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3-0013-07
“差异性社会”是本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也是近来备受社会关注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就差异性社会的三个问题进行阐释：第一，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关键点上，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关于我们国家社会类型、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应该是规范我们国家未来长治久安、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性理论。第二，在社会类型和社会性质的判定上，我们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序发展和良性治理，那么我们今天按照怎样的尺度和标准，才能够达到这一点？第三，根据上述两点，我们究竟希望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社会或理想社会？
一、差异性社会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
今年“两会”上议论最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是民生，最突出的问题是房价。房价偏高的背后，显示出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经过长期调研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人群(占总人口10％)和最贫穷的人群(占总人口10％)之间财富的差距是55倍。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基本尺度，0.4是警戒线，基尼系数若超过了0.4，说明这个社会本身的冲突和矛盾加剧，社会结构紧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拿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95，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不仅如此，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两会”上各种呼声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呐喊。上一次“两会”，两亿多农民工中仅有3名代表进入了人大，但他们很快就写了大量的提案，为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而呼喊。同时，一些民营企业和其他资本的代表，针对这些提案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以现在的“两会”越来越热闹，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如何看待我们当下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标准判定社会，什么是我们需要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它分得更公平、更合理、更正义。这样一来，发展和正义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究竟要发展成怎样的目标社会，我们究竟希望它变成什么样的社会。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我们13亿人民的面前，当然同时也摆在了社会理论家的面前。
和常人相比，社会理论家有他的独特之处，作为感性人格，他要介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去，深切感受人民的困惑和问题。但是，社会理论家还不能仅仅作为感性人格而单独存在，还需要理性的反思，需要变成理性的人格，要把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怎样规范、规正？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需要有两类理论家来共同完成这一任务：第一类是在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中进行研究的理论家们。比如，对于我们的社会，社会学家们首先行动起来，做了大量的调研，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层状况进行研究。这几年，他们出版了众多理论著作，这些著作都表明我们社会存在分层，且这些分层日益扩大化，基于这两点，社会学家们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社会现状。但是社会学家们运用实证调研方法所做出的判定，并不一定能进一步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一社会分层是否合理？
当把“事实”变为“应当”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超出了实证科学本身所能容纳的限度。它必须叩响更高的另外一群理论家的大门。我们把这些理论家称为发展哲学研究学者。对于中国的发展和正义的关系以及发展当中的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把握：
第一，发展经验。我们已经对一些发展经验做了分门别类的概括，比如江苏经验、苏州经验等等。中国有很多发展模式，包括苏南模式、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等都是经验的范畴。经验是可贵的、有效的，然而经验本身之感性、现象性的存在，有时空的限制性和表面的限制性。从哲学上来讲，它属于感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汇集，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发展科学。比如说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有发展经济学，研究政治发展的有发展政治学，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有发展社会学……这些都是分门别类地把握一个现象的学科体系。他们把完整的发展切割为各个部门和门类加以研究，以便找出独特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有时会把发展科学叫做“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所以这一研究结果要想再还原到整个发展中去，必须得经过一个中介——发展哲学。
第三，发展哲学。发展哲学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关于发展一般规律和一般本质的理论体系，它是在综合整体意义上、最一般意义上去探索发展的整体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对事实的描述，更是一个应当的探索，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对于当今社会分层状况的描述，我们必须运用发展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概括。这一概括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社会的本质以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位置，也能为我们所有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于社会类型及结构类型的判定，是党和国家制定一切理论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新中国建国60多年来，我们可以反复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中，都需要对我们社会的性质、类型进行再认识。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过渡时期加速进行“一化三改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即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1956年“一化三改造”后进入社会主义，虽然当时认为社会制度先进了，但是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所以党的八大把当时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判定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命题再次被反思。