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选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唐代论文,背景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选学”就是研究《文选》的专门学问，在唐代与“三礼学”“汉书学”等并称。在此之前，经学和史学比较受重视，称为“学”的都是经、史之类，如“诗学”“易学”“三礼学”“汉书学”等。作为文学总集的《文选》在唐代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文选学”，可谓史无前例。这与唐代政治文化南北融合的社会背景和科举制度的推行密不可分。 唐代“文选学”兴起的背景 南北统一以后，社会环境渐趋安定，李唐王朝开始大兴文治，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第一重背景。 唐王朝立国以后，特别重视文治，兴礼乐，立学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唐王朝讨平王世充，“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①。政治社会环境的安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唐太宗等先后听取秘书监令狐德棻、魏徵等人的意见，搜购遗书，妥善缮写，详加校定，于是秘府四库毕备；又先后命人撰成《艺文类聚》《五经正义》《群书治要》《类礼》《文思博要》等，同时分别安排专人撰修前代史书，如《晋书》《梁书》《陈书》《隋书》等。唐代一系列促进文化事业繁荣的举措为“文选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隋唐之际统治者倡导的文风与《文选》反映的文风比较一致，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第二重背景。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南北文化学术的发展一直不同步。大致说来，南方是文化学术的前沿，北方则稍微落后于南方。所以，北朝文人很注意吸收南朝文化的先进部分，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学习南朝的文学好尚。南朝文人王褒、庾信、颜之推等入北，也对北方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南北文学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北朝学人开始接受并学习南朝的文学创作，北朝的文坛巨匠如魏收、邢邵等人都注重学习南朝任昉、沈约的文学创作。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对北朝文人学习南方文学创作曾有记载：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②《北齐书·魏收传》亦有类似记载： 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③ 南朝梁代后期，宫体逐渐流行，到了陈代更是变本加厉，南朝文风越来越趋于浮靡。鉴于南朝浮靡绮艳的文风对北方文学的影响有愈来愈烈之势，隋文帝于开皇四年(584)下诏，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经过隋文帝的整治，“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籍，弃绝华艳”④，“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⑤，“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⑥。开皇四年九月仍有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文表华艳”而被治罪。可见，隋文帝的命令并没有被社会上普遍遵守。后来，李谔又给隋文帝上书，要求对固不遵守教令者严加整饬。李谔对建安以来的文学创作大加批评，认为“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⑦。他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对于南方轻靡浮艳文风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虽然隋文帝提倡文风质朴，但是社会流俗还是接受了南朝淫丽辞藻的创作风尚。隋朝统一以后，南方大量文人涌入长安，对北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隋炀帝本人也喜欢南朝华美的文风，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他对文风的主导倾向是取法江左、融汇南北，“改变了隋文帝以来保守的文学观念和政策，并以其高水平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南风北渐的过程，为此后南北文学的进一步融合和新文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⑧。 随着唐王朝统治的渐趋稳定，唐代君臣开始对文学创作的风尚进行引导。《隋书·文学传》对汉魏以来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⑨ 《隋书》是魏徵等人受皇帝敕诰所修，其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点代表了唐王朝统治者的文学好尚。《隋书·文学传》推崇梁武帝天监以前的作家，如江淹、沈约、任昉等人，认为他们可以比拟汉魏时期的张衡、蔡邕、曹植、王粲，但对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以及徐陵、庾信等人“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的“亡国之音”大加鞭笞。《隋书·文学传》所透露的文学观点和萧统编选《文选》的去取原则及分期都比较接近。《文选》所收作家大都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前，即使卒年在普通年间的刘峻、徐悱、陆倕三人的六篇作品，目前大都认为作于天监年间。《隋书·文学传》推崇的作家如张衡、蔡邕、曹植、王粲、江淹、任昉、沈约等人都有作品入选《文选》，其中被邢邵、魏收所摹拟学习的任昉、沈约等人入选的作品还不在少数。这些都充分说明，萧统《文选》的选取标准符合隋唐之际统治者的要求，可以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这也为“文选学”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唐书·选举志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时期的一个科举例子从侧面说明了唐初的文风好尚： 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⑩ 张昌龄、王公谨没有中第，原因就是考官认为二人文章过于浮华，如果录取他们将对文学创作风尚产生流弊，使属文之士误以为统治者喜欢浮靡轻艳的文章。