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对美国学界外交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例外论和美国历史学界长期存在的边疆特殊性进行了学理性的反思，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边疆角色的重新认知，将美国的对外关系研究和历史研究进行结合，并以“全球边疆”为切入点，形成对于美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整体性理解。本文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研究的边疆转型和历史学界边疆研究的新转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能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认识美国国内学术的内在发展过程及其面临的问题。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显示结果，截止2018年，本文的引用次数共18次，表明其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与代表性。当然，由于具体语境的不同，本文主要涉及美国的边疆研究相关问题，其研究视角和观点具有特定意义，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也需要读者进行必要的思考和判断。
卷积神经网络在目标检测上的成功应用，可以看作识别图像为目标还是为非目标。因此，本章设计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关键帧提取器，首先采用基于SIFT特征的关键点检测算法，在铁路视频图像上提取少量区域作为候选，并通过Alex-Net模型提取候选区域的深度特征，最后将特征输入到SVM分类器中进行分类，得到列车头部、尾部和车身三种结果，验证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关键帧提取器的可行性。本文提出的关键帧提取器流程图如图3所示。
全球边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 比较史与边疆研究路径 ①
[美]内森· J.西蒂诺( Nathan J. Citino)/著 袁 剑 刘玺鸿/译
[摘要] 长期以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新路径并没有对例外论者的假设构成挑战，同时也无法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国经验提供一个比较视角。最近开展的边地(borderland)和边疆(frontier)研究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入到文化遭遇、文化认同转变以及国家政治边缘的富有价值的视角，并可以对周边地区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如何整合到更大的经济交换体系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在对边疆研究的域外经验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本文指出，有必要将边疆路径引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领域，这样不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而且能够突破特纳理论的局限，进而更全面地看待包括当代跨国市场等在内的美国的内部发展与海外扩张历程。
[关键词] 美国；全球边疆；对外关系
“深入亚马逊(Amazon)的旅行将会帮助我们理解福特之城(Fordlandia)的潜力所在：它是否仅仅是一个玻璃容器，一个由珍贵的水晶所形成的洞穴，用来盛装那些古怪的百万富翁所倾倒而出的古怪梦想；或者其实它真的就是一场开拓性冒险，其目标就是在一个未知之地——同样未知的是它那令人流连忘返的美丽——树起前进的旗帜。”
“所以，难道你不认为篡改伊甸园(Eden)是在毁了它么？”
上面两段文字来自埃德瓦多·斯古格里亚(Eduardo Sguiglia)的小说《福特之城》(Fordlandia)。这部小说讲述20世纪20年代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巴西热带雨林建设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的故事。②福特派人进入亚马逊丛林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在英国所占据的马来亚(Malaya)之外找到一个汽车轮胎的原料供应地，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福特主义(Fordism)所主张的物质进步下的工作伦理和信念，来教导那些“发展迟缓”的民众。福特在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公司里用一个巨型时钟来管理生活，时钟所发出的尖锐声响就是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时间训导，而这正是福特所希望看到的社交舞蹈和卫生保健，能够使土著走向文明。但是，福特并没有实现最初的愿景。盎格鲁管理者在监管印第安工人和加勒比黑人(Afro-Caribbean)移民时所偶然形成的爆炸性文化冲突，所产生的结果就像一棵枯萎的橡胶树那样，使福特在20世纪全球边疆的冒险留下了阴影。
一、反思美国例外论
⑥特纳观念的百年历史，可参见 Clyde A. Milner II, ed., A New Significance :Re -Envisioning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1996).
要知道，爱与认知是统一的，爱我们的历史就会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要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就必须爱我们的历史。光凭背诵式的记忆不仅做不到这点，而且还适得其反。我早年的背诵经历所证明的恰恰就是这个真理。
考虑到学者在这两个概念上已经运用了无数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义“边疆”和“边地”是一项令人生畏的挑战。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著名理论在对外关系史课程中就无法回避，它替代了将边疆视为国家边界的欧洲理念，而提出北美边疆就是“野蛮与文明相遇的地方”。虽然对特纳观点中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并且一些学者对他所描述的边疆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闭合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其他人还是保留了他所强调的政治地缘转化中的文化遭遇的观点。比如说伦纳德·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和霍华德·拉马尔(Howard Lamar)在把美国和南非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就将边疆定义为“并非边界或界线，而是介于两个之前相互区分的社会之间的可渗透的地域或区域”。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和斯蒂芬·阿隆(Stephen Aron)则将北美边疆理解为“一群无法清晰界定的民众在地理和文化两个层面相遇的地方”。这样的定义降低了国家的重要性，而“国家对主权边缘的塑造”则等于之前的“边疆”的内涵。阿德尔曼和阿隆将边疆和“边地”相区分，他们将边地视为北美“两个殖民区域之间的竞争性边界”。事实上，边地这一概念则在暗中强化了国家的首要地位，要么就是在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指定一个地理上的竞技场，要么就是将一个国家和其近邻所共同主张的土地指认为一个公认的边界。④
但是，要用有国家主权和没有国家主权来为一个区域贴上标签并不那么容易。人类学家托马斯·M. 威尔逊(Thomas M. Wilson)和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则将边疆定义为“在宽度上多变，既可以跨越边界也可以远离边界，民众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可以经由协商而具有多种行为和内涵的区域”。⑤在他们眼中，边疆就是国家边境所具有的特征。西班牙研究北美帝国史的学者因交替使用“边地”和“边疆”而著称，或将一者与另一者联系在一起，而在事实上，“边地”在西班牙语里面就是用来描述“la frontera”的。[2]一位地理学家甚至表达了这样反历史的宣言，边疆就是“政治景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共同特征”，但是，随着国家边界的确立，到了“20世纪，仅存的边疆大多已经消失”。正如拉马尔和汤普森所观察到的，由于学者在不同领域受到不同训练，所以无法自然而然地形成比较研究所需要的共同语言。[3]6
本文在GP100-C3高频感应淬火设备上，利用设计制作的仿形感应器，对制动器压盘锥窝部位进行感应淬火，得到如下结论：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 1650-1815 (New York, 1991), 50, 518; Francis Paul Prucha, American Indian Treaties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Anomaly (Berkeley, 1994), 67; Jay Gitlin, “Private Diplomacy to Private Property: States, Tribes, and Nations in 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 Diplomatic History 22 (Winter 1998): 89, 99; and Bradford Perkins, “Early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bid.,115-20. 欧洲-印第安关系研究也可参见James Axtell, The Invasion Within :The Contest of Culture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85), After Columbus :Essays in the Ethnohistory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88), and Beyond 1492:Encounter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92); and Gregory Evans Dowd, A Spirited Resistance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Struggle for Unity , 1745-1815(Baltimore, 1992).
