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1]2009年在《企业所得税的效率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众所周知，在市场完全的情况下，诸如产权界定明晰、资本市场的功能充分发挥作用、没有外部性以及没有政府干预等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市场价格传递的信息会带来生产效率、交换效率和产品组合效率；市场过程将导致资源的高效率利用，经济将实现最优的增长；在不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糟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过得更好。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理想条件不可能都得到满足。税收可能是影响资源最优配置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政府通过税收为公共品和转移支付筹资资金，必然会对企业和家庭的行为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影响一国的福利水平。作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个重要税种，企业所得税对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家庭和企业行为等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企业所得税类型，企业所得税中不同的具体规定，对经济的影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效率状况也差异极大。作为一种非一次总付税，企业所得税引起了经济部门选择的扭曲；企业所得税复杂的征收管理以及转让定价税制也给税务机关带来较高的征税成本并给纳税人带来巨额的税收遵从成本。毫无疑问，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效率状况并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研究制定对经济扭曲最小、效率最高的税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任何由于弱化工作刺激，或扭曲消费类型，或错误配置生产要素而产生的超额负担，都应尽可能地予以避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目标类似于科尔伯特的目标，他把财政课税技术描述为不动声色地拔鹅毛。本论文的目的就是对世界各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考察，对不同企业所得税类型以及企业所得税各种具体规定所导致的效率状况进行分析，对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效率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对企业所得税效率改革的国际趋势进行分析总结，从中挖掘出企业所得税的本质的、规律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索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效率水平的方法和途径，以构建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现状的企业所得税改良模式。本论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相关术语的界定、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框架、创新和不足。第二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企业所得税的经济效率，着重分析企业所得税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状况。第叁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探讨企业所得税的经济效率，着重分析企业所得税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状况。第四章讨论企业所得税的行政效率，包括企业所得税的征税成本和遵从成本。第五章探讨提高企业所得税效率改革的国际趋势，重点分析了OECD国家在提高企业所得税效率方面的改革措施。第六章对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效率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效率水平的若干改革建议。本论文运用规范的分析方法，系统的构建了企业所得税效率分析的理论框架，利用企业所得税效率理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效率状况，提出了全面系统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效率水平的若干改革设想。
李春龙[2]2003年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整体分为导论和六章共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构成了研究该问题的思路。第一部分是导论。提出了研究该问题的必要性，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自96年国民经济软着陆以来，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效果不尽人意。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造成几大问题：一是就业形势严峻。不仅大学生就业困难，而且波及到硕士、博士生的就业，更不用说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当前，农民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导致打工纯收入锐减；叁是环境问题严重。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沙尘暴”、“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四是国民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更加不平衡；五是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过剩和需求不足。论文认为：从现实和历史看，较长时期内中国必须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否则不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落后状况的改变。但是怎样保持长期内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对经济增长的实质进行分析，这需要分析经济增长的历史。第一章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主要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增长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增长的历史是统一的，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水平，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社会生产效率提高的历史。生产效率与人的积极性、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制度的变迁紧密联系，也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口的聚集等紧密联系，经济增长与效率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对效率进行研究。第二章是效率论。对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外关于效率的看法，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提出：效率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时间也就无所谓效率，效率源于人类的活动和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定义效率为经济主体在一定时间内运用所拥有的资源取得的收益。收益是收入与成本的差额，也可以称之为效益。区分了效率的两基本类别：经济效率与生产效率，它们是效率的两种表达方法，一个是价值概念，一个是生产概念，两者既统一又不完全一致。再是根据经济内容和效率层次对效率进行了分类，目的是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为效率的提高和宏观调控奠定分析基础。着重从经济内容方面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WP=4>行分析，并建立因素效率的计算体系，为后面的经济理论提供实证与应用基础。从经济内容方面分析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源方面（人、资本、物质资源）、技术方面、基础设施和制度等方面。另外还对促进效率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因素效率提高的根本和基础，但是市场对有些经济增长因素的效率提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政府发挥职能和加强宏观调控。为研究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第叁章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理论。主要对经济增长理论，按历史脉络进行了研究。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开始进行分析，一直到新经济增长理论和近代新制度经济学，提炼出主要经济增长思想并对之进行评价。由于每一经济增长学派都是与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因而各学派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和侧重点也存在差异，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所处时期影响经济增长的重点因素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缺乏全面性。但是，它们却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虽然这些因素都是各学派从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出发，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却为该文的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借鉴。论文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国民收入是效率与时间的函数，经济增长速度是效率的函数。分析了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需要对经济增长提出有实践意义的理论。第四章是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现实统一，是该论文的核心。虽然第叁章中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但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还没有提出全面地分析，虽然前面几章从效率的历史分析和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分析出一些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却都缺乏现实基础。因此从市场经济中标准化企业的利润总额作为分析切入点，对影响利润的各种因素进行详尽的分析，并对之进行归纳，得出几大宏观要素，并以此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影响宏观经济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五个：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制度和交易。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一定时期内，且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当以上五要素的效率相同时，经济增长达到最大速度，在完全开放条件下转变为五要素与开放区域相对应因素效率的比值相等时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解决经济增长的效率瓶颈，效率瓶颈的分析可用第二章的指标体系解决。还对交易效率中较为主要的总供需情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总供需共同决定的，供需政策的效果与总供需的价格弹<WP=5>性有关。提出了一些新的宏观政策建议，并以自己的理论解释了几种宏观现象。另外解决经济持续增长，还必须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第五章是解决生产过剩，促进经济效率。集中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短缺问题，其实质是：在社会再生产条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有自己的发?
