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Z19,Z11,B29
一、引言
现代社会，语言的功能已日渐深入到科技、经济、社会生活等众多的行业领域，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语言越来越多地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小到个人对外语学习的决策问题，大到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乃至整个社会语言的变迁，都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语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技能(外语能力)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及工资收入的影响，以及经济学在语言政策的设计、选择和评价中的优势等等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悄然兴起。
近年来语言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至今它并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其理论体系也不够健全。长期以来，语言经济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Lamberton，2002)，很多人都知道经济学已经应用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框架之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了解语言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做的工作(Breton，1998)。语言经济学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人员间的沟通远远不足，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阵营，致使已有的语言经济学文献高度分散，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总结，甚至连“什么是语言经济学”这一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因此，想要进一步深化语言经济学研究，改善其研究现状，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语言经济学，非常有必要对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与归纳。这对于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及有效运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为数不多的对语言经济学研究进行总结的尝试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Grin(1996b)。Grin(1996b)对当时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等地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进行了一次综述。但由于发表年代的限制，今天看来，他文章所涉及的文献比较陈旧，讨论也主要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语言经济学研究上。国内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末，由外语学界(许其潮，1999)正式引入中国，林勇和宋金芳(2004)也较早地对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进行过评述，但这些工作基本停留在一般性介绍上。随着国内学界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关注程度逐渐加大，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独立思考的研究，如汪丁丁(2001)、韦森(2005)、张卫国(2008)、薄守生(2008)，等等。但这些文献在内容上也是分散的，研究几乎不具有连贯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就过去几十年中语言经济学及其相关研究做出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回顾，特别评析这一领域中的一些最新进展，并对语言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对语言经济学进行系统综述，将更为清晰地界定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减少研究人员在相关概念、范畴、方法论及解释逻辑上的混乱和分歧。(2)讨论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范围，并对广义与狭义的语言经济学进行分类，使语言与收入、语言动态发展、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等传统语言经济学研究和语言结构、语义及语用的博弈分析等新兴研究领域都集中在(广义的)语言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扩大了“语言经济学”概念的外延。(3)本文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系统评介，希望能增强国内学界对语言问题与经济理论二者互动可能性及可行性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国内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跨学科互动。
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考察了语言经济学的产生与兴起；第三部分对语言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及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评述；第四部分分析讨论了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最后是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产生与兴起：一个概览
