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思考，故笛卡尔存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笛卡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一、我思故谁在？
话说马克·吐温曾遭遇过“被去世”，他后来登报声明该传闻夸大其辞，谣言便不攻自破。按照一种比较自然的理解方式，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论证其实是通过一个设想自己不存在的思想实验，反过来证明了自己存在。这两个例子中，马克·吐温和笛卡尔二人的做法存在着很多可比性。其实我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一篇关于笛卡尔“我思”的论文①中就用了这个类比。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当时的一些基本观点，虽然我已经意识到将笛卡尔的论证当作“演示”(performance)来理解并没有什么解释力。我用“演示”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两个例子中的人必须亲自做点什么才能让人信服，比如说，马克·吐温就必须得真正发一个实际的声明。同样，笛卡尔在进行他的思想实验时，虽然他不必在现实世界做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在内心)真正地思考并且向自己认定自己可能不存在这件事。仅仅以不可知论的态度来考虑自己的存在对笛卡尔(的论证)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关于“我思”的很多问题，起先我也没注意到。慢慢地我才发现其中还有些更深的问题。比如我们必须得问，笛卡尔到底能指望证明什么样的实体存在。即使I.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笔下的“不存在的骑士”说“我不存在”，那也并不会带来本体论上的困难，因为他只是否认自己是一个物理对象而已②。但是，不存在的骑士并不是将“我思”论证理解为“演示”的反例。相反，“不存在的骑士”的这一言语行为正好使自己进入到卡尔维诺的虚幻世界，成为那个世界中的一员(而且是作为整个故事的主角)，也就是说，通过这一言语行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所以，就像我第二篇关于“我思”的文章中所说的，人们不禁会问，“我思，故谁在呢？”③。的确，倘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回答，那么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笛卡尔从“我思”只能得到“es denkt”(思考正在进行)。同理，笛卡尔绝不可能轻易地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直接推出“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sum res cogitans)。
这个“谁(或什么)”的问题之所以相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象之间的有些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例如，物理对象和某种虚无缥缈但仍然有人格的东西——比如威尔斯(H.G.Wells)小说里的隐形人——在存在方式上有何区别，我就不感兴趣。重要的(或说我所关心的)是这些特殊疑问句中所预设的东西：预设的那种存在物有什么样的辨别方式(或同一性条件)④。奎因说得很对，“没有同一性(identity)就没有实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辨别对象的方法组成的系统。
二、作为角色的身份
实际上，哲学家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这种辨别系统在我们实际的语义学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它跟指称系统之间的独立关系。很显然，虽然我们实际的语义实践依赖于多个辨别系统，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只有同一个(描述性的)指称系统。
有这样一个类比可以说明双重身份的可能性，而笛卡尔本人也应该会很重视这一类比。在一场话剧中，所有剧中人(dramatis personae)就有着双重身份。他们一边是在舞台上活动的角色，可能是国王、王后，也可能是骑士等等。但一旦走出戏院大门，他们就只剩下平头老百姓的身份了。
就算这些演员台上台下说出同样的一句话，那也不会发生混淆。但是，观众(或其他任何人)也决不可能根据这些演员在戏里的言行去推测出他们在台下会有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反之亦然。特别重要的是，这种跨语境的语言使用现象一直延伸并渗透到量词中。模态逻辑学家能容易地看出，量词是相对于辨别方式的。比如，在戏里提到“国王麾下的所有人”时，它所指称的对象域不同于它在戏外所指的对象域。特别是，这种说法对于存在量词同样适用，但在我们常用的符号逻辑里，存在量词表达存在时却有虚拟的唯一性(即，论域不变)。