二、边疆研究在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中的新意义
对美国对外关系研究而言，最有益处的就是通过考察学者如何在其他领域中运用边疆研究的路径，来思考比较的可能性。对美国历史学家而言，“边疆”和“边地”所指的是那些特殊的研究专家。特纳本人就是美国西部边疆研究的试金石，就连他的理论至今都还在不断受到修正。最近，新西部史(New Western History)就在挑战特纳对盎格鲁裔美国人(Anglo-American)的垦殖活动所作的相当正面的记述，并大大扩展了西部历史中的行动者和研究对象的范围。⑥特纳的学生赫伯特·E. 博尔顿(Herbert E. Bolton)就将其导师的理论运用到最终并入美国的新西班牙(New Spain)地区北部，并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事实上就是把西班牙边地塑造成为一个专业历史研究的区域”。[4]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并没有通过在这两个领域——对全球边疆的探索和对自己后院的研究——的协作，很好地建立起一个比较研究的主题。
即便是匆匆一瞥，我们都会感受到美国对外关系史和美国西部史之间的强烈相似性。两个学科都是在经历了作为史学研究的一潭死水而日趋衰落之后，最近又通过在概念化和领域扩展上的勇于尝试，还有就是经历自我反省和认识论上的尝试之后才得以复兴。其中的一些创新就是力图超越那些文本上反复出现的二元化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边疆历史与西部历史，闭合的边疆与延续的过去。如果考虑到这两个领域包含着由他们各自的奠基人——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和特纳所首创的民族的伟大神话，那么，这种双轨状况就并不令人惊讶。在对民族发展和扩张的礼赞之声中，对外关系史学家和西部史学家都非常容易受到社会史同僚的批评，他们揭露了这些扩张所付出的人类代价，并聚焦于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女性和印第安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这些群体，而这些人的经历则在很长时间内都被排除在比米斯和特纳所建立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之外。
然而，对外关系史和西部史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并且学者们最近所做的尝试还扩大了这两个学科的共同领域。比米斯所著的《杰伊条约》(Jay’s Treaty)一书，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盎格鲁-美洲边疆”，外交史学家已经将大陆扩张视为他们研究的一部分。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将特纳的边疆假说与门户开放(Open Door)主张下的海外扩张联系到一起，并将美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起源追溯到与19世纪边疆农场有关的农产品剩余问题。⑦更晚近的作品则来自于托马斯·西塔拉(Thomas Hietala)关于天定命运的研究，还有就是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对于意识形态、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对于种族、布莱恩·麦卡利斯特·林(Brian McAllister Linn)对于菲律宾战争的研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西部扩张描述为海外帝国扩张的预演。⑧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诸如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这些人物的生涯都将大陆边疆的占领和海外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他人则探究了美国如何成为一个强国并塑造了西部的发展。⑨他们当中最有名的西部史学家沃尔特·普莱考斯特·韦伯(Walter Prescott Webb)很早之前就已经将大陆扩张的故事放在全球背景之下，这在最近已成为学术趋势，用以加强美国和其他“边疆”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显而易见的是，通过采取比较史的方法，研究美国西部边疆的学者相较于美国外交关系史的同行而言，已经成功超越了特纳历史学派所固有的例外论观点，而后者还处在比米斯的美国例外论遗产中。
(4)创新驱动效应偏低，自主研发能力有待加强。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了很多仅有组装生产功能而无研发能力的零部件企业，但技术研发能力强、营业规模超10亿元级的龙头企业还很少。另外，还缺乏汽车零部件方面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导致整体创新驱动效应明显不足，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检验检测、产业孵化等公共配套服务缺乏，无法有效促进整体汽车零部件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提升。
关于这样的例子很多，再如伍子胥灭楚后，要攻打郑国和梁国，曾出现“我有冤仇，至当相灭；因他得活，岂得孤恩？”“我有冤仇，端心相灭。因他得活，岂得孤恩？”[3]852-853因渔人相劝和梁王款待他的兵士，他放弃攻打郑国和梁国，这程式化的表达是民间口头文学常用的表现手法，造成意思的一致，便于观众和读者理解，为其留下深刻印象。变文程式化的表达是变文重要艺术特征，它使故事的表达方式多样化，使听众或读者阅读欣赏时心理得到放松，使写卷在流传中容易接受和认可。敦煌《伍子胥变文》的程式化艺术手法，蕴含着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智慧和当时当地敦煌地区人们的审美文化接受心理。
顺着韦伯的这一思路，其后继者对他的全球观念进行了再解释，这一观念与美国西北是否应该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比如密西西比河以西，或者是东经100度以西的干燥地区)紧密相关，同时也关系到，美国西北是否作为仍在进行的边疆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进程中，白人扩殖者反复向北美和大陆的其它地区扩散。
在《征服的遗产》(The Legacy of Conquest)一书中，帕特里夏·尼尔逊·利默里克(Patricia Nelson Limerick)极力倡导将西部作为一个地区去研究，但是近期她更多地寻求通过将自己所研究的对西部地区的征服和欧洲在“地球其他地方”的扩张进行对比，来“将美国的西部史回归到全球史”，甚至为比较边疆研究极力辩护。
然而，在重点关注某一个地方的同时，承认存在一个更大的全球故事，则面临征服案例的离散性所带来的压力，因为这些案例的具体历史都是由地方因素所塑造的。拉马尔和汤普森则指出，地理、文化和气候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为白人在北美和南非的拓殖建立模型。南非荒凉的土地和干燥的气候环境限制了白人农业定居者在开普敦的开发，相比较而言，北美更为优越的条件则可以支持更多的农业人口。因此，南非在1800年的时候只有2000个欧洲人，而此时北美的欧洲人口已经超过400万。不同的移民模式也使这两个社会在族群和种族政策上形成差异。[3]16-17
