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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这部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诗文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纂的，此点本来是常识，不用多说。不过晚近以来，中日不少学者认为《文选》是昭明太子延集文人们一起编纂的。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均认为昭明太子为其主编（中心人物）（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屈守元《“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四川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而日本有的学者，如清水凯夫则认为其“实际编者是刘孝绰”（注：《关于〈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见《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笔者很佩服这些探索者，尤其是清水凯夫先生。然而，就笔者所见，不唯“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说难以成立，即使是以昭明为主编说，亦无坚确的理由。对现存有关昭明与《文选》和《文选》选文以及其它相关问题的考察，我们只能得出：《文选》乃昭明太子一人所编的结论。
一
从曹魏时代的文帝“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曰《皇览》”起（注：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历代统治者多令文人撰集类书或总集。不过，绝大多数署名的，均非帝王本人，而且史书多说明其情况，如上所举的《皇览》。又，《三国·魏志·刘劭传》说：“（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同书卷九《曹爽传》和卷二十三《杨俊传》注，均引《魏略》所载有关撰《皇览》之事。前者云“桓范”……与王象等曲集《皇览》”；后者云“王象……受诏撰《皇览》”。再者，《隋书·经籍志》子部杂类著录是书，注云“缪袭等撰”，而非曹丕。其它署名者，如唐高祖诏欧阳询等修《艺文类聚》，唐玄宗使徐坚等修《初学记》，宋太宗诏李昉等修《太平御览》，宋真宗命王钦若等修《册府元龟》等类书，清康熙命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等总集，署名的全是领修（编）者。这些没有一部是帝王躬修（编）的，但与此相应，亦没有一部署上帝王之名。
具体说到萧梁时代，《梁书·安成王秀传》载昭明太子叔父萧秀“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梁书·文学·刘峻传》亦载此事：“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不过，《梁书》与《南史》并没有把《类苑》归到萧秀名下；而《隋书·经籍志》子部杂类著录“《类苑》一百二十卷”，则注明“刘孝标撰”。
武帝恶刘峻，《南史·刘峻传》说：“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关于命撰《遍略》之事，《梁书·文学传》有几处记载：“天监十五年，敕学士撰《遍略》，（钟）屿亦预焉”；“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徐勉举（刘）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同样，《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亦没有将梁武帝命学士撰的《遍略》，归到其名下。
清水凯夫先生在其大作《〈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中（注：《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大略引上述材料并有云：“安成王……自己没有作为中心编纂，而特意招聘当时著名文人学士刘孝标进行编纂”；“《华林遍略》，武帝本人并未参加编纂，依然是命令臣下撰写的”。但清水先生太疏忽了：这些材料和他的这些话，只能从反面证明《文选》为昭明太子撰。
又，《梁书·简文帝纪》载简文帝“所著……《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其中，《长春义记》又见于《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注云：“梁简文帝撰。”不过，《梁书·许懋传》明白地写着“中大通三年，皇太子（萧刚时为太子）召诸儒参录《长春义记》”。《陈书·儒林·沈文阿传》亦说：“梁简文在东宫……及撰《长春义记》，多使文阿撮异闻以广之”。至于《法宝连璧》，《南史·陆罩传》云：
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岁而成书，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萧绎在序中具体地写出了萧子显等三十七名参撰者的官职、郡望、姓名与年龄。与安成康王萧秀“使（刘孝标）撰《类苑》”和梁武帝“命诸学士撰《遍略》”不同，这里明明写着梁简文帝“在东宫……撰《长春义记》”，“在雍州，撰《法宝联璧》”；而“诸儒”只是“参录”，“群贤”不外“抄掇区分”。可见，萧纲实为《长春义记》和《法宝联璧》的主编（中心人物）。准此，清水先生说《法宝联璧》的“实际的选录工作，萧纲本人并没有参加”；《长春义记》“实际上是太子萧纲招聘许懋和其他文人一起参加选录”（同上）云云，未得其实。而这些材料，不但不能证明刘孝绰是“撰录《文选》的中心人物”，反而从侧面说明刘孝绰没有参与《文选》的实际工作（后详）。
