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朝位階體制變遷之全面領先南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南朝论文,位階體制變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問題、背景與視角
本文討論南北朝的位階制度，計劃對南朝與北朝位階體制的演化步伐之異，提供一個宏觀的比較，以期說明，魏晋以來位階變遷的階段性可以概括爲“魏晋—南朝—北朝—隋唐”，即，北朝領先於南朝，北朝的位階體制更接近唐制。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發展既呈現了鮮明的連續性，同時其演進軌迹又不完全是“單綫”的，有時會出現“分叉”現象。例如在若干政權並立之時，各方的制度往往就會呈現出差異來。先秦列國的制度，程度不同地各有特殊之處，最後是秦制占據了主導。三國魏、蜀、吴的官制也有異同，随後的晋制，沿魏制的方向繼續前行了。去觀察制度差異是如何生发和淡化的，發掘其原因與意義，有時就能深化對中國制度的各種演化條件、演化可能和演化機制的認識。
東晋十六國與南北朝的制度演化，明顯南北分途。程樹德先生較早采用比較視角，把此期的法制變遷區分爲南北兩系，指出北系的法制進化領先于南系，其原因在於南朝崇清談、北朝重法律①。陳寅恪先生繼踵而來，在論述隋唐制度源流之時，進一步提出了梁陳、北齊、北周三源之說，並把關注之點，擴大到了禮儀、職官、音樂、兵制、財政等更多方面。其核心論點之一，是隋唐制度主要上承梁陳與北齊，至於北周因子，“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②。程氏主要着眼於法制優劣，並從南北政治文化風氣之異闡述其原因。陳氏的視角主要是“胡化—漢化”，以此辨析唐制三源。
本文所將討論的南北各政權的位階體制，程、陳尚未寓目落墨。所以依然有分梳的必要。任何官僚體制都有兩個等級結構：官職之等級與類型的結構，官員之等級與類型的結構。二者都要通過品秩位階來確定和維繫。品秩位階的功能，就是爲官職分等分類，爲官員分等分類。通過品秩位階，政治行政權力、事務與資源得以按等級與類别配置，官貴的身份、地位和聲望也按等級與類别得到了配置。就後一點而言，中國古代官僚體制既是一個“功能組織”，也是一個“身份組織”，品秩位階也是用來安排各集團、勢力、階層之關係的。像文人與軍人、士族與寒庶、高官與吏員、漢人與胡人之類的身份安排，往往就體現在品秩位階之中。各種品秩位階的組合樣式，我們稱爲“品位結構”或“位階體制”。從官職的權責看官制，可以稱爲“職權視角的官制研究”；而由品位結構看官制，是爲“品位視角的官制研究”。本文將由後一視角出發，具體考察南北朝到唐朝的位階體制的變遷大勢。
秦漢以爵級(封爵、二十等軍功爵)與“若干石”禄秩，做爲等級體系的兩大主幹，可以稱爲“爵—秩體制”③。唐王朝則以九品官品爲框架，把官職、散階、勛官、封爵容納於其中，形成一個“一元化多序列的複式結構”。二者間的變異十分明顯。在漢唐位階之間，魏晋南北朝構成了過渡的環節。甫入魏晋，帝國位階就出現了明顯變異：
第一，進位計階制度出現。官員的資格管理，由此而品位化了。
第二，一百多號將軍變成了軍階。
第三，品位性官號開始泛濫，如“黄散”即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黄門侍郎，及給事中、奉朝請等繁衍出來了。
第四，九品官品出現了，後來又出現了流外品。而流内外制度明顯具有品位意義。
第五，九品中正制問世。 中正品是一種管理資格的品位。
第六，源於周朝的五等爵被再度啟用。封爵的家族化和承襲性明顯强化，而且爵級與品級整合起來了。東晋十六國以來，制度的演化分爲南北兩系。進入南北朝後，北朝逐漸後來居上了，其位階變遷明顯快於南朝。如果以唐制爲歸宿來反觀此前的演化，則能看到“魏晋—南朝—北朝—隋唐”這樣一條軌迹。贅言之，南朝比北朝落後一拍，北朝位階更接近唐制。本文的主旨，就是舉證展示這一事實：北朝位階體制之變遷全面領先南朝。是否“領先”就是“先進”，這是一個評價問題；無論如何，以唐制爲準來反觀此前的位階演化，是有意義的。
