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人才群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人才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5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666(2003)01-0088-04
一 湖湘文化孕育的近代湖南人才群
湖南是美丽的“芙蓉国”，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湖湘文化。“湖”指洞庭湖，湖南位于洞庭之南；“湘”指湘江，它纵贯湖南全境。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绝唱——《离骚》就诞生在这里，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从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到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酝酿了湖南的文化氛围。尤其是胡氏父子“避乱荆门”、讲学南岳，“卒开湖湘之学统”[1](2)。随后，胡宏的弟子张械继续讲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形成了最初的“湖湘学派”。从此，湖南人发挥“穷研哲理”的精神，构成了“穷究天人”的哲学思辨传统和瑰丽奇伟的文学艺术特色。
南宋以后，湖湘精英在抗元斗争中大多壮烈牺牲，湖湘文化遭到空前摧残，湖南思想界寂寥了几百年。直到明末，曾求学于岳麓书院的王船山在反清失败后隐居著述，创立了空前博大的辩证法思想体系，湖湘文化才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湖湘文化重视“力行”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1](254)的知行统一观，深刻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他反对“天命”、主张“造命”、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近代湖南救亡图强的伟大政治变革，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并深刻地影响和培育出近代湖南成群的人才。
近代湖南人才雀起，形成了人才群体，学术界习惯地以咸丰年间曾国藩练湘军作为湖南人才群兴起的标志。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经世致用，推行兴利除弊，就已形成了近代湖南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其后才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洋务派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再后又有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代表的维新人才群体，辛亥革命时期还产生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才群体。在经过了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一代教育家承前启后的教诲之后，更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现代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就对青年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底蕴，而湖湘文化是毛泽东思想成长中影响最直接的因素。
近代湖南产生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通过其著作和思想，“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的正编中，共收录毛泽东的文章、书信、诗词151篇。其中，引用了曾国藩语录及提到曾国藩的共计21篇，约占总篇数的14%，引用以及提到梁启超的共计13篇，约占总篇数的9%，引用以及提到黄兴、蔡锷的分别为2篇，约占总篇数的1.3%。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的37封信中，有25封是给湖南一师的老师或同学的，占信件总数的68%。其中，有6封是黎锦熙的，占信件总数的16%。另有《讲堂录》，本身就是一师的老师影响毛泽东的直接见证。其中，有9次录下曾国藩及其言论，2次录下梁启超及其言论。还有《批注》，这是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读得最仔细的书，所作的批注也有4次引用曾国藩的言论，2次提到梁启超。由此可见，湘军人才群对毛泽东的影响首当其冲。梁启超虽不是湘籍学者，但他担任过湖南“时务学堂”的主讲，且是曾国藩的热情崇拜者和宣传者。在他手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就强调用曾国藩的思想言行来教育学生，认为必须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实现“新民”救国。梁启超这种大力推崇曾国藩的行为，客观上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杨昌济、黎锦熙为代表的一师教师群体，承担了“育天下英才”之责，也着实培养了像毛泽东、蔡和森等经天纬地的栋梁之才。
二 湘军人才群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解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进入湖南一师后，他在杨昌济的辅导下，带着虔敬的心情精心地研习过曾国藩的生平和著作，写过不少批语和笔记。如在《讲堂录》中所写的“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581)，就是曾国藩的一条语录。他还记下了《圣哲画像记》中的32人，以及曾国藩所倡导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2](593)，他当时把这些都奉为信条。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更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褒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2](25)，故看作“国学津梁”。
基于这种认识，当他把曾国藩与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人进行比较时，便断言：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2](85)在《讲堂录》中，他这样记载：“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2](591)这些，不仅对他当时的哲学思想以及读书、治学、处事、为人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他后来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曾国藩既有深厚的学问基础，又有“完满无缺”的军事指挥才能；既能抓住“大本大源”陶铸人心、转移世风，又善于治军打仗。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在这两个方面的建树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铭刻于心。20世纪30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曾以此指责毛泽东：“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3](64)，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对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左宗棠与曾国藩并称为晚清的中兴名臣，毛泽东认为左宗棠是经世济民之才，在他的身上同样体现了湖湘学者重实践、倡力行的精神。例如，左宗棠提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4](409)这种严格的自身修养，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冥思苦想，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正是受此影响，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1917年暑假，他与同学肖子升徒步考察长沙、安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与罗章龙等人游历了船山家乡衡阳等地，还到同学家乡浏阳县文家市进行了社会调查。左宗棠自幼年刻苦读书，“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5](5)，一生研求“中国自强之策”[5](113)“日夜思所以自强”[5](343)。年近古稀，仍“头白临边”[5](306)引边荒艰巨为己任“[5](315)，远征新疆，誓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这种自强不息的斗争意志、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