杨康生[3]2016年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历年来都是经济学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对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时大多是考察其经济增长的数量,进一步的则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的减贫效应,而对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关注还不是很多。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好坏,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作出一定的评价。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以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个县为例,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等研究方法,对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个县的经济增长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以及对影响效率的因素展开探讨,并就提升该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给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一、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1.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效率的相关理论梳理。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均衡与非均衡增长理论描述;经济增长效率相关概念的介绍,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学解释;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2.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县经济增长分析及模型构建。主要包括:样本县的选择情况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说明;所研究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政策回顾,进而转入对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及其产业变迁展开分析;为测度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借助已有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构建论文的数学模型。3.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县经济增长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通过所构建的模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测度出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进而对其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对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二、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1.自2000年以来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县的经济增长效率趋势总体上是平稳上升的,且该区域7个县年均经济增长效率约为0.84,表明该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效率是比较高的。同时,该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趋势说明该片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也就是说,该区域对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在不断提高。2.横向比较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县经济增长效率变迁趋势,发现7个县的经济增长效率水平存在差异。从州级层面来分析时,发现各县年均经济增长效率的差距非常明显,迪庆州3个县的年均经济增长效率总体来说是高于怒江州4个县的年均经济增长效率的,而且这个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态势。3.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个县是我国典型的极端贫困地区之一,与全国靠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该区域还停留在靠劳动力为主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由实证分析可知该区域劳动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远远高于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要素驱动型,是以靠要素的高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4.在影响滇西边境及哀牢山区7县这个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中,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的发展、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金融机构贷款业务的扩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以基础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源素质和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业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总之,我国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来看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且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并有稳步升高的趋势,这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贫困程度的减缓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极端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劳动力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技术进步一定的情况下,使得贫困地区的生产前沿面必然不高。再者,即便是在贫困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效率也是有差距的且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经济增长效率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及其效率的提高是有利的,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也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是以基础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源素质和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业务对经济增长效率是具有抑制作用的。叁、论文的主要政策建议1.优化产业结构,转变以劳动力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2.提升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技能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投入。3.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4.推进金融体系建设,为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杨顺元[4]2008年在《经济增长中效率测度的参数与非参数方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人类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也转变为科技水平的竞争。效率测度是研究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一种有效方法,本文的研究从介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了效率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经济增长效率的相关测度方法。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文章从分析经济的增长方式入手,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及相关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而研究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效率测度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分析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体系。