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艾滋病(AIDS)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滋病论文,视角论文,概念论文,建构主义论文,AID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4)06-0058-07 艾滋病的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为AIDS)。现代医学的权威观点认为是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人体，通过对CD4细胞的侵蚀，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因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而导致复合感染引发的一系列症状。这是以现代医学知识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概念，强调疾病的生物学属性及其对人体影响的自然过程。然而这仅仅是“艾滋病”概念体系中的一部分内容，除此外，艾滋病的概念体系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文化内涵：它是某些“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是某些“高危人群”相关的疾病，是“堕落”导致的疾病；它意味着“耻辱”、“悲惨”、“弱势群体”和“不安定因素”。这些社会文化内涵构成了艾滋病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疾病载体的伦理特征和疾病传播的社会过程。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艾滋病概念体系中，不仅其社会文化内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些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科学界定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艾滋病的概念界定是在现代社会特定的环境中，科学研究、经济利益、政治诉求、价值取向和权力关系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首个病例的“发现”到命名、解释，从各种观点的分歧和争论到最终达成共识并逐步推广，整个过程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的客观展示，而是在现有社会制度的安排下，各种相关价值观念、权力关系、学术话语、政治诉求和社会互动机制共同建构的结果。而上述因素在科学研究和日常世界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发挥的不同作用造成了艾滋病概念体系中两方面内容的分歧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同影响。 一、统计学基础上的病例发现 一般而言，“科学发现”的模式大体上有四种：搜索导致的发现，提问导致的发现，不可知变异导致的发现和意外发现。这四种发现模型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都离不开具体的统计数据，它们或者直接建立于统计数据之上，或者潜在地受其影响。因而保罗·萨加德把这些模型简化为“数据→发现算法→假说”模型[1]。 人类关于艾滋病的确切记载始于1981年的美国，很多人说在这一年人类“发现”了艾滋病。1981年3月，纽约市医疗机构发现至少8例年轻的男性同性恋者患有非常严重的卡波济肉瘤(Kaposi's Sarcoma，KS)。以往的统计学资料表明，KS是一种罕见的肿瘤，普通人群的发生率为三百万分之二，通常的发病者只是体质特别虚弱的老人。与此同时，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医师也发现，一种罕见的肺部感染，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的发病数量也有所上升。6月5日，美国CDC的《发病率与病死率每周报告》(MMWR)发表文章“卡氏肺囊虫肺炎——洛杉矶”，报道了美国洛杉矶市的5名男性同性恋者在没有确认病因的情况下死于PCP。[2]这些异于以往统计学结果的病例报告被认为是关于艾滋病的首次发现，引起了卫生部门的关注。 在整个西医理论体系内，统计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病与非病二元对立的划分依据。各种检验指标中正常阈值的设定都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一旦超出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正常阈值，即可能被视为“疾病”并进行医治。1981年的病例正是因为在统计数据上的特殊性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现实中，可以肯定的是此类病例早就存在，并被诊断为各种其他的疾病名称，也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3]。因为未被“注意”也就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统计学上的“新发现”就成为人们进一步创造的原材料，被各方参与主体不断地解释，直至最终达成共识。此时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新事物。 由于最初报告的病例集中在男同性恋人群，美国CDC早期曾将其命名为“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病”(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统计学上的高度相关性使其与同性恋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媒体的报道进一步使“同性恋”与这一疾病的因果联系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起来[4]。此时，这一概念中的因果逻辑已经混淆了科学真实、媒介真实以及社会真实的关系。人们认为这是“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因为是“同性恋”，所以会患上GRID。