秦漢的行政等級——秩級，其特點是“職位分等”。魏晋以來位階變遷的宏觀趨勢，則是“品位化”，轉向“品位分等”爲主了。這場“品位化”運動的主要動因，是皇權低落、官僚階層大幅度貴族化，士族門閥崛起。南北朝的制度“分叉”局面，則主要是北方少數民族造成的。異族入主使此期北方的政治社會發生巨變，同時異族政權自身，也随即開啓了一個被稱爲“漢化”的進程，制度之漢化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北朝的制度漢化，並不僅僅是一個“學習”的問題。首先，北朝的制度也有創造。更重要的是，北朝之不同於南朝的政治結構，使其集權官僚制獲得了更大活力。像法制、考課制、地方控制和基層組織等等，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後，明顯北優於南。魏晋以來趨於低落的帝國體制，是沿北朝走出低谷、在隋唐重新振興的。這一事實，使北方民族因素與帝國體制的關係，成爲一個重大論題。異族入主造成專制主義强化、進而推動了集權官僚制發展的情况，在中國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現。
南北兩方的位階變遷並不是“齊頭並進”的，魏晋南朝承受着秦漢舊制的束縛，以及士族政治的束縛，其政治形態更爲“士族化”，其官階變遷不像北朝那麼劇烈；北朝的品位結構則更爲“官僚化”，由此又構成了南朝和隋唐之間的中介環節。在考察南北朝兩方的不同政治體制、政治形態與政治前景之時，位階體制可以成爲一個新的入手之點。下面就轉入具體叙述。
二、北朝的計階進位制領先南朝
三國伊始，一個新現象便映入眼簾：在曹魏和孫吴，都出現了“增位”、“進位”、“加位”之事。
漢朝的所謂“加位”，除了“加位特進”之外，通常是指升官，所謂的“位”指的是官職、職位。而曹魏與孫吴“加位”之“位”，則已不是指職位了，至少不完全指職位。曹魏王昶《陳治略五事》中有這樣一個建議：“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續則就增位、賜爵。”④王昶的宗旨既在於“久於其職”，那麼他所說的“增位”，就只能是一種脱離了職位的個人位階，即官員的個人品位。章太炎云：“諸稱增位二等、增位一等者，徒其朝列、冠服、印綬、奉禄之差。”⑤這個判斷不甚確切。所謂增位二等、增位一等，乃是一種量化的位階、個人官資的尺度，不妨說成“資階”。西晋以下，“文武普增位二等”、“增天下位一等”之類事情，就經常化了。在東晋南朝，百官普遍使用“位”、“階”來計算官資⑥。
秦漢還没有計階進位的制度。章太炎也看到：“秦、漢時無散階，去職則夷於庶民。”那麽魏晋間的上述變化，就標志着帝國官僚的官資管理，初次獲得了品位化的形式。楊樹藩先生認爲：“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至隋始見‘階制’之初型。……至唐，擴充爲二十九階。”⑦這個“至隋始見‘階制’之初型”的說法，略微簡單了一點兒，魏晋的增位進階之制，可以說已是“階制之初型”了。“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情况，至魏晋而一變。
增位進階之階既是“人之階”，用以標示個人的資歷深淺，被記録在階牒、考簿之上；同時也推動了“官之階”的形成，即，各品之内的官職也相應分成若干階，某階之人，才有資格做某階之官。超階用人是爲特例。階的獲得，有任滿進階、因功賜階，及朝廷開恩“普增位”等多種途徑。“普增位”亦稱“泛階”。“泛階”的做法，通行於兩晋南北朝與唐宋，秦漢、明清却没有這種事情，對比鮮明。明清時“階”的功能淡化、變質了。這也說明在中國官階史上，魏晋至唐宋構成一系。
唐代的二十九級文武散階，既然是由魏晋以來的計階進位做法發展而來的，那麽就可以由唐階來反觀魏晋以來的相關變遷。唐代文武散階的特點有三：第一，它們是量化計算的官資；第二，散階與品階是一體化的；第三，階次采用官號形式，即，以某某大夫、某某郎，或某某將軍、某某校尉(副尉)等命名。以上三點可以表達爲“位階＋官號≌品級”，即資階與官號相結合，資階的級數與品階的級數“全等”，與官品一體化。由此來反觀魏晋：此時雖然出現了量化計算的資階，但它既没有跟品階充分一體化，也没有官號化。
西晋有“九班”之制。在這個制度下，官員一班一班地遷轉；一品之内，則在若干官職之間“傍轉”⑧。一班之内的“傍轉”所形成的等級，就是品下之階的萌芽。“九班”的區分是比較粗略的，那麼就可能存在這樣的情况：某班之内有三階，某班之内却有四階；在一班之内，因不同遷轉路綫的存在，也有沿某一路綫遷轉有二階、沿另一路綫却有三階的可能。總之，各班之内的“階”還不是匀稱分布的。當時雖已出現九品官品，但漢代秩級仍被沿用着，爲各個官職規定的中正品也是影響官職資望的因素，那麼在多重因素制約之下，一品之内的階次雜亂無章，是“情有可原”的。這種品級與資階不一致的情况，直至宋齊依然故我。
