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理论在长江三角洲实践之效果分析——转移—份额法的实例应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份额论文,实例论文,效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F127文献标识码：A
对任何一个区域来说，其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增长和均衡（或“效率与公平”），而增长和均衡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一个区域要同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合理的经济均衡两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区域），在资金供给既定而有限的约束条件下，要达到增长和均衡两目标之间的协调，必须采取非均衡增长的区域开发战略[1]。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工业化阶段， 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都表现为非均衡增长[2]。
1 非均衡增长论
非均衡增长模式的名称多种多样，但都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思想。佩鲁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3]。赫希曼进一步指出， 任何一个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增长点或增长极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的国际间与区域间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4]。 赫希曼还通过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观察，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滴涓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某些具有区位优势的中心地区，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吸引周围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区域间的差异增大。但“增长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向周围地区进行资本、知识、经验技术等方面扩散，滴涓效应增大，区域间的差异逐步缩小，趋于平衡。正如威廉逊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的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4]。
非均衡理论提出后，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纷纷用于区域规划中，有的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众多学者对它褒贬不一。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从一些点开始的，然后以这些点为依托，沿着某些地带扩展到整个国家，都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和平衡，从无序到有序的渐进过程[5]。 非均衡理论所强调区域经济发展先集中后扩散的思想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均衡发展思想，还反映了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规律，为各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开发提供一种很好的模式。
2 上海非均衡增长对全国的带动作用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战略实质上就是非均衡增长论的体现。本文以上海为例，用转移——份额法定量计算自20世纪80年代后非均衡战略的实施，上海自身经济总量增长对全国其他省市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和扩散作用，为长江三角洲新一轮的产业布局提供依据。
2.1 增长极周边基本经济态势
上海作为经济增长极具有良好的周边经济扩散条件。以往许多学者讨论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在二元化特征非常明显的中国落后地区，增长极的区域内扩散是困难的。而上海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同，它具有以下的优势条件。
2.1.1 坚实的产业结构支撑。 长江三角洲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一、二、三产业协调，工业门类齐全，工业的配套体系完整，是我国最大的轻纺、机电、化纤生产基地，重要的钢铁、石化、轿车和轻型汽车基地。本区的加工工业具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对国外的新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创新能力很高[6、7]。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的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较快的调整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995年沪、宁、杭等市的三产已达到或接近GDP总量的40%。金融保险、通信、 信息与房地产业发展迅速[6]，这既表明三产内部结构正趋向高度化， 也说明本区内部的经济系统最终需求上升。这样的产业发展态势为上海增长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系统支撑。
2.1.2 发达的乡镇企业。 区域内经济扩散不仅是大城市向中等城市的扩散，还应包括向小城镇的扩散。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较早的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南地区社队工业即得到发展，至改革前夕乡村工业化程度在全国已居领先地位。目前乡镇工业几乎已遍布农村，成为长江三角洲工业发展极富生机的实体。在苏锡常通地区，乡镇企业现在的产值已占到当地工业产值的2／3，区内其他多数地区也占到1／2。在农村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已占到80%—90%以上，因此说乡镇企业已成为这一地区的支柱产业[7,9]。
2.1.3 密切的区内联系。长江三角洲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 在占全国土地面积1%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城市的7.25 %（地级以上的市）（注：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计算）。这些城市及所辖的70个县（市）与上海经济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以上海为中心，形成几个经济实力圈层。随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分工的趋势将得到加强。上海除作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外，它的文化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也将它与长江三角洲的其它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区内联系有助于上海增长极的经济扩散。
