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长吏再考论文,邹水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阎步克先生说，秦汉专制君主“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位”①。斯言甚是。合言之百官皆为吏，然而具体到某一特定机构，官和吏却有高下之分、大小之别。长吏少吏之分，就是这种分类的一种。史书中对长吏、少吏之别，言之未详。学人运用长吏一词时作认真辨析者不多②，因之产生不少歧说、误用。邹水杰先生《秦汉“长吏”考》③一文(以下简称“邹文”)就是为解决此问题而作。对于秦汉时期长吏含义，在以往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者多静态地将其笼统分为两三种情况，而邹文则动态地细致爬梳了此问题，指出秦、西汉、东汉长吏含义的演变，更为切近历史真实。而且邹文还从是否专有名词化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深化了我们对秦汉时期长吏的认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鲜有学者涉及的都官是否为长吏问题，邹文也进行了专门探讨。这些都使笔者受益匪浅。智者千虑或有一失，邹文对秦汉长吏的某些论断似偶有偏颇，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为进一步探讨秦汉时期“长吏”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草兹小文以就正于邹先生。
一 秦及西汉长吏不止有县令长、丞、尉
邹文认为：长吏在“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第46页)，并作了论证(第42—44页)。这一论断正确指出该时期长吏部分事实，不过似乎同时存在一些偏失。长吏在秦及西汉时期，不仅指县长吏——令(长)、丞、尉，同样也指郡长吏——郡守(太守)、郡尉(都尉)。同时，秦及西汉称长吏者远不止郡县，仅仅郡县两级仍有复杂的构成：郡有边郡、内郡之分，又有三辅与一般郡之别；县这一级除具有与郡级类似区分之外，还有与县平级的侯国、都官、障候，以及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道等。尽管为史料阙如所限，有时难以确指上述机构中何者为长吏，但其都存在长吏是无疑问的。下面按郡级长吏与县级长吏分别论述：
(一)郡级长吏
1.秦及西汉郡守(太守)、郡尉(都尉)是长吏
秦汉时代政治变动之际，长吏尤其是郡县长吏，往往成为攻杀对象，值得注意。我们正可以借此分析当时的郡县长吏。《汉书·陈胜传》载：
于是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陈)胜。乃以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④
此段史文指出当时反秦斗争风起云涌之势，郡县皆杀长吏以响应陈胜。惜未明言所杀长吏有哪些，然而却点出武臣、张耳、陈馀等徇赵地的事实。《汉书·张耳陈馀传》提供了稍微详细的信息：
(陈胜同意武臣等徇赵地)，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耳、馀为左右校尉，与卒三千人，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莫不向应，家自为怒，各报其怨，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⑤
两相比观，可知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与“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描述内容应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推知秦汉之际，郡和县都有长吏，郡长吏至少有守(郡守)、尉(郡尉)，县长吏至少有令、丞。
此外，还有以下例证。
汉宣帝执政时，勤于吏政，励精图治，重用太守，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紧接着又叙述道：“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⑥可见宣帝所说的“良二千石”主要指的是太守。《汉纪》所记大体相同：“上(宣帝)尝曰：‘庶民所以安于田里而无怨恨叹息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长吏者，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则民从化……”⑦这里就把“良二千石”解作“长吏”，参照上引《循吏传》可知太守称长吏。这可以证明，东汉末叶时人已认为西汉太守可称长吏。
《汉书·高帝纪》载有汉高祖五年诏，诏书结尾云：
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⑧
其中的“守尉长吏”，颜师古作注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长吏，谓县之令长。”⑨颜注对长吏解释当本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⑩然《百官公卿表》所云“是为长吏”是针对县这一级而说的，县“长吏”有令(长)、丞、尉，并未说郡守(太守)、郡尉(都尉)不是长吏。史文不是为长吏下完整定义，仅指出部分事实而已。又，《汉书·景帝纪》中六年五月条载诏书云：“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11)同样，这条诏书也不是为长吏下定义，仅指出吏六百石以上属于长吏，没有说六百石以下吏不是长吏。但是，显然不可以把“长吏二千石”中的长吏解为“令(长)、丞、尉”，这里的长吏二千石应是指二千石郡国守相等。
