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說校注》校讀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注论文,校讀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說》是現今傳世較爲可靠的研究隋代大儒王通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唯一著作，該書形式以《論語》爲模本，記録王通言行而由其門人弟子整理而成。儒學正統地位的弱化在隋代統一之後亟待修正，承載歷史重任的王通及其《中說》思想，在當時儒釋道合流背景之下，確有其先進性與開創性。後世以“河汾道統”贊譽其影響廣泛深遠，正是突出了《中說》義理不同于兩漢今古文經學章句訓詁的革新意義，而王通也由之在儒學發展史上，被視作從漢晋經學向宋明理學過渡的關鍵人物。 一直以來，專門研究王通以及《中說》的論著，相對而言顯得比較寥落，至今對其展開研究的專著仍然屈指可數。在文本整理研究方面的最新學術成果，是中華書局2013年7月出版的張沛撰《中說校注》，該書收入了《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正如中華書局在前言“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所說，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前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張沛整理本可謂新成果整理水準的典型代表。《中說校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整理水準主要體現于版本選擇和文字校注，堪稱目前《中說》文本的權威注本，是學術界和普通讀者研究閱讀的首選。不過，古籍整理即便嘔心瀝血探賾索隱亦難畢其功于一役，誠如古語所云“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張沛先生云其以兩年之功撰成此書，其中仍不免舛訛脫誤之憾，今仔細校讀一過以作美芹之獻，祈請方家指正。 一、版本方面 《中說校注》的重要學術價值首先體現于精心進行選擇底本與校本。北宋時期，流行于世的《中說》至少有兩種版本，一種是由阮逸刊印注釋並作序，其流傳至今可見的最早刻本是江安傅氏雙鑒樓所藏之本；另一種是由龔鼎臣刊印注釋之本，不過龔本失傳已久，僅見零星資料。阮逸序自述其根據家藏古編整理作注，然而有學者對比之後發現，《中說》文中多處謬誤且自相抵牾之處，多數出自阮逸自己臆造。後人研究結論之一便是阮逸其實並無家傳秘藏善本，只是拼湊取信世人。就文字內容而言，龔本自謂得唐本于齊州李冠家，將阮本對照後人轉引龔本零散數據，可證阮本多脫漏謬誤而不及龔本接近原貌。此外，南宋陳亮《類次文中子引》說其曾經在對照阮本與龔本异同之外，有過按內容分類重新編排的十六篇版本，以爲王氏正本清源，不過今亦不存。 整理《中說》值得關注使用的版本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江安傅氏雙鑒樓所藏宋刻本（簡稱“雙鑒樓本”），該本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行世，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有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出版，編之于《續古逸叢書》之十六，題名作《宋本文中子中說》。“雙鑒樓本”爲北宋刻本，依據文中避諱字“玄”、“炫”、“泫”、“弦”、“徵”、“貞”、“恒”、“敬”、“境”、“竟”、“弘”、“殷”等分析，大約刻印時間在北宋中期真宗年間，此爲見于著録之最早刻本。該本版式爲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半頁十四行二十七字，注雙行三十四字，白口上單魚尾。正文前有明末葉林宗序言其購書來源，後有錢謙益手跋、清代陳衍（石遺老人）跋和近人俞陛雲等跋語。 第二種，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隱士王氏取瑟堂刻本（簡稱“取瑟堂本”），該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在民國八年（1919）影印出版並于民國十八年（1929）重印。該本版式爲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半頁十一行二十字，白口雙魚尾，阮逸序後爲篇目，篇目末欄內黑框刻“隱士王氏取瑟堂刊”。清葉德輝《書林清話》根據“取瑟堂本”文中減筆避諱字，指出這是南宋初刻本。 第三種，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吳郡顧春“世德堂”刻本（簡稱“世德堂本”），此爲顧氏所輯《六子全書》之一種。該本曾經廣爲流行，四周雙邊，半頁八行十七字，白口上單魚尾，版心鎸“世德堂刊”四字。民國三年（1914）上海右文社影印出版，2010年吉林出版集團再次影印出版。清光緒二年（1876）浙江書局根據“世德堂本”校刻收入《二十二子》叢書，該本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于1989年影印出版，一般被認爲是同時期諸子書匯刻本的上乘之作，其實錯訛最甚，版本價值較低。 