从可能世界的视角能很容易看出量词和辨别方式之间为什么会有某种特殊关系。由于量化变元的值是清晰分明的个体，而个体之间界限分明意味着它们在不同的“可能世界”(或可能情形)也都保持着各自的同一性。所以，为了理解量词的意义，必须要“有一个跨世界(情形)的同一性标准”，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特定的辨别方式。而这一方式需要由某个辨别系统来提供。这里需要的那种辨别方式，是不能通过仅仅确定一个语言表达式在每个可能世界的指称来提供的。
识别方式可以看做相关的多种情形(或多个“世界”)共有的结构框架或“地图”(皮尔士用的是“航海图”这个词)。显然，这样一张“地图”可以以多种方式画出。
三、视角性的与公共的辨别
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中，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虚构世界和戏剧中的世界。但对认识论专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认识论专家或者语义学家可以从现实世界(或想象的世界)中截取出一个片段，通过人们在这个片段中扮演的角色(就像棒球解说员口中的“投手”或“游击手”)而非名字来分辨这些人。尽管一个球队的球员以及别的人都可以通过名字来辨别，但是把现实生活当作戏剧、电视剧、甚至是长期上演的肥皂剧(然后通过角色来辨别他们)也是可行的。这其中最简单的身份辨别框架就是一个人的瞬时视觉空间。你可以通过直接指出各个对象所在的空间位置来分辨这些对象。在其他情况下，要分辨不同的人、物、事或地点等，就要看它们在一个人的记忆构成的正剧(或喜剧)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辨别方式叫作有视角的，必须把它同公共的或以对象(或客体)为中心的辨别方式区别开。两者的区别可以这样理解：设想一出古代戏剧所虚构出的世界，其中每个演员都带着面具。公共的辨别关心的是演员脱下面具(即除去视角身份)后的身份。
我之前的工作已经非常细致地解释了以上这些概念和区分。它们和神经科学家熟悉的一些区分比较接近。例如，视觉认知中所说的“在哪里”系统和“是什么”系统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说明视角的和公共的辨别之间有何区别。“在哪里”系统中，一个人的视觉空间就是辨别框架。而在“是什么”系统中，框架(如果这是最具描述意味的词)可以看成一个人口普查员试图把居民放入其中的这么一个地图。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们在视觉对象识别中使用的正是这个隐藏的框架。
在实际使用中，“谁”的问题体现出来的模糊性也能体现出公共识别和视角性识别之间的差异。想象我身处一个金融巨头的聚会，我问“那位先生是谁？”可能有人会回答，“那位就是乔治·索罗斯”。有一位见识广博的参与者，他可能知道很多关于这位著名投资人的事情，却仍没有认出索罗斯，他可能会问“这里哪位是索罗斯？”他可能得到一字不差的相同回答，“那位就是乔治·索罗斯”。
很明显，同样的一句话在两个场景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认知逻辑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问题就在于那个关于“谁”的问题有歧义，进而会看出两对量词相对于两种不同的识别方式的作用也不一样。
这里，我们不禁想要比较一下，看看通过不同辨别方式得到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和现象学对象与物理的(或自然的)对象之间的区别，有何异同。我确实相信两对区分之间有很深的联系。诚然，无论是现象学还是罗素的亲知对象理论中，我们最终分析处理的都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个体化方式，而不是两种不同的对象。可惜，这两种区别之中都有太多很微妙的东西，如果不对它们做进一步阐释的话，那么就起不到任何解释作用。我在一本论文集⑤里就曾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个体化方式上的区别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实际的语义学不仅需要确定指称的系统，还必须要依赖于某个辨别系统。因为我们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并不会因为我们使用的辨别方法而改变。而事实却表明，在视觉认知中，连两个辨别系统所关联的大脑分区都是不一样的。从语言学角度上说，任何一个“谁”或“什么”的问题都预设了某一特定的辨别方式。否则的话，那个问题会像我举的例子中“谁是乔治·索罗斯”一样模棱两可。
四、笛卡尔的“我”仅仅是视角性对象？
以上这些对“我思”论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首先，在考虑他自己的存在时，笛卡尔一定隐含地假定了某个特定的辨别方式。否则，他就丝毫躲不过G.李希滕贝格(Georg Lichtenberg)对他的批评。