此时的概念界定已经加入了伦理内涵，人们被告知不必担心，只有同性恋才会患此疾病。既然只有同性恋才会得这种病，这就是对同性恋的“惩罚”，是“道德沦丧”的“报应”。这样，艾滋病相关的第一个“歧视”已经通过科学命名的形式被建构出来了。然而5个月后有人报告了静脉吸毒者中发了PCP病例，随后发现了输血和母婴传播的病例[5]。统计学上新的数据变化迅速打破了原有的单一因果关系，表明了“这种疾病不仅仅与同性恋有关”，专家们在1982年8月重新为其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AIDS”[6]。最初GRID的界定虽然在科学上被AIDS取代了，但是GRID在社会中的影响却并未消除，“同性恋导致艾滋病”的逻辑关系构成了生活世界“艾滋病”概念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影响着艾滋病防治的具体措施。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坛人物曾极力反对利用纳税人的钱资助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材料，并通过了参政两院的修正案；在中国亦曾将艾滋病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病”而采取“拒绝”和“回避”谈论的态度。对疾病的两次命名都建立在对已报告的病例进行统计学分析的基础上，“命名”的过程是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建构过程。至今我们对艾滋病的大部分知识依然没有离开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无论是实验室的数据资料，还是现实报告的病例数据，都在不断地寻找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分析此“相关性”，进一步建构艾滋病的知识体系。 统计学不仅在医学科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成为划分病与非病的重要依据，而且多数与少数的划分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人类的善恶判断标准。伦理世界中的“功利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功利主义的善恶判断标准在生活世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多数人”的利益、观念、生活方式、存在状态确立了一个社会中“正常”的标准。“多数人”或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名往往可以在社会中确立某种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形成诸多价值判断的标准。以此标准划定的“疾病”与“健康”的界线，往往被人们习惯性地遵守着。在异性恋者居绝对多数的社会中，一切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是按照异性恋的逻辑和利益建构起来的，人们习惯于把同性恋当作“异类”而特别关注，即使是同性恋者也很难摆脱自己的“酷儿”身份[7]。正是因为异于多数人的标准，同性恋受到更多的负面关注。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性解放等很多导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的社会运动。同性恋群体前所未有地发展和公开露面，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激烈争论，很多与性相关的问题开始逐步提上政治议程，性已变成政治辩论和动员的一个主要因素[8]。以统计学为基础确定价值判断标准的医学科学、宗教乃至政府等所确立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同性恋社群等性革命派因其处于争论的焦点，他们之中出现的病例往往受到特别的关注，并习惯性地将之与该人群的特异性建立起联系。 二、价值观念冲突中的疾病解释 艾滋病成为人类医学的“新发现”仅仅是问题的开端，人们需要对它进行更多地研究，以期给出合理的解释。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认知模式一样，在人们试图解释AIDS时，依然坚持着“发病原因——发病机理——治疗办法”这样一条最根本的主线。科学界在对艾滋病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各种不同的观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病毒——艾滋病”学说与“冒险行为——艾滋病”学说。 “病毒——艾滋病”学说认为感染HIV是导致艾滋病的根本原因。HIV是一种能生存于人的血液中并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T4淋巴细胞作为攻击目标，从而使整个人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最终使人体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而发生各种疾病导致患者死亡。而“冒险行为——艾滋病”学说认为：药物的滥用和放纵的生活方式才是导致艾滋病的根本原因。罗斯·霍恩在《现代医疗批判：21世纪的健康与生存》中激烈批判了艾滋病的“病毒致病”学说，集中论证了“行为致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良的生活方式抑制了免疫功能，只要避免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即使感染了HIV也可以使身体保持健康状态。 “病毒——艾滋病”学说与“冒险行为——艾滋病”学说都承认艾滋病是免疫缺陷导致的一系列疾病，但是对致病原因的解释却明显不同。前者坚持外来物HIV的入侵是致病的根本原因，因而强调研制疫苗和治疗的药物，坚定地维护生物医学的地位和作用。而后者则从“自然生活方式”的角度，批判与主流价值观不符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多元价值面前，前者一直试图“超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性观念、性生活方式，乃至毒品应用等道德和法律问题保持“价值中立”。而事实上，这种“中立”的态度本身就是多元化时代的一种价值取向，是对多元文明的肯定与认同。