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发生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诚信论文,发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8)02-0001-05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被认为是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道。几千年来，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诚信思想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儒家所说的理想社会就是以“讲信修睦”为基础的大同社会。孔子在论及国家政策时强调“信”，如《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也是个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是立身处世的原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1]儒家伦理反映在经济交往中，“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是商品交易的传统信条。经济诚信思想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同时这一思想对促进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诚”与“信”的语义发生考察
而今所谓“诚信”，即是诚实、守信之意。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诚信是有着基础性地位的重要道德范畴之一。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在《说文》中，许慎把“信”归为“人部”。
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诚，信也”，“信，诚也”[2]。
现存古籍中最早出现的“诚”字，见于《尚书·舜典》：舜帝“五载一巡守，郡后四朝。敖奏以言，明诚以功，车服以庸”。《逸周书》中多次记“诚”字，在《易·乾》中也用及“诚”字：“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孔颖达云：“诚，谓诚实也”[3]。王夫之云：“诚者，实也”[4]。朱熹：“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5]。
孔子未将“诚”推演成独立的理论概念，但其“仁”的思想与“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6]。而孟子则把“诚”提升为道德之本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7]。《礼记·大学》将“诚意”纳的“八条目”之一，是贯通“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是道德内修的与外养的契合点。
“诚”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它既代表了物理、事理，又代表了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格。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人之本性。所以，“诚”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诚”作为一个道德范畴，主要指真实无妄、诚实不欺。
与“信”相比，“诚”字的流行似乎要晚些。
“信”字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祖先时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后逐渐脱去了宗教色彩。最早在《尚书·商书》中出现了两处“信”字：“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复多罪，天命殛之……尔无不信，朕不食言”[8]。该“信”字，可释为“可信、相信”。另一处为《尚书·盘庚》：“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9]。《尚书·周书》中出现了五处“信”字。如“今商主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10]。该处“信”表示“信任”之意。“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11]。“罔中于信”的“信”则是表达“诚信”的意思，即忠诚守信。“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12]。此用“信用”之“信”乃表诚信之意。意为先君文王和武王政务公平，赏罚分明，诚信公正昭显于天下。
《今文尚书》中出现“信”字七例。《周易》中出现“信”字二十三例(不包括以“孚”字表达诚信的句子)。《周易》中使用了大量的“孚”字，其在甲骨文中表示“俘虏”之意。“孚”字还常委引申为“诚信”，《尔雅》：“孚，信也”。《说文》：“孚，卵孚也。从瓜从子，一曰信也”。徐锴《系传》：“孚，信也，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段玉裁注：“此即‘卵即孚’，引申之义也。鸡卵之必为鸡，鸭卵之必为鸭，人言之信如是矣”[13]。在《周易》之《易经》六十四卦中，有二十八卦出现了“孚”字。《周易》中还出现了专门的“中孚”卦。《易传·杂卦》曰：“中孚，信也。”孔颖达疏：“信发于中谓之中孚”。
在先秦儒家经典中，“信”一直作为一种道德概念，但其在早期同样也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也是指对鬼神的虔诚[14]。孔子对“信”进行了承先启后的阐述，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守信行诺，“言必信，信必果”[15]。“信近于义，言可复也”[16]。也就是说“信”与“道义”相近，说过的话要兑现。孟子也提出“朋友有信”[17]，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信”与“圣”、“智”、“仁”、“义”、“忠”构成“六德”[18](p344)。
从“信”字的字形构造上也可看出：左边一个“人”字，右边一个“言”字，象征人说话。故史籍中多从言说的角度来训信。如“言善信”[19]。“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之而不信，何以为言？”[20]。孔子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21]，“言必信，行必果”。“信”的另一层意思是守约，如南宋时期的袁采：“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22]。“信”的再一层意思是表里一致，内心纯正，“诚善于心之谓信”[23]。“信”既包含有就个人而言的“守信”，也包含有对他人的“信任”。
“诚”、“信”有一物二体之意。“诚”侧重于强调主体的自我修养，即内诚于心，而“信”也可看作是“内诚”的外化，即外信于人。“诚”从字源上看，由“言”和“成”两部分组成，可理解为“实现所说的话”，言如所思，行如所言。“诚”更多的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其作用在于约束自己。而“信”更多地是针对社会群体提出双向或多向要求，其作用侧重于规范社会秩序。“诚”是“信”的基础和依据，“信”是“诚”的外化体现，“诚故信，无私固威”[24]。二者既可以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既可互训，又独立成意。有学者统计过，“诚”和“信”在《左传》中分别出现过1次和214次；在《国语》中分别出现过3次和100次；在《论语》中分别出现过2次和38次[25]。
