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月刊论文,禹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一批富有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受到了民族危机，起而为经世致用之学术研究。顾颉刚等组织的“禹贡学会”就是当时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们出版刊物，编辑丛书，整理旧籍，大力倡导边疆史地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在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一、《禹贡》半月刊创办缘起
《禹贡》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3月，到1937年北京沦陷后停刊， 共计出版了7卷，82期，发表论文708篇。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禹贡》半月刊是如何创刊的？事情要追溯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年。1932年，谭其骧在辅仁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第二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由于同行的关系，教学备课的相互交流，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学生们也常往来于三校之间，聆听顾、谭二位先生的课程。顾颉刚后来回忆说，起初，他在学生的作业中发现不少颇有价值的论文，于是想自筹资金创办一个杂志，以作为师生们发表历史地理方面论文的阵地。顾颉刚的动议立即得到诸同人的积极响应。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34年3月1日出版了第一期《禹贡》半月刊。之所以用《禹贡》为刊名，是因为：
命名《禹贡》者，禹贡一篇于吾国地理书中居最早，其文罗列九州，于山川、土壤、物产、交通、民族诸端莫不系焉；今之所谓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者、毕于是乎见之。以彼时闭塞之社会而有此广大之认识，其文辞又有此严整之组织，实为吾民族史上不灭之光荣，今日一言“禹城”，畴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以此自名，言简而意远。且论沿革地理之书，自《汉书·地理志》以来，莫不奉是篇以为不祧之祖，探源导流，同人之工作固当发轫于此尔。
《禹贡》发刊词则揭示了创办者的深层动机。首先，他们指出：“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中国自然地理沧海桑田，变迁巨大，而政治区划的变迁则更为惊人，历史上同名异实、异名同实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察者往往张冠李戴，开口便错。这说明历史研究必须以正确的地理知识作基础。其次，“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这就是说，国人在当前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势下迫切需要了解祖国的历史地理。然而我们的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了起来。而且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极点。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里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郡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
因此，作为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忍坐视这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没有象样的历史书，所以立志从根本做起”。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则直言其办刊创会的宗旨：
本会之创立，目的在研治沿革地理，并进而任实地调查工作，以识吾中华民族自分歧至混一之迹象，以识吾中华民族开辟东亚大地而支配之之方术，以识吾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以保存其种姓之精神，蕲为吾民族主义奠定坚实之基础，且蕲为吾全国人民发生融合统一之力量。
这表明，在强邻压境、神州陆沉之际，禹贡学会致力于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目的是唤醒同胞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禹贡学人反复强调了解国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认为：
第一、不了解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国民，对祖国的历史、地理缺乏起码的了解，犹浪言什么“救国”、“爱国”，岂不为人所笑？老妪、小儿活动范围有限，“但知米肆糖摊可矣”；“至于访员邮差，则于所在之达市荒陬莫不当知，以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邑也。”一地尚且如此，一国亦然。知识分子作为国民中特出的一群，“翘然自异曰学术界，若于国内之山川道路、城郭关塞，以及地之所生、事之所宜，皆瞢然无知，是乃不及访员邮差之克尽职责于一地，岂非大耻辱乎！”
第二、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夫一国之学术界既皆瞢瞢若老妪小儿，不识其稍远之街巷，虽有贤者居位，欲大有所作为，而无从得学者之辅助”，“国土安得不拱手而让人”？“今日国事之屯邅为有史以来所未觏，崩压之惧，陆沉之危，
然懔然，不可终日，吾人所负之责任遂极有史以来之艰巨。”
第三、研究地理，为书生报国之一端。“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
第四、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研究中国史地，成果硕然。“百年以来，东邻西邦之研究吾史地与社会者踵相接，仆仆道途，皆搜觅其所欲得者以去，孳孳焉究而察之，若水银泻地，无孔不注；其谋国者爱得藉之以设施其政治计划，而吾国为之大困。”
