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刊《萨天锡杂诗》考论——兼谈萨都集版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版本论文,杂诗论文,萨天锡论文,兼谈萨都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承蒙日本朋友高桥健太郎先生雅意，越洋寄来了东京图书馆所藏《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以下简称“萨天锡杂诗”）的复制件。此书乃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铅印本，是据日本永和丙辰刻本而由岛田翰校定的刊本。推算起来，此刻本付梓的年代日本永和丙辰年（1376年）相当于我国明朝洪武九年，那么，日本永和刻本《萨天锡杂诗》（不分卷），较之国内现存元朝后期诗人萨都剌诗集各个系统的最早版本如《雁门集》（八卷）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六卷）清康熙年间萨氏刻本和《萨天锡诗集》（五卷）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李举刻本等，都起码要早百年以上。尤为弥足珍贵的是，《萨天锡杂诗》之中有诗88首、文7篇，现为国内诸版本所未载者。无疑，这些诗文为研究回族诗人萨都剌及其作品增补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日本刊《萨天锡杂诗》版本的研究，在日本主要有岛田翰的《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而在我国则有张旭光、葛兆光的《萨都剌集版本考》和李延年的《对〈萨都剌集版本考〉的几点补正》二文等，都涉及到这方面问题。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颇多有价值的信息，然而均尚有语焉不详和欠妥之缺憾。本文拟对《萨天锡杂诗》及其相关的萨都剌集版本问题作如下考述。
（一）
由于时乱、人为等种种原因，我国古代作家的诗文集得以流传下来的大多是残缺不全的，而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者寥寥。产生于元代至正年间或其后的历经元季兵燹的萨都剌集，自然不能例外地属不完整者，但相对而言，其命运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正如明末文献学家毛晋所云：“天锡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今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注：毛晋：《萨天锡诗集跋》，汲古阁刻本《萨天锡诗集》，1638页。）在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奚斯）之外，作为北方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则别张一军。他创造了为时贤誉为“最长于情，流丽清婉”的新颖风格。同时，其诗歌作品在形式上也多种多样，堪称“诸体俱备”。萨都剌兼工诗词书画，曾被推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可是，他的词流传下来的不过十几首，其中的亡佚篇什可想而知当不在少数。另据宣德《仁和县志》、邵远平《续宏简录》以及《杭州府志》等所载，萨都剌著有《西湖十景词》一卷，如今已是有目无书了。据考证与其交游的同时代友人的往来倡和诗，从而可以肯定萨都剌的倡和诗作散佚达几十首。例如，他当世即“以宫词得名”，而现存萨都剌集各种版本中，仅见八首宫词。其诗友杨维桢的《宫词序》云：“为本朝宫词者多矣，或拘于用典故，或拘于用国语，皆损诗体。