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边疆进程、特纳所说的连续性(sequential)以及区域历史，这三者在主题上各有不同，因此为比较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在对《空天之下》(Under an Open Sky)一书进行介绍的时候，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乔治·米尔斯(George Miles)和杰伊·吉特林(Jay Gitlin)将边疆的循环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空间转变、市场形成、土地获取、边界设置、国家形成和自我型塑。[5]国家建设和身份认同则成为边疆经验中的一部分。当西部史学者通过分析不同地区所经历的由东向西的拓殖进程来开拓边疆比较研究的时候，沃尔特·纽金特(Walter Nugent)已经将比较的框架从美洲扩展到了欧洲人的扩张。通过使用“广角镜头”(wide-angle lens)，纽金特认为，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欧洲定居者具有相似的地理、文化和气候上的体验，而且也与当地群体相互沟通。事实上，纽金特提供了一个基础分类，边疆依据其经济基础和人口特征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基于农业并且定居者大都是一些为了获得无主之地而在类型和目标上都相对一致的家庭。第一种类型的人口密度要高于第二种类型，后者的基础则是对自然资源的汲取、挖掘和大牧场经营(ranching)。所唤起的画面与大众的想象相一致，第二种类型的边疆居住群体则相对多元一些，包括牛仔、淘金者、妓女和枪手。纽金特细致比较了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巴西和阿根廷的边疆。在其中的一个例子中，他将视野聚焦到加利福利亚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这两个地方在19世纪中叶都是进行淘金活动的第二种类型的边疆。他认为，这种比较揭示了“美国历史并非无与伦比或独一无二”，并且对“道德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做出了修正。
三、世界体系理论下的边疆路径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调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来为北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给出定位。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已经展示了世界体系和欧洲贸易网络的相互整合是如何对北美乔克托人(Choctaw)、波尼人(Pawnee)和纳瓦霍人(Navajo)的自足经济进行榨取的。威廉·G. 罗宾斯(William G. Robbins)则将西部的转变与“前所未有的边界扩展和尤其是在国家与国际语境下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变迁”关联起来。在参与的地方-进程(place-process)争论时，迈克尔·P. 马龙(Michael P. Malone)提出了一个相当吸引人的看法，其倡导一种“立体感幻灯机”(stereopticon)视角，寻求理解全球经济整合的长时段进程如何促成美国西部的转变。在一个经济上处于外围的资源-生产区域，西部是由“将其定义为地方和将其角色的变换放置在世界秩序之中的这两种历史因素之间的辩证张力所共同界定的”。马龙甚至认为可以用“全球化”代替“边疆”这一词汇，其目的则是提高西部与同样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其他区域之间的可比性。
虽然是特纳在民族语境下设置了区域历史议题以及将边疆迁移到美国人生活的中心，但这些历史学家则将西部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联系起来，并强调了美国从经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路径。这些观念将边疆历史带到了美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门槛上，后者则把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和对外利益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同样被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新”外交的范式转变，在这种转变中，联邦政府要像过去塑造西部边疆经济和政治发展那样去推动海外利益的扩张。
虽然对外关系史学者在运用特纳观点和后继文本去分析大陆扩张以求理解美国对外关系上已颇有成效，但是他们尚未能运用比较路径去摆脱比米斯的例外论，并且也只有这样，西部史学家才能对特纳的理论构成挑战。
四、边疆史与外交史的新融合
这些对于20世纪的边疆、跨境移民、美国公司建立的美墨联营工厂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美国和墨西哥“国家项目”的相互分离，而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美国-墨西哥边境在变迁之中的持久重要性。国家的重要性被缩减到非法、“无国家”的北部边境的墨西哥移民问题上，同时，对美国官方政策的谴责则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此外，边境所代表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所标定出的边疆两边社会在生活标准和环境管理上的差距，却使墨西哥在美国公司眼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另一种意义上，边境已经具有了象征上的重要性，被那些寻求通过阿梅里科·帕德雷斯(Américo Paredes)所说的“大墨西哥”(Greater Mexico)来界定自己身份认同的个人或群体当作隐喻来使用。事实上，近来像《孤星》(Lone Star，1996)和《交通》(Traffic，2000)这样的电影，所描绘的边疆正是一个个人身份模糊不清并不断变化的地方，而学者们已经把边疆视为一个文化冲突和汇合的地方。帕德雷斯展现了墨西哥走廊(corridors)的抒情诗或者说边疆歌曲如何挑战盎格鲁的文化霸权。按照何塞·E. 利蒙(José E. Limón)的看法，虽然盎格鲁裔美国人通过西班牙化的他者(Hispanic Other)将自己从文化上做了界定，但是盎格鲁人还是受到了反向刺激，比如西班牙文化中的性欲和姻亲关系，它们则滋生了“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的自我怀疑”。格洛丽亚·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在其后现代作品《边疆/边疆：新女性混血儿》(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中，同时使用了性别和种族来对边疆混血女性的地位进行描述，她们正是通过对盎格鲁霸权、西班牙文化同化以及西班牙大男子主义的反抗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类作品将边疆研究的焦点再次集中到相互分离的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的演变，以及这一演变过程中紧密的跨文化联系所存在的需求的矛盾性之上。美国和墨西哥“国家项目”的历史比较是通过反殖民革命和多族群民族国家建设的共同体验而联系起来的，这也为符合后现代需求的边疆新概念的形成提供了路径。
美国-墨西哥边地的研究——就像西部边疆史一样，是一个能够与研究帝国主义、文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学者相遇的领域——也形成了从殖民化到民族国家后现代蜕变这样具有比较性的主题。虽然这是因为渴望将它们与特纳的伟大的西部边疆进行比较才涉及到边地，但是博尔顿“更感兴趣的是西班牙人对于边疆的影响，而不是边疆对于西班牙人的影响”。博尔顿一直致力于研究西班牙帝国在北美地区设立的制度性的警戒部队、要塞和传教团，西班牙对这片未来的美国土地的文化影响也是其研究的对象。他也呼吁对西半球展开比较殖民史的研究，他希望这成为超越“西班牙厌恶症”(Hispanophobic)这一“黑色传奇”