回到《文选》上来，比观上述例子，《梁书·刘孝绰传》记孝绰事迹甚详，从“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看，昭明太子周围的文士，当以其为首选，故还有这样的记载：“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但是，整篇本传没片言只语涉及到孝绰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不仅如此，整部《梁书》以及《南史》相应部分，亦没有半句涉及孝绰或者其他什么人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再说，萧绎奉萧纲命写《〈法宝联璧〉序》，具体地写出了三十多位参撰者的姓名等，可谓实事求是。又，萧绎在其《金楼子》中，虽然说自己编纂了不少的书，但他“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金楼子〉序》），明确地写出了编纂这些书的实际情况，如其在“《碑集》十秩百卷”后注云“付兰陵萧贲撰”；在“《长州苑记》一秩三卷”后注云“金楼与刘之亨等撰”等（见丛书集成本《金楼子》卷五《著书篇》）。可见，萧氏兄弟于著书立说，未见乾没他人之功。因之，《文选》的编纂，如有他人参加，昭明在《〈文选〉序》中当有交待（退一步说是序即使是刘孝绰作，亦然。后详）然而，全序没有一处谈及他人参加《文选》的选录工作，那么，他人参加云云，何从说起？
二
人们往往会问，一部《文选》，几乎涉及到自周至梁上下千年间的所有作家和作品，以一人之力，如何能任？而《梁书·昭明太子传》有载昭明“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这么一段话，于是便推想出昭明与众学士一起撰《文选》来。如明人杨慎曾自诩云：
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孙烁、鲍至十人，谓之高斋十学士，集《文选》。今襄阳有文选楼，池州有文选台，未知何地的为。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注：《升庵集》外集卷五十二。）
此可谓以不悖者为悖。近人郑石君、高步瀛已辨其非。将昭明太子与其同时代或其前人比观时，我们便会发现，他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编撰《文选》。他是依靠前人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的。《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小序云：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又，《晋书·挚虞传》云：
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词理惬当，为世所重。据此，我们可以说《流别集》是一部早期的“《文选》”。然而，《流别集》成书的难度，恐怕要比《文选》大得多，因为挚虞不仅要“芟剪繁芜”而“采擿孔翠”，还要区分各种文体，并加以论述。《流别集》之论，追溯文体的产生，考察其流变，列举名家之作并加以评论，此其一。其二是后其它总集不断问世，这些书给昭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实，《文选》所录作家作品，多为向来有定评者，不少地方反映了齐梁人对诗文普遍的审美趣味。如沈约在其成于齐代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及的历代作家有屈原、宋玉、贾谊、相如、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张衡、魏武帝、魏文帝、曹植、潘岳、陆机、殷仲文、谢混、颜延年和谢灵运等人。此中，除刘向和崔骃外，均有作品为《文选》所录。至于被称为“茂制”的“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四诗，全见于《文选》。又如将《文选》所录有五言诗的作家与成书稍早于《文选》的《诗品》所论的五言诗作家比观，情况亦是如此：《文选》录五十八位五言诗作家（徐悱因卒后于钟嵘，故不计），只有司马彪、王康琚和刘铄三人不为《诗品》所“品”（苏武，虽不见于《诗品》正文，但《诗品序》对其别的作品有所称扬），而此三人，《文选》所录最多的亦仅二首。另外，被《诗品序》称为“五言之警策”的“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原‘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擣衣》之作”中，除苏武、何晏、王微和谢混之作外，均载于《文选》（组诗或全录，如左思《咏史》；或录其一部分，如阮籍《咏怀》）。再将与稍早的《文心雕龙》及其同时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相比，结果亦大致如此。
这样，千年之久，就不显其漫长；充栋之多，便易见其“孔翠”。如前所述，《流别集》的成书要比《文选》难得多，而它却是挚虞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不过，他因不是皇太子，故无后人对其能力有所怀疑。或曰：挚虞能专心致志于是，无他杂事，非如太子有“监抚”之务。此说非也。请看下面的另一个比较——《文选》与《文心雕龙》。
我们知道：使刘勰彪炳青史的是他写作了《文心雕龙》。而是书不过是他三十来岁时对定林寺经藏“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之外所搞的“副业”。但当我们细细比较这两部书时，就不能不承认：别说《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即其中论文体的二十篇再加上《辨骚》，共二十一篇的写作，其难度就要比编纂一部《文选》大。因为《文选》不外将所录的诗文分为三十八类，每类录其“清英”而已。而《文心雕龙》这部分，正如《序志》篇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除“区分”与选文外，还要比太子多做论述所及各体文章的起源与流变，解释其名称的含义，评论其代表作家、作品以及其标准风格等项工作。据此，刘勰用四、五年业余时间能写成《文心雕龙》，“居多暇日”（《文选序》）的昭明太子以其优越的条件，能有更短的时间，凭一己之力编成《文选》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三
当然，《文选》为昭明太子和其周围文士共编之说，非出今日，而是自唐代就有之。如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晚代铨文者多矣。至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见《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又，《中兴书目》云：“《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为三十卷。”原注：“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玉海》卷五十四引）。