時至北魏，較大的變遷發生了。魏孝文帝兩次改革官階。第一次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九品官品分正從十八等，每等又分上中下，合計五十四階。第二次改革，三品以上只分正從，四品以下進而又分上下，合計三十階。九品十八等三十階之階，也就是官僚累資進階之“階”。這樣一來，一品之内的各階匀稱分布了，官員資階與官品框架無縫對接了。北魏史料中多次出現“本資”的概念。“本資惟擬五品”及“内外文武，普泛四階；合叙未定第者，亦沾級。除名免官者，特復本資，品封依舊”⑨之類記载，就說明“本資”是以品階計算的。
《魏書·官氏志》云“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南齊書·魏虜傳》對北魏“凡九品，品各有二”之事也做特别記録，都反映了這個制度係孝文帝首創。此後北齊承襲了孝文帝的品階制度。查北齊薪俸等級，正一品到從九品只有十八等。薪俸只有十八等，官品却設置了三十階之多，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三十階不是用於管理薪俸的，而是用於管理“本資”的。三十階之制爲唐朝沿用。唐制也是薪俸只有十八等、散階却有二十九階的，與北齊並無二致。
北魏官階制度的演化，其動力何來呢？其動力之一，就是考課制度的發展。孝文帝的改革，令考課制度大大完善了。由此，北魏出現了“貴賤内外、萬有餘人”、“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統統考課的壯觀場景。而“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之類記載，更反映了考課制與進階制相輔相成。位階的整齊化，資階與品階的一體化，爲考課進階提供了重大便利。此後的周齊以至隋唐，考課進階制度不斷推進，最終變成了行政常態。那麽在考課制度上，約略也能看到“南朝—北朝—隋唐”這樣一條軌迹。比之北朝，江左五朝的考課在規模、頻度和實效上相形見絀，究其原因，就在於文化士族盤根錯節、尸位素餐。有學者甚至這樣看待南朝政權，說它是一個“流亡貴族的福利體制”⑩。江左政權的位階之制，與其說是爲了維繫科層秩序、增加行政效率，不如說是爲了保障官貴的身份權勢。從宏觀上看，魏晋以降“資階”的出現，表明中國官僚階級已爲一己赢得了品位保障；在南北朝，又可以說南朝位階更爲“士族化”，北朝的進階制則更爲“行政化”、“官僚化”。
如前所述，唐朝文武散階的第二個特點，是“散階與品階的一體化”。而現在人們看到，北魏北齊的資階已與品階一體化了，從而領先南朝了。至於唐朝散階的第三個特點“官號化”，即用官號來標示資階，這一點北朝也超越了南朝。詳後。
三、南北軍階簡繁與北朝“軍階全等於品階”
位階可以用“數字化”的方式來命名，如第×階、第×級之類，也可以用官號來命名。中國1956年實行的三十級行政級别，屬前一類；軍銜制下的將官、校官、尉官、士官，屬後一類。兩種形式本身並没有優劣之分，但不同的形式可以用來辨析制度源流。唐朝的文武散階都采用官號形式，從相關發展看，北朝的樣式更近於唐制。
本節首先討論武散階。唐朝的武散階，來自兩漢魏晋南北朝的將軍號。漢代的“將軍”，總的說來仍是軍職。魏晋以下，一百多號將軍發展爲軍階了，這就是一種“官號化”的位階。軍階的覆蓋面不限於將領，文官也可以用軍號來標示資位。南朝的地方官可以通過考課來晋升軍號，地方長官任滿還京時也可以晋升軍號。陳蘇鎮先生認爲：“梁陳時期尚未出現‘本階’的概念，但梁陳的散號將軍已成爲整個職官體系中最基本的身份尺度，確是事實。”(11)北朝亦然。《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後魏及梁，皆以散號將軍記其本階。”粗看上去，南北朝的將軍號都用做本階，從而都是唐代武散階的來源；但若以唐制爲準來衡量，比之南朝，北朝軍階的演進程度更高。
首先，南朝軍號的覆蓋效力依然有限，即不是所有官員都有軍號(12)。進而，軍號與官品的整合度不够。曹魏時軍號雖然列入了九品官品，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自成序列的。晋宋軍號分布於一至五品及八品之上，六七品無軍號，那麼從官品看，軍號在六七品之處存在着斷層。軍號的計階原則，是同組軍號爲一階，即如四征將軍爲一階，四鎮將軍爲一階，中軍·鎮軍·撫軍將軍爲一階之類。一品之中的軍階之數，可能是一階，也可能是兩階，還有三四階的。那麽晋宋齊的軍階構造，與品級還没有一體化。
