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若干领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现综述如下。
文学领域：消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倾向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受西方文论的影响，提出种种消解文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观点，并相当广泛地影响到创作界；同时，阶级斗争逐渐淡化的新的历史环境，使人们的政治意识也渐淡薄，文艺市场对纯娱乐性作品的需求大增，从而使近10年的文学创作中消解政治、消解意识形态的倾向不断蔓延，不仅使文学的思想性受到削弱，而且相当数量的作品在政治上产生了腐蚀社会主义、不利精神文明建设的负面作用。
（一）西方文论对我国的影响
1.唯美主义思潮。这些年文学理论界在正确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的同时，有一些人又把审美归结为文学的唯一本质与功能，鼓吹“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文学归位”论。这种论者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应独立于政治，所以文学应该“归位”，应该“疏离政治”、“远离政治”、“脱离政治”。这种理论观点，在批评界曾相当盛行。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某些批评家就据此否定本世纪以来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文学，包括20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17年文学”，而吹捧周作人的“闲适散文”、徐志摩的唯美诗歌和疏离当时政治的沈从文的边地风情小说，乃至肯定何其芳、丁玲前期的作品，否定他们参加革命后的作品。近年更有人重排“五四”以来的小说大师，把著名革命作家茅盾排除在外，而金庸、张爱玲等倒名列前茅。
2.形式主义思潮。由于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的影响，把文学艺术的形式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乃至把文学艺术归结为形式。这种观点在80年代中期以来也相当流行并成为“先锋派”的理论纲领。这种思潮把“文学归位”说更推向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在文学创作中，形式虽然有它的重要意义，但形式不能离开内容。漠视内容而把形式看作文学的目的来追求，只能导致创作的贫乏与苍白。然而一些批评家援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上述创作曾一度大加吹捧，甚至提到“文体革命”的高度。这就更为形式主义思潮推波助澜。
3.反理性主义思潮。西方从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到弗罗依德的“潜意识”说，都构成当代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80年代以来这种思潮对我国理论界和创作界都有相当的影响。文学以人为描写中心，人不仅有生命意识，还有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因此要真实地表现人，就不能只表现人的生命意识的一部分——潜意识和性意识。文学创作中也当然存在直觉、非理性的重要作用，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本身就是抽象的符码，借助语言的思维就不可能没有抽象的作用、理性的作用。何况文学作品往往体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更不可能没有世界观的理性概括在起作用。这都应是常识。只强调直觉、非理性、潜意识乃至性本能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其结果自然就是完全消解创作中的理性的作用，使创作完全与社会意识形态绝缘，使创作成了“白日梦”，成为“意识流”的记录。
（二）消解政治、消解意识形态浪潮对文学创作领域的影响
1.历史题材走俏。许多作家都不再描写现实题材，而纷纷去写历史。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了长篇小说和电视剧创作的热点。连一向以报道新人新事为特征的报告文学也有许多转去写历史。有些作家笔下的历史更是虚化的，既没有年代，也看不出具体背景。虽然在题材多样化中历史题材不是不可以写，但相比之下现实题材受到许多作家冷落。疏离现实的实质是疏离现实政治，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不可能不削弱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力度。有些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宣扬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其负面效应更显而易见。
2.“性”表现泛滥。今天文学作品中不描写“性”的作品几如凤毛麟角，深挖生命意识、潜意识、性意识，在许多作家笔下不仅表现为大量描写性心理和性行为，而且写乱交、乃至写人兽乱交。这样的作品由于迎合了读者中的低俗趣味和“窥淫癖”，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对青少年尤起毒害作用。许多这样的作品不但消解政治与道德，实际还鼓吹反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
3.消闲文学风行。写风花雪月，写吃喝玩乐，写名人轶事，写生儿育女，写古董字画，写气功卜卦，写无事调侃等种种题材的消闲作品，都以散文的名义风行于各报刊，并为出版社所青睐。许多报刊的专栏和城乡书摊都大量充斥这类作品。一方面，它们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自然可以写；另一方面，则不少作品言不及义，引导人们玩物丧志，远离政治。这样的作品决不应提倡多写。至于有的作家对一切庄严的、符合理想的东西，极尽调侃、反讽之能事，为这样的作品大开绿灯，甚至有人还加以赞美，便更不应该。如果听任这种创作倾向泛滥，那么，文学要做到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广大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就很难了。
（三）近年来文艺领域的消解政治、消解意识形态，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消解的实际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引起高度重视
文学领域中所谓“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不管其自觉与否，它背后隐藏的或客观符合的实际是西方妄图和平演变我国的那种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
文学作品由于题材广泛，品类、形式和风格众多，要求一切文学作品都为政治服务，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一部分作品不具政治性，只有娱乐性，也应是需要的。但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一定的文学作品不但能够为政治服务，甚至能对政治起重大作用。文学作品有不同的意义，产生不同的思想教育作用，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烙印，这更是事实。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不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和思想教育作用，不能不重视文艺对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义，从而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