其次,研究了效率测度的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在介绍这两类方法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别以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为代表,研究了这两种方法的主要思想、数学模型以及计算方法,并用这两种方法测算和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2006年的效率。再次,从效率指数的角度研究了生产率的变动及其测度方法。文章在介绍生产率变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衡量生产率变动的常见指标,进而重点研究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相关理论。有关Malmquist指数的分析主要从该方法的基本原理、计算方法及其分解几个角度展开,同时,文章还运用Malmquist指数计算和分析了我国主要商业银行1997-2006年间的生产率变动情况。最后,从拥挤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测算方法等几个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中的拥挤现象。并比较了参数方法与非参数方法在测度效率时的差异,指出了文章的后续研究方向。从文章的研究来看,其创新点为:首先建立了统一的效率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不同的效率指标之间的关系;其次,文章就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做了广泛的分析和多角度的研究;此外,文章还同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Malmquist指数对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的效率情况做了深入的实例分析。
梁志元[5]2016年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提出至今,历经农业赋税改革、新型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改革,但问题依然严峻。第一,低价征地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和发展权,削弱了农民的利益,导致不同程度的土地纠纷,造成社会生态关系失衡。第二,盲目扩大征地范围,不少工业园区荒无人烟,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第叁,土地收储机构债务负担过大和库存土地过多,集聚了大量金融风险,并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些问题表明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本文从土地收储机构的视角出发,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对农村土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方案。在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一是从土地储备机构的视角出发,以城市郊区的农村土地城市流转为切入点,将农用地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整体分析;二是构建了―制度效率-福利损失-交易费用-博弈分析‖的制度创新一般分析框架,探讨了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与适宜模式;叁是提出农地直接入市阶段论,依次为法律修订阶段、土地管理制度调整阶段和地方政府收入结构调整阶段,唯有经此叁个阶段农地直接入市交易才能最终成行。此外,借助国家提出的PPP模式的公私合营理念,认为应以公共管理部门和私人部门共担风险为基础,通过合作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提出具体的农地直接入市证券化模式。本文研究思路为:创新之所以出现在于,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现行制度体系外部出现了依靠当前制度不能获得的潜在利润,各利益集团为获得潜在利润会采取一系列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创新活动。由于各利益集团目标和效用函数不同,降低交易费用的活动必然造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最终制度创新能否实现由各利益集团间博弈均衡情况来决定。篇章结构与主要结论:第1章作者对本论文中提到的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逻辑思路与篇章结构。第2章对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土地城市流转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分析框架。第3章具体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制度环境的历史变化,并对当前制度环境和农地城市流转制度进行了说明。制度环境对制度具有决定作用,它决定着制度内部的选择集合,进而决定制度内的交易费用,因而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研究制度创新非常重要。第4章侧重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现有土地流转的效率和效率失衡问题。经济效率损失突出表现在由于资本使用效率下降,导致土地投入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弱,东叁省老工业基地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对经济的作用已出现负相关性;制度效率损失突出表现在全国土地储备机构总债务占全国政府总债务的比重已达到50%左右,全国库存土地的出让率仅为18%,债务问题和库存土地闲置的问题十分严重。效率损失问题说明在农地城市流转中存在福利损失,这种外部性内部化后增加的利润正是当前制度下不能获得的潜在收益,构成制度创新的动力。第5章从外部性角度进行福利分析,研究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中介变量。土地征收环节和出让环节的价格扭曲,均造成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当前,中国进入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阶段,有必要在农地城市化改革伊始就兼顾效率与公平,而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福利增进的关键就是形成科学合理的土地市场价格。本章通过模型严格证明了赋予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同权、同价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是一种增量式改革。第6章以交易费用最小化为目标探讨外部性内部化的流转模式。交易费用对制度变迁发生与否非常重要,过高的交易费用将阻止一切交易的发生。作者具体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中交易费用的构成,并从某开发区的工作实际出发进行了具体测度。目前制度的交易费用较大,已经造成制度的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发展。通过对土地征收、隐形市场中的土地交易、农地直接入市叁种方式交易费用的对比分析,农地直接入市的交易费用最小,带给社会福利的增加最大。第7章就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进行分析。认为虽然一开始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维持现有制度的动力,但随着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对农民和村集体造成损害的加大,政府的政治利益损失不断加大,最终使得土地征收制度下政府收益不断向制度创新时的政府收益趋近,并最终促使原有制度不可持续,从而推动制度创新。此外,虽然农地直接入市交易完全可行,但考虑到现实困难,提出农地直接入市流转应分叁个阶段循序渐进的实现。第8章对国内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经验进行阐述,并结合农地城市流转的历史逻辑探究当前中国农地城市流转制度创新的可能方式,认为可以借助国家提出的公私合营理念,将农地证券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证券一二级交易市场。