梁武帝天監年間改革班品，各種文職列入九品十八班和流外七班，一百二十五號軍號另行處理，分爲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十四個流外軍號八班，共三十二班。因爲軍號十品與官品九品各爲序列，軍號與官品脱節，二者的等級關係反而變迂曲了。普通年間到大通年間，梁武帝對軍號“更加刊正”，二百四十個軍號被分爲四十三班(13)，軍號依然獨立於九品之外。陳朝的軍號被稱爲“戎號擬官”，自一品至於九品，凡二百三十七號。軍號雖然擴展到整個官品九品，然而各品上的分布仍不匀稱。僅以第六品爲例，這一品裏堆積着十威、十武、十猛、十壯、十驍、十雄、十忠、十明、十光、十飆將軍，及平越中郎將、西戎·平戎·鎮蠻三校尉等一百零四個軍號，有十多階。總之，終南朝之世，軍階都没有“全等於”品階，二者没能充分一體化。
那麽北朝呢？首先，北朝軍號的覆蓋面大大超過南朝。北魏所領不過百户的邊外小縣，其令長皆有軍號；東魏北齊的尚書令史，皆加軍號。流外之職也有帶軍號的。可以推定，北朝文職官吏之擁有軍號者的比例，比南朝大得多。進而從軍號與官品的整合程度看，西魏北周發生了决定性的變動。在西魏九命的正從十八級上，每級列有上下兩階軍號，共三十六階。雖然其中仍有四階，一階由幾個而不是僅僅一個軍號組成；但其餘的三十餘階，都是一階只對應一個軍號了，簡潔化了。魏晋以來的百餘個軍號，在南朝趨繁，繁衍至二三百號；在北周却轉而趨簡，簡化爲不到五十號，而且與官階一體化了，均匀分布在官階各級之上。受北周影響，北齊軍階随即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動，向“一階一號”的形態靠近，均匀分布於官品之上，簡化到了七十多號(14)。梁陳軍號在趨繁，周齊軍號却在趨簡，兩方的簡繁變化是相反的。且由上述分析可知，周齊軍號的趨簡進程，也就是軍階與品階的一體化進程。
進入唐朝，上述進程以“一階一號”的樣式落幕告終。武散階由開府儀同三司及將軍、校尉(副尉)構成，二十九階對應二十九個官號，最終實現了“軍階≌品階”。隋唐軍號的繼續化簡，及其與品階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上承北朝。
四、北周“雙授”與唐朝文武散階並立
唐朝的文散階和武散階的來源，分别是魏晋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將軍號。如上節所述，自魏晋始，軍階就已具備了“位階＋官號”的形式，儘管還没有“全等於”品級。至於文散官，其發展就遲緩得多了。
漢代散官主要是大夫與郎官。郎官有兩個部分：三署郎與虎賁郎。三署郎最初是承擔着“執戟宿衛”的侍衛，但後來文職的色彩濃厚起來了。虎賁郎屬於武職散官。魏晋以下，東西省散官取代了漢代的三署郎和虎賁郎，文散官的結構，由“大夫＋郎官”變成了“大夫＋東西省散官”。諸大夫有光禄大夫及太中·中散·諫議大夫等。東省散官主要有散騎常侍·侍郎、給事中、奉朝請等，屬文職；西省散官有左右二衛將軍、驍騎·游擊將軍、左右中郎將、前後左右軍將軍、屯騎等五校尉及若干軍職，這些官號本來屬於武職，不過在南北朝也文職化了(15)。
魏晋以來，文散官在位階化與序列化上一直落後於軍階：其數量比軍號少很多，在官品中分布零散，而且往往仍被看成是“官”而不是“階”。較大的轉變是在西魏發生的，在這裹，文散官變成了一個首尾完備的位階序列。
西魏的文散官之所以序列化，得力於“雙授”制度。北魏末年戰亂頻繁，朝廷爲了籠絡軍人而濫授名號，而且經常在授予軍號的同時，再加授一個文散官(16)。這種武號文號的雙加並授之法，在西魏就進一步發展爲“雙授”制度：從九命以下的三十四階，每階上都配有一個(少數是幾個)軍號和一個文散官，同階的軍號與文散官成雙授予、同時晋升，等於是一套組合銜號。
軍號的位階化和序列化程度，本來比散官高得多。“雙授”之法是以軍號序列爲主幹，再用各種散官去一一搭配軍號。散官之名采自諸大夫及東西省散官，因其數量不够多，又編造添置了若干新官號，以充其數。由此，在官品上零落、重叠、不匀稱的文散官，繁衍到了二十四個，獲得了與軍階相同的位階化和序列化程度，匀稱分布於九命之中，由“官”而“階”了。可見在西魏北周，除了軍階的簡化與匀稱化之外，文散官贏得了更大進步。這個進步，可以說是在軍階的“拉動”之下完成的。