2.2 长江三角洲经济扩散的空间图式
2.2.1 长江三角洲经济扩散的圈层。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全区土地面积占全国1%，人口占全国的6.25%， 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1%[6]。 而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的中心，产业布局的重心。围绕着上海经济增长极，经济的空间扩散等级如图1。第一扩散圈层是：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这一圈层的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较大，乡镇企业发达，普遍成为当地的国民经济主要支柱和财税来源；第二扩散圈层是：南京、嘉兴、绍兴、常州和镇江地区。这一圈层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阶段，工业发展迅速，主要向机械电子的方向发展；第三扩散圈层是：扬州、南通、湖州和舟山，该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较晚，第一产业占的比重比较大，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上海这个增长极主要沿着铁路扩散的，沿江扩散轴和沿海扩散轴成为次一级的扩散轴。
2.2.2 各圈层间的经济扩散轴线。 长江三角洲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沪宁、沪杭甬交通沿线为城市密集带，也是产业集中带和生产力发展的主轴线，沿江、沿海带的港口、工业和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得到快速的发展[7]。因此已初步形成了沪宁、 沪杭甬铁路沿线的产业轴、临江产业轴和苏北沿江产业轴线[6]， 这些产业轴线也成为经济的扩散轴线（见图2）。其中沿铁路的扩散最为重要，从图1中我们能发现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分布呈“之”字型，这恰好与图2 中主要交通线的“之”字型分布吻合，位于扩散轴线死角的湖州市和舟山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扬州和南通虽然沿江，距离上海的距离较近，但是由于长江的阻隔接受上海的辐射要少，故其经济发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落后。
2.3 上海非均衡增长对全国的带动作用
2.3.1 上海经济发展向全国的扩散。中国自实施非均衡战略后， 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上海每年上缴国家财政所占的份额也较高（如1995年上海的财政收入为702.46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1.25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1996。百分值为计算值）。但也有人提出上海的发展是以其它地区向之提供资源为基础的，甚至说是以牺牲其它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如何正确地度量上海经济发展对国家的贡献呢？关于经济扩散的度量可以有许多方法，本文拟以“转移——份额法”进行粗略的刻画。该方法假定在某时段内，一个国家内各个子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一样的，即每个子区域都具有相同增长速度的区域发展份额RS（Regional Share），那么在这个时段内一个子区域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其区域发展份额（RS）与其它子区域向它的相对净转入量 NS （Net Shift）之和。用公式表述如下：
RS＝Eo·（Nt／No－1） （1）
NS＝Et－Eo·Nt／No（2）
其中：RS为子区域发展份额；
NS为子区域的相对净移入；
Nt和No为区域在研究期的期末和期初的国内生产总值；
Et和Eo为子区域在研究期期末和期初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1 1980—1995年上海的NS
Tab.1 The NS of the Shanghai from 1980 to 1995,Units: ahundred of million yuan
年 份 1995
199419931992
上海NS/亿元-61.75747 -62.8979925.1707028.05286
年 份 1987
198619851984
上海NS/亿元-25.38757 -47.09431
-12.89830
-23.95959
年 份 1991
199019891988
上海NS/亿元 15.05832 -18.49622
-29.45785
-32.27107
年 份 1983
198219811980
上海NS/亿元-21.31148 -26.63681
-11.12153
资料来源：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上海统计年鉴》199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NS根据公式（2 ）计算得出，如NS（1995）＝E[,1995]－E[,1994]·N[,1995]／N[,1994]。
我们将上海和中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代入公式（2 ）计算出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上海历年的相对净移入量NS（见表1）。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上海除1991—1993年为正净移入外， 其他各年的NS均为负值；同时，除1991—1993年外，上海在这个时期内其他各年的GDP增长速度均略低于全国的GDP增长速度。这个计算结果表明一个巧合，凡存在正的净移入的年份，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上海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完全取决于其他地区向它的移入，或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完全取决于上海向其他地区的移出，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但很显然，上海的NS为正值显然对上海经济发展有利，但是从全国经济发展长期目标来看是否合理呢？
首先，我们从上海和全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来比较。在上海NS为正的3年中，全国年GDP增长率平均为12.4%，上海年GDP 增长率平均为12.6%；在上海NS为负值的12年中，全国年GDP增长率平均为11.8%， 上海年GDP增长率平均为11.2%。即无论是全国还是上海， 在上海的NS为正时，GDP增长速度都较NS为负值时高。
其次，为了正确地衡量上海财富积累，以及它对长江三角洲、全国的经济影响，我们计算了上海及全国其他大部分省市的GDP 的实际增长量。发现以下特征：
（1）上海1994年的NS虽为负值， 但是它在国家省市经济中的位次明显提高，甚至不低于1991—1993年NS为正值时的位次。