孙汉杰[6]2016年在《东北地区制造业升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融入全球化进程,其制造业切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制造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在实施振兴东北国策之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仍然没有起色。东北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确实极富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产业升级既是一种技术经济现象,更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一个产业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在共享人类技术进步成果基础上的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积累和发挥的过程,是一个要素禀赋转化、竞争能力强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过程。产业升级的实质在于产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直接目的就是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作为一种技术经济现象,产业升级是企业为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不断提升自身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能力、在价值链上攀升到附加值更高的环节,生产效率是成功的关键；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产业升级是工业化进程的一种表现,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综合表现为区域交易效率。各种技术和制度因素结成了一张约束产业升级的网,创新则是割破这张网的利刃。东北地区制造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改革开放叁十余年的区际竞争中,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从目前东北制造业的产业基础看,其产权结构仍然是国有资本居绝对主导地位,轻重工业比例依然失衡,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显着滞后,而且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严重落后,表现出很强的封闭性。虽然东北制造业升级有持续的国家战略支持,而且拥有相对较好的产业基础和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但是东北制造业升级仍然处于困境之中,任务十分艰巨,具体表现为：企业竞争能力低下、产业集群程度和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人力资本浪费和流失严重、发展环境恶化。制造业如今的竞争优势,已经不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之上,而是建立在整个产业的经营能力优势之上,而效率(资源的利用效率)则是能力最集中的代表。所以基于竞争力视角来研究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升级,首先要研究东北地区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短期内生产效率表现为技术效率,所以本文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制造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评,发现在研究期间东北叁省整体技术效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而且上升的幅度较大,但无效率因素还是高达70%,说明东北地区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很大的改善潜力；东北地区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显着的行业差距和省际差距。技术效率水平的增长趋势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大量技术无效率因素的存在都指向了东北地区的市场环境。进一步研究则发现,东北地区的交易效率问题普遍而且严重,政府职能转变和国企改革的滞后,导致东北地区严重的要素错配,不仅妨碍了东北地区所有产业的技术效率,而且致使东北地区人力资本的浪费和流失。特权和腐败是导致东北地区制度资本(交易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现今东北经济的发展,将有赖于反腐的有效性,以及产权制度能否得到完善。或者说,东北地区制造业升级缺少的不是生产要素,所缺乏的是能够将资源组合在一起的机制“软环境”,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急切呼唤东北地区的政府要完成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现在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客观评估东北地区制造业升级发展的基础条件与现实困难,发掘东北地区制造业升级问题的特殊性,对于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非常重要。制造业升级的方向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下,传统制造业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本文利用突变级数法对东北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能力进行了客观评价,并在全国八大经济区中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东北地区制造业整体升级能力低下——传统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在八大经济区排名都居倒数第二位。研究发现：东北振兴政策实施十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增长质量没有并没有得到提高,产业升级能力非常弱,而且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高技术产业；因为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偏差,而且自身急需转型升级,东北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对整个区域工业发展带动作用不足；自主研发创新还没能真正成为推动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在现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制造业企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冒自主创新的风险,其现实的利润来源,或是垄断,或是要素投入数量的扩张。东北地区传统制造业升级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而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实质上取决于产业效率。东北地区高昂的交易成本不仅阻碍了制造业的新增投资,更严重拉低了原有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效率低下导致升级能力低下。要提高东北地区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其产业升级能力,只有依靠创新,长期看,要构建并完善区域创新系统,短期看,要制定行之有效的产业创新政策。
刘建国[7]2012年在《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文中认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城市化,经济发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Kuznets S,1966)。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到非农部门,并且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主要工程(Beauchemin C,Schoumaker B;2005)。从中国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中国城市化率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增加。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历史性地突破了50%,这也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全面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城市的空间不断扩张延伸,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缺少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重新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的研究目标是：立足于已有研究,系统阐明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内涵,构建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1990-2009年这20年问,中国区域经济效率的动态演进及其静态空间格局；进一步从空间维度分析经济效率的溢出效应。文章紧密围绕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条主线,运用文献综述、理论演绎、空间分析及计量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以下四个问题：(1)系统综述和分析了经济效率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假设,并基于假设前提,构建了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深入分析了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2)在动态层面：文章对中国内陆31个省份1990-2009年间经济效率的动态演进和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3)在静态层面：文章对2009年中国经济效率的静态现状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各个省份如何通过调整投入项的径量和差额来提高经济效率。