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构成与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学术界曾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描绘和刻画，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对五四新文化从整体上给予系统的把握。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五四新文化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如果形成了，这一结构又是什么？
本文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五四新文化的结构主要由以下四个层面构成：
第一层面：文化内容。五四新文化具有明确的足以界定自身的文化新质。这些新质作为文化内容已经具备独立的主体地位，不再依附于以往任何传统文化的某种形式或模式。这主要指科学与民主，即所谓赛先生和德先生。
第二层面：文化载体和形式。新的文化内容已经具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这主要指白话文和以白话文为样式而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新文化的形式层面。
第三层面：文化理论。新文化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自身具备了文化理论的支持。这是新文化结构的深层存在和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新文化结构这一理论层面主要由文化基位的分析和选择所构成。
第四层面：文化机构和组织。新文化不仅具有软件，而且具备了硬件。以生产、储备、传播新文化内容为主要功能的文化机构已经建立。这一方面是《新青年》杂志社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另一方面是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这是新文化的操作与社会化层面。
新文化的这四个层面的相互整合以及每个层面中不同方面或成分之间的协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整体结构。问题是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一结构中的整合和协和关系，揭示这一结构的内在联系。
第一层面——文化内容。
科学作为新文化的质不是五四时期才形成的。五四之前近代科学通过译介已进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871年到1905年已出版了178 部科学著作〔1 〕。科学通过文化传播已经移植于中国文化系统。随着1909年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科学成为学校的专门科目，其繁衍发展的机制已经具备，从而为新文化的崛起作好了准备。但是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还不足以举起独立的旗帜与旧文化公开抗衡。此阶段的科学在量上依然不足，宣传科学的刊物和教育课程中科学内容的比重有限。科学的内容主要限于技术与哲学方面。技术方面主要集中于“船坚炮利”部分，哲学方面主要以进化论暂领风骚。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科学的技术方面被挤压于“中体西用”的框架里，哲学方面则龟缩于“公羊三世进化说”之类的保护壳下。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形为之一变。五四时宣传科学新思潮的杂志多达400多种。 科学不仅在技术和哲学方面继续进军，而且在社会批判和改造方面崭露锋芒。关于科学的内涵、方法也成为热点话题。科学不再屈尊于中学、依附于旧有的文化形式，而是公开亮出了独立的旗帜——赛先生（Science ）。赛先生的独立和与孔先生（孔子）的对垒宣告了新文化在内容方面的真正确立。
民主作为新文化的内容与科学的情形相类似。五四以前，民主思潮通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已有一定规模。但在社会传播和自身发展方面尚未达到高潮。五四在民主宣传上产生了轰动效应。郑振铎曾描述说：“就11月一个月而论，我所知道的，已有二十多种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他们的论调不能一致，但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2〕（平民主义即民主，Democracy的另一译名）。民主的观念有了质的扩展。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人们基本上视民主为一种政体形式。五四时则提出了“工业民主”和“教育民主”的概念，民主几乎渗透所有社会层面，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整体模式。如瞿秋白所说，民主实际上重新被“发现”了〔3〕。从新文化内容确立的角度看， 最为要害的变化是在民主的地位方面。如果说，民主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以民权与君权妥协的形式出现，辛亥革命时期是“皇帝虽退位，而人脑中的皇帝未退位”〔4〕，那么，到了五四时期， 德先生则以毫不妥协的姿态与旧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被人顶礼膜拜了几千年的孔先生被德先生挤到了后台。和赛先生一样，德先生成为文化舞台的中心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协和关系。本来，按照科学的狭义理解，科学与民主不具有联结的逻辑必然性。科学是面向自然的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民主是面向社会的实现公民个体权利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直接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是，如果对科学作广义的理解，把它作为一种理性精神，甚至一种世界观，情况就截然不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相互区别的一面，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乃至一体化情势。一方面，民主是个体本位的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它要求承认每一个体的独立、自由与权利，要求承认每一个体的价值中心地位，其精神原则是个别性；另一方面科学理性作为个体本位文化的梳理原则又要为这一文化提供理性框架，为社会提供用以整合的秩序原则，其精神原则是一般性。二者是对立的，但又统一于社会文化的合理构造之中。五四时期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它和民主共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社会层面文化的合理构建问题，说得具体一点是中国伦理的合理再建问题。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即此指向。 伦理的合理构建不能不诉诸于理性，不能不诉诸于科学，于是有科学对迷信的批评，科学对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乃至黑暗面的批评，科学向人生观层面的转移。另一方面，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专制原则，对专制不合理性的批评必然导向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伦理关系的合理性。理性的内容在此展开为民主。科学精神在伦理领域即表现为民主。换言之，科学就是民主。所以，科学与民主在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表现了惊人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它们能以联姻的形式出现，在新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协和共鸣，展开了五四新文化的独特的历史内涵。