第四種，是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完成，藏于坤寧宮後御花園內“摛藻堂”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簡稱“四庫薈要本”）。該本爲四庫館臣抄本，因是在《四庫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爲薈要僅供皇帝御覽，故其書品精美字迹清爽，且內容真實少經删篡，校勘翔實較少錯謬。相對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而言，“薈要”勝于“全書”。該書原本現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1985年臺灣世界書局曾將此本影印出版，2005年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首次在大陸影印出版。該本版式爲四周雙邊，半頁八行二十一字，花口上單魚尾。正文前除有阮逸序，還附有四庫館臣所作“提要”，此本提要不盡同于《四庫全書》本的“提要”，雖內容大同小异而文字篇幅顯得更爲精省賅要。 以上可用作整理《中說》的底本與校本者共四種版本，分別代表了北宋、南宋、明代與清代的《中說》印行刊刻狀態和發展軌迹。總體而言，“雙鑒樓本”不僅是現存最早，也是最爲貼近原書意旨較少錯謬的善本。例如阮逸《序》中有注云“叔達依遷《史》撰《隋書》”，“撰”字，“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皆作“人”，其意頗爲費解，今人研究遂有說“人”疑當作“入”字，其實郢書燕說致人迷途，而觀“雙鑒樓本”原文則此處句意豁然開朗。不過，“雙鑒樓本”缺少其它版本卷十皆附有的《王氏家書雜録》一篇。其它三種校本，都存在比較多的文字衍脫訛誤情况。“取瑟堂本”雖爲南宋初刻本，但是從其版本錯訛叢生甚至有些明顯乖離文意來看，大約爲一般書商坊間刻本。例如第四卷《周公篇》小注“開皇中表乞興學校”，其中“乞”字唯有該本不同于其它三個版本誤作“已”字。又如第二卷《天地篇》小注“非應天順人則禍而已”，其中“人”字也是唯有該本脫漏。“世德堂本”雖然也有一些繼承“取瑟堂本”的訛誤，但相較而言其版本價值可謂僅次于“雙鑒樓本”。其中偶有一些訛誤雖不多見，卻也說明該本確實存在著問題，例如第一卷《王道篇》小注“太宗治平，歲示斷死罪二十餘人”，其中“示”字唯獨“世德堂本”脫漏。又如第四卷《周公篇》小注“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其中“雖”字只有“世德堂本”誤作“維”字。至于浙江書局的“二十二子本”，雖云根據嘉靖“世德堂本”精刻精校，且多被稱作通行的“好本子”，對校之下其實訛誤脫倒妄增許多，基本“取瑟堂本”的訛誤都被沿襲了，並且還橫生諸多其它版本所没有的刻書錯誤。其中最甚者，例如第八卷《魏相篇》小注“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之下，脫漏“董常推此”到“義小權大”共二十一字。因此，駱建人引述錢基博觀點判斷“《中說》一書，浙江書局仍橅世德堂刻本，而未若他書之有所謂清儒讎校本也”。①“四庫薈要本”除了《四庫全書》固有的華夷嫌諱故意改竄，例如第四卷《周公篇》“越舟而不車，胡發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中的“夷不亂華”改作“事必從宜”，其它“取瑟堂本”與“世德堂本”出現的訛誤亦有不少繼承。除此而外，“四庫薈要本”仍有不少能够認真校勘恢復原書文字之處，其第四卷與第八卷卷末均附有十幾條四庫館臣“謹案”的正文校改說明。 《中說校注》按作者書前《凡例》介紹所用版本，是“以《續古逸叢書》本爲底本，以《四部叢刊》本與《六子》本爲主要校本，同時借鑒前人成果，如俞樾《諸子評議》等”。②根據以上我們已經介紹的四種版本情况，張沛選擇北宋善本《續古逸叢書》本即“雙鑒樓本”爲工作底本十分正確，選擇《四部叢刊》本即“取瑟堂本”和《六子》本即“世德堂本”作爲對校本亦爲明智之舉。不過，張沛校注前言並未能够對不同版本的實際情况做出如上詳細說明。同時，在此之外“四庫薈要本”不妨亦可放入對校本行列，以便全面梳理清楚北宋以來《中說》文獻實况和學術價值，以綜合匯校的成果對各種版本優劣之處做出客觀評價，爲以阮逸刊本爲基礎的《中說》思想內容研究提供切實可靠的基礎文本。而且，“四庫薈要本”也是確有值得參考之處。例如第七卷《述史篇》小注：“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晋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其中“皇始”張沛出注： “始”原作“後”。案：“‘皇始’爲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號。皇始元年，即西元三九六年，爲東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其實，此處“雙鑒樓本”之“後”字，在“四庫薈要本”已經改作“始”了，若是廣泛對照校本便不必出注贅言。 二、校勘方面 《中說校注》在文字校勘注釋方面雖是如其所云借鑒如清代俞樾《諸子平議》等前人成果，但最終能够做到精審博洽乃是歸功于作者過細用功，其文本校注中觸及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具有學術價值的探討例證，可以爲學術界繼續深入發掘王通著述價值開闢新的道路。流傳已久的阮注文字主要致力注釋人物和史料鈎沉但過于簡單，張沛校注則在校勘文字的基礎上對原文做了詳盡訓詁、考證、注釋等工作，其凡與阮注看法不合者給出己見，凡係明顯化用《論語》表述者給出《論語》文句。 