，遭到禮部尚書王珪駁議而諡爲“良”。則皇甫無逸卒於王珪任禮部尚書期間。據《舊唐書》卷七○《王珪傳》，王珪卒於貞觀十三年，自貞觀八年始任禮部尚書。《唐會要》卷二十六載“貞觀十一年七月，禮部尚書王圭兼魏王師”，同書卷二十五有載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禮部尚書王圭(即王珪)奏言“親王及朝臣行立位事”，此事《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也題爲貞觀十二年。而《舊唐書》卷六○《江夏王道宗傳》載道宗於貞觀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則王珪任禮部尚書至且止於貞觀十二年。是知皇甫無逸卒年範圍在貞觀八年至貞觀十二年之間，爲其父追立之《皇甫誕碑》不能晚於貞觀十二年。
結合上文，可先確定《皇甫誕碑》立於貞觀十年至十二年之間。
(三)碑書於《虞恭公碑》後
王澍《虚州題跋》爲了論證其碑立於高祖時觀點，云“史稱歐陽詢以貞觀初拜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此碑但稱銀青光禄大夫，不書率更令、渤海男，其爲高祖時書無疑。”(16)此論非是。歐陽詢署碑官銜見於下表。
據表可知：其一，“渤海男”爵號首見於貞觀五年《房彦謙碑》，其後或署，或不署。考有署爵位之《房彦謙》、《九成宮》、《虞恭公》三碑均有奉敕或官立性質，未署爵之《化度寺》、《皇甫誕》則非。岑仲勉《金石證史·皇甫誕碑》云“此非詔立之碑，故只題最高之階而略爵不書耳”(17)。筆者更以爲渤海縣男(從五品)爲爵位中最低等級，歐陽詢或並不太重此爵號，故而不署。其署爵者當爲此類碑署碑貫例所限。
其二，銀青光禄大夫(從三品)惟《虞恭公碑》與《皇甫誕碑》有之，爲歐陽詢品階最高之銜，以歐陽詢官階升遷情況來看，出現也最晚。武后時李嗣真《書後品》但以“歐陽銀青”稱呼歐陽詢即因緣於此(18)。
其三，除《皇甫誕碑》外，歐陽詢署銜均帶職事官銜，由給事中(正五品)而至率更令(從四品)。《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載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事，知其時歐陽詢尚任率更令。《虞恭公碑》書於次年，署銜缺損處當可補爲“行太子率更令”。考諸唐代碑誌，凡署官銜，必署其職事銜。緣由唐代“職事則隨才録用”(19)，是官員才幹、身份、地位的表徵，故備受重視。顏真卿《爭座位帖》所云“宗廟上爵，朝廷上位”；《唐會要》卷二十五“百官奏事”條下所謂“宗廟尚爵，朝廷尚官”可證。《皇甫誕碑》僅署“銀青光禄大夫”，此中消息，當可解讀爲此時歐陽詢已經致仕，故而没有實際職守。其率更令之職至此已經卸任，故也非卒於率更令任上。世傳署名“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小楷《千字文》，末題“大唐貞觀十五年歲在辛丑三月廿日附子……遂命工摸石，安於學舍東壁，永爲不朽”，書法生硬板刻，錯誤間出，卷末所題，牽强鄙俗。清王澍云“歐陽率更小楷《千文》，自宋及今，談小楷者皆未之及。”(20)實爲託名之作。
以此，筆者以爲《皇甫誕碑》書於《虞恭公碑》後，爲現存歐陽詢書碑最晚者。據《虞恭公碑》，虞恭公温彦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六月四日，又《金石録》記《温彦博墓誌》於貞觀十一年十月。温彦博卒後太宗即詔有司立碑紀德，故《虞恭公碑》立碑時間也當在貞觀十一年十月，而撰、書碑文應早在六、七月間已經完成。至此，結合前文考證可確定《皇甫誕碑》書碑時間範圍在貞觀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皇甫無逸卒之前。歐陽詢致仕也在此期間，時年已八十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虞世南小歐陽詢一歲，《舊唐書》卷七二《虞世南傳》云貞觀“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則初唐兩位書壇泰斗，致仕年齡、時間相近。
三、辨正與釋疑
顧炎武貞觀初立碑之說，辨已見前。武德年間說及貞觀十七年說所持論據尚須加以辨正，以釋疑惑，同時進一步論證筆者結論。
(一)武德間說
王澍武德間說論據除臆測歐陽詢之銀青光禄大夫爲高祖所授外，尚有兩條。《虚舟題跋》云：
按史，誕子無逸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皆在高祖之世。此碑但稱民部尚書，未稱益州長史，則當是高祖時書。……然唐人最重諱……而“世”字“民”字皆無闕，定當是高祖時書。其于志寧官代，或亦出高祖所授，而史誤書耳。(21)
王澍以皇甫無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在高祖之世明顯有誤。武德初皇甫無逸歸唐，《舊唐書》卷六二《皇甫無逸傳》云：
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諡爲良。