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外国人对我国边疆的考察和研究从未停止过。特别是日本，为了“计画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自二十世纪初，加强了对我国边疆的研究。日本大正初年（1911年）参谋本部川岛浪速所著的《吞并支那之计画》，首相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政策》与《满蒙国防计画意见书》，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的《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等，背后都有学者的学术研究做依托。如“田中奏议”就是根据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的研究成果《满蒙非支那论》而炮制的。还有，日本在大连组织的“满蒙文化协会”，刊行《满蒙》和《文化》两种期刊，十八年间出版图书三、四百种，制印出详密的《满蒙西伯利亚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聘请专家著成《满洲旧迹志》、《满洲历史地理》等，直接为其侵华战争服务。可以说，“凡世所称之文化侵略，求之日本，无不备焉。”
可见，禹贡学会的工作重心由研究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变，显然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学会所发表的《边疆丛书刊印缘起》中也说：
求民族自立而不先固其边防，非上策也。……自道光壬寅以来，内患丛起，早已筹边不遑，外人乃乘兹暇隙肆厥阴谋，国土沦丧，实堪痛心，自昔已然，于今为烈。若长此含垢忍辱，不思振拔，则凶焰一发，恐将无以自存。自存之道维何？曰在使居中土者，洞悉边情，以谋实地考查，沟通其文化，融洽其感情，庶陷患渐除，边圉以固矣。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使“边地与中土之语言习俗往往绝殊”，民族歧视又造成文化和感情上的不融洽，从而给地方分离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禹贡学人认为，欲求自存之道，其首要在使国人“洞悉边情”。学会的工作就是以此为主的。
二、禹贡学派的学术渊源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或流派，都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有其或近或远的学术渊源。如上所述，禹贡学派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对当时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一种积极反应。但除了现实刺激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加以考虑。
首先，禹贡学派的兴起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传统的表现。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士人历来有立足于现实参与现实的传统。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就曾指出：当“国势凌夷”之际，那种以“为学问而学问”相标榜，而置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仅凭兴趣研究与现实无关的所谓“学问”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他说：
当承平之世，学问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明儒空谈误国，给后人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禹贡学人认为，知识分子要克服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陈腐观念，做学问要适应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解决现实提出的紧迫问题。
禹贡学人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在当时实有所指。留学于德国深受兰克学派学风熏陶的傅斯年，回国后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倡行客观主义史学，鼓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史料的扩张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这固然有利于打破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的格局，但埋头于繁琐的史料考证，把原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可憎，使史学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从而给伪史学以可乘之机，别有用心者更以史学为幌子而售其奸，如日本的秋泽修二大肆鼓吹所谓中国社会“停滞”、“倒退”论，为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张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的传统加上现实的刺激，使禹贡学会的工作重心为之一变。如童书业所说：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合刊号《序言》。）
其次，禹贡学派直接继承了清季西北史地学派的治学传统。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处处暴露出“衰世”之象，社会危机四伏，边疆强邻环视，知识阶层慑于满清统治者动辄大兴文字狱的淫威，对现实问题噤若寒蝉，埋首于繁琐的考据之学。这时，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士人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余风所及，一个关注边疆史地调查研究的学术派别——西北史地学派翘然形成。