張沛整理本出衆之處，在于校注辨析精要，引述博洽。如第十卷《關朗篇》正文有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其中關于“《皇墳》、《帝典》”的注解引經據典詳明精當，體現了作者學識淵博，該段末出注： 《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穎達《疏》：“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不過，具體行文內容書名號的標點方式仍可商榷，若標注爲“皇《墳》、帝《典》”則似乎更加允洽。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中說校注》也廣泛利用了今人考證的學術成果，可謂融匯古今集大成的高水準研究型整理本。例如附録《文中子世家》正文“文中子侍側，十歲矣”，張沛所出注解引用今人汪吟龍觀點指出此時王通應是六歲，其注解說：“‘十’當爲‘六’之誤，說見汪吟龍《文中子考信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5頁。”這樣，不僅指出了《中說》文本內容潜在的問題，並且指引了深入探究問題的學術綫索。事實上，汪吟龍《文中子考信録》在商務印書館1934年已有出版，後被收入王雲五先生主編的《國學小叢書》，該書是近代以來最早比較詳實研究王通及其《中說》的專著，對之後的研究者影響非常之大，此後關乎《中說》研究各個方面的進展或突破，都可以發現其人其書其言的痕迹。 張沛校注詳明之外，存在的問題大體如下。首先是可以考慮補足部份正文後的小注。這些小注非是阮逸原注，但是在“取瑟堂本”、“世德堂本”和“四庫薈要本”中都有存在，主要是使用反切法進行注音，對于説明理解文本確有裨益，《中說校注》其實不必盡弃之。這樣的情况全書共計有三十二處，例如第三卷《使君篇》正文“吾非從大夫也”後，有小注“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徒行”，“行”字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繼續有注“畚，布忖反。鍤，楚洽反”。又如第八卷《魏相篇》正文“纎吝者義之蠹也”後，有小注“蝥、螣、蠹，皆喻害物”，“物”字下，“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繼續有注“蝥，亡遇反。螣，從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情况相似者，還有“雙鑒樓本”正文前存有的明末葉林宗《序》言其購書來源，書後有錢謙益手跋、清代陳衍（石遺老人）跋和近人俞陛雲等跋語，也未能在《中說校注》文本中得以體現，整理者不知出于何故捨弃之，其實正可以補足以便讀者觀覽。其它校勘問題，可以分作五類細述。 （一）出校不妥。 1.第十卷《關朗篇》小注“君子周急不繼富”，張沛對“急”字出注解說：“‘急’原作‘給’，據《論語》改。”這是正確的，可是“世德堂本”和“四庫薈要本”都已經明確改作了“急”字。可能是出于對校別本的疏忽，這裏改字出注不僅要以《論語》爲證，似仍須要說明版本不同情况。 2.第三卷《事君篇》小注“北山之首曰單狐。夫人，無名氏”，其中“夫人”可徑改作“丈人”，並出注解說明“夫”字在“取瑟堂本”、“世德堂本”與“四庫薈要本”皆作“丈”。另外，該處“丈人”的阮逸注在同一卷中隨後便有再次出現，如接下來正文“何居乎斯人也”其後的注文說“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此則“夫人”應作“丈人”無疑，內外證據皆備，不出校確實不妥。 （二）小注竄入正文。 1.第七卷《述史篇》正文“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本是注文，此處竄入正文，該處完整注文應是：“晋懷帝永嘉二年，琅耶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 （三）文字訛誤衍脫。 1.誤字。 第一卷《王道篇》小注“義包五始”，其中“五始”誤作“五史”。 第二卷《天地篇》小注“語健爲剛，旨婉爲柔，飄逸則清，質實則濁”，其中“健”誤作“見”，“清”誤作“輕”。 第四卷《周公篇》小注“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中“仁”字誤作“人”。 2.漏字。 第一卷《王道篇》小注“太宗治平，歲示斷死罪二十餘人”，其中“示”字脫漏，該字在幾個版本中唯有“世德堂本”是缺失的，不知是否是張沛整理本此處混淆了所用底本。 《録關子明事》正文：“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其中第二個“或”字後的“有”字脫漏，這是根據前文排比句法不難發現的失誤。 3.衍字。 第四卷《周公篇》正文“子謂姚義能交”後小注“交，結交”，其小注中第一個“交”字爲衍字。 第六卷《禮樂篇》卷末小注“績終自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其中第一個“自”字爲衍字。 4.改字。 第八卷《魏相篇》正文“口敦如也，閎而不張”，小注：“敦，厚。閎，深也。”其中“閎”字在“雙鑒樓本”原作“闞”，張沛雲是依據“世德堂本”徑改之，並爲之注解說：“‘閎’原作‘闞’，據《六子》本改。閎：大。闞：口張貌。《莊子·天道》：‘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下文既曰‘不張’，則非‘闞’也明矣。下同。” 