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当时的选取标准显然就是萧统《文选》中所主张的典丽雅致，而非梁代后期以来的浮靡文风。 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尤其是以文学取士的进士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文选》受到广泛关注奠定了基础，这是“文选学”兴起的第三重背景。 隋朝建立以后，逐渐废除了魏晋以来流行的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并改变了州郡长官辟举僚属的制度，改为各级官吏包括地方长官的僚属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不再受到门第高低的限制，由此开始了沿用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就是分科取士，即封建王朝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设置不同的科目，规定不同的考试内容，通过考试选拔对朝廷有用的人才。科举制度的推行，标志着国家主要通过文学取士的开端。科举制度虽然始创于隋，但其兴盛和逐渐完备却在唐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开始恢复秀才、进士、明经等科目，并于次年正式开科取士，这标志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开始。 唐代的科举制度主要继承隋朝，随着科举考试的推行，唐王朝不断对其进行适时调整，使之渐趋完备。唐代的科举分为常选和制举两种形式。常选每年定期举行，分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目，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都是固定的。制举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根据现实需要临时下诏进行考试，考试时间不确定，科目亦随需要而设置，至为繁多。 秀才科是唐代所有科目中名望最高的科目。其考试内容是方略策五道，文理皆高为上上，文高理平或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则落第。秀才科的取人标准主要体现在文章的写作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秀才科在唐初最受重视，但因为其难度太高，及第的人数也很少，造成了大部分人都不敢应举，官员举荐不实还会受到处分。所以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秀才科基本废止，以后即使有其名目，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此，实际上唐代的科举考试以常选中的进士科最为重要，其次才是明经以及制举，这是唐代高级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所以，进士、明经及制举代表了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面，而这些科目的考试都涉及文章写作，特别是进士科尤重文学，能写文章由此成为一般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的主要途径。 唐初的进士科只考试策文，内容与时务相关，其答策基本属于精致典雅的四六骈体文。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提议下，进士先试帖经，十通六以上者可以接着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从此成为进士科的准式。郑樵《通志·选举略第二》以为杂文是“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11)，这就意味着科举所试杂文都是当时的应用文体。徐松《登科记考》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12)徐松说得更明白，杂文包括箴、铭、论、表等文体。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始以诗、赋作为应试杂文中的两个文体，天宝末年以后，杂文开始专用诗、赋。虽然唐代的进士科以帖经为一个考试科目，但是因为很多文人只会做文章，忽略了经书的学习，所以唐代一直有用作诗来补救帖经没有考过的变通方法，称为“赎帖”。但无论如何，杂文成了进士科的主要内容，杂文包括赋、诗、笺、箴、铭、议、论、表、赞、颂、檄等文体，而这些文体都可以在《文选》中找到范文，所以《文选》就成了应试者必读的范本。《新唐书·文苑下·李华传》中所记载的例子从侧面说明了《文选》对于应试士子的重要性： 李华，字遐叔，赵郡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擢第，天宝中登朝为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13)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华进士时曾作有《含元殿赋》，该赋乃拟《文选》所收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和何平叔《景福殿赋》，萧颖士对此也非常熟悉，并说该赋与王、何之作不相上下，可以入选《文选》。于此可见唐代士子对《文选》依赖之一斑。 总而言之，社会生活的安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萧统《文选》符合唐代统治者改变梁代后期以来浮靡文风的要求，再加上科举考试的推行，这些都在客观上促成了士子们研读《文选》的风气，“文选学”也逐渐在唐代兴起。 唐代“文选学”兴起的原因 在对唐初“文选学”兴起的背景有所了解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文选学”兴起的原因。“文选学”兴起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内因和外因。 1.“文选学”兴起的内因 首先，《文选》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文体样本，成为当时文人学习文体的范本。《文选》选取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八代130余位作家的作品479篇，751首，所收文体有39类，赋类又细分为15小类，诗类又细分为24类，所录作品多数是历代传诵的名作，自然也成了汉、魏以来典丽文雅作品的渊薮，是汉、魏以来骈体文和诗歌的代表。除了科举中杂文所涉及的赋、诗、笺、箴、铭、论、表、赞、颂、檄等文体以外，《文选》中的很多应用文体，如书、序、诔、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也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文体。