的路径，并能够对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不同的殖民遗产提供清晰理解。大卫·J. 韦伯(David J. Weber)观察到边疆与在特纳观念中所呈现的无限机会并不相同，博尔顿的焦点则在于，边疆更多的是将西班牙人的生活和美洲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边境北部还是南部)的种族歧视和经济边缘化的地方。权力上的差异标定了两个革命国家(美国和墨西哥，分别从英国和西班牙手中赢得独立)之间的关系，就像种族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继续界定着美国-墨西哥边境上的人际关系一样。
近来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博尔顿的作品，而关注后殖民时代的美国和墨西哥，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挑战着每一个国家民族神话的核心：对于主权和独立的假设。安德烈斯·若斯奈德(Andrés Reséndez)已经通过“关注墨西哥和美国在国家项目上的冲突以及冲突在地方上的展演”来对美墨战争期间的边疆历史做出新的解释。若斯奈德考察了美国和墨西哥在主张边境领土权利过程中如何使用仪式和政治符号，并对地方团体如何对这些利己主义做出反应进行了解释。若斯奈德用新墨西哥(New Mexico)作为其尝试这一研究路径的案例，并展现了当说西班牙语的官员和商人默许吞并活动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则通过英国人来反抗进一步的土地征用。斯蒂芬·W. 卡尼(Stephen W. Kearny)上校因此在毫无反抗的情形下于1846年进入圣塔菲(Santa Fe)地区，但随后又面临陶斯普韦布洛人(Taos Pueblos)的激烈反抗。丽萨贝斯·哈斯(Lisabeth Haas)对加利福利亚的研究表明，即使在18世纪被西班牙人统治，蔑视墨西哥城当局的加利福利亚人依然存在优势，并且还在墨西哥独立期间阻止释放印第安人，甚至是美国在19世纪中叶再次占领这一地区时，但都没能阻碍印第安土著身份认同的延续。那些相互竞争并受国家支持的企业也因此在欧洲帝国退却之后塑造了边疆的历史，此外，学者也越发将视野集中在这些企业与地方民众的区别上。
上海某燃气锅炉额定工况下每小时燃烧500 Nm3天然气，上海市全年平均大气压力接近1标准大气压，以空气系数α=1.1为例，此时烟气露点为59℃，额定工况下每小时燃烧天然气产生的烟气质量为7 243 kg。
边疆史和外交史的汇聚并不仅仅体现在全球性分析层面，也体现在对地方层面上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关系的再检讨。怀特的《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就是此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本。他再次创造了一个17和18世纪国家高地(pays d’en haut)的“村落世界”(village world)，在这里，阿尔冈金人(Algonquin)与法语群体两个社会“在边缘逐步消融”。怀特认为，因为美国人不再去理解那些曾经在英国人与法国人手下用于管理欧洲-印第安人关系的文化传统，也不用考虑美国大革命后土著印第安人的脆弱地位所带来的需求，所以随着美国独立，中间地带就消失了。中间地带的特征就是异族通婚与文化混合，因此就会“在同化与他者化之间产生明显的选择”。弗朗西斯·保罗·普鲁哈(Francis Paul Prucha)也在对美国印第安人条约的研究中得出一个相似结论，他注意到宪法在代替从法国和英国借用的制定正式协议的“条约委员会”(treaty councils)之后，制定条约权力的集中化走向。普鲁哈也考察了政府特派委员、印第安谈判代表、商人甚至翻译所扮演的角色。但在另一边，杰伊·吉特林在其近期出版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一书中则强调指出，“中间地带并没有完全衰落和消失”。相反，美国官员在将印第安人的土地转变为私人财产的时候，非常依赖“法国遗产”，在这一土地转变过程中，诸如作者所描述的迈阿密土著领袖这样的印第安个人得到了相当多的利益。正如布拉德福德·铂金斯(Bradford Perkins)所观察的，外交史学者也只是在近期才承认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是美国外交关系的一部分。顺应近来朝向地区分析的趋势，可以丰富对历史中美国、法国、英国边疆与印第安土著关系的比较性理解，历史学家也就有机会将早期共和国历史中被忽视的话题加以复兴。
这些在美国西部和美国-墨西哥边疆学术中占主流的比较研究主题，可以被用来修正美国例外论，只不过暗示了边疆路径所具有的改变学者如何认知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潜力。正如戴维·西伦(David Thelen)所观察到的，美国-墨西哥边境提供了一个“边疆研究的典范观点”，不仅能够将“处于不同领域且身份认同各异的人群”囊括进来，而且还如怀特的“中间地带”研究所体现的那样，“众多背景之下，个体之间的交互、融合、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以及商谈”都被纳入其中。[6]通过聚焦于官方的外交政策，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趋向于忽视处于国家政策下位的各种行为以及群体间关系的复杂性。此外，除了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呼吁，学者们对于美国和欧洲之外的语言和历史叙事还很不熟悉，这大大限制了比较历史框架的形成。只有等到这些历史学家摆脱美国历史叙事并勇敢进入到其他未知大陆的语言和文本的时候，才能完全认识到边疆路径的潜力，并了解美国经验如何不具有例外性。
五、边疆研究的跨国实践
这些由美国西部和美国-墨西哥边疆研究学者所共同发展出的相似主题，也在其他历史语境中反复出现。例如，中东历史就提供了边疆如何帮助塑造新生国家的制度和特征的例子，而国家边界同样影响着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一个多世纪之前，欧洲和北美就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北非作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
n)则在定居与游牧之间的边疆上发现了一个辩证进程，将其认为是官僚国家兴衰变化的基础。在他的《历史绪论》(Muqaddimah)一书中，宗教复兴运动将游牧群体整合了起来，并且推动他们统治定居人口和建立王朝。在经历了好几代人的城市文化同化之后，王朝丧失了军事力量，也失去了其最初建立基业的热情。这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下降螺旋当中，这使得其越发容易遭受边疆上的贝都因人(bedouin)的攻击，后者则又开启了这一循环。
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已经说明了奥斯曼帝国如何在穆斯林-拜占庭(Muslim-Byzantine)边疆的西安纳托利亚崛起，在那里，除了汇聚着崇拜同样的圣人并且流动身份时有叠合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外，还有强大的加齐(gazi)或者说穆斯林圣战士，他们的精神气质则体现了奥斯曼政权的意识形态。
而在民族国家时代，也能举出同样的例子。按照克里斯汀·莫斯·赫尔姆斯(Christine Moss Helms)的说法，沙特阿拉伯是按照伊本·赫勒敦那一代人心中的样式建立起来的，而当时的沙乌地阿拉伯人(Saudi)则与信仰伊斯兰复兴中瓦哈比派(Wahhabi)的游牧群体结盟，在国家边界的划定切断了季节性迁移的通道并创造出不愿意离开部落游牧的沙乌地阿拉伯“公民”之后，沙特开始走向现代国家。拉西迪·哈立迪(Rashid Khalidi)则对那些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在边境哨所和机场的身份核查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种总是将他们排除在外或者孤立他们的侮辱性举动，“给他们一个家，让他们像一般人那样被对待”。