首先，核校“世德堂本”此處乃是“闞”字，並未改作“閎”，未知張沛注解“據《六子》本改”之憑據何在？細究之，“雙鑒樓本”、“世德堂本”、“取瑟堂本”和“四庫薈要本”在“闞”字均未出現訛誤差异，只憑己意改字實屬不妥。唯一可以找到的綫索，是浙江書局刻印的“二十二子本”此處改作了“閎”，可是撰者自言校勘工作並未涉及這個版本，而且該本其實錯漏最甚，版本參考價值較低。 其次，根據商務印書館《古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闞，讀作kàn，通“瞰”，意爲“望”，《說文解字》：“闞，望也。從門，敢聲。”又《廣雅》：“闞，視也。”例如嵇康《琴賦》“俯闞海湄”，韓愈《寄盧仝詩》“每騎屋山下窺闞”等。闞，還有讀作hǎn，其意思一爲老虎發怒貌，如《詩經·大雅·常式》“進厥虎臣，闞如虓虎”；二指闊大，即如以上所舉《莊子·天道》“而口闞然”。至于“閎”字，作形容詞，可以通“宏”作“宏大”講。那麽，其實“闞”與“閎”都有“大”的字意，不可以僅憑字意爲據徑改《魏相篇》正文文字。 （四）標點不妥。 1.第一卷《王道篇》小注： 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併齊國而已，仁哉！夫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應該標點爲： 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併齊國而已。仁哉，夫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因爲小注前正文“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藴”，已經明白指出“仁哉”評價的是樂毅，“智哉”評價的是夏侯玄，上下文義對應細讀自可分辨。 2.第五卷《問易篇》正文“雞初鳴，則盥嗽具服”下有小注“內則事父母禮”，其“內則”應標爲“《內則》”，此處《內則》是指《禮記》的第十二篇，主要記載家庭內部起居事父母舅姑所應遵循之法則。 3.第六卷《禮樂篇》小注：“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其中“佐戴武宣公”應標爲“佐戴、武、宣公”，因爲“正考甫”是孔子的七世祖，春秋時期曾爲宋國大夫相繼輔佐過宋戴公、宋武公和宋宣公。 （五）斷句有誤。 1.第三卷《事君篇》正文“天下無不賢矣”後小注云：“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湣、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静，容身而已，實非賢。”其中“及湣、懷之廢”應作“及湣懷之廢”，因爲“湣懷”非是二人，乃是指西晋惠帝司馬衷長子司馬遹，因被誣謀反遭殺害後追諡爲“湣懷太子”。 2.第三卷《事君篇》正文“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後小注：“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張沛先生已經出注認爲正文“不曰”的“不”字似衍，則聯繫上下文義，此段注文斷句應作：“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 3.第七卷《述史篇》小注：“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其中“來至”應視作一詞，意爲“來到”，例如《禮記·月令》有“行春令，則暖風來至”，又《漢書·揚雄傳贊》：“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因此，此處注文應標爲：“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 4.《東皋子答陳尚書書》正文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聯繫上下文意以及句法結構，此段文字斷句標點應爲“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 5.《録關子明事》正文：“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其中“迨”字意思爲“等到，達到”或是“趁，乘”，此處應是“等到”之意，例如明代歸有光《項脊軒志》：“迨諸父异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因此，此段文字斷句標點應爲：“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 總體而言，儘管存在上述遺憾，然瑕不掩瑜，作者對待古籍整理工作用力用心至勤至深，這從書後另附的《歷代評論輯要》便可探知。《歷代評論輯要》按作者生活時代爲序，輯録了唐代至今重要的《中說》評論研究資料，很是便于當今學者檢索利用。《中說校注》在文獻資料方面爲深入探討王通生平事迹、著述交游以及學術思想，提供了堅實可靠的文本基礎。這體現出學界對《中說》整理研究給予更多的關注，表明了對其學術價值愈發重視的一種發展趨勢。 ①駱建人：《文中子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44頁。 ②王通著，張沛校：《中說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頁。标签：王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