所以颜注解释“守尉长吏”，把“守尉”与“长吏”分开，长吏不包括守尉，就有些囿于《百官公卿表》字面意思，难称通达之解。何况颜师古也未完全遵守长吏为县令(长)、丞、尉的观点。例如，在注释武帝罪己诏中“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时，师古说：“言边塞有阑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长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猎兽，故令烽火有乏……”(12)此处的长吏，显然不能用“县令(长)、丞、尉”来做解，而另有所指(详下)。因此汉高祖五年诏中的“守尉长吏”就是指郡守、郡尉等长吏。
“长吏二千石”有时也作“二千石长吏”，亦主要指郡国守相等长吏。如：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13)
上述材料指出了二千石长吏由于更换频繁，司隶、刺史监察过严，受到吏民轻视的事实。而汉代郡国守相正是司隶校尉、刺史监察的重点(14)，所以上面的“二千石长吏”就是指郡国守相。西汉晚期，郡级长吏依然包括二千石郡国守相，如《汉书·何武传》云：“久之，太仆王音举(何)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15)刺史何武所举奏的“二千石长吏”，就是扬州的郡国守相。
2.三辅称长吏
上文已经考证出郡二千石太守称作长吏，尽管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位高于普通郡，不过也有一般郡的特征，应该也称长吏。此外有晚出史料可以佐证。《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潘岳《关中记》云：
三辅旧治长安城中，长吏各在其县治民。光武东都之后，扶风出治槐里，冯翊出治高陵。(16)
可知西汉时期三辅称长吏，其佐官是否称长吏，文献不足徵，姑且存疑。
3.王国相称长吏
西汉王国相称长吏。比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心胸褊狭的公孙弘试图假公济私加害董仲舒之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17)《汉纪》记此事为：“然(公孙弘)外宽内深……弘与仲舒同学，不如仲舒，仲舒以弘为谀。胶西王纵恣，数害长吏，乃言仲舒使相胶西王。王素闻仲舒贤，善待之。”(18)《汉纪》就把《汉书》中“数害吏二千石”即胶西王国二千石相理解为“数害长吏”。这可证明西汉王国相称长吏。
又，《史记·梁孝王世家》载：
元朔中，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19)
《汉书·文三王传》所载与此稍异：“类犴反”作“犴反”，“淮阳太守”作“睢阳太守”，“丞相”作“相”，“梁王襄无良师傅”作“朕置相吏不逮，无以辅王”(20)。《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淮阳郡与梁接壤，《汉书》作‘睢阳’，误，睢阳，梁都，无太守。”(21)可从。《汉书》改“丞相”为“相”同样不妥。若是“相”即指王国相(22)，但梁相对这些“阴事”不应迟至类犴反上书才知晓，《史记》作“丞相”更合情理。《汉书》改“师傅”为“相吏”，或别有所本，是辅王不善者亦包括梁国相。舍此不论，《史记》、《汉书》文义大体一致。综合考虑，似可推断丞相以下事前所预谋“伤梁长吏”中之“长吏”，应就是被天子所罪责的梁国傅相等。此亦证明西汉王国相称长吏。
(二)县级长吏
邹文考证秦及西汉县令长丞尉称作长吏，这固然正确，不过似还未周全，汉代县级机构同郡一样复杂，除县之外还有以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称长吏：
1.都官称长吏
邹文认为秦汉时期都官不能被称作长吏。比如他说：“因此在秦代，长吏并没有包含仓啬夫这些都官之长在内。”(第43页)“他(引者按，指吴树平先生)认为王国的这些都官长都是长吏。然遍检存世史料，绝无第二处有相关用法”(第46页)；《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把令长相、丞尉等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等“混称‘长吏’是不太确切的”(第46页)。邹文拈出学人甚少涉及的都官是否称长吏问题，并作了专门探讨，别具慧眼。惜史料检索似犹有未尽，其结论恐不确当。史书中有可证明中都官称长吏的材料。如《汉书·元帝纪》载：
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23)
这里就把中都官视作长吏，并赐予多少不等的黄金。中都官是都官的一种，可知汉代部分都官可称长吏。又，《汉书·张汤传》载：
(张放)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犇走伏匿。(24)
据于振波先生研究，京师和地方“长官为令或长的经营性或事务性机构才可称为都官”(25)。汉代乐府长官称乐府令(26)，且属于“事务性机构”，符合于先生对都官的定义，所以乐府令当属于都官。又据《汉书补注》云：“周寿昌曰：古者宫室通训。礼，君子将营宫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此宫中即室中也，本书亦屡见。”(27)则缚束长吏子弟的行为，发生在乐府官寺中。可见其中的“长吏”，应是乐府长吏。而乐府中那些“子弟”似与乐师一职多为世袭有关。所以这条材料可证明汉代都官称长吏。
居延汉简中也有史料可证明都官称长吏。如：
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报。与病已。●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
马田官穿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303.15，513.17(28)
《中国简牍集成》对该段注释云：“本简承前简，马长吏，应是马长吏。”又云：“田官为农都尉下的屯田机构。马田官设在肩水都尉府辖区。”所以简文中“长吏”当就是马田官，田官为地方经营性机构之组成部分。又据刘光华先生对西汉西北屯田管理机构的研究，田官“是属于县一级的组织，田官的长官称为农令”(29)。所以马田官亦契合于振波先生对都官的界定，当属于都官。由此益可证明，都官可称长吏。