在当代经济研究中，许多问题追根溯源或展望未来都有一条明确的研究主线贯穿其中。但是提到语言经济学，这个话题却显得非常沉重。因为我们称之为的语言经济学，从产生至今一直存在着研究主题过于松散的问题，以致就语言经济学的产生而言，也需要从三个层次上来阐述：作为一个术语，“语言经济学”来自信息经济学开拓者Marschak(1965)的一篇同名短文；作为一个时代产物，语言经济学孕育于民族主义问题之中，发端于加拿大的官方语言问题；而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它成就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一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Marschak发表在《行为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短文里。语言的使用为什么随着某些变化而变化？为什么有些语言很好地保存下来，而另一些却逐渐消亡？Marschak(1965)从这些问题出发，给出了他对语言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其核心观点是：经济学与探求语言的优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也具有价值、效用、成本和收益等经济特性；一种语言的某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保留下来或被抛弃，主要取决于该语言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大信息量的能力。这是经济学家首次正式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问题。不过，Marschak并没有给语言经济学下一个定义或是给出进一步的说明解释。我们并不否认Marschak对语言问题所作经济学思考的真实努力，但今天看来，Marschak提出“语言经济学”似乎也略带着某种随意性，或者说当初表达了一种朴素的语言经济学思想。正是由于只是一种思想，而没有理论或经验支持，Marschak(1965)的文章在发表之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虽然Marschak是对语言进行经济学分析的第一人，语言经济学也几乎与Marschak(1965)同时代产生，但语言经济学在最初的起步阶段，除开“语言经济学”一词是从Marschak(1965)借来的之外，二者没有什么因果联系。因为随后的研究虽然对Marschak(1965)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延续他的研究思路，而是为了迎合民族主义和殖民地国家官方语言政策分析的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到语言经济学研究上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等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地，一些国家由于殖民等历史遗留问题在其官方语言政策问题上面临着很大困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许多国家对语言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的需求便应运而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加拿大学者(Breton，1964，1978)率先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开启了经济学对双语及多语现象的研究，进而拓展到对语言政策、双语教育以及语言与收入关系等方面的经济学研究。不过，当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社会语言学影响，把语言看成一种民族归属，用以分析不同种族的移民之间的经济地位及其收入差距问题，因而它更像是语言社会学或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因此，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语言经济学的起步和摸索阶段。
对语言经济学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随着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兴起，研究人员发现教育投资中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而语言学习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必然要有其成本和收益。这便为Marschak当初的语言经济学观点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人们这才意识到Marschak语言经济学思想的前瞻性。此后，语言经济学开始摆脱社会语言学的束缚，与人力资本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突破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地，当加拿大《官方语言法》(1969年)及其修正案(1988年)实施和出台时，语言经济学已经成了加拿大的一个现象。因此可以说，Marschak的思想加之随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一道催生出了语言经济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研究人员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语言交际功能和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上，特别强调主动获取语言技能是人们经济优势的一种来源。随着语言学习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体现在移民的劳动收入上)，研究人员围绕着语言认同和语言能力共同决定劳动力收入这一话题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McManus et al.，1983；Grenier and Vaillancourt，1983；Grenier，1984；等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体见下文“语言与劳动收入”评述部分)。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5月一次主题为“官方语言与经济：加拿大的新视角”的国际研讨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集中讨论了双语的商业性、语言培训与商业化以及加拿大的语言政策问题。这极大地推动了当时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在北美研究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初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者也开始从事语言经济学研究，具体成果散见于对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Grin，1990，1996a，2000，2003)以及双语者或移民的经济收入(Dustmann，1999；Dustmann and Van Soest，2001；Dustmann and Fabbri，2003)等方面。上述阶段可以说是语言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黄金阶段。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语言经济学研究在主题上虽然呈现多样化，但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却没有实质性突破。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它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不过，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和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如Selten and Pool，1991)开始意识到用博弈论对语言学问题加以研究讨论也是可行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Ariel Rubinstein等学者对语言结构、语义以及语用策略(Pragmatic Strategy)等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论研究(Rubinstein，2000；Glazer and Rubinstein，2001，2004，2006)为语言经济学注入了活力。与语言经济学起步阶段的情况相类似，此类研究与其之前的语言经济学研究也几乎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为语言经济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研究内容和全新的研究方法(具体见下文“博弈论在语言学问题上的应用”部分)，拓宽了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视野。