为什么会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言过其实，我们实际上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条道路、两种斗争”的社会，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胜负未分，尽管是社会主义，但是还带有旧社会的残迹。当时，把列宁描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套用到我国，就造成了这样一场灾难。文化大革命后，经过重新认识我们社会，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当时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作深入的说明。一直到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为和谐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社会是和谐社会，而实际上我们的社会还有许多方面不和谐，所以要建设要发展。这些理论本身对我们社会的目标和现实状况做出了描述，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回答并说明我们社会现在的起点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为了认定这一起点，我们应该重新回到马克思，另外找到一个尺度，来判定我们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应当是什么社会，实际上又是什么社会。马克思主义判定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理论，其中有一个标准尺度经常被人们所忽略，即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中，必须根据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来判定人们的相互关系。因为客观上一个社会是怎样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看建立在物质生产水平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不同的社会是由建立在不同物质生产水平之上的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不同而决定的。根据这个观点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同质性社会。没有物质利益的根本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即同质性社会。例如，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论其物质生产水平如何，虽然社会形态不同，但是在物质利益上没有差别，更没有冲突。社会是有差别的，但不是表现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原始社会有男女的自然分工，有社会职位上的分工，这些分工本身不表现为物质利益的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将会有个性上的差别，但是这种个性的差别(自由发展、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也不表现为物质利益的差别，所以叫同质性社会。
第二，对抗性社会。大量阶级对抗的社会——从奴隶社会以来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社会，即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充分涌流状态的社会，社会本身处在阶级对抗的状态，人本身就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利益对立，这样的社会延续至今，占据着人类历史漫长的时间。
第三，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问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即人们在物质上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趋向一致，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表现为若干的差异，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到的社会。差异性社会，它既不同于同质性社会，存在着物质利益的种种差别和利益对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利益集团的分层；又不同于对抗性社会，因为在大部分条件下，物质利益不表现为对抗，只表现为差异。正因为差异性社会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即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认为人们已经表现为高度利益一致，那么就倾向于以不适当方式消灭这种对抗，形成同质性社会，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表现为差异性社会理念回归到同质性社会理念——这种社会理念的本身，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穷，因为它遏制了社会生产的原动力。二是社会中的差异会激励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生产，人们才有生产的冲动，才会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反过来，若是不加以限制，就会扩大差异，从差异性矛盾走向异质性矛盾，最后走向对抗。所以，它有不断地走向对抗的危险。所以我们用今天的理论在判定中国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就应当牢牢地把社会掌控在差异性社会里面。“左”的错误是要提前提早消灭这种差异。今天，在社会两极分化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在强调社会和谐的时候，当然有一种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即夸大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的差异来追求公平正义，这实际上混淆了两种社会的界限，最后依然只能回到普遍的贫穷。但是，另外一种思维就更要值得警惕，就是使市场自发盲目地起作用，让资本自由流动，不加限制和监管，最后因为两极分化而导致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生。当今社会，两种危险相比之下，两极分化的危险更大。所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深入研究差异性社会的本质、类型、必要性、历史地位，是我们制定一切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
二、差异性社会条件下的公平正义
差异性社会如何追求公平正义？当前，要求解决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把公平正义比喻为“太阳的光辉”，表明了本届政府推进公平正义的决心，本届政府因而被称为“民生政府”、总理被称为“民生总理”。但是，有些问题上并不是总理说解决就能解决，因为现在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北京房地产界代表任志强说：“我们不为穷人造房子，就为富人造房子。”对于这种极端的观点，我们要冷静的思考。