简而言之，《文选》不仅仅局限于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应付写文章，而且是社会上文人雅士学习文体的模板，这也是李善《上文选注表》中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的原因所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遣使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令秘书省誊写一部赐予之，当时的秘书正字于休烈上疏反对，其疏中说：“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14)这里指出了《文选》的重要作用。 其次，《文选》可以为文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辞藻。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15)此处所说《流别》即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这里把总集也作为“比类相从”的类书，认为总集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等只注意收录文学作品，为写文章提供了辞藻，但没有具体解释典故，所以难以寻检，因此欧阳询又编纂了事文兼备的《艺文类聚》。 由于《文选》在辞藻和文体方面的范本作用，唐代文人十分重视学习《文选》。周勋初先生在总结唐代文人创作时曾说：“唐代文士都是在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求得发展的。作为先唐文学渊薮的《文选》，更是大家学习前代优秀作品的主要读物。”(16)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以及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等，都从《文选》中汲取了营养。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中记载了李白三拟《文选》之事：“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赋》、《别赋》。”(17)《恨赋》《别赋》是《文选》卷十六收录的江淹作品，今《李太白全集》卷一仍保存有李白《拟恨赋》，其《拟别赋》已经亡佚。杜甫亦教育儿子要“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韩愈也有很多学习《文选》的实际例证。近人李详著有《杜诗证选》《韩诗证选》，指出了很多杜甫、韩愈之诗取证《文选》的地方。李详《韩诗证选序》云： 唐以诗赋试士，无不熟精《文选》，杜陵特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夥。宋樊汝霖窥得此旨，于《秋怀诗》下云：“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文选》弗论也。独于《李郱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余据樊氏之言，推寻公诗，不仅如樊氏所举，因条而列之，名曰《韩诗证选》。(18)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知，唐代的文学大家们如杜甫、韩愈等不但精通《文选》，而且可以在诗文中巧妙地运用而又不露痕迹。韩愈不标榜学习《文选》，那是因为他提倡的古文与《文选》的骈文不同，但他在个人诗文创作中有很多得力于《文选》之处。李白、杜甫、韩愈等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几乎唐代有成就的文学大家，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受《文选》影响的痕迹。 由此可见，学习《文选》不仅仅是唐代一般士子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不可或缺。《文选》之所以会在唐代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文选》本身收录的作品都是历代名作，代表了汉魏以来典丽雅正的文风。其中又有华丽的辞藻、丰富的典故、各种各样的实用文体，不但能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华丽的词汇，而且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不同文体写作的模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因而《文选》成为当时文人学习写作的典范。也正因为如此，隋代即有萧该《文选音》问世，为士子学习《文选》提供了便利，并且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唐初，曹宪又在江淮间聚徒教授《文选》，兴起了学习《文选》的热潮，推动了“文选学”的深入发展。 2.“文选学”兴起的外因 饶宗颐先生认为，“文选学”的兴起除继承此前的音义之学外，与“汉书学”的繁荣以及类书的编纂等分不开。(19)许逸民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选学导源于“汉书学”，选学与类书学一脉相承，并认为选学兴起的直接推动力是科举制度的推行。(20)笔者在以上两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详述之。 首先，唐人继六朝余风重视“汉书学”，对“文选学”的兴起有传导作用。饶宗颐先生认为，“汉书学”与“文选学”二者有兼行互补的作用，许逸民先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选学导源于“汉书学”，并进而言之曰： 若立足于学术发展的历史，回望“《汉书》学”与“选学”的递进关系，谓之如父如子，恐非戏言。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是时《汉书》已成热门之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21) 此说可谓切中肯綮。据骆鸿凯《文选学·余论第十》中的统计，《文选》所收篇目与《汉书》重复的有34篇，且多为长篇大赋，所以萧该身为“汉书学”宗匠而作有《文选音》，李善以《文选注》著称而又作有《汉书辨惑》。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文选》中的篇目，特别是长篇大赋，很多都收录在《汉书》中；其二是《文选》所收作品中很多典故出处都在《汉书》中。根据燕京大学所编《文选注引书引得》统计，六十卷《文选注》中每卷都引有《汉书》，有的卷多达一百多条，少者也有二三十条，足见《汉书》与《文选》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自然而然，“汉书学”的繁荣发展对“文选学”会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汉书学”在隋唐之际一直比较受重视，《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云： 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22) 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剳记》“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曰：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璹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23) 根据赵翼的总结，自六朝以来“汉书学”一直传承有自，至隋末唐初，“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带动下，与“汉书学”同为世人重视。