據傳，皇甫無逸兩爲民部尚書都在高祖時。而從王珪駁議云“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來看皇甫無逸卒於“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任上。《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載貞觀八年，鄜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無逸奉詔出使，觀省風俗事。據此皇甫無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應在貞觀八年後之若干年，而非在高祖之世。則王澍“未稱益州長史，則當是高祖時書”觀點不攻自破。兩唐書本傳載皇甫無逸歷官稍詳於高祖時，於貞觀間則極其簡略。貞觀十一、二年間皇甫無逸當有短期任民部尚書經歷。
至於碑不避“世”、“民”諱，則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已辨明。其引杜佑《通典》載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東宫，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證據可靠堅實(22)。考貞觀中所立碑誌“世”、“民”二字常見、如《昭仁寺碑》、《房彦謙碑》等，故不避諱不足爲據。
(二)貞觀十七年說
羅振玉《皇甫明公碑跋》據《于志寧碑》“十年，進爵爲公”及貞觀十七年“復拜左庶子，加銀青光禄……十八年，拜金紫光禄大夫”官爵合於《皇甫誕碑》于志寧所署，即以爲碑立於貞觀十七年(23)，實未考歐陽詢、皇甫無逸卒年而致明顯錯誤。而貞觀十一至十二年間，于志寧官、爵均合於誕碑所署。封爵已如上述，職事官、勳官、散位現考如下。
太子左庶子。據《舊唐書》本傳及《于志寧碑》，貞觀三年于志寧始任太子左庶子，至貞觀“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考《舊唐書》卷七二《李百藥傳》、《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傳》分别提到貞觀五年、七年、十一年于志寧太子左庶子身份，可知于志寧自貞觀三年至十四年間長期任太子左庶子(正四品)。
上柱國、銀青光禄大夫。據《舊唐書》本傳及《于志寧碑》，高祖將入關，于志寧“即拜銀青光禄大夫……義□二年，叙平京師勳，加授左光禄……崇勳行賞，授上柱國。武德元年九月拜秦王□(友)”(24)。又據《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一》，高祖發跡太原至武德間，官名雜用隋制。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銀青光禄大夫等均爲勳官，分别相當於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因此于志寧武德元年九月之前所領“銀青光禄大夫”、“左光禄”已累轉爲勳官“上柱國”(正二品)。唐制，勳官用以酬勳勞；散官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勞考進叙。故此處“銀青光禄大夫”與《皇甫誕碑》中所署同名散官已没有關係。諸說惑於此，誤以爲碑中所署“銀青光禄大夫”散官授於武德中且於貞觀初一直保有此銜，而致誤判。
這可以解釋上文所引貞觀三年，時任中書侍郎(正四品)的于志寧没有資格參加三品以上貴臣宴會，太宗特令預宴，還須加授散騎常侍(從三品文散官)故事。其時于志寧早已封授正二品“上柱國”勳官、從三品“黎陽縣侯”爵竟不管用，原因是此處所說的三品以上是指職事官三品以上及帶散官三品以上職事官，《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所謂“凡九品已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而不以勳官、爵位品次爲標準。
于志寧的“銀青光禄大夫”散官始於何時，碑傳均無可考，然除見於《皇甫誕碑》外，亦見於貞觀十三年二月《張琮碑》(25)，參北圖拓片可見“……□□光禄大夫□□□□庶子□陽公于□□”，“光禄大夫”前缺壞三十餘字。當可補足爲“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黎陽公于志寧”，除未署勳官“上柱國”外與《皇甫誕碑》署銜同。以兩碑相距僅一年左右，故互爲印證。
四、歐陽詢楷書風格演進
據《舊唐書》本傳，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一)變法期——兼融南北，寬和硬朗
大業七年《姚辨墓誌》雖爲後人翻刻，精神或有不逮，而體勢尚存，已可見歐書風格。其寬展停匀的結構方式和雅勁的用筆方法均明顯可見《黄庭經》等影響，然相較於《黄庭經》之圓融、遒潤、虚和，《姚辨墓誌》趨於方峻、硬挺、篤實，又見北派書法以力相勝的特徵。可知歐陽詢其時兼融南北的取法方向。
(二)成熟期——易方爲長、峻硬挺拔、法嚴意肅、歸於中和
以《化度寺碑》與《九成宫碑》爲代表。在方、峻、硬的基礎上明顯易方爲長，强化縱向用筆的峻厚特立，體勢内擫。二碑不同之處，《化度》更爲緊斂、停匀、遒潤而雅勁；《九成》則稍加寬展，以收濟放，剛健而沉厚。此一時期，歐書用筆結構的一些基本特徵均已形成。歐陽詢《傳授訣》中所云“四面停均，八邊俱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26)這種追求中正、平和、停匀的藝術思想在《化度寺碑》、《九成宫碑》中得到了很好的闡釋。梁巘《承晉齋積聞録》以“氣味静而風韻含蓄”(27)，翁方綱以“遒勁”、“寬和”、“淳古”評《九成宫》(28)，誠爲知言。
(三)昇華期——瘦健快利、不避鋒芒、體勢峻險、沉著痛快
以《虞恭公碑》與《皇甫誕碑》爲代表。《虞恭公碑》在《九成宫碑》基礎上强化内擫取峻之勢，用筆弧勢增强，如改《九成宮》横畫之硬挺拗勁爲彈性曲勢
