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稼祥60年代初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年代初论文,建议论文,王稼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王稼祥为确定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王稼祥在60年代初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综观全局，高瞻远瞩，对一些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我国外交工作“左”的偏差提出纠正意见。
60年代初，我国对外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曾被称赞为“坚如磐石”、“亲如兄弟”的中苏关系，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利益上的冲突，正处于破裂的边缘；中美之间由于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仍然互相敌视；中印边境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中国面临苏美印三面夹击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异常严峻，从1959年，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饥荒笼罩全国， 到1961 年， 人口减少了4000万。而此时，我们仍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为已任，并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王稼祥对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和对外政策上“左”的偏差忧心忡忡。1960年底，党中央逐渐从严重困难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对农业进行调整，不久又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农业的调整普及到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王稼祥看到工农业的调整已经有了成绩，一些“左”的错误得到纠正，迫切地认为外交政策的调整已势在必行。于是1962年春天，他带着伤残的身体，不顾病痛，经过深思熟虑，按照组织程序，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外交政策的意见。王稼祥的拳拳爱国之情、切切忧民之心，在这里化作了两封直言相劝的谏书。
二
1962年2月27日，经过内部的几次商议， 并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王稼祥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针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和我们党内“左”的观点，就某些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一）、和平共处问题。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基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走向由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开始转向缓和的分析，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完全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应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这一主张涉及到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对战后国际形势，我党认为：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阵营，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方兴未艾，全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到50年代末，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因此断言，战后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60年4月，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全面批判赫鲁晓夫和平共处观点的文章，文章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和平共处”。王稼祥对这些错误观点谈了他的看法，他写道：“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世界战争；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一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注：《王稼祥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金鉴·第3卷》第2581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这些批评实际表明，王稼祥认为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可以存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即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也可以避免战争，争取和平共处。
（二）、世界战争问题。王稼祥不赞成赫鲁晓夫认为世界大战完全可以避免的观点，也试图纠正我党的一些同志认为世界大战注定不可避免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一方面当前存在着世界大战的危险，而且不要低估这种核战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注：《回忆王稼祥》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但另一方面，“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注：《王稼祥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设》，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金鉴·第3 卷》第2581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在党内普遍认为世界大战注定不可避免的时候，王稼祥不人云亦云，忠于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的确十分难得。
（三）、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由于我们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世界革命前景，对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全力支持和援助，而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罹难的世界各国人民厌恶战争、要求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矛盾的呼声认识不足，因而忽视了和平运动。对此，王稼祥提出我们“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他说：“和平运动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注：《王稼祥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金鉴·第3卷》第2581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在这里，王稼祥还只是把和平运动当成一种策略手段，但他对和平运动的重视，是他注意到二战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进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是他之所以提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一个客观依据，也是我们党的一些同志所忽视，从而导致对国际形势判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稼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他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冷静观察与客观分析后得出的正确结论，目的是要纠正我党在战争与和平等国际问题上“左”的观点，使我党能正确认识战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以便制定出与此相适应的对内、对外政策。35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王稼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难发现它们与邓小平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十分吻合。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从国内经济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对世界形势进行了新的观察和判断。1984年10月，他注意到和平力量的增长，及时提出了世界和平力量之间的合作问题。1987年，又进一步做出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上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战争可以避免的科学判断。这就为我们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作经济大文章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王稼祥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已经超过了同时代一般人的水平。邓小平正是在借鉴王稼祥对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正确见解基础上，依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作了新的总结，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现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纠正了过去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战后时代主题的传统论断。显然，王稼祥35年前对战后国际形势的正确估价，为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总结作了铺垫和准备。
三
王稼祥基于对上述国际问题的认识，针对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1962年3月31日， 特地向党中央提出以下四点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
（一）、全面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从万隆会议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实际上，从50年代末，我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偏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主张，“帝修反”一起反，同时，坚决支持世界革命成为此时我国的实际外交政策。王稼祥认为，我们不能偏离和平外交政策的正确轨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和平，他提出我们要“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这种政策和任务的保证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138页，红旗出版社，1994年。）
（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避免加剧紧张的局势。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齐心协力竭力调整、恢复和发展经济，迫切需要周边环境的安宁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因此，王稼祥提出我们有必要在对外方面采取缓和的方针，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与有意见分歧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争取时间，渡过困难。
