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炒股与赌博资本主义——对厉以宁等五位经济学家聚首质疑吴敬琏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经济学家论文,五位论文,全民论文,吴敬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年初，针对吴敬琏“中国股市像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以及市盈率过高”的说法，以北京经济界与新闻界恳谈会厉以宁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联手质疑为首，全面展开了一场批驳，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质疑者们以“爱护证券市场”为名，不仅对显而易见的股市泡沫经济视而不见，而且还认为全民炒股“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公众的欲望”，“支持了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要“为越来越多的人‘炒股’叫好”[1]。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在，这场批驳虽然过去了一年，但由于联手质疑的“压倒性胜利”阻碍了讨论的深入，本文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全民炒股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股市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新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渠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股市，股市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贡献，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关于全民炒股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不要股市的根本问题”[2]，其结果也绝不是质疑者胜利就是股市的福音，吴敬琏胜利就是“股市的灾难”[3]，而是要什么样的股市、怎样发展股市和要不要为股市泡沫经济推波助澜的大问题。需要争论的是：是否是因为要发展股市，就应该提倡全民炒股，欢迎越来越多的人炒股呢？是应该走全民炒股的道路，还是应该以机构投资者和专业股民为主来规范股市的发展呢？是不是只有维护股市泡沫经济，才能保护证券市场呢？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全民炒股究竟符合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一）在股市不规范的情况下，是否应该继续诱导大量的人参与炒股
10年来，在我国股市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是成批打造了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许多人虽然没有身缠万贯，也都从股市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与此同时，白领阶层，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还因炒股而“找到了摆脱贫困的道路”。尽管如此，但我们却不要忘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实。基金黑幕和黑庄恶庄使广大中小投资者蒙受了沉重损失，像兰州那样的股票诈骗更使一些市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在大家对基金黑幕、黑庄恶庄和股票诈骗表示极大愤慨的同时，为什么不想一想会有那么多的人受骗上当呢？基金黑幕、黑庄恶庄和股票诈骗的盛行，固然是我国股市不规范的表现，但这同时不也是广大股民易于受骗上当的必然结果吗？股市本来就充满了投机，没有投机就没有股市，世界各国概莫例外。不管基金也好，庄家也好，股民也好，大家在股市上都是为了赚钱。要赚钱，就免不了投机，也就免不了诈骗。而且，由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资金能力特别是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性，除了少数人的运气，个人特别是非专业股民永远也不是基金和庄家的对手。鉴于我国股市规范化尚需时日，要彻度消灭股市欺诈更非容易，所以，作为规范股市的途径，当务之急固然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坚决打黑除恶，但与此同时，是否是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开户投资者向专业股民的方向发展、大多数开户投资者向长期持股即向股东的方向发展呢？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易于受骗上当的股民人数，使股市交易走向以机构投资者和专业股民为主的轨道。否则，就只会继续给基金黑幕、黑庄恶庄等的投机活动创造肥沃的土壤，规范股市也就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在股市泡沫面临大幅度缩水或崩溃威胁的形势下，是否应该继续诱导大量的人参与炒股
对我国股市泡沫经济的发展很多人不以为然，质疑者们对正常市盈率的无知和对股价下跌的惶恐，表现了相当一些人对股市泡沫经济的麻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众多的金融商品，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考虑投资收益是很正常的事。由于股票不还本，所以与收益固定的存款和债券相比，如果不考虑价格的变动，股票的投资收益即股票分红收益就至少不能低于定期存款或国债的收益。由于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利率的变化，所以像美国那样高利率的国家股价市盈率低，像日本那样低利率、零利率的国家股份市盈率高，我国1995年前后面临两位数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形势下的正常市盈率为5-7倍，当前正常的市盈率应该为30倍以内，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所以，从微观上看，在市盈率大幅度超过正常数值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不再在乎些微的股票红利收入而专门期待股价的升值，那就意味着股市泡沫经济已相当严重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需要经济学解释的常识，却居然成了困惑我国知名经济学家的难题。