不过，此二说实不足信。一、《中兴书目》之注，或如屈守元先生所说：“分明是袭用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却无端地添上了何逊之名。”（注：《“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四川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若然，二说即一说。或道听途说之类无稽之谈：因为《文选》编于526年以后（是年《文选》所录死于最晚的作家陆倕卒），而何逊卒于518年。例此，我们又凭什么信此说呢？此与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集部总集类《文选》条下引窦常所说《文选》不选何逊，因其在世，和前引杨慎说昭明太子聚所谓“高斋十学士”集《文选》一样，均为不考之过。二、关于元兢之说。前面说过，《梁书》和《南史》相应的部分，没有一言半语说到刘孝绰等参与编撰《文选》之事，《文选序》亦无。此其一。其二，李善学问博洽，又为《文选》专家，并且其注《文选》完成数年之后，元兢才说此话。若真的刘孝绰等参与编纂《文选》，李善没有不说之理。稍后，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合注《文选》，亦不说刘孝绰等参与编撰之事。又，窦常说《文选》不选何逊作品是因其尚在世，虽误，然其亦只说“（萧）统著《文选》”。其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云云，当见于序，但检《文选序》却无。此若平时所说，如梁武帝“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注：《梁书·萧子恪传（附子显）》。）则纵然《梁书》不载，好奇的《南史》亦当载之，然两书皆无。执此三者，足证元兢之说为子虚乌有。当然，此亦事出有因，不然，为何说刘孝绰而不说别人？因为昭明太子曾使刘孝绰为其撰集而序之（见《梁书·刘孝绰传》）。而元兢将昭明太子撰《文选》与此事撮合在一起，便成是说。这与唐释皎然《诗式·重意诗例》所说的“畴昔国朝协律郎元兢与越僧元鉴集《秀句》相类（这里，你可以说《古今诗人秀句》是元兢与元鉴一起集的，而实际上元鉴所集者，乃《续古今诗人秀句》（注：僧元鉴《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见著录于《宋书·艺文志》，而《唐书》未见著录。）。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按：“昭明”二字，为后人所加）所说的“日升松茂，与天地而偕长；壮思英词，随风月而增广”数语，盖元兢“自谓毕夫天地，悬诸日月”两句之所自。
另外，日本所传古抄卷子本《文选》之《序》有旁注云：“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屈守元先生说：这“与《梁书》、《南史》所说集萧统文章而作序的事完全不同，必定是两回事”（注：《“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四川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我们认为此说似未得其实。如前所述，《文选序》、《梁书》、《南史》、李善及“五臣”，均无一语提及刘孝绰参与《文选》的编纂。复补一句：亦没有说到刘孝绰代作《文选序》之事。而据《梁书》及《南史》，刘孝绰是唯一得为昭明太子“撰集而序之”者，故易淆此于《文选》（或《文选序》）。即易使一事分为两事。类似的情况如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论》的“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云：“《诗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听讼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其实，“邵伯听讼”以下非《诗序》语，而是出于《括地志》（文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又，《文选·（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之八颜延年注引《史记》曰：“邵平者……瓜美。故时俗谓之东陵瓜。从邵平起也。”实际上，后五字为《汉书》语（参《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此类虽二事误合为一事，但易淆而致误则同。一言以概之，刘孝绰代作《文选序》之说不足信。
四
关于《广绝交论》的选入问题。《文选》收录《广绝交论》，被持刘孝绰参与《文选》编撰观点的中外现代学者视为一个重要证据。如我国学者屈守元先生云：“《文选》选入《广绝交论》，可以作为孝绰是在到洽亡后参与编撰工作的一个主要人员的佐证。”（注：《“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四川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又如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在其《〈文选〉编辑的周围》一文中，设《收录〈广绝交论〉的理由》一节来说明：“实际担任撰录《文选》的中心人物是刘孝绰。”而我们则认为：《文选》收录《广绝交论》，与刘孝绰无关。
《广绝交论》创作的动因，《南史·任昉传》有所说明：
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卹。西华冬月著葛帔綀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
《广绝交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招民誉。……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轊，坐客恒满。……彯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思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惠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险巘，一至于此！