2.侯国相称长吏
汉代侯国相也称作长吏。《居延新简》载：
元康二年五月己巳朔辛卯，武威库令安世，别缮治卒兵姑臧，敢言之。酒泉大守府移丞相府书曰：大守
迎卒受兵，谨掖檠持，与将卒长吏相助至署所，毋令卒得擅道用弩射禽兽、斗己。前□书
三。居延不遣长吏逢迎卒。今东郡遣利昌侯国相力、白马司空佐梁，将戍卒 E.P.T53：63(30)
《中国简牍集成》所作注释云：“此简记述元康时，丞相书令边郡太守要努力协助输送戍卒之内郡长吏，谨慎掖持弓弩等，相助安全到达屯戍地点，勿令戍卒行道擅自乱用兵弩射杀禽兽和相争斗，东郡利昌侯国的相将戍卒而来，而居延方面不派遣长吏逢迎云云。利昌侯国，在东郡白马县，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不载。”此注对理解上引简文颇有助益，然而说利昌侯国王子侯表不载，不确，《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及《汉书·王子侯表》皆载有利昌侯国(31)。元康是西汉宣帝年号，元康二年即公元前64年。简文有残缺，与其他类似简牍对照可知，酒泉太守移书丞相，所依据的其实是相关诏书(32)。戍卒所前往之地的官员应与“将卒长吏”协同，因此简文末尾出现的“利昌侯国相”当属于“将卒”长吏。至于“白马司空佐梁”，不是县主要负责人，似不为长吏，其此次职责可能是辅助利昌侯国相。
3.道有称长吏者
汉代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县一级称“道”。道内也有长吏：
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33)
“有司请令县道”，颜注曰：“或县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蛮夷曰道。”可从。“长吏阅视”指县或道的长吏过问此事。县有称长吏者，那么道在汉代也当有长吏。
4.三辅之县有长吏
三辅之县地位也略高于普通县，不过称长吏的情况则与其他县无二。如《汉书·尹翁归传》载：
(尹翁归)以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治如在东海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中，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脱。(34)
尹翁归为右扶风，他所管辖之县自然为三辅之县，则其征召一些县长吏，说明当时这部分县存在长吏。同样左冯翊之县也存在长吏，如：
(韩延寿)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岁余，不肯出行县。丞掾数白：“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扰。”(35)
5.边郡障候等机构存在长吏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书，从多方面检讨汉政得失，针对边塞失修的情况云：
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36)
据此可知边郡障候中存在长吏。同样居延汉简中也有障候内存在长吏的记载。比如：
五凤二年九月庚辰朔己酉，甲渠候汉彊敢言之。府书曰：候长、士吏、蓬隧长以令秋射，署功劳。长吏杂试，枲维□封移都尉府。谨移第四燧长奴射爰书名籍一编，敢言之。6.5(37)
所谓“长吏杂试”应是指障候内长吏协同考核“秋射”之事。可证西汉(五凤二年为西汉宣帝年号，即公元前56年)边郡障候存在长吏，只是未能明确何者称长吏。此外《居延新简》也可证明之：
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者。不如旧时行钱法深，自政法罚。令长吏知之，及铸钱所依长吏、豪强者名，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铸作者，敢言之。E.P.F22：40，41(38)
简文中“甲渠”指居延甲渠候官。甲渠候官要求所部长吏重新审查铸钱者，并及时向自己回复禀告，那么这个回复的人当即是甲渠候官之下长吏中的一个。
二 东汉长吏为郡国守相、县令长而不及其佐官说可商
邹文认为东汉长吏仅包括“元首级治民官”郡国守相、县令长等而“不及其佐官”(第44、45、46页)。这一论断切中问题的大部分，东汉郡国守相、县令长等确实都称长吏，但东汉长吏包括的范围似更广一些。兹从两方面作进一步讨论。
(一)东汉长吏不仅仅指郡国守相、县令长，三府、州部、属国及侯国等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被称作长吏
1.三府存在称长吏者
东汉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主要负责人被称作长吏。如和帝时，“太尉张酺与司隶晏称会于朝堂，酺从容谓称曰：‘三府掾史，多非其人。’既罢，称奏令三府长(史)[吏]各实其掾史，酺以恨称”(39)。张烈先生据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和民国时期郑国勋龙谿精舍本改“长史”为“长吏”。笔者赞同此说。周天游先生《后汉纪校注》一书即径定其为“长吏”(40)。由此可见，后汉中期三府中确有被称作长吏的官员，惜材料寡少，不可确考。
2.州刺史或州牧称长吏
东汉太守称长吏，刺史亦同样被称为长吏，如《太平经·来善集三道文书诀》说：“夫四境之内，有严帝王，天下惊骇，虽去京师大远者，畏诏书不敢语也；一州界有强长吏，一州不敢语也；一郡有强长吏，一郡不敢语也；一县有刚强长吏，一县不敢语也；一闾亭有刚强亭长，尚乃一亭部为不敢语。”(41)郡和县都有长吏，且有具体所指，那么上述引文中的州长吏也应是实指。可知州郡县三级都有长吏。更明确地说州郡县都有长吏的是：“流闻八远，州郡县长吏有空缺相补。”(42)由于东汉州逐渐成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常常牧守并称，牧守都被称作长吏。如刘陶在上桓帝疏中说到时下政治混乱的状况，其中一条云：“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43)