这个以祁韵士、徐松为前锋的，以张穆、何秋涛为重镇的西北史地学派，怀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对西北舆地、水道变迁、城垣兴废、民俗风情、兵额财赋等进行了历史考证和实地考察，以期解决诸如边防边政、农田水利、民族关系等急迫的现实问题。
西北史地学派从国防意识出发，研究边疆史地的用意和成绩，半个多世纪间很少有人注意，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边疆危机之议再起，才有禹贡学会继承起前人未竟的事业。如禹贡学派的重镇之一冯家昇在回顾晚清学者研究边疆史地的背景和成绩时说：“边疆史地的研究起于道光、咸丰，那时北边有俄罗斯的进迫，南边有英法的侵略，一班士大夫们感觉到边疆问题的重要，遂注意到史地的研究。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海国图志》，都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向。”（注：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载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他立志研究东北史地，即是以道咸西北史地学派的继承者自许的。在“禹贡学会”的《研究边疆计划书》中也自称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继道咸学者之后“我国研究边疆之第二回发动”（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愿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注：《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载于《禹贡》半月刊第7卷1、2、3期合刊号。）
三、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就
《禹贡》半月刊创刊时，每期仅38页，二、三万字，印数为500 份，从事撰稿者不过20余人。发行工作也不顺利，托一些书店代销，销不掉几本，便都退回来，说是“太专门了，无人买，无人懂”。为此，顾颉刚提出了几条改进措施，如主张使用浅易的文字行文，提出“只望材料新，不怕说得浅”；除了研究古代地理外，也要研究中国现代的经济地理，并逐步派员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另外，为便于读者阅读，印制地图底本，争取每篇文章都附有插图。
会员们齐心协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禹贡》半月刊办得生机勃勃。到第三卷时，每期容量多达48页，到发行第4卷时，每期至少64 页，达七、八万字，其中第4卷第1期的特大号，篇幅多达128页。同时， 刊物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销量日增，以至于前两卷存刊告罄，各方仍求购不断，不得已增印各卷合订本。
顾颉刚作为学会的灵魂人物，对学会的成长和壮大贡献良多。他曾说：“以前的学术界不懂得分工，他们同读着几部书，向一致的目标求最高的成就，弄得这人的能与不能也就是那人的能与不能，一条路上挤着许多人，却空着许多条路没人走。”因此，他主张分工合作，“各人割了一小部分作深入的研究”（注：《三周年纪念词》。）。如学会同人中，冯家昇主攻东北史地，史念海主攻唐代地理，聂崇岐主攻宋代地理，王日蔚主攻新疆民族史，等等。事实证明，分工合作不仅能大大提高研究工作的绩效，而且为个人的成材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计划周密以及同人努力，禹贡学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禹贡学会在有关募集基金的启事中透露，到1935年底，学会会员已有长篇积稿数十篇之多，未及刊载，于是有编辑、出版丛书之议。但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著述大多未能出版。
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出版了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禹贡学会研究中国疆域沿革的一个初步总结性成果。书中处处表现出强烈爱国情感。如其绪论云：
近年以来，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谓满蒙非我旧土，不知汉之辽东、玄菟，实当今辽之诸地，右北平属县大半皆在热河境内；唐代之安东都扩府治所实在今鸭绿江以南，其辖州郡，亦散布于朝鲜半岛。原强邻侵略之野心，固当抹杀事实，而国人亦多数典忘祖，随声附和，岂不谬哉！
鉴于当时“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的严峻形势，作者“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国人明白：“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
书中借史事说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如论及明代大筑边墙：“明人备边，筑城修塞，竭全国之力，然犹不能御异族之侵入；今日之外患较之明代，实远过之，而边圉不固，守御无方，上视明人，能不愧色！”
也有直抒丧权失地之痛，勉励国人奋发图强的议论：“近百年之中，国势益弱，外患日多，藩属被夺，领土日损，殊甚痛惜！……吾人回顾汉、唐两代光荣之历史及广大之疆域以及与今日求生不得之局面相较，洵不能同日而语！感念畴昔，能不悲伤！光复旧土，还我河山，是在吾人！”
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就还表现在对前人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如对历代正史地理志的考订，对《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的研究。在边疆研究方面，他们着手刊印《边疆丛书》。这是因为，“欲究边情，必考典籍”，在我国，“殚心边事者”大有人在，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舍外人之书几无可读”，“若大吏之谴远戍者，又类为明达之士，其于因革复兴之间，佥能审厥利弊，均笔之于书，皆成凿凿史实”。但这些极有价值的著作往往“委弃于小崖屋壁”而渐致失传。为此，他们认为“亟求先儒遗著，汇而刊之，俾讲边政者资借镜焉”（注：《边疆丛书刊印缘起》，《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到1935年底为止，学会印成清人史志著作四种：即陈克绳撰《西域遗闻》、钟方撰《哈密志》、富俊撰《科布多政务总册》和允礼撰《西藏日记》。另外还有常钧《敦煌随笔》、《敦煌杂钞》、程穆衡《准噶尔考》、吴禄贞《经营蒙古条例》、乾隆敕撰《巴勒布纪略》以及不著撰人的《西行日记》、《吉、黑、韩边界地理志》等，也在计划出版之列。