爲什麽“雙授”之制發生在北朝，而不是南朝呢？這跟南北朝的不同政治結構相關。在南朝，文化士族擁有重大政治權勢，他們的位階偏好是“重文輕武”，對文號更感親切，如果在文號之外還有一個武號，結銜時也習慣以文號居先、武號居後。至於單純的軍人，是很難染指文階的，所能指望的通常只是軍號而已。所以南朝兼有文號武號的現象，遠不像北魏末年和西魏北周那樣普及泛濫；進而由軍階來“拉動”文散官這種事情，就不大可能首發於南朝。西魏北周就不同了，左右政局的是軍功新貴，他們的結銜照例以軍號居前、文號居後。軍功新貴的軍政權勢，足以衝破“重文輕武”的束縛，在占有軍號的同時進而占有文號。所以“雙授”之制出現於北朝，而且是由軍號來“拉動”文散官的，乃是事出有因。
北周的“雙授”造就了兩套對稱的文武散階，不過它們是成雙授予的，以適應於軍功貴族政治下文武不分途的狀况。由隋入唐，文官政治恢復了常態，文武分途了，軍號與散官不再“雙授”，而是一分爲二，分别授給文官與武官了。唐朝文武散階之制，由此定型。總的說來，漢唐間的散官變遷，全程呈現爲一道“長波”。請看下圖：
由圖可見，唐朝文武散階的直接來源，不是南朝，而是北周。通過北周“雙授”這個演進環節，文散官的序列化和位階化得以完成。
五、流外品、中正品及“清濁官”制的南北異同
“流外”是中國官品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它把公職人員分成兩大段落：品官與胥吏。二者的區别不但是行政性的，而且是身份性的。
本來，秦漢是官、吏無别的，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曹魏末年出現了九品官品，不入九品之卑微吏職，隱然已有“流外”之意了。正式的流外品是在南北朝問世的。北魏孝文帝在九品之下另設流外七品。南朝梁武帝創立了十八班，位不登二品之官另行列爲七班，七班就相當於流外品。流内外的制度似乎是在南北兩方同時現身的，然而細考其事，依然是北朝居先。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澄清流品”、“宣示品令”，由此“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17)；而梁朝之建立流外七班比北魏爲晚，約在天監七年(508)，比北魏的流外七品晚了十多年。换言之，流外之制是北朝率先發明的。而且有理由推測，梁武帝的十八班和流外七班，來自對孝文帝的類似制度的參照模仿(18)。
流外七品，可以認爲是中正品與官品相“叠加”的産物。中正九品既爲士人分等，是“人之品”；也爲官職分等，也是“官之品”。獲得了中正二品以上的人是士族，是二品衣冠；適合他們做的官，是中正二品以上官，即“二品清官”。把官品中的各種官職，以中正二品爲界而一分爲二：中正二品以上的官職，留在官品九品之内；中正三品以下的卑官，摒之於官品九品之外，流外七品就是這麼來的。流外官最初之所以設七品，是因爲中正三至九品有七等。北齊增流外爲九品，北周則爲流外九秩。唐官品采用的是北齊的流外九品，而不是梁陳的流外七班。那麼從形式上看，唐朝的流外品直承北朝，而非南朝。
中正品的意義在於區分流品，即區分士族與庶人，區分君子與小人。所以在流外制度誕生之初，流外吏職是被定性爲“小人之官”的，品官則是“士人品第”、是“君子”之官。誕生之初的流外品，乃是一種“士族化”的品位安排，因“人”的流品有别，而導致了“官”的流品有别。士、吏之别可以追溯到周朝，在周朝，士以上是有爵的貴族，胥吏無爵，一高貴而一卑微，身份判然不同。
不過，流外品也具有行政意義，即也可以用來區分高級文職與低級吏職。這個行政意義，經隋而入唐，變得濃厚一些了。葉指出，唐朝處於流外部分的流外官與雜任官，主要是根據職位性質與類别而被認定的；與流内的品官不同，“在唐代胥吏管理中，采取了更爲純粹的以職位爲中心的管理方式”，“職位分等”的意味更濃厚(19)。也就是說，唐朝的流外之制較多體現了高級文職與低級吏職之别。與南北朝相比，其“職的流外”意味較重，“人的流外”色彩變淡，從而“行政化”一些了。