其次，能清楚看到的第二点影响是，笛卡尔能证明其存在的对象一定是以视角的方式被辨别的。按罗素的说法，那一定是亲知对象。因为“我思故我在”的说服力依赖于它的对象向论证者直接呈现(胡塞尔的说法是，私人地呈现)。如果“我思”的证明过程是一个演示，那么这种特定的演示就像正义一样：它不仅需要被人实行，而且还要让人见证(广义上的)它的实行。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事实是：“我思”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理解使用了第一人称单数形式的“我”。因为我是一个必然向我自己呈现的个体。断言“勒内在思考，所以我存在”是没有说服力的，即使它出自勒内本人之口。同理，见证勒内演示的那个自我(ego)必须被看成是视角性对象。
我的第二篇关于“我思”的论文中，我曾指出笛卡尔能指望证明其存在的实体所具有的特殊性——它必须是被视角性地辨认的对象。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因为要是以这种思路来理解、重构笛卡尔的论证，就会遇上一个很大的问题：(经过解释、重构出的)他的论证推不出他期望得到的结论。因为很明显，他想要证明的是一个客观的“思想的东西”存在，而不是一个短暂的视角性对象。笛卡尔必定不会满足于只证明“这种东西在思考，所以它存在”，而不管这个东西从公共的角度看是怎样的。但如果那个思维的实体和那个作为见证的实体都是以视角性的方式被辨别的，那么笛卡尔的论证也只能有这点效力。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思”的论证就有偷换概念之嫌。因为在“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这一表述中，第一个“我”应该是被视角性地辨别的，而第二个“我”却被笛卡尔直接用来指称一个东西(思维物)，这个东西当然只能是公共对象。或者，如果更善意地理解的话，“我思故我在”就会成为偶然真理。倘若恶魔使得笛卡尔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那么第二个“我”会代表什么呢？
但由于“我”在逻辑中至少有两种用法，这点也就变得不那么明显。“我”既可以指称视角性对象，也可以指称公共对象。当然，最常见的是用它来指称视角性对象。但是当这个“我”的公共身份凸显出来时，只用这个代词就不够了，通常还必须加上人名。比方说在发誓的时候，我不能只说“我在此庄严宣誓……”，而是应该说，“我，雅科·尤哈尼·亨迪卡在此庄严宣誓……”。我稍后再来谈“我”这个代词一语双关的特点。实际上“我”的两种意义之所以会纠缠在一起，完全是因为假设了我(说话者)知道我的公共身份是什么。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假设的地位。
在发誓的例子中，很容易看出为什么需要两种身份。其目的就在于让我作为一个公共的人格做出承诺，但这个承诺行为一定要一个由视角性地辨认而且能为目击者见证的人来做出。于是，对笛卡尔想要证明的自我(self)为什么一定要是视角性的，这里就有一个漂亮的类比说明：他必须亲自(带视角地)验证自己的存在。
五、不同辨别系统之间推理的问题
现在我们就能看出笛卡尔的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性。他最直接的问题在于：用视角性自我(勒内)的存在作为一个先天条件，推出一个实体性的、被公共辨别的自我(笛卡尔)存在。这只不过是前面注意到的一个普遍问题的特殊情形，这个普遍问题就是：从关于用一种方式辨别的对象的前提推出关于用另一种方式辨别出来的对象的结论。这样的推理似乎很少见，但也并非不存在，比如说从戏剧中发生的事情来推测演员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或者反过来)。可是这样一来，整个“我思”论证似乎就有问题。
笛卡尔更深的问题在于从视角性对象到公共对象的推理，严格来说是从被视角性辨别的对象到被公共辨别的对象。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它也是一个更普遍问题的特殊情况。在我的戏剧类比中，问题体现为从剧中人的言行举止和品行去推测那些演员在实际世界(而非戏剧描绘的想象世界)中是怎么样的。如果L.奥立弗(Lawrence Oliver)在台上说“生或者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会推测说这位著名的英国演员在考虑自杀，而是莎士比亚想象的世界中一位丹麦王子在考虑自杀。确实，这个类比或许揭示出笛卡尔论证中存在的致命破绽。
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戏台或银幕上的角色如何，也并不是完全跟现实世界无关的。存在两种可能的方式使得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发生概念上的联系。比方说一个电影里的主人公说的某句台词是可以与“现实”的人(即被公共辨别的人)相关。我曾经看过的一集电视剧里，有个失望的球迷把芝加哥熊队的主教练麦克·迪特卡告上法庭，因为他违背了带领队伍在这个赛季取得胜利的承诺。这其中的卖点正是在于戏里那场虚构的官司却是与一支现实的让人既爱又恨的球队相关的。
六、扮演自己
另外，经常有人(特别是有名的公众人物)会客串戏剧或电影来扮演他们自己。我曾经就看过一个虚构的网球明星的电影，里面有众多当时的顶级球员(约翰·麦肯罗、潘乔·冈萨雷斯、维塔斯·古库拉提斯等)出演他们自己。而且在那集关于芝加哥熊队的电视里，令人过瘾之处在于演麦克·迪特卡的正是他本人。