天历间，予同年萨天锡善为宫词。且索予和什，通和二十章。”（注：萨都剌：《雁门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考杨氏当年所和宫词20章，今存12章。而今所见萨氏八首宫词，似均非杨维桢所述的此次唱酬之作。可见诗人的宫词诗作散佚程度确乎相当严重，仅凭今存寥寥几首诗实在难符其“善为宫词”之名了。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萨都剌同时代的友人干文传在为其所作《雁门集序》中称，萨氏“尝出其所作之诗曰《雁门集》者见示，予得以尽观。……间索予序之。……又有《巧题》百首，皆七言律，别为一集”。（注：萨都剌：《雁门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可见，萨都剌生前即将自己诗作编定为《雁门集》与《巧题》两部集子了。但这个《巧题》诗集久已失传。毛晋汲古阁《萨天锡诗集·集外诗跋》提及，干文传所谓“《巧题》七言八句百首别为一集，余未曾见”；清人顾嗣立在编纂《元诗选》时，曾考证萨诗的真伪存佚，指出：“《雁门集序》谓有七律《巧题》百首，今亦不存”（注：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天锡雁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然而出乎我国学者意料，在异域他乡的日本国，却惊现一部永和丙辰年刻本《萨天锡杂诗》。这是国内明代以来从未见过的萨都剌集版本，诗集中收录的基本是七律近体，且多为咏物诗。那么，此七律诗集《萨天锡杂诗》与早已失传的彼七律诗集《巧题》有何关系？而前者是否出自于后者呢？
首先，我们从诗体来看，《萨天锡杂诗》收诗142首，其中七言律138首，七言绝句3首，五言绝句1首，后附疏文7篇。因此，可以说此书所收基本是七律诗，与《巧题》的“百首”、“七言律”可谓相符。岛田翰在《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中即据此认为，干文传的序和毛晋的跋所云，“正与是篇合，即知是篇则明清之逸篇，而天锡在时已为《雁门集》以外之单行本也，亦确矣。”（注：岛田翰：《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见《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日本民友社1905年版。）其次，从诗的内容来说，《萨天锡杂诗》自开篇之《龙涎香》起收录的近60首诗与末尾之《桂兰》、《水中云》、《杨柳》、《凉书》、《青绢赞》等5首诗，其绝大部分都是咏物诗，少数几首诗从宽泛意义上也可归入此类。其余七八十首诗则包括赠答诗、咏怀诗、写景诗、纪游诗、叙事诗和宫词等，而赠答诗相对稍多，约30首左右。可见，这一单行本诗集，无论看序列或是篇数，都可谓乃以咏物诗为主、辅以其它的七律诗集。永和刻本将其书名称作“杂诗”，也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的。在魏晋时期，即有以“杂诗”二字为诗题的。《文选·王粲〈杂诗〉》李善注：“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文选》还列有“杂诗”一目，凡内容不属献诗、公宴、游览、行旅、赠答、哀伤、乐府诸目者，概列杂诗项。就“遇物即言”来说，《萨天锡杂诗》的书题命名是恰切的。对于此诗集中占主要部分的咏物诗及其《龙涎香》、《琉璃帘》、《无弦琴》、《松化石》、《苔梅》、《问梅》、《松龙》、《絮化萍》、《龙杖》、《蝶使》等等的诗题而论，无疑也比较适于所谓《巧题》这一命题的。而且二者书题的“巧题”与“妙选稿”之“巧”、“妙”二字字义更是相同的。此外，从版本产生的年代和版式、版貌来考察，也可认定日本永和刻本《萨天锡杂诗》是据我国元末刻本覆镌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萨天锡杂诗》与萨都剌“在时已为《雁门集》以外之单行本”的《巧题》同属一个版本系统。换言之，永和本《萨天锡杂诗》乃源出于元代末年之单行本《巧题》诗集。