《南史·任昉传》云：“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又，《南史·到溉传》云：
乐安任昉大相赏好，恒提携溉、洽二人，广为声价。……天监初，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
李善注《广绝交论》中之“自昔把臂之英”以下四句，盖据此类记载而云：“此谓到洽兄弟也。”清水先生亦据这些材料来推断“所谓‘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指的是到溉到洽兄弟，此外没有与此相当的人物。”诚然，从《梁书》、《南史》等书的记载来看，任昉与到氏兄弟之关系不同寻常。不过，“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梁书·任昉传》）。刘孝绰本人亦其“宾客”，《南史·到溉传》云：“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到）溉、（到）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南史·陆倕传》云：“及昉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宴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又，《梁书·刘孝绰传》云：‘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焉。昉尤相赏好。”故“把臂之英，金兰之友”，应是举重以概轻，泛指任昉生前之“结义”“士友”。其实，本论已说得很清楚：任昉生前，“坐客恒满”；而死后“惠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说到底，所谓“把臂之英，金兰之友”，实指包括刘孝绰在内之“旧交”。李善之说，未达一间。不错，《广绝交论》写成后二十年，刘孝绰在《与诸弟书》中说到其写作原因是疾到洽等人之苟且：
任既假以吹虚，各登清贯。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洽等视之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刘峻疾其苟且，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文选》卷五十五《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注：刘孝绰，各本均误作刘孝标。参胡克家《文选考异》卷十。）
然而，“洽等”之“等”，如上所述，亦把刘孝绰“等”进去。刘之与到，借孟子的话说，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自然，刘孝绰这样说是事出有因。据《南史·刘孝绰传》载，孝绰虽初“与到溉兄弟甚狎”，其后却相水火。然而，这样一来，刘氏说到氏的“不是”，就难免不夸大其词。况且，《梁书》本传说他“有不合意，极言诋訾”。总之，据刘孝绰《与诸弟书》不能证明《广绝交论》独讥到氏兄弟，而从到溉见此论“终身恨之”与刘孝绰不知汗颜的比观中，知孝绰之忘旧友，甚于到溉。
明白了《广绝交论》讥的是任昉所有故旧，换言之，是斥如市场买卖一样的势利之交，而非特指的某个人，我们便知道此论之入《文选》与刘孝绰毫无相干。退一步说，即使《广绝交论》讥的仅是到氏兄弟，它之入《文选》仍与刘孝绰无关。今证如下：
一、如果刘孝绰仅是昭明太子的助手，其想借入选《广绝交论》以报一己私仇，必不能成功。太子虽重孝绰，然对到洽亦不薄。据《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将其与诸弟书“论共（到）洽不平者十事”“写别本封呈东宫”，而“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此其一。其二，昭明太子对孝绰并非事事言听计从，如《梁书·昭明太子传》有这样的记载：“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太子意以为疑，命仆刘孝绰议其事”。结果，太子令曰：“刘仆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准此，孝绰之徇私，如何过得昭明这一关？况且，这样做会败坏《文选》的名声，即昭明太子本人的名声。其三，到洽卒后，昭明太子《与晋安王刚令》云：
明北兖（山宾）、到长史（洽）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到子风神开爽，文义不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此之嗟惜，更复何论。
可见，昭明太子对到洽的敬意不但没有因其卒而稍减，反倒多一分忆念。因之，刘孝绰欲通过入选《广绝交论》来报复到氏兄弟，即使在到洽死后亦办不到。
二、如果刘孝绰是“撰录《文选》的中心人物”，操着选录的“生杀”大权，既然他与到氏兄弟势不两立，又怎么会选其《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呢？此不可通者一。又，王融为刘孝绰的舅父，甚有恩于孝绰。而融因于齐武帝末拟拥立竟陵王萧子良事败，被收下廷尉狱，朝廷使中丞孔稚珪上表弹劾，致融死地，《文选》怎么会收《北山移文》呢？此不通者二。又，江淹曾弹奏刘孝绰伯父刘悛，使其被“收付廷尉治罪”（见《梁书·江淹传》），而《文选》所收齐梁作家中，以江淹作品的首数为最：共三十五首。这比刘孝绰“唯服”的谢朓入选还多十二首（注：《颜氏家训·文章》云：“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此不可通者三。可见，刘孝绰绝非“撰录《文选》的中心人物”。准此，《文选》之收《广绝交论》便与刘孝绰的意向无关。
《文选》收录《广绝交论》的理由，在我们看来，无非因其立意高远，且“文”极丽。南朝骈体文大盛，而本文代表了当时议论体骈文的最高成就，难怪《梁书》、《南史》的《任昉传》均全载之。《文选》正是分体选录了各体的优秀作品，所谓“集其清英”，才使自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诗文总集，对其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之，一部文学总集，如果这是“徇私情的”，那也是“徇私情的”，恐其成书之日，亦其覆瓿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