（2）上海的净移入为负值的12年中， 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大部分省区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绝对值都逐年上升，但增长幅度较小。而在上海的净移入为正值时，上海的GDP增长迅速，全国其他各省的GDP绝对值增加量也同时大幅度加大。
（3）江苏和浙江的GDP增长速度的变化和上海GDP 增长速度的变化相似，GDP绝对值的增长量的变化也相似。 这三个省市由于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正如前面提过的，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剔除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完全肯定江苏和浙江的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上海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所致，但此计算结果却可说明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的经济增长同上海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
最后，在1991—1993年上海的NS为正值，即别的省市对上海有移入，因此我们计算在各省市对上海没有移入的情况下，根据趋势外推法计算其各自的GDP的发展速度，其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在这三年中，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发展速度趋势值在1991年时大于其实际值，但是在1992年和1993年，大多数省份的发展速度趋势值反而小于其实际值。同时利用趋势外推法计算在各省市对上海没有净移入的情况下其GDP 绝对值的增长值，也发现同样的规律。
表2 发展速度的趋势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Tab.2 The comparison of the trend and the actual value ofthe development speed
趋势值实际值
199119921993 199119921993
广 东 1.2362 1.2394 1.24241.2144 1.2927 1.4021
四 川 1.1877 1.1917 1.19541.1407 1.1584 1.2623
浙 江 1.1861
1.187 1.18781.2049 1.2619 1.3988
湖 南1.18 1.1833 1.18631.1194 1.1973 1.2812
湖 北 1.1835 1.1864 1.1891 1.108 1.1916 1.3087
江 苏 1.1917 1.1946 1.19721.1305 1.3334 1.4036
山 东 1.18305 1.1834 1.18371.1981 1.2131 1.2654
陕 西
1.201 1.2053 1.20921.1538
1.154 1.2306
黑龙江 1.1704 1.1748 1.17881.1524 1.1696 1.2481
吉 林 1.1685 1.1694 1.17021.0898 1.2041 1.2865
辽 宁 1.1814
1.185 1.18841.1293 1.2274 1.3665
天 津 1.1506 1.1404 1.14291.1023 1.1998 1.3036
趋势值实际值
199119921993 199119921993
山 西 1.2023 1.2128 1.22191.0914 1.2169 1.2169
福 建 1.2266 1.2293 1.23171.1886 1.2664 1.2664
江 西 1.1794 1.1828 1.18591.1157 1.2008 1.2008
河 南 1.1805 1.1832 1.18571.1188 1.2238 1.2238
内蒙古 1.1617
1.161 1.16041.1264 1.1724 1.1724
安 徽 1.1539 1.1525 1.15131.0086 1.2073 1.2073
云 南 1.2398 1.2452 1.25011.1455 1.1957 1.1957
青 海 1.2059 1.2115 1.21661.0738 1.1654 1.1654
新 疆 1.2237
1.228 1.23191.2263 1.1964 1.1964
广 西 1.2033 1.2068 1.21011.1539 1.2478 1.2478
西 藏 1.1405 1.1415 1.14241.1022 1.0904 1.0904
宁 夏 1.1924 1.1963 1.1999 1.107 1.1583 1.1583
附注：此表中的趋势值为根据趋势外推法计算的中国大多数省份的GDP的发展速度，即报告期的GDP与上一年的GDP的比值。
通过以上计算和分析，我们可以判断：第一，全国经济无论是增长速度的增加还是绝对值的增加和上海的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即上海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全国其他各省的经济增长和全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上海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为全国的一个理想的增长板。第二，上海经济发展和长江三角洲的其它城市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上海经济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及全国其他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扩散和促进作用。上海在极化的同时，也在向三角洲和全国进行经济扩散，其极化不但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带动长江三角洲和全国经济的发展。而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它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依托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需要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崛起和发展，从而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上海的发展，使上海更快的成长为国际大都市，扩大其辐射范围，提高其辐射能力，带动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