建国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总体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的观点。扼要地说，这些全新的观点是：确信1840—1949年间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革命史、政治史角度看，以1919年为界，此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此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求得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但近10年来，出现了种种否定和质疑上述观点的思潮。
（一）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提出质疑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因此否定这些基本分析，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理由。对这个问题，史学界出现了质疑和挑战。
如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或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提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又有文章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二）否定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
10年前有文章认为，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王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此后这种观点便泛滥起来。有人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有人说，“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有人写道，“我曾开玩笑说过， 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还有人说，“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总之，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是错了。
（三）否定近代中国的反封建斗争
1989年的一本出版物，在解放后第一次彻底否定了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认为太平天国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只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才是进步的。这种观点在旧中国是流行观点，但在今天已被当作新观点广为流传。
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评，是近年来的时髦语言。有人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策略”提出来，竟不加掩饰地说，虽然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仍然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有人认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是激进的，有人从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如果联系到《中国“左”祸》、《防“左”备忘录》散布的观点，只有“左祸”，中国近代史岂不是不堪回首了吗？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哪里呢？中国近代的社会进步在哪里呢？
（四）对近代史上的人物作颠倒是非的评价
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批评，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以往受到批评或基本否定的人物，现在则受到称赞、颂扬，表明一些人研究的角度变了，史观变了。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清末以后被主流舆论称颂为“中兴名臣”，直到蒋介石“剿共”，仍把曾左胡李治兵语录置于案头。建国以后，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他们展开了批判，也不都是一棍子打死，如对左宗棠，肯定了他从外国侵略下收回新疆的爱国正义行动。这一批判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某些过火的地方给予纠正也是必要的。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要整个翻案。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资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种翻案，现在集中到曾国藩身上。历史小说《曾国藩》引起了轰动，有的人评价它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说它的最重大意义“是中国文学敢于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县（曾国藩家乡）举行了有关曾国藩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有人要求“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诬蔑不实之词”。在书摊上，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家信等书比比皆是。
范文澜对曾国藩的研究文章不是不可以批评，曾国藩的一生不是不可以重新认识和评价，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和出发点上，要不要进行阶级分析，如果对此完全置之不顾，恐怕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了。
数十年来一直遭世人唾骂的袁世凯，现在也有人对他加以称颂。有的文章不仅大力表彰袁世凯一生的“丰功”和“业绩”，连“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也成为他的功劳，甚至还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的成功，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成长都归功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这恐怕是“劝进”袁世凯以来未曾见过的倾袁奇文！
（五）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及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异常活跃，西方学者、台湾和海外某些华人学者的著作和思想大量引进，形成了一种冲击。关于救亡压倒启蒙、关于对革命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批评，都直接来自于美国和台湾。
第二，从现实需要出发，或从个人对现实社会的体验出发去研究历史，削足适履。现在批评“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对的，但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一定妥当。今天讲生产力标准，讲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要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当然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斗争也要不得了。今天讲稳定压倒一切，套到历史上，当然洪秀全、孙中山要受批判了，而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篡夺民国大权的袁世凯要受赞扬了。