3.王国相称长吏
邹文认为东汉郡国守相都被称作长吏，然其所举例子中基本未见专门论证王国相为长吏者，仅有一条《后汉书·左雄传》中的话：“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然而，该条还被其解为：“秦汉时期，能由治绩而增秩的只能是县令长，绝对不可能惠及作为佐官的丞尉。”(第44页)可见邹文似乎亦未用其来论证王国相是否为长吏。其实东汉时期王国相和西汉一样被称作长吏。例如，《后汉书·阳球传》载：
(阳球由九江太守)迁平原相……郡中咸畏服焉。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皆罢免之。球坐严苦，征诣廷尉，当免官。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拜议郎。(44)
《后汉纪·灵帝纪》所载与此大体相同，“阳球”作“杨球”，九江太守后升迁之官为“甘陵相”(45)。关于阳球由九江太守所迁之国为平原国抑或甘陵国，据万斯同《东汉诸王世表》，平原王国第三世名硕，为“桓帝兄，绍封平原王。建安中，国除”；甘陵国原名清河国，在清河王国第四世时改名，第四世名“蒜，立三年，为梁冀所陷，贬尉氏侯，自杀国绝。以安平孝王子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到第五世忠“立十三年卒，谥献。子为黄巾所杀，无后，国除”(46)。灵帝时平原国与甘陵国皆存在，两地都有可能是阳球任相之处，暂不能断定孰为是。然而，不论阳球任何国之相，他因符合“长吏苛酷贪污”的标准被免官是确定的，那么王国相被视作长吏，当无疑问。
此外还有一证：质帝时天旱无雨，本初元年(146)五月甲午诏书中强调要修明政治，兴云致雨。对于郡国而言：“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齐请祷，(谒)[竭]诚尽礼。”(47)二千石长吏是指郡国的二千石，即太守和国相。所以可以断定东汉王国相称长吏。
4.属国存在长吏
东汉属国与郡平级，也存在长吏，如《后汉书·桓帝纪》载：
(建和二年三月)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48)
《后汉书·西羌传》所载内容相同(49)。由于史料阙如，还不能确定这里的长吏具体何指。
5.属国县存在长吏
东汉属国所辖县亦存在长吏。如安帝元初二年(115)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复攻扶黎营，杀长吏”(50)。李贤等注：“扶黎，县，属辽东属国。”则扶黎为辽东属国所辖县，所杀长吏即为扶黎县的长吏。
(二)邹文认为东汉时期长吏“不及佐官”，恐亦存在一些问题
上文笔者已考证出秦及西汉郡县长吏包括丞尉等佐官(51)，邹文也认为秦及西汉长吏包括佐官(第42页)。两汉制度具有一定连续性，未见确凿律令条文说明长吏“不及佐官”前，似不宜轻下否定结论。同时，传世文献中存在可证明东汉县级“长吏”包括佐官的材料，东汉西汉在此问题上不存在“断裂”。如《东观汉记·贾复传》载：
时上置两府官属，(贾)复与段孝共坐。孝谓复曰：“卿将军督，我大司马督，不得共坐。”复曰：“俱刘公吏，有何尊卑？”官属以复不逊，上调官属补长吏，共白欲以复为鄗尉，上署报不许。(52)
《后汉书·贾复传》载此事为：“(大司马刘秀)官属以(贾)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鄗尉，光武曰：‘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53)两段记载内容可以互相参证。据此可知鄗县县尉属于县长吏。县尉为县令长佐官。可见两汉之际长吏是包括佐官的。并且当时刘秀集团选拔长吏，安插在燕赵之地，应该不会只有县尉一种，其他佐官当同样会被视为长吏而选任。
现存东汉史料中也有明确指出佐官为长吏的记载。东汉交阯女子徵侧等反叛，光武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马援上书云：
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城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54)
“一县长吏”明确指出有城皋令、丞、尉，丞、尉为县令佐官，同样被视作长吏。一代制度具有连续性，光武帝以后当仍会把郡县佐官视作长吏。东汉后期的史料可以印证这种判断。《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裴松之注引《典略》曰：“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55)可知时任中山国安喜县县尉的刘备要被“沙汰”，正因其“军功为长吏”。由此看来，东汉晚期县佐官仍属于长吏。邹文东汉长吏“不及佐官”的论断似稍显证据不足。据现有史料看，东汉长吏应包括佐官。
三 治民与否及迁转方式不能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
邹文把治民与否以及迁转方式的不同，作为判断是否为“长吏”的依据，然而细考这两种说法，似皆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分别论之。
第一，邹文认为长吏首先必须是治民官。如邹文说：“‘长吏’指县令长丞尉等县廷治民官员”(第42页)；“由于汉代边郡县的特殊地位，很多地方设候或鄣候治军兼治民，因此候也必然包含治民的长吏”(第43页)；“‘长吏’意指县令长，上至郡国守相等地方行政系统中的元首级治民官”(第44页)；“不管长吏意为令长还是包含郡国守相，其作为治民的行政机关首长的意思极为明显。”(第45页)“医工长之类的都官长不治民，也不适合称为长吏。”(第46页)可见邹文所论的长吏，落脚点都是治民官，不是治民官就不为长吏。换言之，邹文是把“治民”当做秦汉长吏的前提。尽管邹文一再强调长吏必须是治民官，但未说明何为治民官，何为非治民官，二者界划并不明确。县令长、丞或许是治民官，县尉也说是治民官就有些费解。