第二层面：文化载体与形式
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关系。在新文化内容形成的同时，其形式的层面也相应形成。白话文符号系统的出现，既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分立的外在标志。
白话文从历史上看，久而有之。文学史上的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人的白话小说即为实证。近代以来，也有人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6〕。然而，白话文形成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则属于五四时期。1917年1 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一年后，新青年杂志改为白话版。新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新潮》采用了白话，其它报刊杂志也逐渐白话化。据统计，1919年的一年之内至少有400多种白话报刊出版。1920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也颁布命令，要求各级学校把“国文”改为“国语”。至此，白话文不但在中国大地编织了一个新的符号网络，显示了新系统的巨大存在，而且在文化地位上也取文言文而代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形式层面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它开创了一代新文学，奠定了现代小说、诗歌、散文的基础。现代的文学样式、现代的科学文体，无不溯源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第二层面与第一层面是彼此整合的。
就第一层面对第二层面而言，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有相应的形式并为形式提供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新文化的内容之一是民主。民主的根底是个体本位。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西洋之民主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独立主义”〔7〕。 这种“个人独立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精神自由。由于精神自由与精神表达形式的自由是互为条件的，思想的能动性程度（自由度）依赖于语言的能动性程度（自由度），所以，新文化的自由内容客观上要求有自由的文体与之相适应。胡适曾就此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8 〕从民主的直接意义上看，民主是诉诸于多数人意志的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因此，它也要求语言形式不论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还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都大众化，向大众倾斜，为大众所掌握。这里，政治形式的变革与语言形式的解放是一致的，文化形式的兴起以文化内容的要求为依据。如陈独秀所说：“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9〕新文化的内容不仅为其形式提供了存在理由， 而且还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胡适与陈独秀都对此进行了论证。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就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就今人之文学。”〔10〕陈独秀说，白话文运动是“文学一大进化”〔11〕。这里都是以进化论为根据，而进化论经过数年的启蒙宣传，恰恰已成为五四时期科学的主要内容。
就第二层面对第一层面而言，新文化的形式在性状、结构特征和气质等方面与其内容是相契合的。
白话在书面化之前作为口头语言是大众的日常生活语言。它是在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活动的语言，与高踞于这一层面的文言文具有鲜明的不同。白话文的这一特点与实证科学具有某种一致性。白话文与社会生活现象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实证科学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一样，符号是贴近现象层面的。同时，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加清晰明确，因而也就更加符合近代自然科学的确定性理想。
白话文在编码方面更加自由。不论是语法规则、语词选择还是文体建构，白话文都有更大的自由度。以文体而言，新的白话诗代替了严格的格律诗，新的多样化的散文代替了起承转合不可移易的旧式散文，新的各种流派的小说代替了单一的章回体小说。更加自由的语言，更加自由的文体汇成了更加自由的符号系统，成为新文化自由精神的如意载体。
白话文就气质而言是大众的而不是贵族的，其本性是倾向于民主的。民主的先驱者早就注意到白话文的这一特点。裘廷良1898年指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2〕。胡适在提倡白话文时也反对使用“奴性文字”。陈独秀把白话文运动的目标规定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3〕。总之，建设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4〕新文学。
第三层面——文化理论
五四新文化结构不仅具有表层的方面，而且具有深层的方面，这主要指关于文化基位的分析和选择。所谓文化基位是某一文化结构中最基本的实体单位，它体现了整个文化结构物的基本性质与特点，是该文化结构发生的历史胚胎和逻辑原型。因此，对文化基位的分析实质是一种文化结构的深层分析，是该文化结构的理论支撑和内在层面。
五四新文化对文化基位的选择和认定是个体本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不但在对旧文化的批判上显示出摧枯朽之势，而且在构建新文化方面也表现出比其同代人的更加深邃的一面。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第一次从文化结构理论方面精辟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把它们归结到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不同，从而引出了“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5〕的结论。