以地区而论，禹贡学会对东北史地的研究用力最多。禹贡学会成立于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东北问题便自然成为学会关注的焦点，其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很快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
东北是满清的发祥地，清廷对其发迹的历史讳莫如深，视东北为禁脔，禁止汉人移植，又实行满汉隔离政策，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后来沙俄在远东扩张，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方才不得不取消了汉人垦殖东北的禁令。但学术研究的禁区依然存在。就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兴起边疆研究热潮时，东北也几乎无人问津。
但是，对沃野千里的东北垂涎已久的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对东北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了所谓“满蒙学”、“满鲜学”，而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论》，则成为日本吞并东北的历史学根据。
出于恢复故土的爱国主义思想，禹贡学会重点研究东北史地，包括对日本研究东北成果的介绍、东北的民族、地理环境和历史。《禹贡》半月刊第六卷3、4期的《东北研究专号》便是学会东北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据笔者初步统计，《禹贡》半月刊发表有关东北的论文40篇左右，作者20余人，其中以冯家昇著述最丰，成就最大。
首先是对日、俄学者东北研究成果的译介。《禹贡》学人认为这是进一步研究东北的基础性工作。俄国对东北的研究起步很早，并在人种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而日本学者在东北史地方面的研究更胜一筹。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对我国东北的研究，“但只限于元清两朝之事，且其时之眼光与方法不脱前人之窠臼”。自明治维新以后到日俄战争，日本研究东北进入了第二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几位卓越的学者，“学植既富，又颇能利用西洋人之方法”，从而建立了所谓“满鲜学”或“满蒙学”的基础，其中以那珂通世、内藤虎次郎和白鸟库吉三人最引人注目。那珂通世于1900年在《史学杂志》发表了《台湾朝鲜满洲研究指南》，并著有《高句丽古碑考》、《朝鲜古史考》。白鸟库吉则精通英法德诸国文字，著有《匈奴属何种族》、《突厥阙勒碑铭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盘据中国北部之古民族之种类》等。日俄战争后，日本进行大规模地发掘搜求史料工作。
其次对东北民族的研究。冯家昇的东北史地研究计划中，作《东北史地》，“以东北民族为主体，打破向来以中国朝代为段落的老套，主旨在说明：一、各民族之文化概括；二、各民族间之关系；三、各民族与中国文化及政治上之关系。”（注：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 期。）为此，冯家昇先后发表了《述肃慎系之民族》、《述东胡系之民族》和《原始时代之东北》、《豆莫娄国考》、《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等数篇论文。此外，周信的《清初东北土人的生活》、王日蔚的《契丹与回鹘考》、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考》等论文，也论述了东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它们与汉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与中原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
第三是对东北史地的研究。主要有李晋华的《明代辽东归附及卫所都司建置沿革》、张维华的《明代辽东卫所建置考略》、潘承彬的《明代之辽东边墙》和李漱芳的《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等。此外，有关东北地理考证的，有谭其骧的《辽史地理志补正》、冯家昇的《辽金史地理志互校》、周一良的《都尔鼻考》、王怀中的《唐代安东都护府》、王华隆的《洛阳史迹》、饶宗颐的《古海阳地考》、张印堂的《中国东北四省的地理基础》等。
第四是有关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如田凤章的《原始时代东北居民与中国之关系略识》、王伊同的《燕秦西汉与东北》、冯家昇《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和《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刘选民《东三省京旗屯垦始末》以及龚维航《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等。
要而言之，禹贡学会的东北史地研究，取得以下几方面的成绩：
一是基本上理清了自古及今居住于东北地区的部落、民族的源流及其历史文化。古代的肃慎、夫余、东胡诸族，近世的满、蒙等少数民族之间及其与汉族间的相互关系；表彰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立东北的贡献，揭示了团结是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的历史事实。
二是研讨了中国历代政府在东北地区开疆拓土、怀敌附远、开辟榛莽、教化蛮荒的文治武功，说明了自古以来东北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批判了封建统治者实行反动的民族隔离政策，蓄意制造民族间的猜疑和敌视，使东北千里沃土得不到应有的开发，终于给外敌以可乘之机。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东北可称地大物博，本应早已开发，但因满清排禁汉人，放任土人，以至这天府之国的饶美地域，数百年来极少进步，最后终为日人所劫夺”（注：载《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5期。）。