国内外理论界把公平正义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是在过去“左”的和民粹主义观点来看，今天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求大同存小异，社会基本上是公平的，大部分人的收入应该是一样的等等，这样的观点甚嚣尘上。这一观点看似很激烈，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其实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二是站在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最大的公平就是市场的公平、机会的公平。既然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既然我们大家遵守相同的市场规则，那么今天我们最大的公平和正义就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反对所谓权钱交易，要求完善市场体制，但是坚决反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调节收入分配体系。这一观点代表着资本的力量。
三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观点，就是强调基于公平的正义。如果说这种正义要被改变，也要向“最不利者”倾斜，那么这样的改变是合适的。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分配正义，但是在中国，主要的还是生产的正义。试想一下，若没有生产的正义，何来产品分配的正义？没有生产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实行差异性的正义。差异性的正义有五个方面的要点：
1.合理的差异是必然的
这将贯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方面和很长的历史阶段。它本身不是暂时现象，而是贯穿始终，只要社会不结束，差异就始终存在，这是指物质利益方面的差异，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强调这种差异性本身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并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去谈别的正义。
2.差异的来源必须合理合法
老百姓不是不能接受差异，而是不能接受不合理的差异，他们对高收入的来源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事实上，我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改革政策是不连续的，造就了一大批人通过各种手段(合法的或非法的)敛取了一大笔财富，包括一些官员进行权钱交易，不法商人通过偷税漏税、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各种非法手段谋取暴利，以及垄断企业的所谓合法来源，这些都是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差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差异性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3.差异本身具有结构性的标准
按照今天的社会标准，社会公平应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公平，即基本生活保障，包括社会公共设施、政府服务、教育保障等，应该不分城乡、地区、阶层等差别，对每个公民都一视同仁。今年“两会”上，教育部倡导教育公平，旨在使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直到2020年，要努力推进基本公平，已经成为一个铁定的方针。另外，在超越基本公平之上的是比例公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涉及到人们对社会阶段的认识。在追求、享受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社会机会等方面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有可能产生差异，所以基本公平加比例公平，就是差异本身所包含的内容。
4.限高
差异在总体上应有总量的控制，不能无限扩大，这是一条刚性的红线。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制定合理的标准，没有标准是不行的；没有标准，中国就会分崩离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今中央正在努力研究出台一些调节分配收入水平的措施，理论依据是对的。差异的正义并不是消灭差异，而是把差异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5.差异本身是历史的发展
随着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产品的不断涌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差异的范围和层次会逐渐减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异是不固定的，基本公平和比例公平的尺度是一种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动的尺度，特别要强调的是：差异本身不能被固化。当今社会，我们总是要给人以希望。如果一旦把收入差异固化，变成一种刚性的阶级、阶层分类的界限，人们一旦失去希望就会绝望；一旦绝望，就会有种种举动。在这一点上，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学习“美国精神”。例如，施瓦辛格通过个人打拼最后当选加州州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就是“美国精神”的典型例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讲，“美国精神”不赞同阶级解放，但赞同个人解放，总是追捧、宣传、鼓吹那些从底层干起，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劳动改变自己命运的人，那些靠继承父母大量财产而变成富翁的人，在美国社会是吃不开的，人们对之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成为很多美国富人的观念，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很多美国富人愿意让子女在一种平民化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不把大量的资产留给子女，把从社会获得的资产回馈给社会，重新回到公平的起点，让社会能够得以进步。希望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创业、创优、创新，成为自己命运的改变者，同时，社会也让每一个人都有奋斗的机会，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会充满活力。
三、差异性社会中的利益平衡和保障问题
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要在差异性社会基础上构建民主社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人大和政协是我们实行国家民主的两个基本形式：人大是选举民主，政协是协商民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看，任何政治形式不过是市民社会的集中表现，或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我们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过程中。这样的市民社会，应当是一个差异性社会——利益不断产生差异的同时又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差异化人群的政治表达和利益诉求如何得以保证？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两点把握不好，那么我们国家将来的民主政治就会崩溃。
1.所有差异性的人群有没有或能不能建立根本的、长远的、全局利益的一致性，是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本质上没有根本的、长远的、全局利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社会只能是对抗性社会，而不是差异性社会。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更好地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需要在代表性上多做工作，通过协商和选举来保证根本利益的牢固基础。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国家本质和社会主义性质不可动摇，若非这样，很多问题就会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基石。