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在逻辑上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它的价值目标；二是它的实现形式。个体本位首先把个体价值视为一切文化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如陈独秀所说：“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16〕在确立了个体本位的价值目标后，紧接着是从各个方面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形式。首先是经济上的个体本位。陈独秀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17〕这一方面指出了经济上的个体本位对个体本位整体设计的基础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个体本位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在现代中国的十年改革中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人们普遍认识到商品生产者的独立是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其次是伦理上的个体本位。“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18〕。应当确立“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方面，不应当“重家族，轻个人”。第三是政治上的个体本位。“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要确立“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反对“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的现象。第四是精神上的个体本位。每个人都应当有个人思想之自由，“个人意思之自由”〔19〕。
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是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础。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层面，白话文形式层面的自由特征，都能从这一理论层面得到某种说明。
五四新文化结构中的“德先生”是广义的民主先生，它是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狭义的）一系列原则的综合体。这些原则，究其实质都是个体本位在不同侧面的表述形式。其中，人权是个体确认的本体论原则，是个体本位的法权表现；自由是个体的活动原则，这些都是个体本位的实现方式，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个体本位的要求。
五四新文化结构中的“赛先生”也是广义的科学先生。“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0〕。这里实质是把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理性运用于社会领域来统理社会现象。这也是个体本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个体本位文化在确立了个体的主位性后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能解决个体本位的文化整合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个体本位就会走向反面，走向社会文化的混乱无序和个体主位性的丧失。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使每一个体在拥有主位权的同时又能保证个体之间的和谐有序，就需要有理性。个体本位文化的整合和发展是理性产生运用的原动力和现实基础。五四新文化结构中所以出现了广义的科学概念（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理性），根源在此。
个体本位的重要性较早为严复所认识。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文化纲领。把个体的原则提在根源的位置〔21〕。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功绩在于系统地展开了个体本位的理论，并使这理论成为新文化结构的内在层面。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五四新文化已经着眼于经济的个体本位且以此说明个体本位的其它方面乃至整个新文化的发生，这是极富现代性的。
第四层面——文化运作与社会整合
以上三个层面主要是思想文化的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的整合不足以形成文化的完整结构。只有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落实到社会运作的层面，新文化的结构才能立体化，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和文化结构的功能价值，成为现实的文化新结构。文化设施与文化组织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这一点，我们以往在对五四新文化的研究中重视不够。
文化设施和组织是在时空中持续存在的，具有文化创造、传播和整合功能的文化物质单位。因之，在文化学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视作文化丛。五四新文化首屈一指的文化丛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类报刊社。《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夏在上海开始筹办。同年9 月15日在上海群益书社支持下创刊。开始名为《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在发展中萃集了一批极富文化创造才能的编委，如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这批佼佼者的耕作下，新文化如泉水喷涌，辐射四方。开初每期只印1000本，后来“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22〕，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在创刊辞中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三年后，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对《新青年》杂志办刊方针的概括仍然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斯（Science）先生”。 新文化的形式方面——白话文运动也由《新青年》杂志掀起。1916年《新青年》杂志第二卷二号上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此信为蔡元培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1917年元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纲领性文献。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在实践上作出反应， 改为白话版。至五月四日爱国运动时，“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青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23〕。副刊也转向宣传新文化。如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一时为人所称道是“四大副刊”〔24〕。这样，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新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新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整合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文化丛。