时隔五百余年之后，直至近代，这一日本刊行的《萨天锡杂诗》才得以重返中国故土。上个世纪初，我国著名藏书家杨守敬作为大清驻日使馆公使的随员到达日本京都。在日本数年间，杨先生于公务之暇遍访书肆，搜购到大量中国古籍，其中也包括这部日本刊本《萨天锡杂诗》。到了1913年，中国文献学家、双鉴楼主傅增湘在杨氏邻苏园藏书楼亲眼目睹了此书。杨守敬见傅氏“嗜好之深”，后在其将离上海之时，“遂举以相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对此书作了著录：“日本明历三年丁酉刊本，八行十八字，黑口单栏，板心记‘天全’二字。题：明历三丁酉岁仲夏念日鮹药师通开板屋铺粕子寿梓。”又，“此本无序跋”。（注：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日本明历三年（1657年），相当于我国的清顺治十四年。明历丁酉本也是永和丙辰本的翻刻本，较之晚280多年，而早于明治乙巳本近250年。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萨天锡杂诗》，同属明治乙巳岛田翰校定本（与宋大字本《寒山诗集》合印一本）。但前者所藏为抄本；后者是铅印本，与日本东京图书馆所藏为同一版本。
较之铅印本，抄本《萨天锡诗集》明显已作了一定程度的校勘，纠正了不少“显误”之处。例如，铅印本《莲花舟》中的颈联作：“晓撑太液半峰月，夜戴西湖十里香”，抄本则改“戴”为“载”了。再如，铅印本《前诗未尽再赋春搜此足以之》的诗题，抄本将“此足以之”易为“以此足之”。铅印本既然是岛田翰校定的，作为曾“点勘群书”的著名学者，他难道没有校出如此明显的错误吗？其实，岛田翰已注意到这类问题比较严重，但却有鉴于明代刻书妄改的弊端而走向了另一极端。他说：“以《寒山集》（注：即与天锡集合印之本）比当时监刻诸本已多坏字，以是书视《寒山集》又更加多。然坏字之甚者，稍识字者皆举目可辨；而古人假借通用之字，今人已不尽可知。若欲点改可知之脱文坏字，而悉并改其不可知者，则旧书之面貌不几于扫地尽欤？……故予之校是书也，必慎必遵，虽知其为显误亦不敢校改，盖将使世之君子知旧书之不可臆改也。”⑦岛田君对校书的至慎态度令人钦佩，然而清人的精校精注本也同样为当今学术界所推重，人们总不能因噎废食，而只能两弊相权取其轻。不过，对于异域汉学家们来说，还是应当提倡前者吧。
在日本，《萨天锡杂诗》除了上述三种版本之外，明历丁酉本之前尚有庆长壬寅（1602年）本，而之后则有元禄甲戌（1694年）本。庆长本较之永和本多出《天满宫》七绝诗一首，系后人翻刻时搀入的。明历、元禄二本又以庆长本为底本而刻印。岛田翰校定的明治乙巳本，则直接以永和丙辰本为底本，由日本民友社在是年夏四月排印。五百余年间，《萨天锡杂诗》在东瀛已先后不下于五次付梓，真可谓享尽殊遇了。
（二）
《萨天锡杂诗》作为单行本，它与萨都剌集的汇刻本的诸种版本相比较，在篇目上有何异同呢？这个问题也是版本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然也成为中日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在著录《萨天锡杂诗》后，加按语云：“其诗太半为汲古阁本所不载，其载者字句亦颇有不同。验其版式及标题之新异，从元本翻刻无疑。盖当日单行之本，与后来汇刻之本宜其不相合也。”（注：岛田翰：《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见《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日本民友社1905年版。）（注：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此处提及的毛晋汲古阁本题《萨天锡诗集》，是以弘治李举刻本为底本，分为三卷，后又得“荻匾王氏”藏《雁门集》八卷本，补辑了李本未收诗，别为集外诗一卷，四卷共收诗618题765首，算得上比较完备的本子了，故《四库全书》采之为底本抄录。傅氏所做的考校时为1916年，尚非最早的比勘研究。