而后者则更加明显地站在了传统道德的一边，鲜明地表示了对“同性恋”、“吸毒”、“卖淫”和“药物使用”等现象和行为的拒斥。在应对措施上，“病毒说”强调清除、抑制HIV病毒，避免感染HIV病毒，致力于研制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同时，主张切断传染途径，认为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是正确使用安全套、不共用注射器、保证安全用血和母婴阻断。这样，病毒说实际上把防治艾滋病的希望寄托在物质产品之上。而“冒险行为说”则把防治的重点放在行为改变上，要求放弃使用抗生素类药物，采取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节欲”。冒险行为说强调的是改变主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本身不是为了认识世界，而是致力于改变世界。“医学主要地把疾病看作一种被改变项，即需要改变的东西；仅仅在工具意义上看作被说明项，即需要说明的东西。”[9]疾病的治疗有赖于因果知识，因此要追问疾病的原因。但是给出因果的说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寻求发病原因，阐释发病机理都是为了最终找到办法来治疗疾病。通常情况下，导致某种疾病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而医学材料大多是统计性的。因此，很多时候人类对疾病的因果说明往往是不完备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期望、偏好等来进行观察和描述，对疾病的描述也总是受到深层的说明性假定的影响。更进一步说，疾病与健康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些问题成为医学问题是因为它们被判断为具有负价值(disvalue)；人们把它们同痛苦、无能和异常联系在一起，成为需要医学解决的问题。”[10]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医学上疾病的概念界定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翻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医疗记录可以发现，对“缠足”、“肥胖”、“同性恋”、“酗酒”、“抑郁”、“疼痛”和“皮肤损伤”等是否为疾病的问题意见并不一致。由于不同地域和时代之间人们价值取向的差异，对“正常”与“病态”的价值判断也存在差异，健康与疾病的界定标准始终难以脱离价值判断的影响。与其他疾病的解释一样，对艾滋病的不同解释体现了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病毒学说的“中立”反映了对不同价值观念的宽容；而“冒险行为说”则比较明确地表明了对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的批判。解释的差异根源在于价值取向的对立，而两种学说在社会中的认可度反映了生活世界人们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强弱对比。从表面上看，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现代医学主导的“病毒说”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现实生活中，“冒险行为说”一直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基于“病毒说”建立起来的防控体系和工作模式在社会实际推广中的艰难和效果不理想，正好说明了其对立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中的根深蒂固。[11]现实生活中，科学理性无法取代非理性的价值观念，甚至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因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科学知识也不例外。在科研活动中，科学家不可避免地会在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中符合社会世界的规则，留下社会世界的烙印，作为科学产品的“科学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而是一种文化存在。[12]科学理性所一直强调的“中立”、“客观”原则，在生活世界很难不被扭曲地贯彻下去。 三、社会互动中达成的共识 作为一个文化产物，疾病是社会约定的结果。无论是疾病概念的界定、疾病种类的划分，还是疾病名称的使用，乃至疾病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都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约定。什么是符合人类必须的和审美需求的，什么是功能上的缺陷，其划分标准都不是既定的。共识的达成受到利益目标、权力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从原始的“邪灵入侵”说，到现代的机能说；从东方的阴阳失调说到西方的细菌病毒说；不同时代和地区，人们的疾病观念不过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各种观念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科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约定，乃至科学体系内不同学科、学派之间在一定科学建制下的约定是最为典型的。从“愚人船”到“精神病医院”，从模糊的疾病分类到临床医学的诞生，都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事实。 自美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后，即产生了各种相关的争论。争论的内容包括疾病的命名、致病原因、病毒的来源、谁应该对此负责等。除了有“病毒致病说”与“行为致病说”的争论外，还有“化学因素致病说”、各种“应激因素致病说”、“氧化剂致病说”等不同观点，甚至有人提出了“人为制造病毒说”。美国的一位皮肤病学家阿兰·坎特维尔曾撰文声称，艾滋病很可能是人为的产物。