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与现代及其相互间关系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互间论文,传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了解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和概念，需要了解什么是“传统社会”？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社会现代化”？什么是“个人现代化”？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类型有几种？世界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模式可分为几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一般需要经历几个过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尚无系统的论述，致使许多人对如何实现现代化尚无清楚的认识。
一、“传统”与“现代”
“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英文为“tradition”。美国研究传统社会的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的基本涵义是“世代相传的事物”，亦“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似至今的东西”，具体地说，传统“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包括惯例和制度”。[1]例如，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各种建筑、纪念碑、景观、雕塑、绘画、书籍、工具、风俗、信仰等，以及保存在人们记忆和语言中的所有象征符号及其体系等。希尔斯所说的“传统”，与学术界所说的大文化概念相似，是包罗万象的，也就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
传统的实质就是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蕴含传统的制度，并把传统社会的行为模式视为行动的指南。例如，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故乡的怀恋，对家庭、家族或氏族部落的特殊情感，对宗教的虔诚等。传统象征着社会秩序与和谐，因此，有人认为，“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1]
传统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其一是变异性。传统在代代相传过程中，不会完整保持其同一性。历史上各种传统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庄子曾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2]并称“时有终始，世有变化”。[3]无论何种传统，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不变的传统。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种传统都会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即使只经过三代人这样短暂的延传，传统也很可能经历某些变化。它的基本因素被保存下来，并与其他起了变化的因素相结合”。“而在相继的两代人中，传统的变化小得无法察觉，因而没有引起重视”。[1]
传统不能依靠自身发展和变化，希尔斯说：“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订、重新制订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1]
其二，传统具有持续性。希尔斯认为，信仰或行为模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续”。一个传统能以某种形式延续很长的时间，“一神教的传统至今已持续了二千五百年到三千年之久；公民身份传统已持续了大约二千年之久；基督教传统已有将近两千的历史”。[1]传统的延续性是人类心理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世界上各民族的传统并没有如某些预言家所预测的那样，迅速地消亡，是因为大多数人需要它们，缺少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
“现代”(modern)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传统／现代”是学者们所设的二元观的表现形式之一，正如“世俗／神圣”、“工业／农业”、“民主／专制”一样。其实，这种二分法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
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在时间上与“当代”的涵义是不同的。今日世界上的人类，每个人在年代学上是“现代”的人，但在实质上未必一定就属于“现代”。有些国家的人们过着高度现代化的生活，有的却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二、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学术界所说的“传统社会”，通常是指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农业（包括渔猎）经济占支配地位，它具有保守性、专制性、宗教性、封闭性、地域性、集体性、延续性等。所谓“现代社会”，指与工业化、信息化相适应的社会，它具有商品性、竞争性、民主性、科学性、世俗性、开放性等等。
有些学者把传统社会称为“礼俗社会”，把工业社会称为“法理社会”。礼俗社会的特征是不靠政权机构和法律条文维系，它是建筑在亲情、传统、血缘等关系之上的。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尊崇习俗，敬畏祖先。人际关系以家族为中心，大家相互关照，相互帮助，亲情味浓郁。遵循世代相沿的传统，善良淳朴，重义轻利。法理社会是在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工业化对专业的分工要求越来越细，人与人的交往就势必越来越疏远，关系也就越来越隔膜。同时由于社会生产活动的日趋复杂，人际关系无法再靠传统、血缘、亲情来支撑，而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规章制度，从而通过强制性的契约明确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及其职责。
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名称，如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把传统社会称为“民俗社会”(folk society)，把现代社会称为“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伯克(Becker)则把传统社会称为“神圣社会”(sacred society)，把现代社会称为“世俗社会”(secular society)。[4]
西方一些学者主要从如下三方面分析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其一，在传统社会里，传统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向往过去，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却不做传统的奴隶，敢于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其二，在传统社会里，世系门第是决定一切社会实践的依据，这种制度是实行经济、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在现代社会里，门第关系无足轻重，人的社会地位要靠努力工作和高度的进取心来获得。其三，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得由命运摆布；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听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于革新意识，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的态度。[5]