三、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评述
Grin(1996b)根据地理区位等因素，曾将语言经济学研究工作具体划分为九类。①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交叉内容，而且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研究已经停滞，能够延续下来的研究大致体现在语言与劳动收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以及语言动态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等方面。此外，将博弈论应用于语言学问题的研究在近年来持续增多，这为语言经济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作了有益的尝试。
(一)语言与劳动收入
语言与劳动收入，即研究语言及其相关因素与个体劳动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用于解释为什么不同语言群体成员间存在着收入差距。基本观点是语言能力是影响人们个体劳动收入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语言与劳动收入研究是在加拿大官方语言问题的背景下，伴随着语言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加拿大实行英法两种官方语言，而且一个可观测的现实是其法裔公民和英裔公民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问题，因此针对此类问题人们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与人们掌握不同的语言有极大的关系(Carliner，1981；Shapiro and Stelcner，1981；Grenier，1987；等等)。这便是所谓的语言经济学的加拿大实证传统，它开启了学者们对语言技能在个体劳动收入差距问题上的解释作用的关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研究人员随后迅速跟进，更为深入地分析论证了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关系，其研究特点如下：(1)不断拓宽研究样本范围，样本从最初单一的加拿大数据拓展到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瑞士、南非等国(如McManus，1985；Tainer，1988；Chiswick，1998；Chiswick and Miller，1995，1999，2007；Dustmann and Fabbri，2003；Grin，1995；Levinsohn，2007)；(2)更新计量方法，从简单的OLS到利用VAR模型和工具变量等(如Chiswick and Miller，1999；Leslie and Lindley，2001；Dustmann and Van Soest，2001；Bleakley and Chin，2004)；(3)对语言技能进行分解，分析研究语言总体能力水平、语言流利程度、听说读写的各种单项语言技能对收入的影响(如Chiswick，1991；Dustmann，1994；Carnevale et al.，2001)；(4)寻找新的研究点，如语言技能与收入的内生性研究、语言技能与其他人力资本互补性研究等(如Chiswick and Miller，1995，2003；Berman et al.，2003)。总的研究表明，人们所拥有的语言能力与其自身收入所得正相关。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了语言歧视和语言政策等相关因素对人们收入的影响，主要结论是：语言歧视导致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边缘化，他们的收入自然不高(Lang，1986；Pendakur and Pendakur，2002)；语言政策会影响到人们对某种语言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语言歧视的程度等，进而影响人们的劳动收入(Shapiro and Stelcner，1987；Angrist and Lavy，1997；Christofides and Swidinsky，2008)。
通过上述文献我们发现，语言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语言(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影响；二是语言歧视的影响；三是语言政策的影响。其中，直接影响来自于语言人力资本和语言歧视，间接影响来自于语言政策，而且语言歧视和语言政策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最终又可以归结到语言人力资本的作用上。这也体现出了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所拥有的两个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和(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歧视理论(张卫国、刘国辉、陈屹立，2007)。语言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机理在于，语言知识可以被看作一种技能，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是对人力资本特定形式的投资(张卫国，2008)，自然地会产生经济效益。之所以发生语言歧视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人群缺乏社会主体语言的技能，而那些好的语言政策可以消除部分的语言歧视，相反另一些语言政策则可能导致对某些可获利语言的投资成本上升，使人们无法获得该语言人力资本。②可见，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上，语言人力资本、语言歧视和语言政策三者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总之，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观点能很好地解释不同语言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把语言技能纳入到劳动收入函数，是语言经济学的一次首创，它对人力资本理论也是一种拓展。