韩志国在合理市盈率方面对吴敬琏的质疑[4]，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宏观上看，世界各国虽然尚无股市泡沫经济的统一指标，但股市总值对GDP倍率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尺度。当然，2000年末，我国股市总值对GDP的比重只不过是刚刚超过了50%，与一些发达国家的100%甚至200%相比确实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质疑者们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各发达国家股市规模扩大的前提，不仅是该上市的企业已几乎全部上市了，而且上市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还很高。相比之下，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包括大企业在内，我国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坐地发展的地方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企业甚少，更不要说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了。所以，我国现有上市企业不仅不足大企业总数的1/10，而且其在国民经济中垄断程度也低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股市规模就超过了GDP的50%，照此发展下去，一旦像各发达国家那样，我国各领域的大企业包括四大国有银行改制后上市以及新兴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部分外资企业悉数上市，那么即使2001年初的股价不再提高，我国股市规模也至少将超过GDP的5倍以上，而股价只要在当时的基础上增加1倍，就将超过GDP的10倍以上！然而，在我国该上市的企业全部上市以后，我国股市规模真的能够达到GDP的5倍或10倍以上，从而创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吉尼斯记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换言之，股市泡沫经济的继续膨胀，只能以一时的虚假繁荣葬送股市未来的前程。2001年上证新上市企业只有75家，深证年末上市公司总数甚至比年初减少了6%。照此速度，全国上万家争取上市的企业至少要排队100年以上！这难道不是我国股市前程的可怕写照吗？
2000年，我国股市之所以暴涨了50%以上，主要是由于新流入股市的资金高达7000亿元之巨、且上市企业的筹资总额（914.32亿元）不足总数1/7的结果。7000亿元约相当于我国当年GDP的增加值，超过了当年全国城乡储蓄总额的增加额。从各种媒体对居民存款入市诱导的大量宣传看，质疑者们大概是希望今后每年都把我国GDP和储蓄的增加额全部投入股市吧？否则，在早期投入股市的资金被企业筹资拿走了一块、被国家税收拿走了一块、被证券公司经营利润拿走了一块、被部分机构和个人开户投资者挣走了一块的情况下，质疑者们怎样才能继续维持他们“爱护的”股市呢？有人说股市能够“通过上市公司，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创造财富”[5]，这种说法在股市投机资金大量涌入时似乎是得到了验证，可在违规资金被查处后怎么就不灵了呢？实践证明；根据目前的股市规模，即使新上市企业数和新股发行额、配股额继续保持在2000年的水平，那么如果每年新流入股市的资金不能超过5000亿元以上并继续成等比级数地增加，就很难维持现有的股市行情。至于要使股市继续上扬，就必须有更多的资金流入。可以断言，在股市资金流入已经增大到极限的形势下，一时迅速暴涨到2000点以上的股价不要说难以再像以往那样地飚升，而且越飚升，就越免不了大幅度缩水或崩溃的命运。2001年上证新上市企业区区75家仍然是股市疲软，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股市的牛市过程中赚钱者多，熊市过程中赚钱者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然而，即使像2000年那样暴涨50%的牛市，也还有40%多的股民没有赚到钱。所以，面临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熊市，就难免出现大多数股民被套住、不赚钱从而怨声载道的局面。现在看来，质疑者们对股市泡沫的大幅度缩小或崩溃毫无警觉，把股市泡沫繁荣寄希望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炒股，这种维护既得者利益的行为，绝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负责的态度。
（三）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的情况下，是否应该继续引导大量的人参与炒股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公司制和股份公司制改造，虽然大都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但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机制尚远未形成。这种情况即使在少数样板的上市公司中也不例外。一部分经过名正言顺“包装上市”的公司，上市后很快就出现了经营破绽，这已经是大家都很愤慨的事了。至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管理松懈的痼疾，虽然改革和下岗分流而有所缓解，但却远远没有形成在职人员心系事业、把百分之百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本职工作的氛围。这种情况即使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也不例外。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没有类似我国限制处级以上干部炒股的“荒唐的规定”[6]。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职人员却很少有人买卖股票，例如日本政府的公务员和大学教师就基本上没有人买卖股票。在发达国家的股市发展了一二百年之后的今天，在职人员之所以参与股市者甚少，其原因除了他们深知个人势单力孤，在股市竞争中不是机构投资者和专业股民的对手外，主要是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严密，忙人多，闲人少。