台湾学者文崇一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列表如下：960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最主要的E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非制度化——制度化，二是非理性化——理性化。
非制度化与制度化，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差异之一。非制度化社会主要依靠人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它通过权威、道德和习惯来管理社会，传统的农业社会大多是非制度化型社会。制度化社会主要通过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它是通过大量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工业化社会一般都是制度化社会。非制度化社会的规范不仅有时间上的差异，也有地区的差异，而且不同群体社会阶层也可能有差异，如士绅不同于平民，男人不同于女人，商人不同于农民。而制度化社会的法律和规范通常没有地区和阶层的差异。制度化可以有效地抑制个人的私欲和不法行为，是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非制度化型社会向制度化型社会过渡的时期。
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传统社会是非理性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社会，并认为现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为理性化的原型。所谓“理性化”可以概括为一种原则，那就是按照一种统一的中心准绳，将所有的事物（尤其是信仰和行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贯的逻辑系统之中，以最有效的科学手段来实现人们的理想目标。信仰的系统化就是根除逻辑上的不一致性，破除鬼怪和地方性神祇观念，否定各类巫术。“信仰的理性化就是根除那些不能归属于一般性的判断之下的个别判断。行动的理性化则是根除那些按预期结果来看没有道理的决定”。理性化是对行动的组织，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目标。“理性化就是信仰的系统化；它也是行动的系统化”。[1]大多数西方的发展社会学家或现代化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他们提出现代化的内核就是理性化，因为按照韦伯的观点，科技化、法制化、货币化、世俗化和多层化都是理性化的最典型的不同表现。因而，理性化被看成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事实和根本，而以往社会留下的种种传统则成了理性或现代化的死敌。
传统社会的决策往往是建立在情绪基础上，决策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根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人的情感和主观看法。现代社会则讲究决策科学化，任何决策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或科学依据上，而科学理论能预测到某种行为的结果。
把“非理性／理性”看做是完全对立的一对结构是不科学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征。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理性”和“非理性”是并存的。“理性／非理性”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理性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特性，每一个民族的制度和风俗都是理性的产物，都是适应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体系；而非理性是人类的特殊性，它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动物本能的遗留。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破坏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就是非理性的行为。依强欺弱，以战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等也是非理性的行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说，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是理性的意识和行为。
三、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现代化理论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现代化问题。不过，关于什么是现代化这一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美国著名日本学专家赖肖尔1965年1月发表在日本《自由》杂志上的《什么是现代化》一文提出，现代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重要变化。这一定义十分模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说，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7]此一说法虽然较具体，但也不够准确。西方社会学家一般认为：“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容社会变革。”[8]这个定义从纵的社会状态转变上说明现代化过程的特征。
华特(R.E.Ward)和洛斯陶(D.A.Rustow)是研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专家，他们认为，“在逻辑与语源学上说，现代化指涉一长期的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为该转变中的社会的成员所接受，而视之为有益的、不可避免的或可求的。”[9]雷格斯(F.W.Riggs)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较高开发”的社会对一“较低开发”的社会的冲击所产生的种种变迁的过程。他说：“现代化并不是指一种特殊的变迁，如工业化、西化，或希腊化，而是指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现象，指一个社会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所发生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而这种形变乃在减少他自己与其他认为更进步、更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或技术的差距。”[10]
中国现代化学家罗荣渠综合国内外有关研究，把现代化涵义归纳概括为4个方面：①现代化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②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③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④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做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11]