客观地说，中央领导人在讲话时反复强调：现在的利益差异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协调，这表明了一个事实——眼前的、局部的、阶级的、阶层的利益差异已经大到危害到我们根本利益一致性的政治根基上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我们要收紧口袋，强调公平正义成为一种必然。
2.平衡各个差异者的利益
这些差异者进入到人大和政协以后，就变成了立法者，立法者自然要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代表自己的阶层、阶级。立法者之间会相互讨论和协调，通过政协进行协商，最后通过人大来平衡这一体系。这走的是上面的路线，当然还有下面的路线。民主政治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走一条社会民主、直接民主的路线，即通过舆论和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民主等电子民主手段，实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商共治。
在差异性社会里，一个政府，一个党，在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上要做到让老百姓百分百地满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利益是有差异的。当你做好一件事，维护了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就有可能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政府为普通百姓提供廉租房、低价房和经济适用房，但是房地产商会说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差异，这些差异最后都会表达成政治上的意愿，甚至会影响到政协和人大的决定，变成法律和政府的规章、法规。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目前中国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所面对的现实。而网络民主监督下的人大和政协以及地方自治民主，都会在差异性社会的语境下来开展。这就变成上面的国家机器和下面的社会民主对应的民主图，而两个民主是相互监督的，就像一片树叶，可以沿着中间的横茎折起，两边是完全对称的。这就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
由于中国差异性社会的存在，在文化上也存在着差异，我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矛盾，即合法的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存在是多元的、多变的、多样的。但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我们所坚持的指导思想是一元性的，这种一元性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果动摇了，根本利益就得不到思想的保证，更不能得到政治上的保证。这样一来，文化矛盾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一方面我们的文化指导思想是一元性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承认社会文化价值思想的多元性，而这些多元和一元之间的矛盾天天都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着。当代大学生每天都会在社会各方面的文化渲染和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两者之间进行碰撞，进行痛苦的文化选择和思想挣扎，使他们变成多重人格。不管承认不承认，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矛盾冲突当中，既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又要包容多样多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难题，这就是我们的“两课”包括意识形态、宣传文化战线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因此，除了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客观地说，还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领导权的文化统一战线。这些文化之间固然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些矛盾在本质上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社会有着积极意义，不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会让其存在下去。
在这个文化统一战线下，毋庸置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领导权，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作空洞的领导者，必须要“榨取”被领导的思想体系中一切不可辩驳的合理成分，使之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面，变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的文化力量。这需要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宗教、懂各种社会思潮，要去研究和对话，而不能高高在上，变成一个抽象的空洞的领导者。从这个角度来讲，任务是很重的，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执政能力需不断提高。
为什么佛教对很多人包括大学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呢？因为佛教的产生满足了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佛教之所以有大乘和小乘之分，是因南传和北传的差异所致。早期的佛教理念是“小乘之教”，乘是指筏子、船，佛教认为人是生活在苦海中，渡过以后就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小乘佛教强调的是个人在道德上的累世修行(吃斋念佛、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撒谎等)，我们称之为佛教的个人主义；此外还有大乘佛教——大乘就是大筏子，要普度众生，这样的价值理想我们称之为佛教的共产主义。看来，佛教里也分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和佛教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此提出一个个人的见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不仅有西方的三大理论来源，还应该有中国文化的思想渊源。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大同思想能不断地战胜个人主义(即大乘战胜了小乘)，最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一拍即合，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就在于此。这个例子也相当于共产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变化。这是中国的文化之根。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的文化之根，我们才能建立起文化统一战线，才能把我们所有的文化积极因素联合在一起，共同来建设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引领社会思潮积极向上。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运用差异性社会理论作为支撑，才能使得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向上向好发展，从而变成一个良序治理的社会。
(第47期阅江论坛录音整理稿节选)
时间：2010年4月30日下午
地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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