这样的例子表明了边疆在中东历史中的重要性，就像中东边疆已经成为塑造认同的一方面那样。
事实上，美国在边疆的经验可以形成世界历史中的主要模式，研究具体案例的专家和致力于比较研究的世界史学者都共享着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学者已经发现政治中心与边疆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因素。正如马克·巴森(Mark Bassin)在论述边疆在俄罗斯历史中的重要性时所呈现的，“美国的‘边疆’没有什么例外性”。简·M. 露丝(Jane M. Rausch)则对边疆战争在哥伦比亚政权和民族主义演变中所扮演的长达一个世纪的角色做了考察。
对于这些学者以及在其他地区进行研究的人而言，尽力制服边疆就是国家建设的基础部分。
当中央政府寻求控制周边领土并通过纳入或排除的方式来赋予边疆民众政治身份的时候，族群和民族认同很可能作为中心向外辐射和强加的结果，而在周边地区形成。例如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就认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民族认同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沿着加泰罗尼亚(Catalan)边境接合到一起，但在很久之前，民族国家的架构就已经在这里搭建起来。事实上，边境地区的行为与认同只有在政治中心的政策符合地方民众需求的时候，才会与政治中心所带来的政治性赋权相一致。“无论官方地图上划定的边境多么清晰，无论指派了多少海关人员，或者无论建了多少瞭望塔”，正如米切尔·博德(Michiel Baud)和威廉·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所说的，“人们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忽视边境的存在”。
虽然跨境迁移可以不顾国家政策而不断出现，但正如身处美国的“无国家归属”的墨西哥移民的例子所表明的，沿着文化边疆所做的交流都可能会创造出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强有力的族群身份认同。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erik Barth)第一个关注到，即使群体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和文化交流，族群认同的建构依旧持久。戴维·A. 沙普尔(David A. Chappell)则主张，族群往往是在那些具有提供身份认同形成基础的“他者”作为参照的边疆地区形成的。
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则将特纳关于北美历史的观点植入“非洲边疆理论”中，后者将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视为作为非洲民族形成基础的现行政策的边缘部分。科普托夫就像克罗侬、迈尔斯和吉特林一样，将边疆的历史进程描绘为一个自我塑造和制度建立的过程。
这一系列例子所表明的就是美国案例所体现的历史主题的普遍性，并否认了特纳所宣称的“美国制度的特殊性是源于他们在扩张中所被迫进行的适应”这一观点。[7]这种比较讨论甚至产生了一种反特纳的主张：即假设领土扩张和文化相遇在现代历史中就是国家建设和认同形成的基础。特纳的贡献在于反思了欧洲所界定的“边疆”并使之适用于被假设具有独特性的北美语境，这直接反映了在特纳创作的时期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说法所具备的观念力量。[8]但是，近来在美国的历史学家观念中，国家的这种刚性地位已经衰退，而这正推动了对美国历史的反思，在不将国家清除出历史叙事的同时，不再强调其地位，这样就找到了一条将大陆征服和全球经济扩张一起放入边疆跨国史研究的路径。
六、从边疆重新理解美国
已经有一些学者将美国西部的专门知识和非美国地区的知识一起放到跨国视野当中进行考察，这使美国处于全球经济一体性之中。在将美国西部和其他边疆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些历史学家将北美的征服和美国经济霸权在全球边缘地带进行的扩张视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要素。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通过对韦伯的大边疆概念加以修正，而将边疆放在了世界历史的中心，但与韦伯不同，麦克尼尔是通过将美国历史描绘为“技术层次存在差异的不同社会之间交流和冲突的极端案例”的方式，把关注点落在土著印第安人身上。麦克尼尔将不同文化之间的技术差距视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正是技术差距帮助揭示了为什么边疆并不总是一个特纳所认为的平等地带。当经济作物和采掘冶炼工业进入之后，边疆就更可能产生“在欧洲并不常见的社会等级阶序”。
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注意到，例外论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将19世纪对北美矿产边疆的挖掘和20世纪阿拉伯东部地区石油边疆的开发合法化。这样的状况还一直在持续，比如美国公司管理着采掘企业并制造了种族等级状况。天定命运准许了美国向密西西比河以西进行扩张，反过来，伊斯兰教中的瓦哈比派则拒绝了是上帝赋予沙特阿拉伯人的阿拉伯石油资源保管者身份的说法，拒绝主张沙特人的进步得到了阿美石油公司公共关系部门和西方小说家华莱士·斯蒂格(Wallace Stegner)的帮助。
保罗·萨宾(Paul Sabin)认为，在阿拉斯加(Alaska)、厄瓜多尔(Ecuador)以及其他地方也有相似但尚未研究的石油边疆，不过他们来自于同一个“从早期美国西部到后来发展的一个直接世系(lineage)”，这一世系则是通过公司扩张、传教活动和环境变迁的共同模式联系起来。对萨宾而言，美国西部的故事就是一部跨国史诗，不可能被仅仅局限于政治边界之内，就像边疆史不可能仅仅被西部史和外交史学者占据一样。[9]
虽然新左派对于萨宾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他认为威斯康辛学派(Wisconsin School)过度强调了对于市场的寻求，反而忽略了原料和资本越发强劲的移动，同时被忽视的还有美国公司跨越20世纪的全球边疆所建立的提炼设施。他也许还会认为，美国的消费者在塑造北美及其之外区域的边疆进程演变上发挥了与美国政府和公司同样多的作用。就像消费需求带动了大牧场经营和其他将商品化推广到西部边疆的行业一样，美国的消费习惯已经在全球生产香蕉、咖啡、橡胶尤其是石油的地方创造出了汲取式的边疆(extractive frontiers)。
直至现在，这一边疆进程依旧在中亚和里海地区延续，在那里的跨国公司都打算在后苏联(post-Soviet)国家建设的乱局中获取石油，以此来为今天在落基山脉以西颇受欢迎的SUV和独栋别墅(McMansions)提供燃料和热能。
如果美国历史是例外性质的话，它也只可能是源于大陆和海外的扩张，这两点则正是特纳和比米斯各自对国家发展所持的观点，现在则联系在一起代表了一种从陆地殖民帝国时代向消费资本主义跨国边疆的历史转型。换句话说，美国历史被放到了更大的全球化兴起的故事中。