(二)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是指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它不仅仅涉及语言本体规划，更多的关涉到透过语言问题对人与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传统研究主要立足于语言学理论，往往强调这一领域的概念和基本范畴，但是在公共政策的宏观层面上除了政治辩论之外很难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特别是在语言政策的评价方面方法略显不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产生了许多新需要，传统语言规划理论日渐无法满足这种新形势，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便应运而生，并正在给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据Grin(1996c)考证，Thomas Thorburn是经济学家中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语言政策的第一人。Thorburn(1971)提醒人们，在评估语言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复杂问题。Grin(2000)把术语“供给”和“需求”移借到语言问题上来。他认为特定语言活动可以产生对特定语言产品的需求，进而人们可以从语言政策的角度分析这种产品的供需。如果某种语言政策失效，可以观察该政策是否完全偏向于或排除了供给与需求的某一方。因此，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至少在两个方面显得有用(Grin，1996b，2003)：一是在理解语言相关的选择过程方面。语言经济学有助于理解是这些选择影响了经济因素(如语言对劳动收入的影响)，还是经济因素影响了这些选择，如经济对语言的促进(Grin，2008)、国际贸易与语言传播的相互作用(Melitz，2008)。二是在选择、设计和评价语言政策方面。语言经济学可以为语言政策分析提供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应用到它的事前选择与设计以及事后评价中去。关于事前选择和设计，理性选择理论有助于找到最为可行的方案和实施方法；关于事后评价，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使结果指标与每项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拿出一个标准来比较那些完全不同的政策。因此，语言经济学的介入有助于探究那些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选择和设计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政治辩论的层面上。随着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回报率(Grin，1995)、关于语言政策效果评价(Grin and Vaillancourt，1999)、关于语言政策成本和收益的测算(Vaillancourt and Coche，2009)等研究的不断深入，困扰着语言规划研究人员的众多难题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或解释。
当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建模中的变量选择问题。应该选择哪些变量而舍弃哪些变量，这是有效建立模型将要面临的首要任务。经济学模型有可能略掉或忽视一些语言学或政治学相关的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重要的。因此对语言政策进行经济分析，在建模中还必须引入社会语言学的概念和知识，使语言经济学真正地融入语言规划这门跨学科的研究之中。
(三)语言动态发展
语言动态发展问题原属社会语言学问题，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也密切相关。Marschak(1965)最初提出的“为什么有些语言很好地保存下来，而有些语言却逐渐消亡”就是一个语言动态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境下日益突出。尤其是语言的消亡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相关？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一般只停留在对上述事实的描述上，或基于“语言是一种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观点，主张对趋于消亡的语言进行保护，但是它们对语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把握不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语言动态发展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
语言融合是语言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Breton(1998)和Lazear(1999)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语言和文化融合中的经济因素。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群体由n个人组成，每个人的语言不同，但是每个人都有与他人交流的愿望或原因。为了保证交流有两种可能的安排：第一，每个人都去学习群体内的n-1种语言；第二，每个人都去学习一种共同的第二语言。无疑，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第二种安排更有效，也更容易实现。在经济的作用下，各种语言有一种朝着共同语言发展的趋势(Breton and Mieszkowski，1977)，这种共同的语言就是通用语。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通用语能节约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在某一时期同一个地域可以存在着多种通用语，然而科技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强国的出现以及社会变故(如战争等)会使通用语的数量减少(Breton，1998)，使某一种通用语的网络外部效应被放大，其结果有可能会产生唯一的通用语来，如较早的拉丁语、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法语和今天的英语。
少数民族语言生存问题，即濒危语言问题，是语言动态发展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它与语言融合密切相关。Grin(1990)曾借鉴了贝克尔时间分配理论，讨论了贝克尔时间分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Grin认为双语者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何种语言进行交流是在该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结果。Grin(1993)通过建模又讨论了少数民族语言“生存门槛”的问题。与以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同，Grin认为衡量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门槛，不能单纯地采用那些简单的一维指标，比如既定时期内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比例。新近的研究(张卫国，2010)则在Breton(1998)和Lazear(1999)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因素对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影响，并找到了少数民族语言在生存和被同化之间的临界点。