[13]美国黑人律师格雷夫斯则以大量证据提起对美国政府的诉讼，他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和科研报告的研究分析，坚持认为耗资5.5亿美元的SVCP(美国特种癌症病毒计划)制造了艾滋病病毒，并导致其在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14]所有这些争论最终都被一个“共识”所取代，人们通常相信这种共识是现代科学无可辩驳的研究成果，是以客观的科学的标准达成的共识。然而在建构主义看来，“共识”的达成不是因为某一种学说无可争辩地被接受，更不是“科学事实”的真理性呈现，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各方力量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社会资源大多掌握在各种权威手中，很多国家为了体现民主原则，设立了各种协调机制，用以处理观点、利益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分歧，包括科学研究的途径、方法、结果等方面的分歧。与化解其他分歧的途径一样，对艾滋病的各种认识分歧最终也是以调查、调节、谈判甚至诉讼等方式趋于“化解”并达成共识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德班风波”。2000年7月，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东部的港口德班举行前后，围绕着HIV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于2000年初宣布聘请世界上著名的艾滋病专家组成专家组，就艾滋病领域有争议的问题开展讨论，并对南非的艾滋病控制提出建议。在他的专家组名单中有七位是与当时主流观点不同的“持不同见解”者。这引起了艾滋病领域大多数科学家的反感，甚至有人提议抵制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以示抗议。来自世界84个国家的5228名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联名签署了《德班宣言》，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重申HIV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原体，明确反对“药物致病说”。[15]在如期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姆贝基进一步强调贫困对非洲的影响，声称“当我得知自己国家的全部情况之后，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一种病毒身上”。事实上这一说法正是后来的综合防治措施的依据之一，很多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研究表明，贫穷、生活方式、习惯、制度安排等对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行为干预是防治艾滋病的有效疫苗”的共识。然而姆贝基当时的说法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不满，当时有数百人退出会场。在2000年的10月，“姆贝基总统在各方的压力下终于宣布，他将不再参与关于艾滋病起源的争论，并且承认自己在南非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16]。 福柯曾经明确地指出权力机制、法律规则和真理效力的关系。一方面，权力为了自身运转需要某种真理，通过制定法律规则强迫人们去生产真理，承认真理。另一方面，人们同样服从真理制定法律、真理话语传播、推动权力的效力[17]。在建构论(尤其是“强建构主义”或“强纲领”)的视角来看，各种社会因素的介入使得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什么纯粹的科学发现。一些有争议的科学研究和结果往往是由“科学共同体”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建立在某种科学的研究和实验基础上的，而是“科学共同体”综合协调的结果。“科学共同体”与外部其他组织间，乃至其内部都存在着复杂的“交换系统”。其中，经济利益、政治诉求、价值观念等非科学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定社会的体制安排、价值观念和利益主体在权力结构中的相互关系，特定的时期和环境等共同建构了科学研究的结果，建构了人们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科学议题在社会生活中涉及领域越宽，影响面越广，其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制约就越大。在艾滋病不同观点的争论过程中，参与争论的不仅仅是科学家，争论的也并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坚持“人为制造病毒”说的格雷夫斯诉讼案因为议员的参与引起美国审计署的介入。早期美法两国科学家经过协调将艾滋病致病病毒最终命名为HIV[18]，乃至后来关于病毒“发现权”的归属问题的争论[19]，都是经由两国政治、科学团队乃至商业势力的协调、谈判等互动措施才最终达成共识。“德班风波”更是由政治人物发起并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下，主流科学家与“持不同见解者”在政治权力的框架体系内展开争论，最终以政治的方式结束了争论，借助于政治力量巩固了艾滋病概念体系中“科学事实”的地位。 四、信息传递过程中媒体的再建构 如果艾滋病概念中的科学内涵是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科学在各种不同价值观念争论中最终建构起来的“科学共识”，那么艾滋病概念中的社会文化内涵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则更加明显。科学家群体生产出来的“科学知识”经由一定的媒介向外界传递，传递信息的过程会造成信息的扭曲，民众接收到的信息往往被遗漏和附加了一些内容，而民众的接收也常常存在选择性。这个过程因为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群体参与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典型的建构性，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大众传媒所设定和强调的议题往往成为民众关注和讨论的议题，甚至进一步产生政策议题，并影响政策的制定。