幸运的是，美国对外关系在过去20余年的革新已经与学者所想要进行的全球边疆的前沿探索形成了很好的搭配。沃尔特·拉伯菲(Walter LaFeber)的《迈克尔·乔丹与新全球资本主义》可以作为一个案例，书中描述了跨国企业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新边疆、种族与商业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所具备的“软实力”(soft power)。书中的“新边疆与内部城市”一章虽然并没有直接引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论著，但却好几次提到了传媒大亨泰德·特纳(Ted Turner)。[10]将来的作品可能会是对跨国边疆进程本身进行研究，或者是运用比较史来说明不同地方和社会受边疆影响会形成何种区别。比如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历史可比性，他们两者都是在大陆进行发展并且从边疆帝国向超级大国转变，他们也都承担了超越冷战这一老旧话题的责任。边疆路径可以是包括官方外交但并不以国家为中心的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进路；其的确与权力相关，但是评价的标准是来自于技术、资本以及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其承认美国霸权，但同时将美国在北美以及之外的扩张视作更广阔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交流趋势的一部分。对于全球化更具创造性的研究甚至具有恢复全球化在美国历史叙事中的突出地位的潜力，而这也是新左派学术研究的的鼎盛时期。对新一代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而言，全球边疆正在召唤着他们。
注释：
①本文原名“The Global Frontier: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the Frontier-Borderlands Approach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收录于《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 ), Vol. 25, No. 4 (Fall 2001)., 第677-693页。《外交史》是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会刊，是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世界最顶尖的学术期刊。
②Eduardo Sguiglia, Fordlandia , trans. Patricia J. Duncan (New York, 2000), 46-47, 91。小说作者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和作家，西班牙文原作初版于1997年。——译注
既然泄了密，不如从实招来吧。我说其实见你第一面，我就被你吸引了，你漂亮，温柔，你要不是老板的话，我一定会……会什么？阿花眼睛大大地，两束灼光照着我。我不顾一切地说，我会爱上你。阿花笑了，笑了够，偎在我胸前，说你就别拿我当老板嘛，就当我是个普通女孩。
③参见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ed. Michael Kammen (Ithaca, 1980), 355-87;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 14(Summer 1990): 405-23; and 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16(Winter 1992): 115-40。这一领域中的新路径的综述和事例参见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1991); and Michael J. Hogan, ed., The Ambiguous Legacy :U .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 (New York,1999).
④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0), 3; Howard Lamar and Leondard Thompson, eds.,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 1981), 7; Jeremy Adelman and Stephen Aron, “From Borderlands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June 1999): 815, 816; Walter Prescott Webb,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1952), 2.
⑤Thomas M. 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 eds.,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ambridge, 1998), 9。另可参见 Hastings Donnan and Thomas M. Wilson, eds., Border Approach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Frontiers (Lanham, MD, 1994).
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学家似乎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能对“福特之城”提供一个能够与斯古格里亚的杰出文字相匹配的前沿解释。对革新方法论的持久呼唤，无论是激烈抨击还是苦苦哀叹，都已经推动学者将种族、文化、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文本批评和性别引入到他们的分析中。他们已去研究那些非国家行动者和边缘群体，并从政治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中借用知识。③但通常，这些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新路径并没有对例外论者(exceptionalist)的假设构成挑战，这一假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这一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并且无法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国经验提供一个比较视角。[1]然而，最近开展的边地(borderland)和边疆(frontier)研究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入到文化遭遇、文化认同转变以及国家政治边缘的富有价值的视角，并可以对周边地区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如何整合到更大的经济交换体系这一过程进行分析。福特之城是研究这一现象的一个案例。在这中间，独特的美国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更大的有关全球史模式的美国论则同样塑造着美洲大陆的发展和美国的海外扩张。不同的历史学者、人类学家和区域专家虽然都在研究边地和边疆，但是并不能直接为美国对外关系学者提供另一种分析路径，以此来丰富他们的理论武器库。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发现的，他们的研究路径指向的是一种跨国历史，其中同时包含了美国经验中的独特方面以及可以丰富美国历史的全球和比较层面。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带领广大员工推动公司各项事业创新发展。
参见Robert Beis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 1865-1900 (New York, 1986); and Walter LaFeb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vol. 2,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 ,1865-1913 (New York, 1993),54-55, 107-13.