综上，对语言的动态发展加以经济学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动态发展的实质。当然，如何有效地让语言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也需要适当的语言政策来干预或相应的语言规划来完成。
(四)博弈论在语言学问题上的应用
一般来说，对语义、语用及语言结构等问题的研究是语言学的任务，而近年来以Rubinstei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改语言学传统的分析方式和风格，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地尝试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模型，探究语言的数理性质及其形成和演化机制等。
1.语言、意义与博弈
在Rubinstein(1996，2000)之前，博弈论的相关讨论已经涉及语言与意义等方面内容，只不过没有人像Rubinstein那样正式地提出这一话题。早在Schelling(1960)提出聚点均衡时，人们开始注意到事前不花成本的廉价磋商(cheap talk)是解决博弈中纳什均衡多重性的一种方法。事前交流的工具或手段无疑是语言，因而对廉价磋商的讨论是语言与意义博弈分析的最早雏形。但主流经济学的廉价磋商研究是在博弈论纯理论框架内进行的，重点在于讨论它的廉价性(无成本无约束)和磋商性(直截了当地清晰交谈，即无中介、无信任成本且支付不相关)，以及廉价磋商能否使博弈达到唯一纳什均衡(详见Crawford and Sobel，1982；Aumann and Hart，2003；等等)。换句话说，在上述文献所讨论的廉价磋商过程中，局中人所使用的语言(发送的消息或信号)都被赋予了先验的意义，即假定语言是无偏的、一一对等的且不存在欺诈性。
Rubinstein(1996，2000)的贡献在于他打开了语言内部结构的黑箱，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词语意义的生成及演化。Rubinstein(2000)研究表明：人的语言或思维结构中实际存在着某种线序(linear ordering)最优二元关系，即“当且仅当一个二元关系是线序时，它可以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指出全集的任意子集中的任意元素。在标示每一个子集的每一元素上，线序是最有效的二元关系”③。至于自然语言的意义是如何确定的，Rubinstein(2000)认为，词语的特定含义均是在该语言演化的最优过程中所形成的演化均衡而确定的。尽管这一推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④，Rubinstein的原创性研究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思维定式，为语言经济学乃至语言学研究都提供了有趣的观点和新的研究方向。
与Rubinstein(1996，2000)类似，Blume(2000)正式地将语言数理形式化，认为语言是有限事物集等级的一个集合。Blume认为在丰富多变的环境下，语言是不完整的，且对结构具有依赖性，但是具有创造力的语言还是可以从共同知识结构中产生的，即使那些结构和以往的语言并不一致。这种观点与Rubinstein(2000)的讨论——存在着演化力量，使那些二元关系功能上为“最优”的结构更易于在自然语言中被观察到——是相近的。不过与Rubinstein等人相反，Lipman(2009)利用标准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分析了语言的含糊其辞问题，他认为语言的模糊性存在着某种次优，特别地，如果说者无法知道听者将所听信息再次传递的所有可能语境，含糊其辞就是最佳的；语言的这种模糊现象源于人们的有限理性。De Jaegher(2003)则给出了语义模糊的博弈逻辑，认为适当的含糊有助于解决博弈双方的利益冲突。
2.博弈与语用策略
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其中，Grice(1989)的会话合作原则具有重要地位。语言学方面，Parikh(1991)最早将博弈论和Grice的合作原则结合起来，发展出了主要研究交际中语言策略优化问题的博弈语用学。关于交际中的策略优化，经济学或博弈论文献中较早的相关研究有Milgrom和Roberts(1986)、Shin(1994)等，但它们的主要出发点是博弈理论而非语用学。这是语言学和经济学文献之间的一个分歧。语言学文献关注博弈论在语用学中的应用，试图用博弈论来解释或指导语用现象；而经济学文献更倾向于研究或解释博弈策略本身。
Rubinstein(2000)、Glazer和Rubinstein(2001，2004，2006)尝试在经济学和语言学文献间做出调和，他们的出发点是辩论中的语用逻辑解释。Rubinstein(2000)发现，Grice理论并不适用于辩论。辩论往往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两方进行争论，任一方都通过例举对自己有利的论据试图说服第三方(听者)支持他们的观点或立场(Rubinstein，2000；Glazer and Rubinstein，2006)，也就是说，辩论具有兴趣冲突的特征。而Grice的会话逻辑是基于合作原则的，基于交谈双方对谈及事物有共同的兴趣。这就引申出一个重要命题，即陈述作为论据在辩论中的意义和在普通会话中不同。证据力相等的论据通常由于辩手的策略不同，导致其力度变化，使得听众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听众如何优化策略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因辩手的举证策略造成作出错误判断的概率(Glazer and Rubinstein，2006)，是博弈语用学所忽视的，这也正是Glazer和Rubinstein近年来一系列研究所关注的。具体说来，Rubinstein(2000)正式地将辩论定义为扩展博弈型，将辩论视为一种机制，它被设计来从辩论者那里提取信息。研究结果表明：任一最佳辩论过程都是序贯博弈，而且存在着一个非对称的对待局中人的说服原则(Rubinstein，2000；Glazer and Rubinstein，2001，2006)，在序贯辩论中还存在着一个最优机制，即存在着说者的一个最优策略引诱出听者的信念，让听者知道遵循这个机制是最优的(Glazer and Rubinstein，2004)。
关于辩论语用策略的研究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中都具有理论增量。在语言学文献中，它们属于博弈语用学的范畴。语用规则决定了交谈参与者间的博弈，抛开语用规则的产生过程，将这些规则与理性的谈话人为追求谈话中的效用最大化所选择的规则进行对比本身就是有趣的(Glazer and Rubinstein，2006)。在经济学文献中，它们则有助于人们更深层地理解信号传递博弈以及委托代理模型中信息发送和接受的机制。目前博弈论应用于辩论语用策略方面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两类情况上：一是双方博弈。甲方试图说服乙方采取某种行动或接受甲方的立场，即辩论者间的影响，而非影响第三方(Glazer and Rubinstein，2004，2006)；二是三方博弈。甲乙双方试图影响第三方行动而进行的辩论或廉价磋商(Rubinstein，2000；Glazer and Rubinstein，2001；Spector，2000；等等)。