從“士族化”與“行政化”的視角，我們繼續觀察相關問題。對中正品與官品的對應關係，學者曾有很多討論。胡寶國先生指出，中正品與官品間並無法定的某級對應某級的關係，中正品是直接爲各個官職規定的(20)。我們贊成這個看法。很多事例顯示，中正九品與官品九品並不一一對應。官品的高下安排，要較多照顧到諸官之間的權責統屬關係，即行政關係。中正品則不然，有的官職品級很低，但其中正品不低；有的官職品級不低，但中正品不高。問題主要集中在所謂“起家官”上，文化士族習慣的起家遷轉之官，未必品級很高，但中正品都定得很高。如果說官品的等級原則相對“行政化”的話，那麽中正品的等級原則更爲“士族化”，它賦予了士族所傾心的官職以更高清望。
這樣一點，在“清濁官”制度上，就看得更清楚了。魏晋以降，適合士族做的官被視爲“清官”。官分“清”、“濁”的做法，至南朝而愈甚。由於中正二品成了士庶的界標，“凡厥衣冠，莫非二品”，所以中正二品以上官，就進一步用“清濁”來區分位望。較之官品，南朝士人更在意的是清望高下，“從濁官而得微清，則勝於轉”。宋齊的五校尉在第四品，黄門郎、散騎侍郎在第五品，然而南齊選例，黄門郎、散騎侍郎號稱“清貫”。黄門郎可以畜女伎，品級較高的五校尉反而不得畜女伎。有人已經官居五校尉了，却求爲黄門郎，“以四品武職而求五品清望官”(21)。在這個例子中，官品高下與清望高下的關係是顛倒的。
在梁十八班制中，五校尉七班、散騎侍郎八班、黄門郎十班。五校尉與黄門郎、散騎侍郎的品級關係，在十八班中反過來了，與“清濁”一致起來了；宋齊官品未予體現的諸官“清濁”差異，因梁十八班而正式化了。十八班的性質是什麼？十八班中不列封爵、不列軍號、不列州郡縣官，這提示人們，十八班與魏晋宋齊官品的性質並不相同。進而從上述班位安排看，魏晋宋齊的九品官品較多反映了行政科層秩序，梁朝十八班却是資格等級，是諸官在選舉時的資位、清望之差。十八班中的列卿地位安排，可以繼續證明這樣一點。
魏晋以來，列卿都在官品第三。其道理說來十分簡單：列卿處在同一行政層級，權責大小與統屬關係相近。然而梁十八班制下的十二卿，等級却是這樣安排的：太常十四班，宗正、太府十三班，衛尉卿十二班，司農、少府、廷尉、光禄十一班，太僕、大匠十班，鴻臚、大舟九班。列卿的高低，竟有五班之差。處於同一行政層級，地位却有五班之差，這只能說是一種品位化安排，是爲了區分任職者的身份資望。可見，梁十八班的等級原則與魏晋宋齊官品不盡相同，它轉而向“清濁”靠近了，在更大程度上以區分資位、清望爲目的了。
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史料顯示，梁代的少府從四品、大匠正五品(22)。這兩個官職的相對高下，與十八班是一致的，即與少府十一班、大匠十班一致；却與此前的晋宋齊，甚至此後的陳官品都不相同：除了梁朝，諸朝的列卿都是官品三品，秩中二千石，並無軒輊。根據梁朝的少府從四品、大匠正五品一點，還可以推斷梁朝的太常爲正三品，宗正、太府爲從三品，衛尉爲正四品，司農、廷尉、光禄爲從四品，太僕爲正五品，鴻臚、大舟爲從五品。魏晋宋齊的列卿品級相同，而梁十二卿品級有異，意味着梁武帝的官品高下安排，與十八班的高下安排，遵循着共同的品位考慮。贅言之，梁武帝在釐定官品之時，充分考慮了官職的資望“清濁”，進而在改定十八班時，繼續貫徹了這一原則。陳朝官品放棄梁法，列卿恢復爲官品三品，可能是受了北朝影響，因爲魏齊列卿均在三品。
當然，北魏也有“清濁”制度。史料顯示，列卿以及郡守、縣令等官，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及“士人之官”的區别。“三清”等級與官品並不一致。不過在這一點上，南北兩方又出現了差異。第一，如學者所論：“魏晋以來，人分士庶，官有清濁，但是均爲習慣使然，未曾見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規定哪些官是清官”(23)；“以皇權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規定清官”，“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見而北魏獨有的現象”(24)。這也意味着，北朝的“清濁”是較爲“行政化”的。第二，北朝的“三清”與官品分立，是兩套不同安排，從而使官品保留了較多的行政性；梁官品與十八班，走的却是“清濁”與品級合一的路子。
在北魏的後期，“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按舞筆於上臺”(25)。宦官、恩倖堂而皇之地官居中正，承擔起清定門胄、品藻高卑之責，“蕃落庸鄙”亦得操銓核之權。北朝中正所維繫的“清濁”、“門品”，顯然已被權勢、財富所衝破。比較南北“清官”，南朝“清官”的特點是清閒、清貴與文翰性質，很合乎文化士族的口味；北朝“清官”的特點却是“清要”，往往是臺省要職，甚至包括江左士族看不起的司法監察之職，“文清武濁”的觀念也比較淡薄。簡言之，北朝的“清濁”制度更爲“官僚化”。