而具有流動的韻律，不時凸現出書寫過程中沉著痛快的抒情意味，然亦時見寬和停匀之構。《皇甫誕碑》在《虞恭公碑》上述改變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藝術夸張，加劇結構縱長、向右上昂舉之勢，造成重心偏側；强化各部分之間錯落、收放效果，動態百出；用筆險勁快利，英華綻出，龍威虎振，氣魄攝人。較《虞恭公碑》更爲險絕，通篇一氣呵成，沉著痛快，體勢、用筆極爲統一，極其嫺熟。
《皇甫誕碑》實爲歐陽晚年變法極致。歷覽前賢品鑒，雖未能準確論定其書碑時間，而慧眼察察，表現出藝術識見的高明。如《承晉齋積聞録》云“《化度》、《九成》二碑，猶是學王書，轉折皆圓。至《皇甫》則脱盡右軍蹊徑，全是自己面目。”楊守敬《學書邇言》“歐書《皇甫誕碑》最爲險勁，張懷瓘《書斷》稱其森焉如武庫矛戟，此等是也”。(29)然也有困於書碑時間問題，或持論偏頗，或欲言還止，均欲取率更之所取，捨率更之所捨，然而書碑時間先後失次，則取捨顛倒。如清蔣衡《拙存堂題跋》：“《皇甫碑》乃歐陽信本少作。想當時懸臂用力太過，右肩皆昂起不平，如“書”、“無”等字，尤爲大病。餘謂其中而不正，靈而不静，殊遜《醴泉銘》。”(30)
約而言之，《九成宫碑》備法而以静
以和，《皇甫誕碑》達情而以動以險，同爲歐陽詢書法典範，而《化度寺碑》、《虞恭公碑》則分别爲其前奏。由備法而達情，變化取捨之際，可見歐陽詢對於書法藝術認識的昇華。
[附録]部分文獻關於《皇甫誕碑》立碑年代匯表
註：“《新編》一—一”表示“《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一册”，餘類推。
註釋：
①《寶刻叢編》卷八引《集古録目》，載《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四册一八二一九頁，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
②③⑤(14)(22)王昶《金石萃編》卷四十四“皇甫誕碑”條引，中華書店，一九八五年。
④(16)(20)(21)分見王澍《虚舟題跋》，載《中國書畫全書》(八)八○二、八○四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⑥《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二《跋皇甫府君碑》九三三、九三五頁，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三輯，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六年。
⑦(23)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丙·金石跋尾》九十九頁，遼寧教育出版社，二○○三年。
⑧(17)岑仲勉《金石論叢》五十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⑨路遠《〈皇甫誕碑〉刻立時間及遷流經過》，載《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三輯一七一—一七三頁，三秦出版社，二○○六年。
⑩(26)梁巘《承晉齋積聞録》，分見《中國書畫全書》(十)五一五、五二四、五三二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1)[日]真田但馬《中國書法史》九十六頁，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12)《書法研究》一九八六年一期五十九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13)(24)王昶《金石萃編》卷五十六《于志寧碑》，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18)李嗣真《書後品》，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一三四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19)劉昫《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一》一七八五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
(25)王昶《金石萃編》卷四十五《張琮碑》，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五年。
(26)歐陽詢《傳授訣》，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一○五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28)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二《九成宮醴泉銘跋》九二四、九二五頁，出處同註⑥。
(29)楊守敬《學書邇言》，載《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七一八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30)蔣衡《拙存堂題跋》，載《中國書畫全書》(八)八四○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