四、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至此，我们回顾了语言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研究领域等。可以发现，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确比较繁杂，甚至是有些混乱。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语言经济学”这一概念？如此纷杂的研究是否应该汇集在“语言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又该如何统一？这些问题直接指向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却恰恰也是已有研究语焉不详之处，我们在此尝试作出回答。
关于语言经济学，Breton(1998)曾明确表示，“语言的经济学研究还不是由许多明确主题构成的。”⑤事实上，这是研究人员之间研究兴趣相互分散的结果。翻阅文献，关于语言经济学研究有多种提法，主要体现在英文称谓上，如“Economics of Language”(Marschak，1965；Grin，1994，1996b，2003；Chiswick，2008；Chiswick and Miller，2007)、“Language Economics”(Breton，1998)和“Economics and Language”(Henderson et al.，1993；Rubinstein，2000)等。除此之外，还有两类研究与此相近，它们分别是经济学修辞学(Rhetoric of Economics)和经济语言学(Econolinguistics)。这些概念上的含混，既不利于这一领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研究者对语言经济学的不同理解。对它们加以澄清和分类，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语言经济学繁杂的研究现状。
上文提到，“Economics of Language”这一术语是Marschak(1965)首次提出的，“Language Economics”似乎只是“Economics of Language”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二者在概念上应该是等价的，因为在一些文献中二者经常被混用，如Grin(2003)。回到Grin(1996a，2003)的定义，“Economics of Language”是“在对表征语言变量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它主要(但不专门地)侧重于经济变量起作用的那些关系”。可见，Grin将语言经济学特别地限制在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上，而非语言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如此说来，早期诸如语言与收入、语言政策以及语言动态发展等方面研究基本没有脱离Grin所定义的范畴。说到底，它们把语言看作是经济模型中的一个变量或参数，来分析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张卫国，2008)，其主要依据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一点上，Chiswick(2008)的理解更加局限。他认为，Economics of Language只是“利用经济学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能力的决定因素和后果”⑥。
“Economics and Language”最早是作为书名出现在一本收录多篇关于经济学修辞文献的文集中(Henderson et al.，1993)。Rubinstein(2000)关于语义选择、语用策略以及博弈论修辞的文集也使用了相同的名字。Rubinstein、Henderson等人之所以选择“Economics and Language”为题，是因为他们书中内容和传统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没有必然联系，尤其是Rubinstein(2000)不仅有对经济学语言的反思，更多讨论涉及到利用经济学工具分析语言的语义、语用及演化问题。因此，Rubinstein(2000)分别使用了“经济学的语言”和“语言的经济学”两个篇名以示区分。Rubinstein(2000)特意强调，书中没能涉及“Economics and Language”这一标题下可能包含的全部问题，“譬如Grin等人的研究内容就被忽视了”⑦。也就是说，在Rubinstein看来，“Economics of Language”应该是包含在“Economics and Language”研究范围之内的。不过，在这一问题上，Grin的观点恰好相反。后来受贝克尔观点的启发(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的研究话题，而主要在于其研究方法)，Grin(1996c)补充认为经济学论证推理的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的一部分。
经济学修辞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出现而出现。许多人(如Grin，1996a，2003)认为，经济学修辞学不同于语言经济学，前者在于分析经济学语言的运用，因而不属于语言经济学范畴。客观地说，二者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既涉及了语言问题，又都涉及了经济学，就生硬地把它们归为一类。但如果简单地说它们之间没有联系，也不确切。语言和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的相关性(Rubinstein，2000)。经济学修辞学从修辞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理论，自然也是一个相关的研究主题。其代表人物D.N.McCloskey(1985)更是套用莱昂内尔·罗宾斯经典的经济学定义认为，“修辞是一种语言的经济学，它研究如何在人们无法满足的倾听欲望下分配稀缺手段。”⑧可见，经济学修辞学或多或少还是和语言经济学保持着某种联系。
至于经济语言学，它是语言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教授John Baugh在《经济语言学理论的维度》一文中将其解释为，“语言实证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求证两类曾被(语言学)所忽视的语言普遍性：第一，语言行为(包括言说和读写)是经济商品，驾驭语言的能力对个人的经济前景有直接的影响；第二，语言的发展变化本质上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⑨之所以提出经济语言学这一概念，主要因为Baugh对传统的社会语言学解释力度不满，进而希望开启一种全新的社会语言学“诊断”方法。可以认定，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有相似之处，甚至某些观点是一致的。不同就在于它们研究问题的角度，语言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而经济语言学则侧重于语言学的视角。