特别是白领阶层，不仅工作繁忙，而且下班后大都加班到很晚，再加上通勤时间普遍很长，他们一天到晚为工作所忙碌，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去研究风云变幻的股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职炒股无异于要自炒鱿鱼，因为哪一个资本家都不会容忍有人挣公司的钱去干个人的事，更没有哪一个企业管理学家和知名教授主张过可一心二意。美国100年前就开始流行的泰罗制，在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中，并没有给工人留出上股市遛达一圈的时间；现在美国企业的劳动管理，也没听说工人有打电话、看屏幕和按鼠标的时间。对于这些，一般股民不知道也还有情可原，知名经济学家视若罔闻，却岂非咄咄怪事！难怪一些媒体动辄说发达国家的股民队伍一般占总人口的30%-40%，好像发达国家都是全民炒股。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一般不计划生育，平均家庭人口一般都在4人左右。所以这样说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相当于总人口1.2-1.6倍的人与股市相关。这种无视美国企业管理和基本统计资料的舆论导向，不能不与质疑者们的理论误导无关。
也许，质疑者们是忘记了我国的国情。即在公有制的体制下，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参与了炒股，他自然不会去限制下级人员炒股；即使单位的领导人未参与炒股，但他只要看到下级人员从股市得到了收入，也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得已时也至多不过是不关痛痒地提醒一下“希望不要影响了工作”而已；至于一般职工，虽然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工作时间逛股市去股市，可后来司空见惯，你去我也去，彼此彼此，也就心安理得了。现在，很多人虽然由直接去股市改为了打电话看屏幕按鼠标，但在职炒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凡此种种，很多人的心理想必都是明镜似的。在一些全民炒股盛行的单位，炒股者说是“当捎道，对工作没有什么影响”。“当捎道”也可能真的对工作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国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弹性很大，一些工作也确实是多于少干、干好干差都可以的。然而，长此以往的后果是什么呢？且不说党政机关和学校，就说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如果其职工也“当捎道”地参与全民炒股，那么大家对上市企业和证券公司还能放心吗？令人庆幸的是，尽管是公有制体制，国有企事业单位仍还有多工作忙的人。常听到一些尚未炒股的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等闲时或退休后再说吧”。他们虽然没像“当捎道”的人们那样地支持股市，但却支撑了整个中国经济！然而，如果继续诱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炒股，让“当捎道”的人越来越多、工作忙的人也等到了闲的时候，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我们再三强调的党风以及国风、民风、学风、企风等又将如何呢？说到这里，一些不适当夸大全民炒股贡献的本末倒置的评价，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了呢？
（四）用什么样的理财渠道诱导广大投资者的资金运用方向
由于我国资本、金融自由化落后，金融商品少，所以大多数股民不仅缺乏股市投资的经验，而且也没有形成正确的资产运用意识和风险意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投资自由、责任自负的原则下，个人资产运用应该兼顾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以投资收益低、投资风险小的存款、债券、投资基金等金融商品为主，辅之以投资收益高、投资风险大的股票，从而确保投资的收益性和安全性。以主要发达国家个人金融资产的运用情况为例：根据表1的统计，法国个人金融资产中股票的比重虽然很高，1997年高达32.0%，但其他国家的比重大都在20%以下，1998年，日本只为4.5%，德国也只为8.7%（至于1980年，日本和德国只分别为2.0%和2.2%，日本在泡沫经济达到顶点之后1990年也只为9.0%）；美国1998年虽然为20.8%，但股市泡沫之前的1990年也只为11.9%。国内外一些媒体往往说美国个人金融资产的50%以上甚至70%左右都用于了炒股，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与正式统计资料的差距太大了！
表1 主要发达国家个人金融资产的运用情况 （单位%）
注：英国加[*]的数据中包括现金和活期存款。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国际局编《国际比较统计》，1988年版第70-71页；1999年版第47-49页。
鉴于上述发达国家是在股票市场发展了一二百年并且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了个人股票资产的上述比重，所以，作为真正对个人投资者利益负责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按什么样的理财渠道来诱导国民资金运用的方向和积极性，确实是应该重新思考了！目前，虽然还看不到有关我国个人金融资产运用情况的统计，但根据我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和2000年新投入股市的资金量看，这一比重无疑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后，如果每年新流入股市的资金继续超过5000亿元或更多，那么我国个人的资金运用就将越来越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更令人忧虑的是，目前各种媒体大力宣传的“家庭理财渠道”和“赚钱术”，除了“股票本身的合理组合”外，并没有各种金融资产合理组合的概念。结果，许多人往往是倾个人大部分乃至全部储蓄炒股，有的人甚至还借款炒股。这样，一些被套住的个人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就一筹莫展，惟有期待国家刺激股市的政策；其中，少数血本无归的人甚至还寻死觅活，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冲击。对此，有关部门和理论界不仅因势利导不够，反而误认为只有提高股市，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和股市发展的成功。这样，大多数股民一开始的投机行为和投机心理就没有得到制止，“炒股”和“炒作”也就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成了股市投机的代名词。
