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再谈论文,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过渡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发出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但稍加审视就会发现在表层上的繁荣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却正在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事实上的缺位所困扰，形成了“繁荣中的窘困”现象。因而，如何构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的经济理论便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和各方面的广泛讨论。我较早地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先后编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等著作，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现在我就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及重建再谈一些看法。
首先谈中国经济学“重建”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迅速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苏联模式被我们搬用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也一度被奉为经典，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版”（尽管其中有一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接受了下来，并成为广大干部和学生必读的课本。在这部著作中除了有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少数论述外，主要部分基本上是苏联当时推行的、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描述。但中国的国情毕竟与苏联不同，即使假定它包含的都是真理，若全盘照搬也距中国的实际相差太远，何况，事实远非如此。所以，1958年以后，我国已不满足于这一套经济理论体系，开始在实践中试图从理论上闯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来，于是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口号，并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社会主义实践还刚开始及理论准备不足，加上经济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编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成了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与我国的方针政策的混合体，有些甚至演变成了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期间，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经济学界大都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作批判对象时才被提及，因而在实际上就形成了唯苏联教科书是瞻的教条主义的理论范式。真正开始本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中国的经济学问题，并试图写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则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大胆的、严肃的研究才开始成为风尚。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转变思想的先导，经济理论界开始针对前3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一系列专题讨论，突破了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理论误区。这一时期的讨论从总体上看大都是在“恢复马克思经济学传统”的范围内进行的，然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理论，于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的不同理解又成为争论的理论焦点，因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而言并无大的突破。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各种流派）、发展经济学理论等则开始被大量介绍进来，一些青年学者就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由于这些尚处于起步阶段，故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政治经济学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理论反映，在理论体系上存在的一些封闭、僵化现象和分析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庸俗性等特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障碍。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限制，把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纳入经济学理论分析体系中来，并借鉴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试图重构中国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这些虽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时日尚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体系一时还难以准确地把握，逻辑体系上的一些矛盾也在所难免。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人们更增强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在大思路上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有明显冲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逐渐展开，从深层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提出了怀疑。于是，一些学者开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为主体进行政治经济学的重构。同时，中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问题已成为更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便被更多地引入现实的理论分析之中，这就使中国经济学理论分析开始朝着多元方向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学在中国的演化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试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我认为，近年来，重建中国的经济学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却尚未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主体上仍受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思维方式方法的束缚，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徘徊，理论研究对实践总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尚难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尚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或者说，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在这种态势下，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当新的基础理论才开始在酝酿的过程之中，这时便出现了这种基础理论“缺位”的现象。这种“缺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中国经济带有周期性的发展，拉大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差距，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和内容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在特殊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生产力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于一隅，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又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上对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冲击。凡此等等，都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方面长期处于基础地位的格局已受到挑战。目前在不够清晰的经济学科分类表上，政治经济学是与西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居于并列地位的，从而出现了学科划分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作为一级学科的经济学实际上处于虚置状态。其二，这种事实上的缺位现象还突出地表现在曾经一度占据基础位置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学科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在不断弱化。只要我们翻开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等应用类教科书，就会发现越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结合紧密的学科离反映市场经济不充分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越远。适应市场经济实践需要的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脱胎换骨”，使自己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持，致使它的分支学科纷纷与其脱钩，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客观现实。
目前基础理论的这种“缺位”现象意味着以计划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已难以原封不动的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构建新的基础理论时我们要从空地上从头做起呢？当然不是。首先，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辩证唯特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论，而马克思经济学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抽象法和利益矛盾分析法又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途径。马克思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所持的分析、批判、借鉴、吸收的科学态度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思想财富。从概念出发否定利益矛盾、排斥经济学研究的一切新的成果，自我陶醉于一个封闭的循环论证的教条主义体系中正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局限性的根源所在。其次，我们面前已有西方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的二三百年研究的科学成果可资借鉴和利用。从古典经济学开始，迄今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探讨也已进行了两百年，抛开为不同利益集团服务的内容不谈，包括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学派都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三，我们已经有了近百年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前面对经济学在中国演化过程的描述已经显示出，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经济学在中国的演化史首先是一部学习和借鉴史。
以上三个方面都为我们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充分的积累，所以说我们并非是从头做起。
现在经济理论界有许多学者都在探索重建理论经济学的途径，有的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揉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以图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的则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的看法是：对于第一种主张，我认为这种努力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来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系上的突破。因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显示出，市场经济本身的基本原则和运行规律不会因国别和制度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社会制度的差异可以导致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基本规则则不会发生变异，否则即无市场经济可言。但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支柱，故在大思路上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相对立的，牵强附会地把二者撮合起来显然难以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构建起全新的理论体系，相反，由于逻辑的混乱倒有可能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得实际的进展。
对于第二种主张，我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简单地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却恐难成立。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是构建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定前提之上的，现存制度或明或暗地作为前提被肯定了下来。选择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经济理论的首要难点是在制度的前提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中国特殊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尚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代替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推导出政策性结论，恐怕也就难免在现实中碰壁。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当向何处去？我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要想尽快走出困境，加快发展步伐，适应实践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的最现实选择，就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的转变和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培植和发展。由我主持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从现在的教条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践出发，就比较容易发现，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积极务实地利用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包括西方经济理论中一切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在进行周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才取得的。而对这些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挫折和教训）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提炼才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本源。
按照我的看法，就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和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基本前提。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这种前提条件呢？或者换句话说，在短时期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基础理论经济学是否能形成呢？
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改革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革，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矛盾尚未完全暴露充分，转轨过渡时期的经济运行中新旧体系之间的矛盾还交织在一起，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规律和机制也很难在短期内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的逻辑一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目前应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和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后，再来审视已有的理论经济学内容和体系，重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大厦，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最现实有效的途径，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
现实已经给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的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显然并不轻松，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就叫机遇与挑战同在吧。有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经验教训可资总结，也有他国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又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及方法可资比较和运用，我确信再经过十年或几十年不懈的理论探索，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
总之，从科学的角度看，虽然说经济学不应该是国别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特点决定了在汲取现代经济学理论思路的基础上，可以而且需要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然而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者共同努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