(4)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1990-2009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普遍较低,且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和波动的状态。在不同的年份,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了差异化的省域格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在技术效率方面,1990-2009年间,全国尺度和东、中、西、和东北地区技术效率的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是负的,说明了在这20年间,中国的技术效率总体是下降的,且呈现了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大于中部和西部区域的特征。在技术变化(或称技术进步率)方面,中国的技术变化呈现波动状态,技术变化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动来看,二者均呈现了波动状态,且总体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总之,中国经济呈现的高速增长依然是资源投入的结果,是一种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及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产业结构、政府的干预和土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着。(3)在静态方面,2009年中国省域的区域经济效率较高,资本、劳动力、土地投入、信息化水平、外商投资是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中国大部分省份在资本、劳动力、土地、外商投资等方面不相匹配,一些省份存在投入过大的情形,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各个省份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适当的调整投入项的径量和差额,合理调整投入要素的比例关系,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率的整体提高。(4)中国区域经济效率不仅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表明了一个地区在其经济效率提升的过程中,也会带动周边其它地区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一结论的启示意义在于：各个地方政府在统筹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区域的特点,还要考虑外部区域之溢出效应对本地区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打破目前行政区经济的界限,实现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共赢,最终实现所有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1)理论方面的新尝试：系统的研究了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从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是通过选取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经济效率的水平进行测度,多是针对某一城市、某一区域进行的研究,研究的不是很全面；缺少对经济效率影响机理的系统研究。本文立足于已有的研究,首先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学假定,并构建了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继而深入分析了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2)研究视角的全面性：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效率的动态演进和静态格局。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看,学者们多是选择一个角度对经济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而本文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从不同空间尺度对中国区域经济效率的现状和动态演进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同时,文章把实证研究的时间尺度延伸到了2009年,并且选取了更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这是本文的又一创新之处。(3)实证研究的新探索：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已有的研究尚未有关于全要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本文首次对中国31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全域和局域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进一步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这是本文实证研究的一大创新之处。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从不同空间尺度,从动态、静态两个层面对我国经济效率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同时,文章将计量经济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以及GIS的一些方法运用到了研究中。
张远军[8]2015年在《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防工业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因此,国防工业的科技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成为国防经济学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国防工业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物质技术基础,更是推进现代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保障。国防工业科技资源是国防工业建设与发展的“第一资源”,其配置结构的好坏、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国防科技创新能力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建设,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转型升级,更是影响到我国战斗力生成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论文综合运用了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坚持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沿着概念界定、理论支撑、实证分析与对策思考的研究思路进行论文撰写。首先,论文在科学界定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主要分类、要素构成与基本属性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梳理分析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状况,认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还存在着“资源有限性约束较强”、“交易费用较高”、“适应性效率较低”、“规模效益不高”、“军民分割问题突出”和“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度较小”等主要问题。其次,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角度来设计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配置目标,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呈现的主要特点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然后围绕“谁来配置”和“怎样配置”的思路,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及主要配置方式。同时,在学习借鉴一般科技资源配置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特有属性,试图归纳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第叁,运用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深入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与国防科技进步、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互动机理。通过分析国防科技进步的特殊性,构建了测算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对国防科技进步贡献度的测算理论模型,并从理论上解释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国防科技进步的作用机理。同时,在界定国防工业转型升级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影响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与机理。