但即便如此，演员的台词属于剧作家或电影导演所创造的虚构世界这一事实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这些台词有可能确实与现实的某个人相关。再举个例子，设想C.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正在演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他在剧中可能会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伊斯特伍德也不可能一脸严肃。”说这句话的人是肮脏的哈里，而不是伊斯特伍德；但是，这句话说的是真实的克林特，而不是虚构的哈里。判断这句话的真假要检验伊斯特伍德这个真实的人，而不是虚构的哈里，虽然那是一句电影台词。所以，伊斯特伍德在演戏时，不仅能说关于自己这个公众人物的事，还能通过行为、话语使那句话为假。比如说，在刚才那个例子里他就只需要保持一脸严肃就能让之前说的那句话为假。在另一个例子里，J.麦肯罗可以一边说“就算是麦肯罗也接不了那一球”，而另一面接下球从而让这句话变成假话。所以，即使确实是发生在戏剧中，有些行为还是可以用来证明现实世界里的事。
七、“我思”为什么是先天的？
但是由此产生的论证真是先天的吗？我在前文中指出，“我”主要依赖于一个被视角辨认的对象。这个对象事实上与一个被公共辨认的对象(即，名字的承担者)是同一个。那么，为什么笛卡尔不能说，“我，勒内·笛卡尔，思想，所以我，勒内·笛卡尔，存在”呢？理由大家都有目共睹：勒内(被视角辨认的“我”)同笛卡尔(公共的人)刚好是同一个人，这只是偶然的。
归根究底，这都是因为两个辨别系统与同一个指称系统联系在一起了。第一人称代词“我”的第二个逻辑特性就是可以用来指称(与视角性对象“我”同一的那个)被公共辨别的对象，无论它是哪种公共对象。所以笛卡尔的论证也可以这样理解：“我(这个被视角性地辨别的对象)存在，所以我所是的(被公共辨认的)那个人也存在。”另外，那个公共对象名叫“笛卡尔”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一个补充性的概念事实，让勒内可以设想他的结论同一个实际的事物(即，被公共辨认的)相关联。而我就是这个特殊事物，和某个演员正好扮演了如此那般的一个角色，道理是一样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命名关系很明显是概念性的(或语言的)，而不是偶然的(或事实性的)。
这一点(概念与事实的区分)值得强调一下。诚然，“我思”式的推理依赖于事先知道是谁扮演了谁。要理解(自己说一句话然后证伪它的情形)其中的戏剧效果，我必须知道肮脏的哈里是伊斯特伍德演的，或者麦肯罗就是他本人演的。但是这种辨别(即知道谁是谁演的)是概念上的。需要知道这些信息没有改变“我思”论证的先天性(也有人称之为概念的甚至是必然性特征)。它不是一个偶然真理。哪个演员演哪个角色是戏剧定义的一部分，或那一场演出的一部分。为了确定剧中的角色和某个演员是同一个人，你不需要去翻查戏剧史，只需要看看戏单就行了。所以，以戏剧的方式展示的现实世界的事实确实应该是概念性的。
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概念上的原因，一个对象的视角性角色和公共角色之间也就有了类似的同一性吗？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演员与他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概念关系吗？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一样。“这个人是市长梅尼诺(Menino)”这样的陈述之所以真，并不仅仅由于概念性的原因。但也确实有一种情况，只需概念性的原因就可以确保同一性成立。那就是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时。正像我在前面说的，在“我”的一种典型用法之下，一个视角性身份与一个公共身份根据定义就是同一的，尽管两者的意义不尽相同。如果我向一个刚认识的人介绍自己说“我是雅科·亨迪卡”，我并不是在陈述一个世界里的事实，而是一个概念性的或(某种意义上)语言的事实。我只是告诉你我叫什么。所以，视角的和公共辨别的角色在“我”(“I”或“me”)这里，概念上就是一体的。这是这个代词最有特色的一个语义性质，它简直就像是为了笛卡尔的目的量身定做的一样。
但是马上就会有人提出反驳。有人指出，即使对于第一人称代词“我”，两种辨别方式会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那个自我指称的人知道自己是谁(根据公共的标准)。一个失忆者就可能做不到。然而，这并未改变这一事实：两种辨别方式的联系是概念上的。那个失忆者忘记的不是一个经验事实，而是一个概念事实，即自己名字的意义。我可能忘记自己的名字，但只要我还会说英语，我就知道：只要说“我”，我就能指称被公共辨认的我(而不仅仅是视角性的我的化身)。
这恰好表明了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这个概念有何优劣。他看到了一个专名指称一个对象是出于概念性的原因。但是专名在另一个可能世界(情形)的指称只能根据那个情形来确定，而不能把它在现实世界的指称指派给它。这就像勒内的“我”和笛卡尔是同一个人，这只能在“我思戏剧”的某些相关场次成立。它不能告诉我们在其他场演出时，称笛卡尔为“我”的人是哪个(即，谁演笛卡尔)。