最早考校其篇目异同者，当推日本学者岛田翰。他在明治三十八年校定重刊《萨天锡杂诗》时指出：“今较之于《雁门集》，七律凡八十九首、七绝二首、五绝一首皆《雁门集》无载者。……而其已所见于《雁门集》七律四十九首亦极多异同，且善于《雁门集》。”（注：岛田翰：《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见《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日本民友社1905年版。）此外，七绝“眼中楼观见应稀”一首，见之于《雁门集》为原七律的前二联。岛田君用于对校的《雁门集》是萨氏后裔萨龙光编注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卷刻本。编注本乃以康熙年间萨希亮刻《雁门集》六卷本为底本，校之以李举刻弘治本、毛氏汲古阁本和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本，并广泛搜罗遗佚，经考证补录了散见于各书的诗词31首，共收诗687题96首，被称为当时国内集大成的萨都剌诗集。不过，我们再考这单行与汇刻两种版本的萨都剌诗集，岛田君所谓的《雁门集》无载者七律89首，应为85首。下文还将详述。
张旭光和葛兆光的《萨都剌集版本考》一文中，第三部分为“萨都剌诗文辑补目”，“所谓‘辑补’，是对萨龙光编注本而言的”。其中从《萨天锡杂诗》中“辑补”诗目100首，包括《天满宫》一首。（注：张旭光、葛兆光：《萨都剌集版本考》，《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李延年的《对〈萨都剌集版本考〉的几点补正》一文已指正：此百首中的《敬试谢恩次韵》、《九日京口作》、《南安镇抚许南山奉表赴西省送别》、《过京口城南桥》、《过吴江》等五首诗，《雁门集》编注本亦收入。“在一篇严谨的学术考证文章中何以会出现这几点失误呢？”李文认为，“主要原因是《版本考》的作者没有认真核对原文，只将几个版本诗集的目录对勘一下，便轻易做了结论。……由于诗题的差别而疏忽，结果造成了讹误。”（注：李延年：《对〈萨都剌集版本考〉的几点补正》，《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殊不知，除了上述五首诗之外，还有六首诗亦被《雁门集》编注本收录。遗憾的是，后者在指出前者“没有认真核对原文”的症结之后，自己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这六首诗收录在《萨天锡杂诗》与《雁门集》编注本之中的诗题迥异，若仅仅将诗题对勘，似乎完全没有瓜葛，很难看出是同一首诗，但其正文却基本相同。且分述如下：
1、《王德修自湘中来会于京口索诗归分唐》，见于《萨天锡杂诗》（明治乙巳校定本，下同）第20页。《雁门集》编注本卷六亦收入此诗，诗题作《送王郎还钱塘》。诗的正文第二句有三字之差，但涵义相同；第三、六、八句各有一字差异。总的来看，后者诗句似更为妥贴。
2、《次龚子敬题壁间诗》，见于《萨天锡杂诗》第21页。《雁门集》编注本卷十二亦收入此诗，诗题作《同吴郎夜饮道院》。诗的正文第三句前者有一显误字；第四、七两句差异六字，且语义也因而颇为不同；第六、八句各异一字，无关宏旨。两相比较，全诗似乎以《雁门集》编注本为善。
3、《书德驿》，见于《萨天锡杂诗》第22页，“书”当为“建”之讹。《雁门集》编注本卷九亦收入此诗，诗题作《元统乙亥奉命入闽过建德道中》。正文仅第一、四、七句有一字之差，也以《雁门集》编注本为妥。
4、《寄河村》（二首），见于《萨天锡杂诗》第22、23页。《雁门集》编注本卷五亦收入此诗，诗题作《梦登高山得诗二首》。第一首：首句有二字在两书中互为倒文，意思相同；第五、七、八句共差异六字。第二首：第四、五句各一字之差，第七、八句各异两字。总的来看，应以《萨天锡杂诗》为善。
5、《吉阳珂军》，见于《萨天锡杂诗》第25页。《雁门集》编注本卷十亦收入此诗，诗题为《无题》。诗的正文第二、三、四、六、八句，各有一字之差。似乎也以《萨天锡杂诗》为妥善。