汉代司空、都官、障候等机构都存在称长吏者。他们都不是“治民”官，但确确实实为长吏。
我们前面已考证出东汉三府存在长吏，所用例子为：
初，太尉张酺与司隶晏称会于朝堂，酺从容谓称曰：“三府掾史，多非其人。”既罢，称奏令三府长吏各实其掾史。酺以恨称。(56)
上述事件是发生在东汉和帝时期的一个小风波，原因这里不予详究，司隶晏称所奏“三府”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府，三府长吏中的司空府长吏大体上与治民不相涉。
本文第一部分论证了像乐府令、田官及其他都官等都存在称长吏者，他们皆与治民无涉。
甲渠候官之下障候等机构亦存在称长吏者，他们同样与治民关系不大。如：
五凤二年九月庚辰朔己酉，甲渠候汉彊敢言之。府书曰：候长、士吏、蓬隧长以令秋射，署功劳。长吏杂试，枲维□封移都尉府。谨移第四燧长奴射爰书名籍一编，敢言之。6.5(57)
这条简文所缺之字当为“蒲”(58)，“府书”之府指的是都尉府。候，即“障候”。可证障候内存在长吏。但显然，这里的长吏不会是治民官。
秦汉时代长吏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有治民的，也有不少长吏不治民，治民与否不应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邹文为证明长吏为治民官的论点，引了《汉书·西域传下·渠犁传》的一句话：“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并分析说：“这里的‘障候长吏’也是指边县治民的官吏，而不纯是军吏。”(第43页)这一解释似有些牵强。障候长吏役使的对象，史文明确说是“卒”，其结果是“卒”苦，危及防务。这条史料所反映的障候长吏基本上不会是治民官，连邹文也不得不把一贯强调的治民官改为“治军兼治民”(第43页)，似已意识到只有治民官才为长吏说不通？
第二，邹文认为长吏迁转方式是“察举和立功”，非长吏者则以“功次或年资迁转”。比如邹文说：“从《尹湾汉墓简牍》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可以看出，令长相、丞尉等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县长吏中，通过察举和立功迁转的人数，在可考的96人中有31人，占到32％以上，而都官长丞除1人以廉迁，侯家丞1人为罢任的郎中外，其余20人全部为以功次或年资迁转，这同样反映了治民官吏与不治民官吏在迁转途径上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把三者混称‘长吏’是不太确切的。”(第46页)
上列引文，邹先生把通过察举、立功的迁转与功次或年资迁转对立起来，并推断出尹湾汉简整理人员把这两类迁转混同称长吏“不太确切”，可见邹文将迁转方式不同作为判断是否为长吏的依据之一。然而揆诸事实，这种看法恐亦证据不足。实际上，不通过察举，仅凭借功次就可以迁转为长吏；长吏在仕进时同样离不开功次，所以不能把迁转方式作为判断长吏依据。例如《后汉书·贾复传附贾宗传》载：
(贾)宗字武孺……(章帝)建初中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擿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59)
贾宗所辟除的“内郡徙人在边者”，先成为太守属吏，继而有人“以功次补长吏”。这是东汉的事例，那么西汉呢？依据功次迁转为长吏者也存在。如《汉书·杜邺传》载：“杜邺字子夏，本魏郡繁阳人也。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60)据廖伯源先生系统研究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的结论，“前任官职升迁为东海郡县长吏之原因”，“以功迁”者约占43.56％，“所占比例太大，则郡县属吏以功迁为朝廷命官之县长吏，不可视为特例，当是制度如此”；“属吏与朝廷命官之间，并无所谓非经传统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鸿沟”；“属吏亦可凭考绩，以功劳升迁为朝廷命官”(61)。这里的“以功迁”，就是我们所说的功次迁转。由此可证邹文所主张的以迁转方式判断是否为长吏，似难让人信服。
通过“察举、立功迁转”的所谓治民官，其仕进时仍然离不开功次。如西汉时期冯奉世长子谭，“太常举孝廉为郎，功次补天水司马”(62)。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追述先世时说道：“(班)回生(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63)”“积功劳”义同“功次”。这只是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那些不像这样记载明确者当更多。察举和功次制度之间有复杂关系(64)，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我们据这两个典型例子足以看出，即使被察举之后，仕进时依然离不开功次。所以，邹文把察举与功次两种不同迁转方式作为判断长吏依据，似不可取。
四 东汉“长吏”并未“基本专用化”
邹文认为：“秦西汉时期作为‘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东汉则基本专用化了。”(第46页)“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第41页)可见，邹先生认为东汉时期“长吏”一词基本成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基本专用化”。照这样说，东汉时期的长吏，指代明确，当不会出现找不到所指代对象的问题。然而事实恐非如此简单，东汉时期长吏有指代明确的情况，但也有大量泛指的现象。长吏远未“基本专用”。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所作，该书中“长吏”用作泛指的情况相当多。仅“将相长吏”一语就数次出现。比如：“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为吏，亦得高官，将相长吏，犹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别之……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65)又，“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66)“且贤儒之不进，将相长吏不开通也。”(67)等等。上述引文中的“将相长吏”，明显是泛泛说明之意，强作解释很难说通，它们既不会是邹文所说的“基本专用化”，亦非“地方治民长官”所可解释的。