八、“我思故我在”中的“故”
看到这两种既独立却又共存的辨别方式之间的区别之后，我们就能对“我思故我在”的逻辑做一个梳理总结。笛卡尔的论证其实是在假装上演一出微型话剧。设想他演的角色叫勒内。然后，勒内有这样一句台词，“笛卡尔存在”。只要一说这句台词，他就证明了叫勒内的这个角色存在。这和他通过设想自己只是个视角性对象(即他思想的对象)从而表明了自己存在是类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那个被公共辨别的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勒内戏外的身份正好就是笛卡尔。加上扮演勒内的人正好是笛卡尔这个辅助假设，勒内的思想行为就可以证明笛卡尔的存在。而且，这不是关于他们事实上同一的偶然真理，而是由这出戏(准确说是这一场演出)规定的角色安排来确定的。
还有一种等价的理解，笛卡尔扮演的这个勒内是一个试图否定一切的怀疑论者。当他把怀疑延伸到自己的存在并向自己断言“我不存在”时，他不仅证明剧中的一个角色存在，而且还证明了演这个角色的公共的人存在。“我思”论证的这两种理解都是可行的。
九、难道这就是笛卡尔的论证吗？
以戏剧的方式来理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能看起来有些牵强。但它真的很不自然吗？想象笛卡尔确实考虑过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思考他的论证，这种想法并不牵强：
“演员，为了不表现出尴尬，所以带上面具。我也会做同样的事。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一个戏院(即这个世界)的观众，但我现在准备亲自登台，我也要戴上面具。”⑥
“我思”论证是笛卡尔设定的现实生活舞台上的角色的一部分？他有没有戴上勒内这个当代皮浪主义者的面具？
十、笛卡尔的“怀疑论”
这样的理解让我们注意到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以及他与怀疑论之间的关系。笛卡尔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怀疑者呢？显然他已有的那些哲学观点或他想论证(包括“我思”论证在内)的结论并不包含怀疑论。相反，他正想证明：自己的本质是一个思维实体，上帝存在，以及清楚明白的观念是真的，等等。
尽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怀疑论者或“皮浪主义者”，笛卡尔自己却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只不过是用怀疑的方法，把怀疑论推至极端，然后来反对怀疑论。这样的论证无疑预设了论证者好像用两种不同的语气在说话。如果勒内本来决心坚定，突然又说出跟先前相反的话，我们会说他只不过改变想法了。在这次大转变之前他说过的话并不自动地跟他的新观点相关。
当然，笛卡尔在这里并不是发生了什么思想转变。他只是需要另一个自我(笛卡尔)来见证勒内关于怀疑的思想实验并从中得出结论。所以，用两种语气说话(准确说是思考)对于笛卡尔的怀疑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他一定得先成为一个严肃的怀疑论者才能使论证进行下去，但那只是他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所做的。
也就是说，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接受了怀疑论观点或怀疑论论证，他只是让勒内假设了它们：
我决心假定曾经进入我心灵的东西都不会比梦幻更真实。⑦
这样的假设是为了从笛卡尔的日常认识世界进入到勒内这个极端皮浪主义者的精神剧场中。但是，说勒内在扮演的角色只是在思考怀疑论为真的可能性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为了证明怀疑论是错的，勒内必须真诚地相信怀疑论。
曾有位博学而敏锐的学者这样评论笛卡尔对怀疑论的扬弃(Aufhebung)。
这一惊人的状态变化只有在(笛卡尔)足够认真地接受皮浪主义后才可能。⑧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笛卡尔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真正持怀疑论立场，他只不过是以此作为思想实验的起点。这个戏剧的类比说明了这个表面的矛盾双方是如何调和的。持皮浪主义观点的是勒内，而不是批评怀疑论的笛卡尔。
也许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得笛卡尔同时代的人认为笛卡尔本人就是怀疑论者。他们没有认识到笛卡尔说的有些话并不代表他真正的观点。
十一、哥德尔的配数剧
还有一个重要反驳是说我解释的笛卡尔论证的逻辑是特设的(ad hoc)。我的回应是，我指出的笛卡尔的一般问题一点也不特设。那个一般问题就是：从一种辨别方式得到的对象推出用另一种方式辨别的同一个对象。如果我们再举一个类似的角色扮演的例子，可能有助于消除特设的嫌疑。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讨论的“演员”不是人而是自然数，这出“话剧”的名字叫做哥德尔配数⑨。这出“话剧”被哥德尔用来证明著名的第一不完全性定理。