还有胡林翼，郭嵩焘等湘军人物，也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当毛泽东八岁到韶山进私塾读书时，给他取名咏芝，后来被毛泽东本人写作润之。在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落款即为“润之弟毛泽东顿首”[2](31)。自幼生长在与湘乡紧邻的湘潭韶山冲，很小就熟悉许多有关湘军的掌故，润之正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的字。郭嵩焘是湘军人物中对船山思想评价最高的，他曾于1870年和1879年两次主讲城南书院。从他回国后的1880起到他逝世的1890年间，农历每年九月初一船山诞辰纪念日都要亲率生徒祀祭，并发表演讲。1881年，他建立了思贤讲舍，并亲任主讲，这就是船山学社的前身。它不仅是传播船山思想的重要基地，也成为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毛泽东曾于1921年寄居船山学社，当他搬家时，行李中已有一满筐读书笔记。
三 戊戌人才群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从曾国藩等湘军人才群那里受到的影响，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孔孟思想、船山之道，相信圣贤豪杰救世。然而，他一旦接触到维新思想，就开始崇拜康梁，并主张改良，也支持君主立宪了。早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向表兄文咏昌借阅过《新民丛报》，对梁启超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读了又读，很多都能背诵出来。他当时被这种魔力所征服，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文体。东山学堂校长李元甫曾当众表扬他的文章深得梁文笔意，要同学们向他学习。为了表示对梁任公（启超）的敬仰，毛泽东曾给自己取名“子任”。
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他晚年所说，由于当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6](581)。在君主立宪思想上，毛泽东赞成过康梁，在读《新民丛报》第4号关于“国家”问题时，他在批注中把国家成立的方式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按正式方式成立的就是立宪国家，反之就是专制国家，现今的英日等国都是立宪政体，因而富强，而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沿袭专制政体，因而贫弱。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想要富强，就必须实行君主立宪的制度。
在历史观上，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这显然是得之于梁启超的史学观点。因为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中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毛泽东在同一封信中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周，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2](22)毛泽东正是采取梁启超的中西比较法，认真地研究了历史。还是同一封信，毛泽东又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2](22)梁启超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可见，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亦有英雄史观的痕迹。在1917年8月1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2](86)。因此，根本解决的方法是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年，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很明显，从学会的名称到它的宗旨，都与“新民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担任过南学会会长。杨昌济参加过南学会的活动，毛泽东受谭嗣同的影响极大的因素是受杨昌济的引导。谭嗣同的短暂一生，尽力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其思想学说主要见于其著作《仁学》。毛泽东对《仁学》中的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哲学观点是相当赞赏的，如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即有类似《仁学》使用的哲学语言。毛泽东十分欣赏谭嗣同对儒家三纲之说的非难，其中谭嗣同对“夫为妻纲”一条抨击尤为激烈，称之为“至暴乱无礼之法”。毛泽东认真地研读了《仁学》之后，在《伦理学批注》中写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152)在湖南，维新派领袖谭嗣同首倡变法救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给予了高度赞扬：“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2](362)。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已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在他看来，这条根本途径是人生应着力探求的“大本大源”。但是，他的“大本”与谭嗣同讲的“心之本原”相通。谭嗣同把“心力”分为两种：一是“机心”为万恶之源，二是“愿心”以慈悲为实体，后者为化机心挽劫运之妙药。毛泽东在《第三札》中接受了谭嗣同的影响，也把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归结为“慈悲之心”，强调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在历史观上，谭嗣同虽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群众的疾苦，甚至同下层群众的“会党”组织有某些联系，但是，他不相信和依靠群众，至多不过利用群众以“供圣人之驱除”。受此影响，毛泽东当时把群众称为“愚人”，“不得大本”，眼光狭隘，行动盲目，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见，青年毛泽东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所受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并存的。
四 一师人才群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维新变法的人才群使毛泽东相信改良主义和英雄史观，相对于传统的孔孟、封建伦理是进了一大步。然而，他一进入长沙，受到一师人才群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杨昌济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就转向民主革命思想了。
湖南一师的前身，是南宋理学家张械讲学的城南书院，学校历来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一师有一批道德高尚、思想开朗、诲人不倦的好教师，毛泽东受一师教师影响最深的是杨昌济。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说：“我在一师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进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7](81)“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7](58)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杨昌济推崇孔子等古代圣贤，同时对曾国藩等近代人物亦赞羡不已，把曾国藩和范仲淹同列为“办事而兼传教”的人，并且拿曾国藩来勉励毛泽东。杨昌济对圣贤豪杰的推崇，促使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圣贤救世”的人生理想。杨昌济肯定佛学的无我论，并以毒蛇螯手、壮士断腕为例子，喻意做人要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毛泽东受其影响，在《讲堂录》中有与此相响应的记载。在人生哲学方面，毛泽东当时是传统思想占主导方面，相信只有圣贤才能救世界；在个体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中，他忽视个体自我的价值，推崇整体社会的价值。