五四新文化另一意义深远的文化丛是新北京大学一类学校的出现。北京大学原为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于以下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和整合，它成为一座新式大学：（1 ）新文化人物云集北大。1916年12月26日，热心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蔡元培被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继之，他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外陆续有胡适为哲学研究所主任，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鲁迅为北大讲师，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刘半农为预科教授等。北京大学的师资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确立了新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25〕。这一方针实质是新的文化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因而很自然地，它护送新文化堂而皇之地进入国家最高学府。（3 ）课程设置与学生构成为之一新。学生男女同校，各种包含新思想、新文化内容的课程进入讲堂，学生的素质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这几方面的因素，北京大学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创造和繁衍的中心〔26〕。
五四新文化的第三类文化丛是学会、书社、研究会、社团等各种文化组织的出现。例如：“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新潮社”、“工读互助团”以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这些文化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研究、传播新文化内容的组织。北京大学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例如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即是其中之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20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文化书社， 该社的宗旨是通过介绍和传播的工作使得“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27〕。第二，研究和创造新文化形式的组织。各类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从不同角度对文学形式进行研究和创造。第三，以新思想为指导触及人们社会关系的文化组织。像“少年中国学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就企图作为“新社会的胎儿”出现的。工读互助团在自己的《旨趣书》中明确宣告自己的宗旨说：“我们天天在文学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 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28〕。这已经不再停留于思想文化的层面， 而完全进入了社会运作的领域。
以上三类文化丛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从新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带有逐渐深化的特征。第一类文化丛是新文化信息的创造和宣传中心，它通过报刊对大众进行横向传播，具有轰动效应的特点，主要作用对象是人们的思想文化层面。第二类文化丛是新文化的繁衍和教育中心，它主要通过教学和学术活动使新文化在纵向上绵延不绝，其基本目标是创造一批具有新的文化精神和范型的新人。其作用对象不仅仅限于思想文化层面，而是人的整体素质。它不论从机构还是效果看都带有长效性和稳定性。第三类文化丛作为各种文化组织带有明显的发散特征。它实际上是新文化向外扩展过程中在不同地带上播衍生长进而取得的某种实体形式。形象地说，它像是遍地开花的文化子丛的集合体。它表明文化传播已经在社会层面上取得了实际成果。特别是第三种文化组织，它标志着新文化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
注释：
〔1〕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新社会》1920年，第7号《一九一九年中国的出版界》
〔3 〕转引于朱志敏《论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59页
〔4〕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3卷3号
〔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第1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6〕黄遵宪1887年《日本国志》卷三三《学术志二》， 转引于霍松林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名篇详注》第574页
〔7〕〔17〕〔18〕《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1页
〔8〕《胡适文存·谈新诗》一集，卷一，第233页
〔9〕〔11〕〔13〕《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 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10〕《胡适文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集，卷一，第48页
〔12〕霍松林主编《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第574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青年》第一卷
〔15〕〔16〕胡明编选《陈独秀选集》第30页，第29页，第29—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0〕《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1 〕见拙文《中国近代化纲领的文化学透视》， 《学术月刊》1992年9月号，第3页
〔2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
〔23〕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第612页
〔24〕张秀平、王乃计编《中国文化概览》第428—429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5〕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14页
〔26〕王观泉《漫话蔡元培》、《人物》1989年第2期，第146页
〔27〕毛泽东《发起文化书社》，《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9页
〔28〕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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