第四,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深刻分析影响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我国国防工业领域的航空航天工业部门为例,运用DEA分析工具来构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从国内、区域、省域等不同层次进行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研究得出配置效率虽然“明显改善”,但是依旧存在“区域失衡现象突出”、“配置规模与配置结构不尽合理”和“阶段性特征显着”等问题的效率评价结果。最后,根据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认为实现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遵循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着眼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时代背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始终坚持市场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防工业科技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战略补充作用,努力推进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军民一体化配置。
魏楚[9]2009年在《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提高能源效率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两大困境的必经之路。研究中国的能源效率问题,需要解决以下叁个主要问题:“什么是能源效率”、“中国的能源效率怎样”以及“哪些因素影响能源效率”。本论文即是一个受上述“问题驱动”的实证分析。通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生产率理论、环境经济理论等知识,利用非参数DEA方法构建出全要素框架下的能源效率模型,根据不同层面数据,对中国及各地区的能源效率进行评价,并借助计量模型对能源效率差异进行解释,以寻求能源效率背后诸多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路径、方向和大小,从而为当前我国的节能减排实践提供一定启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能源效率问题?”——在第一章中,从中国能源的供给、需求、利用以及环境污染四个层面,刻画出当前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与挑战,从而引出能源效率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本论文研究的动机,同时介绍了本论文采用的技术路线图与研究基本框架。“什么是能源效率?如何测度能源效率?”——为了明确界定能源效率概念,首先在第二章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与概括,沿着单要素能源生产率框架和多要素生产率框架两条主线,对不同的概念、定义、研究方法与结果进行述评,并总结了当前的研究缺陷及未来有待深入的方向。接着,在第叁章中定义了本论文将要采用的基于DEA方法的全要素能源技术效率模型、全要素能源经济效率模型和全要素能源相对效率模型。“在国际上,中国的能源效率水平怎样?为什么?”——为了搞清楚中国能源效率在国际上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与水平,第四章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通过利用1980-2003年间全球96个国家(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发现了中国的全要素能源技术效率非常落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规模效率低下,而规模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分权制度所导致的地方竞争与市场分割,以及工业化过程中过度的资本深化。此外,在第五章中,额外考虑了投入要素的价格信息,利用35个国家1998-2003年的数据对全要素能源经济效率进行考察,发现了中国能源效率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而配置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能源相对价格较低所致。“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是否有差异?为什么?”——为了考察我国不同地区的能源效率是否存在差异性,第六章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5-2007年间的全要素能源相对效率进行了评价,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巨大的能源效率差异,而产业结构、产权制度、资本深化、能源结构等因素都能够用于解释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性。为了进一步控制住地区差异性,在第七章中选择了浙江省,以浙江省内11市的工业经济为研究对象,评价这些地区在1999-2006年间的工业能源效率,发现地区工业经济的规模大小、技术水平、外资引入程度、信息化程度等因素也能够解释能源效率的地区间差异。“我国能否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代价有多大?”——第八章对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利用2005-2007年中国29省的要素投入、经济产出和污染物数据,对各地区的节能潜力与减排潜力进行了评价,并加总为全国的节能潜力与减排潜力,在情景分析中发现,即使以“实现10%的节能、减排潜力”来计算,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此外,对于节能减排的经济代价进行了估算,发现其潜在产出损失约为实际产出的0.36%左右,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李征[10]2016年在《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巨大增长潜力达到有效释放,整体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持续累积的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也埋下了诸多隐患,造成了近年来经济运行效率的持续下滑,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低迷冲击加剧了我国长期累积的结构和体制问题集中爆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下滑,经济整体减速增长已不可避免,而欠发达地区增长严重下行更成为整体经济的切肤之痛。体制机制问题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成为当下我国经济改革关注的重点,而这两大制度结构安排也是经济理论中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系统研究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及影响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基础理论和文献研究现状,本文对我国区域TFP演变特征、收敛特征和相关因素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测算分析我国整体TFP和区域TFP演变特征;其次,检验我国区域TFP收敛特征和动态演进趋势;再次,检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政策对TFP的影响及其省区差异;最后,分析区域发展政策实施中的收入增长与效率损失问题,并提出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调整路径。第一,90年代以来我国整体经济静态技术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区域差异使然历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结构性冗余,整体TFP演变以2008年为拐点前增后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依然是资本积累推动。具体而言,我国静态经济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序内演变特征呈震荡下降趋势,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倾向,市场机制不完善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是整体经济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由于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我国整体生产过程存在资本和劳动的结构性冗余问题,要素整体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近年来的单要素生产率有进一步恶化趋势。我国90年代以来TFP演变呈正增长态势,但是2008年以来持续恶化并表现出连年负增长,时序内的技术进步效应是促进TFP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技术效率的持续恶化则进一步压缩了TFP的增长空间。我国劳均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投入推动,TFP增长贡献度相对较低。第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率存在显着区域差异,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大体上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四大区域的要素集约化效率在时序内均呈现显着的恶化趋势,大部分省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靠资本要素投入推动。