北周“選無清濁”。唐朝的“清望官”、“清官”體制，以級别與“清要”爲原則，顯然上承北朝。江左朝廷是“官以人而清”，門閥習居之官即是“清官”；唐朝却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只有官居其職，才能獲得清望(26)。宫崎市定討論北朝到唐朝的“清官”變遷，指出其間發生的變動，就在於官僚制壓倒了貴族制；既體現了中古“流品”的影響，又意味着軍閥官僚制向讀書人的官僚制的轉變(27)。這個闡述是很精到的。在“清濁”制度的變遷歷程中，北朝構成了從江左到唐朝之間的中介。
六、北朝爵制變遷領先南朝
封爵是中國古代歷時最爲悠久的一種品位，它在歷代的各種變化，都與其時的政治變遷息息相關。
周朝貴族政治之下，身份以爵爲本，各種待遇輻輳於爵，這是一種“爵本位”的體制。秦漢時兩種新興等級，即二十等爵與“若干石”的禄秩，構成了王朝兩大等級支柱，可稱“爵—秩體制”。在這個體制之下，爵、秩兩相疏離，其主要表現就是爵級不構成官資，爵級與秩級之間缺乏嚴格對應關係。進入魏晋，爵制再度發生變遷。一方面，周式的五等爵死灰復燃了，爵號的傳襲範圍擴大了。就此而言，可以把魏晋南北朝爵制與周爵視爲一系，秦漢爵制則另成一系。同時在另一方面，爵級又被納入了官品框架，與行政等級一元化了，“官本位”體制初步確立。所謂“爵本位”，是貴族性的、封閉性的、凝固性的；所謂“官本位”，則是行政化的、功績制的、流動性的。魏晋南北朝的爵制發生了多種變遷，具有多重意義。
下面從三個方面，即爵列結構、爵級與品階的關係及食租税的方式，來看南北爵制的變遷速率之異，以顯示北朝爵制更接近於唐爵。
魏晋時五等爵復興，導致了爵號體制的整體變動。魏晋以至宋齊的封爵，大致由王爵，五等爵，漢式的縣侯、鄉侯、亭侯及關內侯以下的若干虚封爵號——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等——構成。名號侯、關中侯及關外侯，是建安時出現的新爵號，也算是漢爵，或者漢爵的衍生物。一望即知，魏晋南朝囿於漢爵傳統，依然拖着一條漢爵的長長尾巴，保留着列侯以下的漢爵和建安年間出現的虚封爵號。而北魏之初，漢式的縣侯、鄉侯、亭侯被擱置了；孝文帝之後，面向民間的賜爵和建安虚封爵號也變得罕見了。王爵、五等爵，自初就是北魏爵制的主幹，爵級舒展於官品的一品至五六品。下面把此期的爵列變遷列表顯示，王爵與五等爵加陰影，以便觀覽分析：
由表可見，魏晋的五等爵號擁擠在一二品産，陳朝的五等爵則舒展開來了，分布於二至五品。陳朝的做法，可能出自對北朝的效法。五等爵在官品中的舒展，主要是北朝的事情。楊光輝先生評論說：“就爵稱爵序繼承關係看，南朝爵制可謂魏晋之制的嫡親，北朝爵制則只能屬於偏庶。從發展方向看，北朝爵制却是隋唐之制的母體，南朝爵制只能算作遠親。再進一步探究，鑄造隋唐爵制的直接模式，當主要是北周後期之制”，“說隋唐爵制淵源的主流是北周而非北齊或南朝之制，不爲過分”(28)。顧江龍評論說：“由此看，北魏封爵在官品中的舒展大大領先於南朝，這爲用封爵標示身份、界定班次提供了更多空間。”(29)
再來看爵級與品級的關係。秦漢不能憑爵級起家，不能通過爵級獲得行政級别。唐朝則不同，“凡叙階之法，有以封爵”。由嗣王到五等爵，可以獲得從四品下至從七品下的出身品階(30)。那麽魏晋南北朝情况如何呢？正如顧江龍的概括：兩晋南朝“身有封爵者的起家制度極不完善”，“可見的相關制度無非是‘晋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出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等寥寥數條”。北朝則不相同。魏宣武帝頒布“五等諸侯選式”，同姓、異族、清修三種封爵擁有者，其叙階自正六品下到從九品下，依次而降。“該制度無疑是唐代封爵起家法的濫觴”(31)。以爵叙階的制度，北朝遠比南朝整齊完備。
楊光輝先生指出，曹魏以下出現了“封爵文官化”，即向文官廣泛授爵的現象。王安泰、顧江龍對之又有申論。顧江龍還提出了“封爵位階化”的論題(32)。“封爵位階化”，指的是把爵級用作授予品階和維繫品階的手段。而這一點，在北魏初年已現端倪。魏初道武帝實行過一種很特别的爵制，顧江龍、胡鴻、孫正軍的陸續研討，使之清晰起來了(33)。參考諸君之說，道武帝是有意利用封爵、官品、散官三事，來模擬周朝的諸侯、卿、大夫、士體制。一至四品爲王侯，五至九品爲散官，二者上下銜接。參看下表：