三是考察了东北地理的沿革变迁、军事要塞、边墙、物产，说明东北在我国军事防务、经济民生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为我国有朝一日收复东北建设东北做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禹贡学派对西北史地的研究也卓有成效。西北史地研究在清季曾形成一股热潮。时至二十世纪，西北问题依然引人注目，俄国在大面积侵夺中国西北、东北的领土之后，又凯觎新疆和蒙古。东北被日寇吞并后，西北在俄国的政治、军事上的地位更为重要。为此，禹贡学会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西北现状的调查，先后组织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和“后套水利调查团”，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刊出了《西北史地》、《后套水利调查》以及《回族与回教》等专号，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例如在后套水利调查中，他们发现了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的爱国人物王同春，其人其事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传，但在史志中却湮没无闻。于是决意要大力表彰王同春的爱国事迹，以激励民族士气。顾颉刚说：
王同春是一个民族的伟人，贫民靠了他养活了多少万，国家靠了他设了三个县。然而他的事业是及身而失败了，他的名誉除了绥远一带之外是湮没了。如果我们再不替他表彰，岂不证明中国太没有人了！（注：见《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2期。）
经顾颉刚的呼吁倡导，记述王同春的生平事迹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从而使这一传奇人物形象日益丰满真切。有关王同春生平事迹的调查，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顾颉刚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行的《中国文学》第64号上，该译文在结尾的说明中写道：“顾颉刚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为鼓舞民族士气，将一番热情倾注在王同春的开发上，这充分说明顾颉刚并不是一位平庸的记述家。”（注：竹内好译：《绥远的王同春》，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一文。）
禹贡学会通过对河套水利的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再度强调了开发河套开发西北的战略意义。如蒙思明《河套农垦水利开发的沿革》一文所昭示的：“历代之所以移民河套、戍兵屯田不遗余力者，则以中国的外患常在西北，河套实西北的屏障，国防所系，倘能大事开发，则可以当地的人力物力捍御外侮。”而“时代之盛衰兴替往往可以由该时代河套之开发与否而定决”。（注：见《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5期。）
对回族和回教的研究，禹贡学会特别是其核心人物顾颉刚实居开拓之功。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是非回教徒尤其是汉族人士，不了解回教，不了解回教徒，加之满清“二百多年的愚弄政策”，回汉民族间纠纷不断，所以首要的工作是“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从而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在文化方面做一些文化沟通工作，尤其注意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了解”（注：见《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附录。）。
顾颉刚倡导汉族和少数民族加强沟通，增进信任，团结合作，共御外侮，告诫人们提防敌人“以华制华”的诡计，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在西北回教人士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四、禹贡学会的历史地位
禹贡学会在短短的三年间，把一大批有志于研究历史地理和中国边疆的学者团结在一起，分工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刘起釪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术》（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书中，曾对《禹贡》半月刊的主要贡献作了这样的概括：
（一）《尚书·禹贡》的研究，延伸为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我国开始建立了历史地理学这一新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的我国第一批历史地理学人士；（二）倡导了边疆学的研究，使国人注意到了这一严重的问题，不少人继起从事此项研究，至少使人注意到了研究边疆的重要性，也为顾先生今后大半生继续提倡边疆研究，并组成“边疆学会”奠定基础；（三）提出民族历史和民族现状的研究。这是以前所难有的，为我国今后兴起的民族现状的研究作了先导。
应该说，这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但刘起釪先生强调的是禹贡学会在学术研究领域上的开创之功，没有提到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还应该把禹贡学会的出现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充分说明其历史地位。
首先，禹贡学会有力地推动了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热潮。
《禹贡》半月刊创办伊始，是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尚未脱离旧时地理学专究政区沿革、山川物产的格局。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造成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他们很快把研究重心转移到边疆历史、地理和民族的研究。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当时强邻压境，国势阽危，金瓯已告残缺，岂能莫不关心！禹贡学会作为一个爱国学术团体，对此就不能不有所反映。”（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禹贡学会的成立就是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一种努力，带有明确的经世意图和现实针对性。