有的学者还认为，现代化的概念还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
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
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社会、加速社会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11]
另有一些学者从以下8个方面勾勒现代化的主要特征：①在经济方面，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所谓工业社会并不排斥农业，只是使农业和其他产业工业化；信息社会也不是取消农业和工业，而是以信息技术改造农业、工业等全部产业。同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现代化的经济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发展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②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由专制制度、过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政治上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民主化。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殊为不易，往往要经过半专制半民主的中间环节。民主的实现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一样，都有着艰难的历史过程。③在组织方面，现代化是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社会组织向结构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转变。社会成员的分工和协作在现代社会中得到高度发展，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社会化和高效化。现代化也是社会组织管理、调节和控制的现代化。④在观念方面，现代化是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人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成为现实世界的主体，而且要在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体。理性、知识、科学的力量和人的现世利益得到承认和尊重。⑤在活动方面，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这是由人的能力得不到发展，到片面发展，再到全面发展的过程。⑥在交往方面，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现代交通、通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密切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这种变化既是一定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条件之一。⑦在生活方面，现代化是由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转变。⑧在能源方面，现代化是由以有生命动力源泉为主，向以无生命动力源泉为主的转变过程。[12]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模式如何向现代模式转换，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两者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育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1]现代化的本质，是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但现代模式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必须在传统模式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创造。历史上成功的现代化运动大多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既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运动的阻力，也善于使传统文明转换成现代文明。正如金耀基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13]
四、社会现代化与个人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大多是以一个或多个国家或社会作为分析的单位，但也有一些研究者特别关注“社会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与“个人现代化”(individual modernization)的关系。所谓社会现代化，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所谓个人现代化，主要是指社会中的个人在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迁。
社会现代化与个人现代化的时代性质或属性，学术界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人类学家曼宁·纳什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它促进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14]因此，与社会现代化及个人现代化相对应，现代性又可分为社会现代性(social modernity)和个人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
所谓社会现代性，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概括为：(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15]
个人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有的学者把个人现代性视为个人传统性的反面，将个人传统性视为个人现代性的反面，即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同一续谱的两端，中国则有一中性点。
这一次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同一变项之相反两端的观点，显然是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现代化论者常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加以对立，认为在现代历程中后者将会完全取代前者。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
第一，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思想、观念及行为都以相同的速度转变或消失，也不是所有的现代思想、观念及行为都以相同的速度出现或增强。
第二，一些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性文化特征或价值元素都会为现代性文化特征或价值元素所取代。[4]事实上，现代社会中某些传统特质仍会继续保存而未明显衰退，即传统性的部分内涵与现代性的部分内涵会同时并存。因此，无法把传统性与现代性完全对立。