语言经济学研究现状如此混杂，似乎令人感到困惑，其实不难理解，作为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涉及到具体研究方向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员便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Marschak是从信息传递效率研究过渡到对语言效率及其优化的经济学思考；Grin等人主要立足人力资本理论探究语言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等；Rubinstein等人侧重于用博弈论来分析语用策略及语义生成演化问题；而McCloskey等人则关注经济学自身语言的修辞问题等。综上所述，语言经济学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只要是利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及工具来研究语言本体问题，或研究经济现象乃至经济关系与语言和言语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等，可理解为广义上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广义之下具体研究领域或分支的深入可称其为狭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借鉴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称谓，我们可以使用“Language and Economics”一词来表示广义的语言经济学，一来以示与“Economics and Language”的区别，二来似乎更能表达广义上的包容性。其汉语称谓直译为“语言与经济学”，为尊重学界已有习惯，可简称“语言经济学”。
综上，我们对语言经济学的定义是：宽泛地说，语言经济学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及工具，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领域)。很明显，这一定义是广义的。有了这样一个定义，已有纷杂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或与语言经济学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相关研究，便统一在语言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
五、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较为系统地评述了语言经济学的已有研究，在综述的基础上，作者讨论并区分了广义的和狭义的语言经济学，并尝试提出关于语言经济学的一个新定义，以扩大其研究外延，整合已有研究。
就语言经济学学科发展而言，其优势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语言经济学的重要性正在提升；另一方面，语言经济学正在为经济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提供新的话题或视角。其劣势在于：语言经济学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其研究缺乏统一性。因此就其未来发展而言，语言经济学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改善其缺乏统一性的研究现状，非常有必要拓宽语言经济学的外延。如果本文对语言经济学所作的广义与狭义区分以及语言经济学的新定义可以被接受，那么已有纷杂的语言经济学及其相关研究，便可以统一在广义的语言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语言经济学的边界将被拓宽，从原来只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拓展至全面研究语言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关于未来发展，语言经济学则应在继续深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注重新领域的突破。对语言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便是一个极具研究前景的方向(张卫国，2008)，在此不再赘述。此外，博弈论在语言学问题中的应用也同样具有广阔研究前景，因为博弈论是有效沟通经济学与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间的一道桥梁。一方面，博弈论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直接运用到语用学研究中(Sally，2003)；另一方面，一些语用学家也开始关注博弈论的研究(Benz et al.，2005)。关键还在于，博弈论的本质在于策略推理，博弈双方的最终收益取决于局中人是否选择了最佳行动策略，而语用交际也是一种互动的策略行为，所以语用交际过程完全可以通过博弈建模加以分析，这也正是博弈论和语用学相互沟通与结合的一个基本点。
本文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框架》(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第二章基础上做较大修改而成的。作者感谢导师黄少安教授的悉心指导，特别感谢Ariel Rubinstein教授、Gilles Grenier教授、Francois Vaillancourt教授和Francois Grin教授等人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它们是：语言、劳动力收入与社会经济地位；基于语言不平等的理论模型；语言与民族主义；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与美国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语言扩散、保护和移转；语言与经济活动；种族或社会团体间的交流；语言政策的选择、设计和评价；其他。详见Grin(1996b)。
②波多黎各的语言政策便是一个例子，参见Angrist等(2008)。
③Rubinstein,A.2000.Economics and Language:Five Essays,13.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单凭建模的演化力量不足以赋予词语以意义。Rubinstein(2000)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引出了三种批判观点，希望能得到广泛的讨论：第一，生物能力能否与建模的演化力量一致还没有得到生物学证据或者直觉性证据的证明；第二，他所分析的情形还不够普遍化；第三，用演化力量来解释自然语言中术语的出现，不仅需要解释人类语言的存在，还要解释动物之间语言的不存在。详见Rubinstein(2000)。
⑤Breton,A.1998.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Bilingualism,1.Ottawa:Canadian Heritage.
⑥Chiswick,B.2008."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ZA Discussion Paper 3568:2-3.
⑦Rubinstein,A.2000.Economics and Language:Five Essays,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⑧McCloskey,D.N.1985.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8.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⑨Baugh,J.1996."Dimensions of a Theory of Econolinguistics." In Towards a Social Science of Language,ed.Gregory R.Guy et al.,397.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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