（五）在股市投资孤军奋进的情况下，是否应该继续诱导大量的人参与炒股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金融资产中，除法国外，各国人寿保险和养老金等的比重都明显地超过了股票。其中，英国1998年的比重高达54.7%。美国、日本和德国各达31.2%、28.2%和22.2%；法国虽然较低，1997年也达到了19%，比1990年的9.4%提高了1倍以上。另外，从表1还可以看出，1998年，德国个人通过投资信托投资有价证券（主要是股票）比重为10.0%，已超过了个人直接投资股票的比重；美国和日本的上述比重各为10.7%和2.4%，都超过了个人直接投资股票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的迅速增加，再加上个人的股票投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投资信托进行的，所以各发达国家的股市才形成了以人寿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信托等机构投资者为投资主体的局面。相比之下，由于我国股票投资基金的信誉不高，人寿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也没有以比股市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所以金融资本市场就形成了股市孤军奋进的局面。结果，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就只能依靠中小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开户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诱导大量的人进入股市，就不仅会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畸形发展，而且也很难发展起股市的机构投资者。只要我国股市的机构投资者不能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那么不仅难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股市投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减持国有股的趋势中，还很难继续保证上市公司的公有制性质。
（六）全民炒股是否只涉及到炒股者个人的利益
质疑者强调，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炒股，支持了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7]。姑且不论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是否非得全民炒股才能实现，仅从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看，全民炒股也不仅仅是炒股者个人的利益，而且涉及到未炒股者的利益，即涉及到全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所以由于全民炒股的上述危害，其所涉及的也绝不仅仅是炒股者个人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未炒股者的利益。就像吸烟不仅危害个人健康，而且还污染环境，影响他人健康一样。“不是股民，何谈股市”[3]，这样说不是太霸道了吗？即使质疑者们可以自诩为中国股市的创始者，但如同说“不是烟民，何谈戒烟”一样，这不啻是剥夺了全国人民评论股市的权利！全国人民都希望国企改革成功和经济长期而稳定地增长，决不允许股市泡沫经济和全民炒股影响和破坏这一美好的愿望！鉴于泡沫经济崩溃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危害和我国股市泡沫经济的迅速膨胀，特别是全民炒股对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现代化管理的严重破坏，人们完全有理由警惕这一点。一切真正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负责的经济学家，不论自己是股市的创始者还是受益者，都应该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绝不能只为了自己和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忘掉了全国人民的利益。
二、全民炒股不正常
2000年末，我国股市的开户投资者已增加到5797万户，比上年末增加了29.3%；2001年末又达6640万户，同比又增加了14.5%。从股市发展需要投资者的支持看，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乃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里面却包藏着许多的隐忧。
（一）股民人口的比重高
从全国人口数和家庭数量看，我国个人股东人数的比重尚低于发达国家，确实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但是，如从经常参与股市交易的人数看，则我国股民人口的比重却无疑是大大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股东和股民根本就不是同一概念，股市投机乃是机构投资者和职业股民的天堂，大多数个人小股东实际上很少参与。所以，尽管各发达国家股东人口的比重很高，但股民人口的比重却很低。至于我国，现有的6640万开户投资者虽然不一定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民，但其中的常客却经常使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人头蹿动，热闹非凡。与股民人口的迅速增加相适应，证券营业机构也空前增加，其中一些经济中心城市的股票交易场所甚至达到了相当密集的程度。尤其是上海，证券营业部多达500多家，深圳也有202家，可谓汗牛充栋！包括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城市在内，在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中，哪一个城市有如此之多的股票交易场所呢？
（二）股民分布的集中度高
由于我国广大农民和落后地区的市民基本上不参与股市，一般体力劳动者炒股的比重也不高，所以，近6640万股民就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中心城市的白领阶层。以200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2943万户开户投资者的分布为例，仅上海、广东、江苏、四川、山东、辽宁、浙江、北京、湖北、福建等10省市就达2017万户，占总数的68.5%；其中，上海为399万户，13.6%。相比之下，山西、新疆、广西、甘肃、云南、内蒙、贵州、青海、宁夏、西藏等10省区只为240万户，只占总数的8.2%。鉴于我国城市人口少、股民多，所以城市股民人口的比重，尤其是沿海经济中心城市股民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国外罕见的水平。上海市人口1600万，按1家3口人计算，399万开户投资者所含的人口就是1200万人，占总人口的75%。在全国在各方面都学习上海和深圳的情况下，如果全民炒股进一步在全国普及开来，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