（三）、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60年代初，我们面临苏、美、印从北西南三面夹击的被动局面，怎样与他们展开斗争，一方面既要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又要改善我国的周边环境。王稼祥认为：需要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原则，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为此他提出：“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对苏联的斗争，要高度警惕赫鲁晓夫居心不良和力图孤立中国，甚至不惜同我们分裂。”（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138页，红旗出版社，1994年。） 王稼祥还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且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更加露骨的表演，中国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将是苏联，现在美苏两国都企图把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印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有许多共同点，印度尼赫鲁政府利令智昏，想乘我国困难之机，趁火打劫，扩张领土，我们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是不能改变的，但中印矛盾不是我国对外斗争的主要方面，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缓和。可以说，这个建议体现了国际斗争艺术的高度灵活性，符合当时中国的对外斗争需要。
（四）、王稼祥对我国对外援助提出了两方面的正确意见。一是针对我们片面地宣传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支持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他提出：“我们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在支持别国革命的问题上，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由于受国际关系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别国革命，要看其发展情况，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取或者要求采取执行前的一切形式都是适当的。”（注：《王稼祥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金鉴·第3 卷》第2581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对外援助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第139 页。）这样做既可以促使受援国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又能使我们说到和答应的事情一定能够办到。
王稼祥的这些建议围绕怎样帮助党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渡过危机，而在外交上调整政策，纠正“左”倾偏差，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如果党中央能采纳王稼祥的建议，就极有可能有效地遏止外交领域正在发展的“左”倾错误，使我国对外关系少走弯路。但王稼祥的建议未被毛泽东接受，不久这些建议就被错误地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修正主义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所谓“三和一少”，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毛泽东之所以认定王稼祥的建议属于“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是因为在他看来，王稼祥迎合了苏共的某些观点，他已经被赫鲁晓夫拉到右边去了。毛泽东从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认为修正主义这种“瘟疫”已经从国外漫延到国内，在中央内部反修防修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反“三和一少”，强化了毛泽东“三斗一多”的决心，造成“左”的指导思想在外交领域更加上扬。“文革”一开始，康生又别有用心地把“三和一少”升格为“三降一灭”，王稼祥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四
60年代初，王稼祥在“左”倾气氛弥漫全国，党内民主生活已经开始不正常的情况下，明知有风险，还敢于上书逆耳忠言，陈述良知灼见，可见王稼祥忧国忧民、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他提出的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由于未被采纳，“左”的思潮在外交战线继续滋长，到了“文革”便发展成为一股极“左”狂潮，我国的外交环境随即急剧恶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我们探讨王稼祥60年代调整外交政策建议，就是为了在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王稼祥的建议可以给我们以下深刻启示：
第一， 只有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
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外交环境出现复杂局面，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王稼祥经过冷静观察、分析，得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相反结论。他提出和平是可以争取到的，我们要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建议遭到批判后，我们对战争不可避免性的认识越来越偏激，“文革”期间便发展到战争迫在眉睫，于是制定了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战略方针，一切为打大战，为打核战争为出发点，国家的经济建设自然就摆在次要地位，我们因此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于这个重大失误，小平同志曾说：“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0、330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
对国际形势判断失误也导致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偏差。由于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我们的对外政策也就侧重于积极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支持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指责赞成“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某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是“修正主义的伙伴”。结果在前者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后者却严重影响了我们同一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正常交往，也使我党在兄弟党中陷入“唯我独革”、“光荣孤立”的境地。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浪潮，进入6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越来越趋于缓和，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邓小平及时地捕捉到这个时机，提出和平问题是带有全球性的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对外政策的重点也就从支援世界革命转向维护世界和平。从这个战略出发，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求同存异，发展外交关系，使我国迅速摆脱了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一度孤立的国际处境，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在外交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王稼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外交的和平实质，因为这不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新中国几十年的外交历史也证明，坚持这一政策，我们就能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我国的外交形势也会十分喜人；偏离或违背这一政策，我国的外交就会陷入困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们特别高唱“战争引起革命”的年代，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外交纠纷最多、外交环境急剧恶化的时期。邓小平通过总结建国后我国对外关系的经验教训，得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同其他任何国家发展关系的根本准则，并且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这一主张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本质，是对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大发展。
第三，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必须强调自身发展的意义。
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在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主要干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主张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是从强调自身发展的意义出发，就当时来说是从克服国内经济困难着眼。对于这一点，他还被指责为：“他认为当时中国很困难，拿钱去支持别国的斗争不合算。”（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第142页。）事实上， 王稼祥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因为国家没有实力，就拿不出什么力量去支援别人；只有国家建设好了，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援别国的革命和建设。当然，王稼祥的建议在高喊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援世界革命的年代，自然是大逆不道，结果接受我国援助最多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后来以怨报德，成为国际舞台上疯狂的反华角色，这是我们在对外援助方面应该吸取的教训。邓小平正是在吸取上述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0、33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他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因为国家建设好了，才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四，在国际斗争中，必须将原则性和策略性结合起来。
王稼祥特别强调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讲求斗争的策略性，特别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更应分清主次，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提出斗争的策略原则有“有进有退、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138页，红旗出版社，1994年。） 这些策略原则对于我们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外政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70年代与美国建交，80年代与苏联恢复关系，就是根据两个时代的不同国际态势而作的重大调整，但直到今天，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大国强权主义的立场仍没有改变。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在变化莫测的国际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及时抓住有利时机，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争取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需的长久和平。
王稼祥的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实事求是。60年代，他提出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则书写了他外交生涯中最不朽的一笔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