⑧Thomas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1985);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 -Saxonism (Cambridge, MA, 1981); Brian McAllister Linn, The Philippine War , 1899-1902 (Lawrence, KS, 2000). 林可参见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 :The Metaphysics of Indian -Hating and Empire -Building (Minneapolis, 1980); and Michael Krenn, ed., Rac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Colonial Times Through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1998) and Rac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s of Territorial and Market Expansion , 1840 to 1900(New York, 1998). 也可参见John Whitehead, “Hawai’i: The First and Last Far West?”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May 1992): 153-77.
韦伯的开创性作品《伟大的边疆》(The Great Frontier)就将特纳的观点运用到了1500年后的世界史之中，并宣称欧洲对非洲、亚洲以及整个西半球的扩张就是四百年来欧洲“都市”化大爆炸的展现。当他们将自己带到这些地方的“无主财富”面前时，欧洲就利用这些帝国的战利品去建设西方文明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在韦伯看来，随着1900年左右大边疆的关闭，欧洲文明是否长存就值得怀疑。⑩对他而言，欧洲人在北美拓殖、美国独立和扩张、大陆的物质财富被不断汲取的故事，都只是更大的全球冒险剧中的一幕罢了。从这一点来看，特纳所宣称的边疆是美国民主的源泉这一说法就没有什么独特性，北美只是数世纪的欧洲扩张之中将全球与大都市联系在一起的众多地区中的一个。
⑨参见William G. Robbins, “Laying Siege to Western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New Paradigms,” in Trails :Toward a New Western History , ed.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Clyde A. Milner II, and Charles E. Rankin (Lawrence, KS, 1991), 182-214; Paul Sabin, “Home and Abroad: The Two ‘Wests’ of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6(August 1997): 305-35; Thomas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and H.W. Brands, T .R .:The Last Romantic (New York, 1997). 关于西部的战争和国防工业，参见 Roger W. Lotchin, Fortress California , 1910-1961: From Warfare to Welfare (New York, 1992); Bruce Hevly and John M. Findlay, eds., The Atomic West (Seattle, 1998); Gerald D. Nash, World War II and the West :Reshaping the Economy (Lincoln, NE, 1990) and The West Transformed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loomington, 1985); Spencer C. Ol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ity: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 in the Cold War Era,”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22(May 1991): 143-61; and “California at War,” Special Issue, Pacific His torical Review 63(August 1994).
⑩Webb,Great Frontier , 13.
关于地方-进程的争论，参见Stephen Aron, “Lessons in Conquest: Towards a Greater Western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3(May 1994): 125-47; Michael Steiner, “From Frontier to Regio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nd the New Western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4(November 1995): 479-501; and David M. Wrobel, “Beyond the Frontier-Region Dichotom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5(August 1996): 401-29.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Something in the Soil :Legacies and Reckonings in the New West (New York, 2000), 20. See also idem, The Legacy of Conquest :The Unbroken Past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1987) and “Going West and Ending Up Global,”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2(Spring 2001): 5-23. See also Donald Worster,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1985); and Richard White, “It ’s Your Misfortune and None of My Ow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orman, OK, 1991),3-4.
Walter Nugent, “Frontiers and Empir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Limerick, Milner, and Rankin, eds., Trails , 161-81, and “Comparing Wests and Frontiers,”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 ed. Clyde A. Milner II et al. (New York, 1994),831. 关于加利福利亚和澳大利亚后淘金热(post-gold rush)时代环境史的比较和跨国研究，可参见Ian Tyrell, True Gardens of the Gods :Californian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Reform ,1860-1930 (Berkeley, 1999). See also “Frontiers - A Global View,”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the West 34(October 1995).
Richard White, The Roots of Dependency :Subsistenc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Choctaws ,Pawnees ,and Navajos (Lincoln, NE,1983); William G. Robbins, Colony and Empire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est (Lawrence, KS, 1994), xi; Michael P. Malone, “Beyond the Last Frontier: Toward a New Approach to Western American History,” in Limerick, Milner, and Rankin, eds., Trails , 156. See also Klein, Frontiers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 193-94.
⑦Samuel Flagg Bemis, Jay ’s Treaty :A Study in Commerce and Diplomacy (New Haven, 1962), 1-27;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Reader :Selections from his Major Historical Writings , ed. Henry W. Berger (Chicago, 1992), 89-104; and Williams,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Growth and Shaping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Marketplace Society (New York, 1969).也可参见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Dilemmas in Forgiveness: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and Western American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25(Spring 2001): 293-300. 关于大陆扩张的外交可参见Robert D. Schulzinger, “Foreign Affairs and Expansion,” in American Frontier and Western Issue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 ed. Roger L. Nichols (Westport, CT,1968), 217-34; and Kinley Brauer, “The Great American Desert Revisited: Recent Literature and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815-1861,” in Paths to Pow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1941, ed. Michael J. Hogan (New York, 2000),44-78.
所有意在消除北美历史中“边疆”和“边地”之间难以捉摸的区别的尝试都是冒险之举，因为它一方面需要延续有关美国发展的例外论假设，另一方面则要认为美国的边疆和边地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典范性。在这篇文章中，这两个概念会被谨慎地合并在一起，用来描述一种更为广阔的针对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路径。在这一路径中，将会把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视为一系列文化互动、经济交换、人类迁移和环境变迁中的唯一因素。与那种远离国家的视角不同，这种边疆-边地路径(frontier-borderlands approach)通过考察国家扩展其边界、将其政治控制施加到外部区域、甚至是政府所声称的界定处于其主权之下的民众的身份的能力程度，对国家权力加以复杂而精细的理解。这些主题尽管处于美国的大陆和海外扩张故事的中心，却并非独一无二。其实它在各种可以引发比较的历史场景中都可以看到，并且对美国例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黑色传奇”(Black Legend)，指的是16世纪之后欧洲所形成的妖魔化西班牙的历史书写传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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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s Reséndez, “National Identity on a Shifting Border: Texas and New Mexico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1821-1848,”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Rethinking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Case Study: Special Issue\] (September 1999):670; Lisabeth Haas, Conquests and Historical Identities in California (Berkeley,1995). 另可参见James F. Brooks, “Violence, Justice, and State Power in the New Mexican Borderlands, 1780-1880,” in Power and Place in the North American West , ed. Richard White and John M. Findlay (Seattle, 1999),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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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产品开发人工管理模式下，大量与产品开发相关的数据散布于各个部门，量产部门想要全面获取与使用数据有一定难度。产品数据应用于不同形式的表格时，例如原料采购表、原料品质控制表、产品工艺参数表、生产工艺单往往都要由跟单人员重新核对数据进行制表，跟单环节容易出现对接错误，占用了大量的人力，造成开发周期不必要的延长。
Ibn Khaldn,The Muqaddimah , trans. Franz Rosenthal, ed. N. J. Dawood (Princeton, 1981).See also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1990).