东汉人王符《潜夫论》一书中说：“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后见。是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68)这里的“有兵之长吏”，同样不会是“地方治民长官”，亦应为泛指。
《风俗通义·佚文》说：“杀君马者，路旁儿也。俗说：长吏食厚禄，刍稿肥美，马肥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案：长吏马肥，观者快马之走骤也，乘者喜其言，驱驰不已，至於瘠死。”(69)这里的长吏很难确定具体何指。
《论衡》又言：“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也。儒生受长吏之禄，报长吏以道；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住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飡’者也。”(70)“夫贤儒所怀，其犹水中大石、在地金铁也。其进不若俗吏速者，长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铁石间也，一口之气，能吹毛芥，非必焱(猋)风。”(71)两处引文里的长吏指代皆不明确，并未“基本专用”。
东汉晚期的《太平经》一书中也有长吏用作泛指的例子。比如说：“其善者上可助天养且生长之物，下可助地畜养向成之物，悉并力同心，无有恶意，其中大贤明心易开示者，迺可化而上，使为君之辅，其中贤者可为长吏师，其下无知者，尚可为民间之师长。”(72)又云：“故形体为家也，以气为舆马，精神为长吏，兴衰往来，主理也。若有形体而无精神，若有田宅城郭而无长吏也。夫长吏者，乃民之司命也，忠臣孝子大顺之人所宜行也。”(73)两段引文中多次出现的长吏，如“精神为长吏”中的“长吏”，用的是长吏的比喻义，与邹文所说的“基本专用化”相去甚远。
总之，大量事实表明，长吏一词在东汉时期远未成为专用名词，其泛化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邹文所说的东汉“长吏”“基本专用化”恐与史实相左。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邹水杰先生《秦汉“长吏”考》一文，在取得突破前人成绩的同时，亦存在些许不足，其对长吏的界定似稍显不确，考证也略欠完备。邹文所论只是秦汉众多称长吏者中的一部分，其所归纳的“当时除了笼统指示郡县二百石以上吏外，主要有两方面的用法”(第42页)，皆不无可议之处。长吏在秦汉时期有泛指的一面，直到东汉晚期依然如此，然也有实指的一面，即主要用作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一种代称。秦及西汉称长吏者不止有县令(长)、丞、尉，还包括郡级长吏和其他县级长吏，具体来说：郡守(太守)、郡尉(都尉)、王国相、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都官、侯国相等都被称作长吏；道、三辅所辖县、障候等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称长吏。东汉长吏，除邹文所论证的郡国守相、县令长之外，刺史(州牧)、县丞、县尉亦称作长吏，三府、属国、属国所辖县等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称长吏。东汉和西汉一样，郡国守相及县的佐官当都称长吏。东汉末期长吏一词仍未“基本专有化”，泛称与确指的用法并存。此外，邹文把治民与否及迁转方式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似有未谛，长吏中有不治民者，长吏迁转同样离不开功次。
注释：
①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9页。
②较早专门讨论汉代长吏问题的有余行迈：《汉代县级官吏“长吏”释义辨析——关于〈汉书〉中一段标点的商榷》，《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然而余先生的讨论仅限于《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一段文字，只论证了县长吏，并未对秦汉时期长吏问题进行全面梳理。
③邹水杰：《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1—46页。下面引用该文时仅在文中标明页码。
④《汉书》卷三一《陈胜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789页。
⑤《汉书》卷三二《张耳陈馀传》，第1831页。
⑥《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4页。
⑦[汉]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汉纪》卷一七《孝宣皇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3页。
⑧《汉书》卷一《高帝纪下》，第54—55页。
⑨《汉书》卷一《高帝纪下》，第56页。
⑩《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