促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杨昌济，转变的关节点是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课程，转变的突出表现是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语。在《伦理学原理》中，泡尔生认为人被自然界所支配，毛泽东非常赞同，但同时认为人在自然面前并非毫无作用。“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若除去吾人，即顿失其完全。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去个人亦失其势力矣。”[2](272)在毛泽东看来，主体虽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却具有规定宇宙之力，宇宙中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显得有意义。正是由于人的存在，团体的存在才有可能，进而才有社会，才有宇宙。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具有最高价值。由此，毛泽东从传统的“无我论”转向了近代的“唯我论”。
在知行观方面，杨昌济在伦理学课堂上，向学生大力宣传过王船山的“知行观”。在上修身课时，他出的试题是：“重力行而不重学问，其弊若何”“试言读书与力行之关系”“试言行为习惯品性之关系”等[8](122)。毛泽东的《讲堂录》有许多有关力行的条目：“古者为学，重在实行”“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2](587)。在重力行思想的支配下，青年毛泽东曾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广泛地进行了社会考察。
在爱国主义方面，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已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进入湖南一师以后，更受到杨昌济等教师比较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讲堂录》中，他记有王船山关于民族至上的“三义”思想：“有一人之正义，有一国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他还以“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2](590)，揭露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惨境遇，唤起学生们对亡国灭种的警觉。这证明：杨昌济、黎锦熙、袁仲谦等教师在教学中自觉地贯彻了爱国主义。再如，毛泽东提高对封建军阀本质的认识，也与受杨昌济思想的影响有关。杨昌济对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一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老友章士钊与北洋军阀搅在一起不满，曾写信规劝：“凡军人官僚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8](198)毛泽东亦从“汤督不可去，被逐之，颇冤也”，提高到全国各地军阀“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2](523)，并以实际行动投入到驱张斗争中。
在人生观方面，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充满了一种奋斗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讲堂录》中，他记有很多关于奋斗向上的话：“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2](585)。“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2](601)。这些语录，都是杨昌济在修身课中的教导。毛泽东以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的思想为基础，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自觉地以圣贤豪杰为榜样来要求自己，锻炼自己，造就自己。他不仅广博地积累各种文化知识，而且刻苦地磨练自己的意志，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2](70)。他自觉地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徒步长途旅行，了解社会状况和风土民情。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对青年毛泽东影响较大的还有黎锦熙，他只比毛泽东大四岁，又是同乡，关系很接近，介乎师友之间。黎锦熙向毛泽东推荐严复译著的《群学肄言》，毛泽东读过之后感触颇深，写长信给萧子升谈读此书的心得，并比较中西文化。信中八次提到黎锦熙“邵西曰”“邵西所言”“邵西不谓然”“与黎氏所云略合”，邵西即黎锦熙。信中还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邵西所言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2](23)可见，由于受黎锦熙的引导和影响之深。1915年9月，黎锦熙调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毛泽东写信给他：“前日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弟在学校，依兄所言教”“生平不见良师益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2](31)，眷恋之情洋溢纸上。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颇为频繁，最著名的要数《第三札》。毛泽东在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兹母，盖举世昏昏……无一可与商量学问”。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他的哲学观：“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愚认为，当今之世，宜朋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圣人，既得大本者，贤人，略得大本者，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如此，“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2](84)。可见，毛泽东对黎锦熙学识的信赖，其学问观点也自然地受到了影响。
除杨昌济、黎锦熙外，给予毛泽东等学生以良好影响的老师还有徐特立。1937年1月，毛泽东祝贺徐特立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您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6](50)从1913年起到1919年，徐特立一直在一师教书。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六年私塾，完全靠刻苦自学而成为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谦虚勤奋的作风，给人的印象最深。徐特立读书向来主张少而精、彻底消化，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即读书时一定要记下心得和书中精粹之处。对此，毛泽东是力行了的，从他看《伦理学原理》所作的上万字的批注即可看出来。
湖湘文化这朵奇葩，从胡宏自强不息的奋斗传统到张械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直到王船山创造了空前博大的辩证思想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湖湘学派有师徒相传、朋兴景从、同心求道、共赴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意识。五四运动以前的毛泽东，正是受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才群、以杨昌济为代表的一师人才群这种一脉相承的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影响，而具有重视力行、经世致用的知行观，圣贤创世的历史观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民主精神。从一师毕业后的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获得了广泛地接触各种思潮的机会。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参加青年学生运动，组织罢课，创办《湘江评论》，领导驱张运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知了就要行”的知行观、实践观，促使他不断地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和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最终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创造了以他光辉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
收稿日期：20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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