2.3.2 上海增长极的发展和对新一轮产业布局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中国是一条龙，长江流域就是这条龙的脊梁，龙头就是上海。要使中国经济腾飞，必先使长江流域经济腾飞，要使长江流域经济腾飞，必先使上海经济腾飞[10]。而事实证明，城市群中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互动运行，通过“增长极”的特殊功能可向周围地区扩散，而在这种传播与扩散中，所有的信息与物质流处于一个增值的循环之中。上海这一“增长极”作为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部分，不断的向长江三角洲和全国市场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观念，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管理体制核心的生活方式，成为长江三角洲及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导区”和创新区[11]。从上面对非均衡增长论的阐述和对上海经济扩散分析可知，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增长极显示极大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从非均衡增长论还是我们分析的结果，上海依然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产业带的经济布局的中心和重心。它的经济发展必然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产业带的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的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可知，上海经济势力最强，它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和促进全国的经济增长，是理想的增长极。因此，今后的产业布局应以非均衡理论为指导，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加快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技术结构，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周围地区转移，利用其优越的技术条件，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促使其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化。其次，在极化效应促进下，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并承多元化发展趋势[8]，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利用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其他城市进行合理的分工，并通过产业链的联系带动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产业轴和产业链，发挥各个城市的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进行区域分工，使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更加清晰和明确，形成各城市互补的市场，避免重复建设，结构雷同，形成垂直型和水平型的分工。再次，沪宁和沪杭甬铁路沿线是长江三角洲的主要扩散轴，同时也是产业和城市最密集地带，因此应充分利用沿线的集聚优势，加快此地带的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发展新的主导产业，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最后，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不能牺牲效率而取得公平，也不能牺牲公平取得效率[9]， 因此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应重视次一级的区域中心的发展，利用次一级的经济中心来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在已形成的产业轴的基础上，人为发展增长极，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丰富的沿江扩散轴和水运便利的沿海扩散轴，利用长江水运和沿海沿江港口的优势，形成多极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大城市而后小城市及城市而后乡村之间经济差异，实现经济一体化。
3 转移—份额法局限性的探讨
抽象的经济数学模型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中的一个方向。有大量的文献都谈到了抽象的经济数学模型，用这些抽象数学模型来进行经济分析只能讨论产出、资本、投资和消费等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传统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等。大多数的说明经济发展的抽象数学模型只是反映经济变化的大致趋势，而且需要多参数支持，这些公式必须使不同的经济变量在不同的时段交叉相关，例如去年的产出决定今年的消费，反过来有助于决定今年的产出，进而影响下一年的消费和产出，从而使计算某个经济变量的长期变化趋势成为可能[2]。 但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多向量的彼此联系很难用简单的模型表述清晰，故人们更倾向于用简单的模型计算和说明经济系统的趋势和问题。
转移—份额法简单明了，它能较为综合地解释为什么一些区域发展快，而另一些区域发展慢，且使用简便，容易理解，只需要有限的数据，因此转移—份额分析法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区域分析中，并在持续和严厉的非难中保存下来[12]。但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在一系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实现的，一般是将经济增长因素分为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两类，其中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我们利用转移—份额法分析上海和全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度量其增长的幅度，却不能衡量资本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各占多大的比重。第三，经济发展的内涵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它不但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社会福利、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内容。而本文利用转移—份额法只计算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能衡量经济发展。第四，转移—份额法过高的估计其他区域对上海的移入，而过低的估计了上海本身的自身积累。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区域由于种种原因，如区域位置、资源状况、技术条件等不同，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同的，资本积累状况也各不相同，上海由于其优越的技术条件和区位条件，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快于全国其他省市。虽然如此，转移—份额法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方法测算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增长的快慢，为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收稿日期：1999—12—15；修回日期：200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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