(11)《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9页。
(12)《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14、3915页。
(13)《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490页。
(14)《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载：“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08—209页。可见，刺史所奉“六条”中后五条所针对的都是郡国二千石。
(15)《汉书》卷八六《何武传》，第3482页。
(16)《续汉书·郡国志一》，《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3405页。
(17)《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18)《汉纪》卷一二《孝武皇帝纪三》，《两汉纪》上册，第200页。
(19)《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088页。
(20)《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5页。
(21)[日]瀧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3169页。
(22)景帝中五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见《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8页。
(23)《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88页。
(24)《汉书》卷五九《张汤传》，第2655页。
(25)于振波：《汉代的都官与离官》，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2005年12月25日。于先生在文后附记说：“2003年6月初稿，刊《简帛研究》2002-2003。2004年10月二稿。2005年4月三稿。”故以其最后修改稿为准。
(26)《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等“十六官令丞”。(第731页)“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第732页)又《汉书·礼乐志》载：“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第1043页)由此可知汉代确有乐府令一官。
(27)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1页。
(28)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标点及释文参考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七册《居延汉简》(三)，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后引注释亦在第228页。
(29)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9页。
(3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下同)，第284页；标点参考《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十册《居延新简》(二)，第270—271页，后引注释在第271页。
(31)《史记》卷二一《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1090页；《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上》，第454页。
(32)例如敦煌汉简第1780号载：“制诏酒泉大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茭酒泉郡，其儌、候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大守，察地刑，依阻险，坚辟垒，远候望，毋。”见吴礽骧等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标点及释文依据《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三册《敦煌汉简》，第246页。《敦煌汉简释文》原释“假□”，《中国简牍集成》释为“儌、候”，据改补。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第*242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7页)与《敦煌汉简释文》所作释文相同。
(33)《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3页。后面的颜注在第114页。
(34)《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第3208页。
(35)《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3页。
(36)《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14页。
(37)《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9页。标点及释文参考《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五册《居延汉简》(一)，第16页。