《萨天锡杂诗》中所载的诗篇，见于国内诸萨都剌集汇刻本的有54首（含七绝1首）。张、葛文“辑补目”之外，即该作者已考见于《雁门集》编注本的为43首诗，其二者诗题完全相同者15首，余则大多稍异，但不难看出似为同一首诗。不过，也有几首仅凭诗题很难确认甚至根本看不出乃同一首诗的。譬如《萨天锡杂诗》中《送张志道之京》一诗，收入《雁门集》编注本的诗题作《送郑天趣进柑入京》。因而，倘若说作者“只将几个版本诗集的目录对勘一下”，则未免有失公允。
这些在《萨天锡杂诗》单行本与萨都剌集诸汇刻本中并见的诗篇，正如岛田翰和傅增湘所言，均“字句亦颇有不同”，可谓概无例外。其中，差异少者寥寥无几，如《观驾春搜》、《四时宫词》（之四），后者仅末句有一字之差。差异较大者如两种版本的《送湖州彭元明道士入茅山》（诗题相同）：
道士住在湘江曲，清波月明摇珮环。出门倒见九节杖，辞家却入三茅山。
开笼放鹤横江去，洗钵收龙带雨还。更拟访君吹铁笛，青松白石往来闲。
（《萨天锡杂诗》第二十九页）
道人居士碧湘湾，清夜月明摇佩环。出门倒拄九节杖，辞家却入三茅山。
开笼放鹤横江去，写檄收龙带雨还。便拟访君吹铁笛，青松白石往来间。
（《雁门集》编注本卷十二）
此二者首句差异较大，但意思相同；尚有五句各差一二字。总体来说，前者善于后者。再如：
将军一去繁华尽，地馆长年锁暮霞。金谷东风只芳草，绿窗晴日自杨花。
莺儿别去空歌树，燕子皈来无主家。王气东南亦消歇，景阳宫沼夜鸣蛙。
（《萨天锡杂诗·过孙园》第二十三页）
洛阳花木昔如霞，冷雨酸风尽委沙。金谷东风只芳草，绿窗晴日自杨花。
莺儿老去空台树，燕子归来无主家。回首繁华歌舞地，景阳宫沼夜闻蛙。
（《雁门集·过孙虎臣园》编注本卷二）
诗题基本相同。正文第三、四、六句同，末句仅一字之差；其余第一、二、五、七句完全不同。在这两种版本中，此诗可谓差异最甚。不过，李举刻本《萨天锡诗集》收录此诗，从诗题到正文几乎完全同《萨天锡杂诗》。其中第二、五、七、八句仅各差一字：“地”作“池”，“树”作“榭”，“亦”作“已”，“夜”作“夕”。我们认为，前二“地”、“树”均可视作形近而误；后二虽不同字，但或同义或近义。总体上说，上录二者，还是前者善于后者。
综上所梳理考辨，再剔除赝诗《天满宫》（注：岛田翰：《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见《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日本民友社1905年版。），我们认为《萨天锡杂诗》所收142首诗中，《雁门集》编注本不载者实际上是七律85首、七绝2首、五绝1首，共88首。兹将篇目抄录于下列：
龙涎香 琉璃帘 无弦琴 松化石 苔梅 问梅 松龙 絮化萍 龙杖 蝶使 鹤梦 莺梭 萤灯 螺杯 虎枕 双陆 沙书 灯花 走马灯 雁宾来 梅魂 柳眼 胭脂 网巾 笔阵 诗战酒旗 瓶笙 塔灯 书灯 水灯 砚冰 玉壶冰 醒酒石 碧筒饮 碧筒杯 莲叶舟 莲花灯 花雾 绿荫 霜花 雪珠 雪灯水纹 煮茶声 雪煮茶 月中桂 水中梅影 海潮 红尘 晓色浴堂 虎顶杯 茶烟 竹夫人 松枝火 佳人手 卖花声 梅花梦 梦中 病起登楼见民间火哀以赋之 次依前韵（六首）西京春日 上脱欢大夫（二首）多景楼谒王主簿吴芝瑞入城舟中 涧泉明府见示病中佳作次韵述怀（二首）送御史岳齐高渡江 梅岭 过梁太傅王彦章墓 永寿宫之治亭 题天台宗应处士孙鹤轩 到黄州 吴城和宗梅韵和南丰同知李牧将 桂兰 水中云 杨柳 凉书 青绢赞
这些国内萨都剌集诸版本所未见诗，占到《萨天锡杂诗》全部篇幅的62％。加之如前所述，已见于诸版本者“亦极多异同”，因而日本刊《萨天锡杂诗》对于萨都剌及其诗歌研究，自然具有无以替代的特殊价值。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资源，理应在萨都剌集版本系统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而应当与张、葛文所考定的三个版本系统并列为第四个版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