第三，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淡薄了，在对外学术交流中意识形态的弦放松了。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那些形新实旧的观点，如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纠正过来，很来就会超出学术圈子，通过影视作品、时论和政论文章影响整个社会，影响整个思想界，那时候再来纠正，就困难了。
哲学和文化领域：“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一）80年代以来的两次所谓“文化热”
近年来，文化问题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国内都受到普遍关注，各个人文学科都积极投入，形成了所谓“文化热”。至今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1989年，第二次是1990年至今，各有5年左右时间。 这两次高潮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第一次“文化热”中，表面看来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因为“救亡压倒启蒙”，造成了近代以来思想启蒙运动健康发展的“中断”，使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不能彻底，而60年代的“文革”这场动乱不过是“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这种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这种观点当时叫文化激进主义，或者“激进反传统主义”。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五四”运动的强烈的政治性而导致了“激进反传统主义”，造成了传统的断裂，而“文革”不过是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恶性重演。这种观点当时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两种观点都把“文革”根源归咎于“五四”运动，否定“文革”当然也要否定“五四”。
在第二次“文化热”中，有些人一反常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第一次“文化热”中以激进主义面貌出现的一些人，一下转入“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同声指责“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使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之风，在中国差不多刮了七八十年”，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五四”以后盛行的是“西方中心论”，建国以前是“欧美中心论”，建国以后是“苏俄中心论”。这里的“苏俄中心论”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种“苏俄中心论”的观点，其实胡秋源早就提出来了，不过他提的“俄化论”明确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这次“文化热”中，不要说“五四”运动，就是辛亥革命这样不太彻底的民主革命，也被说成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甚至有人认为，清王潮尽管腐败，但其“形式上存在仍有很大意义”。而辛亥革命“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导致不断革命。至今‘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这是政治激进主义的话语”，应该代之以“文化上保守主义话语”。
问题是，为什么在两次“文化热”中，有的人从一种观点急剧地转向另一种观点，从“文化激进主义”跳到“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观点有相通的地方，他们所持的文化观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把文化发展与社会实践割裂开来，把文化观念当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样一来文化发展就成了从观念到观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坚决反对的观念论的文化观。《哲学研究》上《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一文，批评的就是这种文化观念决定论。他们从一极到另一级的转变，并不是历史观的转变，只是同一个历史观限度内的形式变换，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两种不同的观点（激进的和保守的）都认为文化的深刻根源在观念中或典籍中，这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历史观是一致的。现在有必要重读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典范。
近两年还有人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原道》有一篇文章引用曾国藩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的话，认为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曾国藩的“本”有确定的含义，是指清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道统。文章认为文化的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曾国藩维护这个“本”，所以胜利了；太平天国“无本”，所以失败了。根据这个标准，整个近现代史都要重写。还有的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不能生根，对马克思主义要用传统文化来包含，融化之。更有一种的观点认为，儒学是国学，马克思主义是党学，国学高于党学。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天人合一”概念，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二）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应当遵循正确的理论方向
过去一直比较笼统地提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论述12个重大关系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宣部主持编写的《提纲》中讲的也是“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在这种提法中，无疑包含批判地继承的精神。还特别强调“更要着重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
现在关于儒家文化的评价有两个论点值得注意。其一，认为儒家文化具有极大的同化力、接纳力。基本上是将儒家文化等同于全部中国文化。其二，强调儒家学说中具有超时代的、超阶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成份；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回到原始儒家这个“本”，再开出民主和科学之“新”来，弘扬儒学中的永恒成份，主张用儒学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在这里，关键问题是要搞清楚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历史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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