最先将“信”与“诚”连用，可能要数《逸周书》，“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26]。“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27]。在这两处的“信诚”实际上表示的就是“诚信”的意思。《孔传》中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
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组成一个双音节词，意义没太大变化。《礼记·祭统》：“身致其诚信”。最先完整提出“诚信”这一命题的，则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28]。认为“诚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统一的保证。管子还言：“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29]。战国末期，荀子也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即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行为效果，虚夸妄诞则会产生迷惑混乱。
二、诚信的观念发生考察
“诚信”作为一种完整的道德概念，在春秋时期业已形成。春秋以前，“信”和“诚”，多用于对鬼神的虔信。后经儒家倡导，“诚”与“信”逐步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不是先验产生的，而是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
在原始社会，狩猎是一种基本的生产劳动，是种族得以生存延续的基本手段。而狩猎必须是一种集体活动，需要参与者协调一致、齐心协力。这就要求每个参与狩猎者遵守事先安排的约定，狩猎活动才能正常进行。如果有少数人不守约，狩猎成果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大多数不守约，狩猎活动势必无功而返。由此可见，共同的劳动必然会产生守约、守信的概念与要求。
从原始氏族社会的人类形成来看，男女两性关系已经实现由群婚到对偶婚的转变，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成为氏族的根本法则，两性行为的限制已确立，而维持这些禁忌的社会精神因素包含了“诚信”的因素。在传说时代的尧帝时期，曾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揖五端，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30]。马融曰：“揖，敛也。五端，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行也”[31]。
我国先秦时期以及稍晚的文献典籍，都记载了一些上古时期帝王“重信”的故事。传说中的黄帝“重信”，帝喾高辛氏，“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31]。《山海经·南山经》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鹰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32]。舜帝已具有“德”、“义”、“礼”、“仁”、“信”的品质。
上古时代的“诚信”观念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氏族成员和氏族首领的地位平等和相互信任。在远古时代，首领与成员是平等的，他们均参与狩猎躬耕，首领没有过多的特权。许多典籍和神话传说均有关于氏族和部落首领参与劳动的记载。《诗经》有诗为证：“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传说神农氏、炎帝以“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为训辞[14]。据说炎帝不仅劝耕，更能躬耕，他“以为天下先”，广施德政，导民“不贵难得之华，不器元用之物”，终使“衣食饶溢，好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33]。
《孟子》记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共同的劳动中，有了“信任”的关系。《新语》记载黄帝：“天下人民，野居空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才，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东汉袁康在《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中记道：“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黄帝“宽厚仁爱，务修德政”。舜帝“执一无失，行徵无怠，忠信无倦”[34]。司马迁也说，舜帝“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31]。
第二，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和互信关系还表现在“选贤任能”方面。氏族社会实现原始民主制度。据说，尧曾经就部落联盟的首领的继承人问题咨询四岳(部落首领)，四岳推举贤能的舜为继承人。舜继位后，要求其部下“维明能行”、“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31]。
第三，氏族成员对集体的忠诚与信任。在上古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生存极其艰难。“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号之曰燧人氏”[35]。除与野兽争夺生存空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外，人类还要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洪水、干旱、森林大火等随时可能吞噬弱小的人类。为了生存，原始人类不得不以血缘为纽带，抱成团、结成伙。正如马克思所说：“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36]。个体成员的命运与氏族集体的兴衰存亡休戚相关，个体成员自然对集体绝对忠诚和高度信任。自然而然，在氏族成员心目中，集体就是好的、就是安全的，集体也就是最值得信任的。
第四，氏族成员之间团结和睦、相互信任。“讲信修睦，人不独其亲而亲，不独其子而子”[37]。“货”、“力”都“不必藏于己”。做到“男有分，女有归”，“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7]。由于是“讲信修睦”，没有欺诈与偷盗，因而“外户不闭”。“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浑然不系，恢尔自得”，“势力不萌，祸乱不作”[38]。尽管这种描述有些夸张，但反映了上古时代那种风淳俗厚的诚信风貌。恩格斯曾引用摩尔根的话说：“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从克兰的成员对于首领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特征”，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还是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势力所打破”[36]。
当然，上古时代的“诚信”观念仍处于蒙昧阶段，绝不是大同和谐理想社会的楷模，是与当时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决定了原始氏族社会“诚信”道德状况的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