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 1995). 关于美国-墨西哥边地相似题目的研究参见David G. Gutiérrez, ed., Between Two Worlds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mington, DE, 1996); and Américo Paredes, Between Two Worlds (Houston, 1991).关于安达卢西亚山脉参见Andrew C. Hess, The Forgotten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bero -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1978); and Olivia Remie Constable, 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 :The Commercial Realignmen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 900-1500 (New York, 1994).
Christine Moss Helms, The Cohesion of Saudi Arabi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London,1981); and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1997), 1.
本次事故中，110kV那安线发生B相接地故障，那曲变那安线041开关接地距离I段保护快速正确动作，并重合成功。但在110kV那安线故障那曲变那安线041开关保护动作同时，引起上一级联络线110kV当那线当雄变侧041开关零序过流I段保护动作开关跳闸，造成那曲地区电网与系统解网。由于本次事故影响较大，结合当时的电网运行方式，及时开展了一系列事故调查及故障模拟计算分析工作：
针对临床小儿内科经由规范化确诊收治的维生素D缺乏性小儿手足搐搦症患者实施钙剂缓慢静脉滴注补钙给药治疗,与为其实施钙剂快速静脉滴注给药治疗干预相对照,能够有效且显著地改善提升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指标,促进患者的血钙浓度生理指标快速且充分地恢复正常状态,在支持和确保患者的生存质量状态不断改善优化条件之下,为我国小儿内科临床医学事业的良好发展创造支持条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CGSS2015年的家户问卷结果。CGSS全称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综合且连续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调查的地域范围覆盖全国125个县。该项目通过定期地收集中国公民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系统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开放性与共享性的发展，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该数据具有权威性、广泛性等优点，是研究国内问题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
Mark Bassin, “Turner, Solov’ev, and the ‘Frontier Hypothesis’: The Nationalist Signification of Open Spac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5 (September 1993): 473, and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 1999).关于美国西部和苏联边疆的比较研究参见 Kate Brown, “Gridded Lives: Why Kazakhstan and Montana Are Nearly the Same Pla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 (February 2001): 17-48. Jane M. Rausch,Colombia :Territorial Rule and the Llanos Frontier (Gainesville, FL, 1999), and The Llanos Frontier in Colombian History ,1830-1930(Albuquerque, 1993). 也可参见David J. Weber and Jane M. Rausch, eds., Where Cultures Meet :Frontiers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Wilmington, DE, 1994); and Catherine LeGrand, Frontier Expansion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olumbia , 1830-1936(Albuquerque, 1986).
参见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London, 1940); and Ralph W. Mathiesen and Hagith S. Sivan, eds., Shifting Frontiers in Late Antiquity (Brookfield, V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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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丘区内受山洪灾害威胁又难以搬迁的重要防洪保护对象，如对沿溪流的城镇、人口密集的村庄、学校及部分重要企业，根据所处的山洪沟、泥石流及滑坡的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必要的工程治理措施进行保护。由于浙江省山丘区小流域众多，山洪灾害点多面广且分散，如果均采取工程措施进行防御，耗资巨大，且防御标准较低。此外，可采取移民搬迁的方式让那些受山洪灾害威胁且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居民避开山洪灾害。
Igor Kopytoff, “The Internal African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f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frican Frontier :The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African Societies , ed. Igor Kopytoff (Bloomington, IN, 1987), 3-84, esp. 16-17. 关于西非的气候变迁和族群形成，可参见James L. A. Webb, Jr., Desert Frontier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long the Western Sahel , 1600-1850(Madison, WI,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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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Vitalis, “Crossing Exceptionalism’s Frontiers to Discover America’s Kingdom,” Arab Studies Journal 6 (Spring 1998): 10-31, 以及“The Closing of the Arabian Oil Frontier and the Future of Saudi-American Relations,” Middle East Report 27 (July-September 1997): 15-25.
参见William Cronon, Nature ’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1991); Richard P. Tucker, Insatiable Appeti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cological Degradation of the Tropical World (Berkeley, 2000); Paul J. Dosal,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Dictator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United Fruit in Guatemala , 1899-1944 (Wilmington, DE, 1993); Douglas Yarrington, A Coffee Frontier :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Duaca ,Venezuela , 1830-1936 (Pittsburgh, 1997), 196-212; Michael F. Jiménez, “ ‘From Plantation to Cup’: Coffee and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0-1930,” in Coffee ,Society ,and Power in Latin America , ed. William Roseberry et al. (Baltimore, 1995),38-64;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s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 World (New York, 1999); Steven C. Topik, “Coffee Anyone? Recent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n Coffee Societie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Spring 2000): 225-66; and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1991).
参见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2000), 143-82; and Robert D. Kaplan, Eastward to Tartary :Travels in the Balkan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aucasus (New York, 2000), 237-38, 2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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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1674-9391.2019.02.003
中图分类号： D83/ 8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9)02-0027-14
基金项目： 本文中译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6)的阶段性成果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内森· J.西蒂诺( Nathan J. Citino)， 1999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现为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 袁剑( 1981-)，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亚研究、边疆研究；刘玺鸿( 1991-)，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6
收稿日期： 2019-01-21
责任编辑： 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