（三）在职人员炒股的比重高
在现有的股民队伍中，虽然有一些专业股民和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但在职人员的比重无疑是很高的。首先，一些领导干部参与股市交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从反腐败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大量的内部股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炒股等现象看，部分领导干部炒股还达到了相当疯狂的程度。其次，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校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参与炒股，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19日《上网股民今年六成赚了钱》的报道：目前我国网上股民的平均年龄为32.2岁，大专和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2%，还有9%的硕士学历。从网上股民的年龄和学历看，很难设想他们大都是下岗职工和无业人员。至于沿海经济中心城市那么高的股民人口比重是否是以在职人员为主，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四）工作时间心系股市的股民多
许多媒体在形容炒股的投入和艰辛时，都喜欢说“广大股民终日在股市搏杀”之类的话。这样说虽然不免夸张，但也确实是说出了一部分人的亲身经历或切身感受。难怪一幅漫画所开出的减肥药方就是“炒股”。当然，更多的媒体则是用“饭后茶余”和“私下聊天”的表达，把炒股说得非常的轻松和浪漫。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或听到哪个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营业部是在夜间和节假日开市交易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夜间和节假日交易也不会成为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营业部今后改革开市交易时间的方向。既然如此，广大股民的“终日搏杀”和所谓的“饭后茶余”、“私下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人所共知的了。我国建立股票市场的本来目的，是要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结果却出现了“合理”、“合法”地松懈企业乃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纪律的局面，甚至连中学生也逃课炒股，这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五）“全民炒股经济学”的丰收
适应全民炒股的需要，“全民炒股经济学”应运而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对大连新华书店经济类图书摊位的现场调查（参见表2）。
表2 大连新华书店经济类图书摊位一览表
（2001年8月21日笔者现场调查；单位：个、%）
大摊位
小摊位 按小摊位折算
构成比
经营管理、工商管
理、市场营销 8 16 33.3
股票园地 4 8 16.7
财务管理、会计实
务、会计教材 2 4
8.3
旅游管理、饭店管
理、超市管理 2 4
8.3
经济理论、经济学著
作
2
2
4.2
经济读物 2
2
4.2
金融、货币、银行 2
2
4.2
电子商务 2
2
4.2
财政、税收
1
1
2.1
国际贸易 1
1
2.1
保险、投资
1
1
2.1
股份制管理
1
1
2.1
房地产管理
1
1
2.1
物业管理 1
1
2.1
企业文化 1
1
2.1
广告策划 1
1
2.1
合计 8
8
4.8100.0
注：①1个大摊位约有图书120-130种，1个小摊位约有图60-70种，大，小摊位按2:1的粗略比例折算。
②WTO和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各有摊位，但图书数都不足1个小摊位的1/5，故略而不计。
2001年8月21日，在大约3000种左右的经济类图书中，股票园地摊位中的炒股图书约为500种，仅次于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类图书，约占总数的1/6。相比之下，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所关心三大课题方面的图书，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WTO摊位中，WTO及有关我国“入世”方面的图书共13种；在国有企业改革摊位中，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图书共9种；查遍整个经济类图书摊位，经济全球化方面图书共4种。看到这个令人大吃一惊的调查结果（笔者从国外归来的切身感受），不知质疑者们有何感慨？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哪一个发达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炒股专家和业内人士？又有多少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不是在传授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知识而是在教人炒股？据笔者十多年来的观察，日本经济类图书虽远比我国琳琅满目，但大多数书店的炒股类图书都不过是一二十本，有的只有三五本或者是一本没有。不少人都说股民最关心国有企业改革。其实不然。根据笔者的调查，一些股民热衷于炒股经验的报告，买过炒股的书刊，但却很少有人听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报告，买过国有企业改革的书刊。这一无情的事实，不啻是对全民炒股论者的一个讽刺！