杨国枢认为，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个人传统性的特点：①遵从权威。即强调在各种角色关系与社会情境中应遵守、顺从、尊重及信赖权威。权威的种类很多，在不同的关系与情境中，可有不同类型的权威，如父母、长者、丈夫、首长、领袖、道德、规范、传统及校规。对这些权威遵守、顺从、尊重及信赖的态度愈强，遵从权威的心态就愈强。②孝亲敬祖。双亲和祖宗不但是一类权威，而且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类权威，它对中国人的心理与生活的影响十分巨大。孝亲即孝敬父母，尊重父母意见，不使父母担忧，供养父母及继承父母志业，侍奉公婆等。③安分守成。前者强调自守本分，与人无争，少知为妙，不做非分之事；后者强调逆来顺受，接受现实，不求进取。④宿命自保。即自保与宿命，宿命即相信命运，屈服于命运，强调少管闲事以避免麻烦，保护自己家庭。自保即自利，利用关系以谋工作，把握机会做官发财，愿意贿赂以求方便，掩护家人以脱刑责。明哲保身，少管闲事，但求无过。⑤男性优越。表现范围甚广，包括在家庭中妻子应顺从丈夫，工作中女人的效能被认定不如男人，在政治上女人的参与应少与男人，在性生活上女人的自由应少于男人。男主外，女主内。新娘是否处女很重要，而新郎是否处男则不重要。女儿的价值不如男孩。女子婚后应冠夫姓，女子不必受太多教育。
个人现代性特点：
①平权开放。平权即上下平等，人民可以批评官吏，学生可与师长争论，子女可以向父母理论，夫妻相互尊重。开放即政治改革者有集会演说的自由，教育讲学自由不受政治干预。婚姻自由，离婚自由，等等。②独立自顾。即在生活和行为上独立自主，尽量少受别人影响。例如，少与邻居打交道，不必花太多时间与家人相聚，妻子应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决定，邻居夫妻吵架不必去劝，结了婚不要与父母住在一起，交异性朋友不必告诉父母，为追求目标得罪别人也没有关系，成年子女嫌的钱属自己，等等。③乐观进取。乐观即乐观的态度与信任的胸怀。如认为科技进步带来光明的前途，民主政治最适合时代需要，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经济繁荣，众多的社会问题会逐渐解决；相信大多数人都诚实可信。进取即积极进取的精神，如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战胜恶劣的环境，可以建立美满家庭，尽量接受更高的教育，从工作中不断学习新事物。④尊重感情。强调人际关系应以真实的感情（包括爱情）为主要依据，不能重视其他因素（如学历、年龄差距，国籍不同，是否离婚等），男女只要彼此相爱，就可做朋友、同居或结婚。⑤两性平等。男女两性在教育、任职、社会地位等方面平等，夫妻双方在人格独立、外出工作、结交朋友等方面平等。[4]
毫无疑问，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对传统性的突破和否定，由此而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或阶段性。但是另一方面，充分发展了的现代性还内在地包含着对传统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发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或一体性。社会生活中现代性对传统性的这种肯定和保留，不是对原有传统的完全恢复，而是对原有传统的时代性“扬弃”，即在现代社会的性质和形态中包容和改造原先的形式或内容。
关于社会现代化和个人现代化两个层次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各不相同。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先要从社会现代化做起，而后方能扩及个人现代化。例如，先通过政治力量的推动，使经济逐渐发展与增长，最后方能导致个人观念、思想、性格及行为的现代化；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先要有个人层次的价值观念与心理特质的转变（个人现代化），然后方能促成经济、政治及社会层次的变迁（社会现代化）；第三种说法是社会现代化与个人现代化互为因果，而且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4]
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较为科学。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生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就社会作为整体而言，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分别地看，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各个领域普遍的、深刻的变化，包括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等等；人的现代化则是从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享受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深刻的变化。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优越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它就不能转化为现代化的生产力，一些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它们并未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反之，一些国家虽然自然条件较差，但却步入了现代化国家之林，这是同人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惟有人才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是创造现代社会生活的生气勃勃的能动的力量。
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乃是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先有现代的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的人。从总体的联系上看，恰恰是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实在过程。[12]
五、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类型
文化模式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文化模式的转型与变异通常与社会生产的变革相联系，由一种社会经济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式，文化模式也随着转型。
文化模式的转型，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内生型，它主要通过内部变革，主要是通过社会经济的转型引起文化模式的转型，这种内生型的转换时间较长，必须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早期的文化模式转型，例如，由渔猎文化模式转到游牧文化模式，由游牧文化模式过渡到农耕文化模式，主要是内生型。
第二种是回应型。即在外力冲击下，原有的文化模式做出反应而逐步转型。主要是因为一些文化模式缺乏内部创新机制，没有活力，无力从内部产生强大的动力，以促成文化模式的转型。在发达、先进的文化模式的刺激下，通过内部机制做出反应，在内外作用下，文化模式逐步转型。这种形式的文化模式转型较前一种快，时间较短。有的学者将回应型的现代化称之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回应型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被动回应型，二是主动回应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或近代化过程都是在19世纪中叶开始，均属于回应型或后发外生型。然而，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发展迅速，很快进入现代社会。而中国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其原因有多种，从转型的类型来看，中国和日本虽然均属回应型，但日本属于主动回应型，中国属于被动回应型。
第三种是同化型。这种形式主要是在新大陆发现之后，英、法等国在殖民地实行的文化殖民化产生的结果。即主要以殖民统治者的文化模式代替殖民地的文化模式。
六、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诸模式