大众传媒对艾滋病报道的视角、方式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对艾滋病的认识和态度。 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报道是有选择的，甚至对艾滋病的“科学事实”的呈现也是有选择的，这就导致了媒体报道与科学进展之间并无绝对的关联，“媒体事实”与“科学事实”之间也常常存在差异。媒体报道的选择性不仅受到记者个人以及媒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的影响。媒体会根据自己设定的议题和视角，选择自己认为能提供确定性信息的权威部门和人士作为消息来源，为此而进行的公关活动或记者招待会是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相关部门的新闻通稿和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摘要等往往是记者写作的模板。由此可以将新闻报道视为消息来源与媒体组织之间的协商过程，这一过程中既要符合消息来源的意愿，又要满足新闻报道的需求。尽管科学研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一些研究成果的表述需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定，但是完美无缺的科学论述不见得符合记者心目中的民众需求，他们往往寻求简单利落的答案和使用吸引人的表达方式。 “政治的新闻报道模式”(political model of reposing)常常被用来形容艾滋病的媒体新闻，认为媒体中的艾滋病相关报道反映了不同的利益与权利观点，地缘和文化上的接近性也影响着新闻出现的机会和新闻价值。[20]艾滋病的新闻报道不是仅仅着重科学方法的医药新闻，更大程度上是各地文化特征与政治运作下的产物。而恰恰是这种新闻报道传递给社会公众的信息建构着民众对艾滋病的认知和态度，建构着艾滋病在民众头脑中的概念体系。 早期的艾滋病报道几乎都呈现了浓重的道德批判立场，直到19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中都将艾滋病视为同性恋者的疾病[21]，“同性恋”、“瘾君子”、“堕落”、“放荡”、“罪恶”等负面的词汇和谴责性话语的大量使用建构了同性恋及其他罪恶行为与艾滋病的因果关系。母婴传播、血液制品传播和异性性传播基本上被媒体报道忽略了，即便提及也将其作为“无辜”受害人，并因此进一步谴责同性恋者是“罪魁祸首”，是艾滋病的“源头”。尽管早在1982年AIDS这一命名已经在科学上打破了GRID的逻辑关系，而大众传媒却在社会公众的概念中建构并强化着“同性恋——艾滋病”的因果关系。这一概念内涵在公众头脑中至今依然非常顽固地影响着人们对待艾滋病的认知和态度。将艾滋病归咎于同性恋、吸毒、堕落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新闻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更加普遍，早期第三世界国家往往还将其与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相关联。[22]新闻报道还常常以各种典型的甚至极端的悲惨故事和恐怖的图片来警示公众远离艾滋病，这种恐吓性的宣传被认为是“艾滋病歧视”的主要原因之一。[23] 随着流行病学家对世界各国艾滋病疫情的统计分析，发现了不同地域感染途径上的差异。与北美和西欧国家不同的是，疫情严重的非洲国家以异性间传播为主，在中国大陆非法采供血传播一度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这些流行病学发现进一步指出非洲国家尤其是黑人在性文化和性习惯方面的特殊性[24]，以及中国大陆政府对采供血行为的监管不足，前者常常与种族特征和社会文明程度相关，而后者则与政府形象相关。在西方国家报道这些主要差异和差异可能的成因的时候，非洲国家和中国大陆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报道的政治意味。出于政治的需求，中国大陆一度回避对国内艾滋病疫情进行报道，而非洲国家出于对种族和文化尊严维护，也曾一度否认和漠视艾滋病问题。更有媒体报道艾滋病是西方国家的宣传品，呼吁民众不要关注。[25]时任南非总统的姆贝基认为艾滋病源于海地和非洲的说法是野蛮和无礼的，在他领导下成立的艾滋病专家组力图强调：在非洲是营养不良和贫穷引发了艾滋病，不是因为HIV致人感染和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AZT的毒性。媒体的相关报道一方面引起主流科学家的抗议，“德班风波”以姆贝基的妥协而结束；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也建构和强化了贫穷和营养不良与艾滋病的关系，并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进一步影响了国际社会对落后国家提供援助的政策措施。[26] 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扭曲的，在艾滋病与同性恋、吸毒等相关人群之间建立联系也并非只是歧视和道德谴责的做法。媒体报道的“符号事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事实”。在医学生物学看到的是HIV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强调HIV的破坏性；流行病学关注HIV感染人体的途径，强调的是导致感染HIV的人类行为，并试图找到具有相关行为特征的社会群体。在实验室的个体微观和社会的群体宏观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本身就无法避免产生偏差，而早期媒体对艾滋病过于简单和“污名化”的报道恰好忽略了这种统计推论导致的偏差。随着公众人物的参与和各方政治力量尤其是反“艾滋污名”力量的介入，媒体的报道逐步趋向科学化[27]。与此同时，那些非医学科学的政治因素、经济条件、文化特征、行为习惯、组织结构、群体认同等社会因素与艾滋病之间的联系也被科学家所认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滋病从医学问题被建构为社会问题，社会文化内涵被建构为艾滋病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1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