其实，早在禹贡学会成立之前，国内已经有了以边疆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如一九二九年成立的“新亚细亚学会”发行《新亚细亚》月刊，标明其使命是“为整个中国的建设而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为实现民族主义而研究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它声称要“以主义为原则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分析中国边疆问题之过去、现在、将来之形势，归结于边疆之开发与建设”（注：《新亚细亚》月刊创刊号。），其研究对象是边疆省区历史、地理、经济的考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经营的历史和现状等。目标不可谓不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影响却较为有限。只有在禹贡学会崛起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边疆的研究才真正形成了高潮。随后成立了中国社会调查学会、边政学会、东方学会、开发西北学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颇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发行了《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季刊》、《康导月刊》、《国闻周报》、《中国边疆》等等，不少刊物一直办到四十年代末。所以有学者指出，虽然芦沟桥事变后，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停顿，“但它的流风余韵却一直绵延不断，继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通过它的研究活动使大好河山的历史状况更为人们所了解，激发起爱国主义思想。”（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因此，应充分肯定禹贡学会和其他边疆研究学术团体在激发国人守土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次，禹贡学会的工作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
禹贡学会的创办，一方面是激于边疆危机，另一方面则明确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据后来披露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可知，禹贡学会把工作重心由沿革地理转向边疆研究，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计画其移植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1期。）。为此，学会着力研究边疆史地，告诉人们：“我们的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学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当时就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如日本学者成田节男对《禹贡》半月刊的《东北研究专号》不无恶意地评论，说它是仿效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和《满洲史研究》专号而出，说“就学术研究而言，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注：参见《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1期所载《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 《禹贡》半月刊显然遭到了日寇的嫉恨。北平沦陷后，顾颉刚便被列入汉奸伪政府的黑名单，杂志不得不宣告停刊，学会因而中止活动。但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已经在反文化侵略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禹贡学人们在各地继续坚持抗日的文化宣传工作。
再次，禹贡学会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人才。
禹贡学会成立之初，顾颉刚就主张分工合作，在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这个大目标下，根据各个同人的兴趣和特长，各就一小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成浩大的工程”。事实证明，这样分工协作不仅使学会的总体目标容易实现，而且锻炼了一批青年学者，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驰骋于边疆史地研究学坛上的骁将。史念海在总结禹贡学会倡导的治学方法时说：
禹贡学会虽然也从考据入手，但却在旧基础上探求出新的境界，这就是说，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有用而且可靠的资料，治学时不迷信，不附会，认真考核，锲而不舍，问题不论巨细大小，皆以能发抒自己的见解为主，不盲从前人的成说。就是师友之间，匡惑正谬，辩难质疑也不稍假辞色。禹贡学会虽中途夭折，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些旧侣并未因它的存废而轻易转换其研究的方向。（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诸如翁独健、韩儒林、冯家昇、童书业、张维华、徐旭生、冯承钧、王日蔚、王金绂、谭其骧、白寿彝、侯仁之、史念海、朱士嘉、顾廷龙、王静如、吴丰培等一大批学者能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可观的成绩，无不得益于当年禹贡学会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