萧该首先以《汉书学》宗匠的身份作《文选音》，把“汉书学”的音义之法引入了《文选》。曹宪又作《文选音义》，并在江淮间讲授《文选》，其弟子许淹、公孙罗皆著有《文选音义》。李善更是发凡起例，完成六十卷的《文选注》。李善《文选注》除了引用大量《汉书》内容外，还引用了大量的“汉书学”著作，如所引《汉书音义》仅标有名字的就有文颖、韦昭、张晏、应劭、如淳、臣瓉、晋灼、服虔、刘德、张揖、苏林、项岱、孟康、郭璞、李斐等十余家，此外尚引有多家未标明名字的直接称《汉书音义》。由此可见“汉书学”与“文选学”的密切关系，“汉书学”的兴盛直接引导了“文选学”的兴起。 其次，唐初类书的修纂为“文选学”的兴起推波助澜。“文选学”与类书学一脉相承，特别是李善的《文选注》和类书有相同的功用。类书始自三国魏文帝曹丕命缪袭等编纂的《皇览》，梁武帝又命人编纂《华林遍略》，北齐时期祖珽编有《修文殿御览》，至隋唐之际，又有《北堂书钞》《长洲玉镜》《艺文类聚》《文思博要》《文馆词林》《初学记》等。类书的出现最早是为了减少最高统治者翻阅书籍之劳，取其省览方便，既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又能了解历史事件，得其精华，采其指要。类书的普遍修撰，在客观上也为文人撰写文章提供了事例及典故。唐初欧阳询修撰《艺文类聚》时注意到，单纯的类书仅仅能够提供事例、典故，因此他开始收集典故出处，并且加入具体文章。《艺文类聚》虽在序文中标榜为事文兼备，但其所取之文皆残篇断句，很少有全篇，所以其主要作用仍在“事”，对文学创作来说并不具备学习文体的功用，属文之士主要还是取其典故。即便如此，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仍然指出了《文选》与类书的相同点，即都有为读者取资的作用，其区别仅仅是类书可以提供典故，《文选》可以提供辞藻和文体。《文选》本身虽然具有让读者使用辞藻和学习文体的功用，但缺乏检事的功能。随着读书人对学习文体、选取辞藻以及对典故出处的需求增多，“文选学”也从最初的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许淹、公孙罗《文选音义》等音义之学向事文兼备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出现了李善的《文选注》。随着注重解释典故出处的李善《文选注》的普及，《文选》检事的功能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李善《文选注》，特别注重释典和名物训诂，实际上等同类书中“撰事且文”的功效，不但提供了多种文体和完整的篇目，还为学习《文选》的士子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事例和典故出处，《文选》的功用更加广泛。 李善《文选注》特别注意解释词语出处和典故的注释方法，和初唐时编纂类书走的是类似的路子。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文选》中的文是整篇，有学习文体的功用，而类书中所收之文多为残篇断句，不能作为学习文体的模板；其二，类书中的事典都是比类相从，而《文选注》中的事典比较分散，不易翻看。这可能是类书和《文选》的侧重点不同所致，类书首先是为了读者取辞藻和典故，而《文选注》首先是为了学习文体，兼有取典的功效。 综上所述，随着唐王朝社会政治环境渐趋安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推行，一般读书人主要通过写好文章进入统治阶层，这些都为“文选学”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汉书学”和类书学的发展，又为“文选学”的兴起起到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曹宪适逢其会，为满足社会上广大读书人的现实需要，开始在江淮间讲授《文选》，逐渐使“文选学”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拉开了“文选学”兴盛的序幕。 注释： ①(13)[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8、5047页。 ②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273页。 ③[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491—492页。 ④⑤⑥⑦⑨(22)[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 年，第1545、1730、1545、1544、1729—1730、957页。 ⑧王永平：《隋炀帝之文化趣味与江左文风、学风之北渐》，《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 ⑩[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6页。 (11)[宋]郑樵：《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4册，第214页。 (12)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84—85页。 (14)事见《旧唐书·吐蕃二》，《新唐书》略同，《文苑英华》卷六九四亦有其文，并于“深于文”下注日“《唐策》有‘选’字”。《增注唐策》卷七有此疏，且“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下注曰“崇曰：《旧史》云：深于文选”，则此句之“文”必指《文选》无疑。 (15)[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16)参见周勋初：《李白“三拟〈文选〉”说发微》，《中国文选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2—77页。 (17)[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7册，第713页。 (18)李详：《李审言文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19)详见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唐代文选学略述(代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第5页。 (20)(21)详见许逸民：《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23)王树民：《廿二史剳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40—442页。许逸民先生《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一文已先揭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