学术界关于文化模式转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近代以来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型。当代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现代化学家布莱克(C.E.Black)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的动力：历史比较研究》一书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的动力曾做过详细的研究，把现代化分成七个模式，下面做简要的介绍。
第一个模式：通过内部变革产生的。
他认为，这种模式是最早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英法为代表。英国由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从1649年至1832年，过程很漫，经历了近200年的时间。而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重大转型，则是在1932年与1935年。法国现代化时期是从1789年至1848年和1848年至1945年两个时期。英法现代化的过程，是在自身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生的，是由内部发生的，没有外力的干涉，这是他们的特点。布莱克所说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内生型。
第二种模式：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这种模式是由英、法在新世界殖民地化所引发起来的。
表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斗争，在美国主要是独立革命与南北战争（1779-1865年）。加拿大（1791-1867年）、澳大利亚（1809-1901年）、新西兰（1826-1907年）的现代化历程是渐进的。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并非以母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而且由于地广人稀，需要大量移民从事开发，故文化进步仍未进入定型状态。但是自1930年之后，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特别是美国，不仅超出欧洲英法等国的层面，并且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布莱克所说的这种模式可归纳到同化型或殖民化型。
第三种模式：见于许多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波兰、德国、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等国，他们确立现代制度，比英、法迟，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在英、法两国的带动和推动下形成的。
这些国家虽然受英法两国影响而进入现代化进程，但在许多方面超过英法。如西班牙与葡萄牙人的航海技术、荷兰商人的商业造诣、波兰与德国的科学成就，对于现代化均有显著的成就。布莱克所说的这种模式，可以归入回应型。
第四种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古巴等22个独立国家的模式。
这些国家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主要是通过外力，特别是受西班牙、法国的影响较大。这种模式也可以说是回应型的。
第五种模式：这种模式以中国、日本、俄国、伊朗、土耳其、泰国等国为代表。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有时虽受外力的干预，但有时又靠列强势力的均衡，或靠本身的军事力量，所以不曾完全受到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能维持独立的主权，以悠久的历史经验，发挥自身的效能，主动地从事现代化。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保存本国的传统，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文化的精华而弃其糟粕，很少主张不经选择，盲目地全盘西化的。所以现代化的进程，往往迟缓而迂回。这种模式也可归为回应型。
第六种模式：包括34个独立社会和29个依赖社会，如印度、菲律宾、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苏丹、越南、老挝、也门、马来西亚、以色列、南非等。
他们有优越的传统文化和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们力图使自己的文化适应现代功能，保存自己的力量，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这些国家也曾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的现代化领导人曾在英、法等国受过教育，是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些国家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展缓慢。这种模式也可归纳为回应型。
第七种模式：包括31个独立国家和20个依赖社会，大多属于非洲国家和地区，如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等国。
这些国家面临现代性挑战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他们的传统文化模式也还没有发育成熟。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领导人都在巴黎、伦敦受过教育，因而所采取的主要是殖民统治者的制度。由于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模式尚未成形，因而一切从无开始，阻力较小，不需要走弯路，直接全盘采纳现成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可归纳为同化型。[16]
七、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
传统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的转换过程，各国有各国的特色，没有完全相同的。黄文山认为，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没有两个所经过的现代化过程全然相同，没有两个的资源与技巧有一样的基础，没有两个的传统文化完全一致，没有两个的发展阶段相同，没有两个的领袖模式或现代政策完全一样。但他们的文化现代化所面临的阶段，几乎是相同的。
黄文山综合了布莱克等人的观点，认为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现代性的挑战与现代化的领袖的团结——无论哪个国家或社会，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碰头时，即面临现代性挑战，主张现代化的优秀分子，向主张保守传统价值、不事变革的守旧分子进攻，要求改革。他们团结起来，为现代化进行斗争。第二阶段：文化的转型——由原来的农耕文化逐步转变为工业文化模式，由过去的世界观、人生观转变到民族主义的世界观，由大家族生活转变到核心家庭，知识文化与社会文化也发生根本的改变。第三阶段：文化的整合——经过整合，现代文化模式完全形成。此时，教育达到高度的水平，人力有了较高效能的使用，每人所得增加，生活水准随着提高，社会安全和医疗有相当保障，空闲时间增多。这种社会，通常叫做“完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社会”或“自由社会”等。在这种文化模式中，由于完全以技术及物质为中心，个人变成元子化，传统的社会组织萎衰化，个人与个人之间隔离化，道德衰落，社会和文化发生解体。第四阶段：后现代时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14个国家达到文化整合阶段，其他多数社会则在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已经整合的社会又开始进入所谓“大转变时代”、“危机时代”或“后现代时代”。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价值与标准，进行批评。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均有空前的发展，但在文化上却产生严重的失调，从而发生种种危机，从而形成“两种文化”（科技与文化）的矛盾状态。这时西方人开始对现代性本身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因此社会改革家又要求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后来发生计算机革命、武器革命和人权革命。这些革命被认为是后现代期的文化整合。布莱克认为，美国从1956年进入后现代时代，英法两国从1960年进入后现代时代。[17]