具体而言,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静态效率时序内均呈现缓慢恶化趋势,平均技术效率呈自东向西梯次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异演变大体呈扩大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的区域差异程度要显着高于规模效率。四大区域的集约化效率在时序内均呈现恶化趋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比失衡问题也较为突出,2003年以前各区域人力资本冗余程度要高于物质资本,2003年之后则伴随区域投资力度加大出现逆转。区域TFP近年来呈扩大趋势,平均TFP自东向西梯次递减,四大区域TFP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推动;时序变动中东部地区持续保持TFP累积增长态势且在2008年增速放缓,其他区域在2008年以后均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物质资本积累依然是推动我国大多数省区产出增长的第一动力来源,TFP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恶化导致的产出增长损失显着高于东部地区。第叁,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和TFP增长存在明显条件收敛迹象,长期内存在多层收敛和多峰收敛特征,物质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是促进增长趋同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则是增长趋异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和TFP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全国范围和四大区域内都存在明显条件收敛迹象。我国劳均产出和TFP增长具有明显的多层收敛和多峰收敛特征,长期内劳均产出向两端集聚,而TFP则向中高水平集聚;核函数估计显示我国省区劳均产出增长差距进一步向两极分化,相对累积TFP水平的分布演进逐渐向两端集聚且高水平上的集聚速度更快,区域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马氏估计显示我国劳均产出和TFP的流动性较低,大多数省区趋于维持现状,区域分布变化主要发生在邻近状态之间的相互转移,长期内劳均产出中间水平分布趋于减少、两端分布趋于增加且低水平上的集聚程度最高,而TFP则表现为高水平上显着集聚和低水平上大幅减少。我国区域劳均产出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其中物质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是促进增长趋同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则是增长趋异的主要因素。第四,我国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对TFP增长存在显着影响,禀赋结构和产权结构表现为负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则表现为正向作用,主要经济结构变量对TFP增长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在省区间存在显着差异。具体而言,资本密度增速过快导致我国要素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对效率恶化的加剧程度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第叁产业增加值比重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程度的配置效率损失,城乡结构变迁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具有双重积极效应且弹性系数在所有结构变量中最大。从省区差异来看,资本积累速度过快导致的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抑制了大多数省区的TFP增长,仅有少数省区表现促进作用。北京、江苏等13个省区的公有制产权比重具有显着抑制效应,这些省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公有制产权结构过大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产权结构负效应省区中,以福建、浙江等省区为代表的低水平国有产值比重阵营适当扩大国有经济规模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绩效,以吉林、宁夏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国有产值比重阵营存在私营经济对国有经济体制寄生依赖关系的畸形联动机制。北京、上海等9省区的产业结构表现为正向作用,发达的第叁产业及其与工业的较高协调性进一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消极效应及其检验不显着省区更多受制于工业化落后和第叁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影响,主要以中西部地区省份为代表。城乡结构调整对大多数省区的TFP增长具有显着积极效应,快速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二元结构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吉林、福建等7省区的城镇化抑制效应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相对滞后,城镇经济承载能力不足。第五,我国地区公共投资导致整体TFP增长恶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大多数省区具有积极效应,贸易开放度正向作用不足省区存在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效率与平衡冲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是破解之道。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增长正负效应各有8个省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效率提高的溢出效应显着,负效应省区存在过度投资和收益递减影响。国企公共投资为显着抑制效应的有16个省区,9个省区具有一定正向作用,国企产权结构导致的无效率是大多数省区国企公共投资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财政支出强度表现为正向作用的有15个省区,7个省区为抑制效应,正效应省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科技投资溢出效应的积极影响,而负效应省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和生产性投资寻租加剧的效率恶化。贸易开放度的促进效应为上海、四川等10个省区,北京、浙江以及大多数中西部省区表现为抑制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协调适应需要中西部地区注重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注重进口的选择。此外,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收获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缩小效果,但是却加剧了经济增长效率差距,时序内收入与效率的变异系数呈显着负相关,区域发展政策引致了全国范围和各区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双重效率损失。根据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集聚发展中实现的要素收益均等化趋势,我国下一轮改革重点应加大户籍、土地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改革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变革。
参考文献：
[1]. 企业所得税的效率问题研究[D]. 刘建. 厦门大学. 2009
[2]. 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研究[D]. 李春龙.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3]. 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杨康生. 西南大学. 2016
[4]. 经济增长中效率测度的参数与非参数方法比较研究[D]. 杨顺元. 天津大学. 2008
[5].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研究[D]. 梁志元. 吉林大学. 2016
[6]. 东北地区制造业升级问题研究[D]. 孙汉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D]. 刘建国.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8]. 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D]. 张远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9]. 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研究[D]. 魏楚. 浙江大学. 2009
[10].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研究[D]. 李征. 吉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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