(38)《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479页。标点及释文参考《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十二册《居延新简》(四)，第56—57页。
(39)[晋]袁宏著，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后汉纪》卷一四《孝和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9、291页。
(40)[晋]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一四《后汉孝和皇帝纪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3页。
(41)王明：《太平经合校》卷八六《来善集三道文书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14页。
(42)《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四《孝行神所敬诀》，第592页。该卷原题“某诀第一百九十二”，王明先生在注文中引《敦煌目录》说应是“孝行神所敬诀第一百九十二”，据改。
(43)《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第1843页。
(44)《后汉书》卷七七《酷吏传》，第2498页。
(45)参见《后汉纪》卷二四《孝灵皇帝纪中》，《两汉纪》下册，第470页。
(46)[清]万斯同：《东汉诸王世表》，刘祜仁点校：《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6、464页。
(47)《后汉书》卷六《孝质帝纪》，第278页。“谒”，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8页)作“竭”，是。
(48)《后汉书》卷七《桓帝纪》，第292页。
(4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7页。
(50)《后汉书》卷九○《鲜卑列传》，第2986—2987页，后引李贤等注，第2987页。
(51)郡县佐官的概念参考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102，216，218页。
(52)[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九《贾复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同)，第325页。
(53)《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第665页。
(54)《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二《马援传》，第421—422页。
(55)《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872页。
(56)《后汉纪》卷一四《孝和皇帝纪下》，《两汉纪》下册，第279、291页。
(57)此条简文本文第一部分已引用，请参见。
(58)理由是：居延汉简157.13，185.11载：“律曰：赎以下，可檄，檄勿征遝。愿令史移散官，宪功算枲维蒲封。”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257页。标点及释文参考《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六册《居延汉简》(二)，第131页。“枲维蒲封”当是将某些重要简牍用枲蒲缠绕封存。故推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6.5中保存简牍所用方式也应是“枲维蒲封”。
(59)《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第667页。
(60)《汉书》卷八五《杜邺传》，第3473页。
(61)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增订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62)《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附》，第3302页。黄留珠先生推断“冯谭之举(引者按——指察举)至迟在宣帝时”。见氏著《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63)《汉书》卷一○○《叙传上》，第4198页。
(64)参见蒋非非《汉代功次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65)[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一三《别通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1页。
(66)《论衡校释》卷一三《超奇篇》，第613页。
(67)《论衡校释》卷一四《寒温篇》，第625页。
(68)[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第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5页。
(69)[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0页。
(70)《论衡校释》卷一二《量知篇》，第547页。
(71)《论衡校释》卷一四《状留篇》，第623页。
(72)《太平经合校》卷六七《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第245页。
(73)《太平经合校》卷一二○至一三六《太平经钞辛部》，第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