人们(甚至哥德尔自己)常说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过程和说谎者悖论的推理过程是类似的。⑩这种说法太容易令人误解了。数在字面上不可能指称它们自身。算术语言中没有第一人称代词，也没有其他任何用来直接自指的手段。维特根斯坦曾经尝试扩展算术记号以实现这种反身性。但这必然会导致数学语言不一致。
哥德尔证明中的自指性与演员在剧中指称自己戏外的身份是同一类。在哥德尔的戏剧中，普通的数字都被用来指定编码某个数学陈述或其他公式。有人［如B.德雷本(Burton Dreben)］声称这个定理只不过是自然数的一个很基本的定理。没错，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它在配数剧中的角色同时也是关于数学真理的形式可证明性的一个元逻辑结果。
哥德尔考虑某个形式地定义的算术谓词F［x］。经过天才的推理，他构造出一个数g，这个数在他的剧中扮演F［g］。他很聪明地选取F［x］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翻译过来就是“不可能有哥德尔数是x的句子”。当然，F(x)在一般情况下是个合法的算术谓词。但是，假定算术系统的一致性，g不可能编码一个伪命题，因为它的否定说的正是它可证。(一致性的意思是说可证的句子为真。)所以，它为真但不可证，因为它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哥德尔的结果。
因此，哥德尔证明中表面的自指现象实际上是从一种方式辨别的对象到另一种方式辨别的同一个对象的推理，就像从勒内的存在推出他的另一个自我——笛卡尔的存在一样。
这也说明了笛卡尔的论证并不依赖于第一人称代词在逻辑上的特殊性。(正像前面指出过的，算术中没有第一人称代词。)笛卡尔的确诉诸“我”的逻辑特征，但这对他的论证实际上并不是必需的。“我思故我在”并不只是关于“我”的逻辑的一个定理。
戏剧类比也对哥德尔证明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远比其他哲学讨论都要准确的展示。同时，它表明了哥德尔与笛卡尔的思路具有本质的相似性。
致谢：
在构思及写作本文的过程中，A.加内特(Aaron Garrett)和B.多伊尔(Bret Doyle)的评论给了我有益的刺激和帮助。另外我还要感谢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多年以前，我记得(很可惜已经很模糊了)在做《综合》(Synthese)杂志主编时曾收到过一篇文章，该文的主题就是笛卡尔论证和哥德尔论证之间的类似。我当时不以为意，于是拒绝了那篇文章，至于作者是谁我也不记得了。我希望他能站出来告诉我这一有趣的洞见是来自于他的。
注释：
①Jaakko Hintikka,"Cogito Ergo Sum:Inference or Performance?",Philosophical Review,vol.71,1962,pp.5-42.
②Italo Calvino,The Nonexisting Knight and the Cloven Viscount,New York and London,Brad Jovanovich,1977.
③Jaakko Hintikka,"Cogito,Ergo Quis Est?" ,Revu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vol.50,1996,pp.5-21.
④读者要注意identification(辨别)和identity(同一性)在词源上的联系。——译注
⑤Jaakko Hintikka.Paradigms for Language Theory (Selected Papers vol.4) ,Kluwer Academic,1998.
⑥René Descartes,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1-3,translated by Johnéé Cottingham,Robert Stoothof,Dugalt Murdoch,and Anthony Kenn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⑦René Descartes,Oeuvres de Descartes,ed.by Charles Adams and Paul Tannery,L.Cerf,Paris,1897-1910,p.52.
⑧Richard Popkin,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Descartes,revised edi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4,p.193.
⑨Jaakko Hintikka,On G
del,Wadsworth,Belmont,CA,2000.
⑩Kurt Gdel,"
her formal unentscheidbare S
tze der Prineipia Mathematica und verwundt Systeme I",Monatshefte für Mathematik und Physik,vol.38,1931,pp.14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