三、警惕赌博资本主义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面临虚拟经济的膨胀和货币游戏的盛行，欧美学者中就不断有人警告了赌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兴旺时，极力鼓吹“赚钱术”和股市投机的长谷川市太郎曾放言说：“靠干活和流汗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靠脑瓜投机赚钱的时代来到了！现在，谁不投机，谁就会被世界所淘汰”。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针对“赚钱术”和股市投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无穷祸患，日本知名经济学家佐和隆光一针见血地指出：“长谷川所宣扬的‘投机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由运气决定一切的时代。”“越是充分运用高度信息化了的高新金融技术，也就是说越是善于动脑，也就越能赚钱，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真理”，它告诉人们股票只要反复多次地炒买炒卖，就能够实实在在地赚钱。当然，一些职业股民也确实是这样赚了钱。但是，不管是怎样天才的投机家，他要想在一次投机中赚钱，就只能是靠碰运气。这种靠运气和倒霉决定成败的社会，是一个能力和努力没有意义的社会。勤勉、奋斗、创造、节俭、朴实这些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赌博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会受到尊重，反而成了嘲笑的对象。”[9]针对目前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股市投机，货币游戏成了美国全社会唯一关心热点的现象，日本学者寺岛实郎也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本来就是提倡个人欲望的社会，其本身就充满了投机。现在，在金融技术和金融商品不断地花样翻新的形势下，又有了信息技术的武装，从而国民意识中‘无须努力工作和不劳而获’的思想愈益泛滥，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像是一个疯狂投机的赌场了。”[10]
连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都看透了股市交易的赌博性质及其所导致的赌博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性，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者，怎么却反而对我国“股市像一个赌场”的基本判断都感到不可理解了呢？如果吴敬琏不只是说“股市像一个赌场”，而是说“整个社会像一个赌场”，那岂不更是一个弥天大罪了吗？说“让更多的人了解清楚后懂得股市跟赌博是不一样的”也好，说股市是赌场“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11]也好，其目的虽然都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股市，但既然说“投机跟投资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投机是一个中性词”[12]，却怎么不说投机和赌博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呢？难道把投机说成一个中性词，解释成投资的机会，就能否定了投机的赌博性质吗？“不能被这种表现化的概括所迷惑，否则经济学家与普通人就没有差别了”[13]。经济学家的确应该与普通人不一样，不应该被各种表现化的概括所迷惑，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如果说普通人看不清股市赌场性质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身为经济学家，却要为股市不是赌场辩护，这倒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我国股市现在有1000多支股票，将来还要增加到一万支以上。那么的股票究竟妙哪个，这难道仅仅只是投资和投机，而不是赌注和赌博吗？如果仅仅是投资和投资的机会，那么2000年拿进股市1000亿元就够了，但结果为什么拿进了7000亿元之巨呢？如果是少数人赌博的股市，这在哪个国家、哪种社会都是在所难免的或者是正常的；但如果是全民赌博的股市，则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就都很难说是可取的或正常的了。
赌博资本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滋生的一个毒瘤，在主要发达国家向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加速蔓延的趋势。赌博资本主义是充满风险的社会，其基本特点有两个：第一，在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第二，在决定成功和失败的因素方面，个人能力和努力的差异已越来越不重要了，起关键作用的是越来越依靠运气的好坏。赌博资本主义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而且如佐和隆光所说，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所以很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桎梏。前车之鉴，必须引以为戒，绝不能因为是社会主义股市就掉以轻心。马克思关于许多人可以为了超额利润而不惜冒杀头的风险的管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在大家都为利润而来的股市，投机本来是不需要鼓励的。不鼓励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冒险了，再鼓励不就要翻车了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一些发达国家虽然定期公布全社会的股东人数，但却很少公布参与股市交易的人数，据说这是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相比之下，由于我国为了诱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炒股，所以就不是把股东人数而是把开户投资者数当作了股市繁荣的标志，甚至连小学生用压岁钱买了几只股票成了骄傲的股民，也成了电视小品的内容。虽然不知道这个电视小品的真实用意，但小学生炒股本身既叫人啼笑皆非，也令人无限担忧。
根据日本泡沫经济的经验，泡沫经济从现象上看，是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的异常上升，即资产含水过多；而从本质上看，则是社会形成了一种资产异常膨胀的投机机制。鉴于我国股市泡沫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股市投机机制的形成也非一日之功，所以说要警惕赌博资本主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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