按照马克斯·韦伯“理念类型构造”(idealtype construct)的方法，来分析“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则其过程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在技术学的领域，由简单的传统的技术转变到科学知识的应用。②在农业领域，由维持生活的耕稼转向到农产品的商业生产。③在工业领域，由人力、动物力的使用，转向以“工业化”方面，由人管制机器，从事商品制造，同时根据交换关系使商品进入到世界市场。④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由耕稼的乡村转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明”。
这四种领域的历程，同时引起整个社会的理念类型的结构的变迁：其一，结构的分化，或专门化与自治的社会单位之建立，在经济、家庭、宗教价值体系和社会阶层上均可见到。其二，整合。由于分化历程发生作用，遂使古老的社会秩序日渐落后，因而引起社会特性之变迁。国家、法律、政治集团以及其他社会集团在这种整合上最为突出。其三，社会骚动。群众的动乱与暴动的突兴，各种宗教、政治、社会运动跟着起来，这反映着分化和整合不均衡。其四，均衡。“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动乱，最后也许要循着“中道法则”，使社会文化秩序进入均衡或“新均衡”。[17]
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主张，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具备有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社会。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会经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一般都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聚集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的阶段和高频消费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对经济的投资被人口增长以及不利于合理经济活动的结构和心理态度所抵消。
布莱克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多地强调西方的影响和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应该重视的，但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研究领域。第一，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做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进步因素以及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性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18]
现代化中文化因素的探讨必须与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文化因素是慢变因素，而政治因素是快变因素。只有大力巩固对现代化进程的领导，加速政治结构的改革，才可能发扬文化因素的潜在的正面功能。韩国金日坤教授认为亚洲儒教文化圈的最大文化特征，是“家族集团主义的社会秩序”。[19]这种导源于本地区的固有的政治传统，糅合了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混合型政治模式，比西方的国家政权更加集权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精神更是西方所没有的。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少学者也曾研究过。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大致循着三个层次的变迁：其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器物技能层次的文化首当其冲。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技术，“师夷之长以制夷”。洋务运动以“开铁矿、制船炮”为第一要务。这是任何“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挑战的第一层反应。其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较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又深了一层，因为制度的变迁较大地影响人的内部价值，所受的阻力也更大。中国制度上的现代化始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而真正大规模的改革则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亘古以来最为广泛的制度变革，从政治、军事到学术、经济，都逐渐走向制度的现代化。其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是最难的、最缓慢的，因为它涉及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深层次的因素。这一层次的现代化始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破”的方面上是相当深入的，但在“立”的方面却贡献无多。
金耀基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个层次是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实际反应程序，也是一般文化变迁的共有现象。这三个层次在事实上是不能清楚地分开的。[10]
综上所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一对结构，两者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是现代化成功的保障，而现代文化又是未来的传统文化。“传统——现代——传统——现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传统文化不会消亡，现代化也不会终止。
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新秩序在旧秩序基础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脱离旧秩序而创立的新秩序将不会长久，即使建立也很难长久维持。因此，传统是历史上所达到的最新境界，而现代化是把传统看做未来的开端。现代化之前必须有一个传统作为基础，现代化之后又将形成新的传统。保留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做的功能上的适应。
因此，研究现代化，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保证变化通过变迁而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