五品散官號稱“造士”，“品”是他們的個人位階。文武官有缺，就從散官之中選拔，例如，刺史選自六品散官，郡守選自七品散官，令長選自八品散官。相應地，公、侯、子三爵也明有位階意義，二、三、四品維繫着他們的身份，並使之成爲更高官職的選拔對象。
北魏天賜年間，存在有“諸部子孫失業者賜爵者二千餘人”；孝文帝時，“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元)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35)。可見失業無官者，是靠爵級來維繫身份的(身份低者，則用散官維繫身份)。“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的提法，暗示公侯的身份近於“選臣”，即尚無官職、但已擁有品位的候選者。又，北魏前期有“諸以勛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之制，讓有爵號者世襲軍號，也强化了爵級的位階功能。顧江龍還指出，此期擔任地方刺史、鎮將者，王朝還給他們“假爵”、假軍號，也是用以維繫個人品位的意思。元澄把公侯、選臣分爲三等叙用的做法，不妨看成宣武帝“五等諸侯選式”的先聲。
總之，秦漢不能由爵級而獲得秩級，魏晋南朝的依爵起家之制頗爲簡略，北朝則建立了依爵叙階的嚴整制度，下啟隋唐。
最後再看封户食租制度。北魏封爵，自初就是虚封，並無茅土、食邑。孝文帝“改降五等”、調整五等爵，給予部分五等爵以實封户邑，由此形成了實封、虚封並行之制，即同一爵號分爲兩類，一類爲實封的“開國爵”，爵號之前綴以“開國”二字，爵號之後綴以食邑户數；一類爲散爵，爵號無“開國”二字，無實封户邑。北齊封爵，仍是開國爵與散爵並用，散爵的官品稍低。開國爵並不一定真能獲得食邑的租賦。北周官制復古，取消了散爵，封郡縣五等爵者都加以“開國”之字，但形式上是實封的開國爵，實際却不給租賦，等於又變成了“虚封”，只有少數貴臣，才能獲得“寄食”某縣的實惠。唐朝封爵的食邑之數只是虚封，只有加“實封若干户”者才享有租税，這個做法，直承北周。(劉宋也有虚封的五等爵，但只是一時之事(36)。)楊光輝先生總結說：“北周虚封、真食之制，直接爲隋唐之制提供了模式。……這更進一步證明隋唐之制不僅在爵稱爵序方面，而且在食租税方式上亦承襲了北周之制。”(37)
七、勛官源於北朝
唐朝位階體制的基本構成，是品、階、勛、爵。由此反觀魏晋南北朝，魏晋南朝的位階無勛官，勛官是由北周的府兵官號發展而來的，是北朝獨有之制。
西魏北周實行府兵制，其軍職編制，由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大都督、帥都督、都督，及别將、統軍、軍主、幢主等構成。這套軍職，没多久就當作虚號而被濫授了：“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38)這樣一來，府兵官號的擁有者既可能是有權有責的將校，也可能是有官號却不領兵的人，對後者來說，府兵官號等於是其散秩、階銜了，這就成了勛官制度的青蘋之末。
對北周位階體制中的勛官地位，陳蘇鎮先生最早予以定位：“在最初階段，它不是獨立於散官之外，而是高高凌駕於散官之上。柱國大將軍和大將軍都是正九命，開府和儀同都是九命，文、武散官也最高爲正八命。”(39)以陳先生之說爲本，我提出周武帝時的流内位階共四十階，即九命的上柱國到儀同大將軍的勛官構成八階，再加上八命以下的軍號、散官三十二階(40)。就是說，我們是把北周勛官看成與軍號、散官類似的基本位階的，三者是相互結合、共同發揮作用的。顧江龍的考察又有較大推進。他指出，不光從柱國到儀同的最高八階，而且八階之下即從大都督到幢主這一段落的府兵官號，也有品位功能。整個府兵官號構成一套身份序列，發揮着“本品”作用，用以起家、蔭任，享有經濟和禮制待遇。顧江龙還認爲，這套階銜並不完全與文武散官分立，二者有重合也有交叉；並且提示：北周的官僚待遇一般不區分職、散、爵、勛，大致以品命爲準(41)。在此之後，盧向前、雄偉也表達了勛官“與將軍號共同構成本階”的看法(42)。
隋朝的勛官制發生過較大的波動，此不贅述。總之經過一段曲折，唐朝的勛官最終與文武散階分離，變成了一套用於褒功的獨立位階了。如果不拘泥名號，而從“功能對等”的角度觀察的話，那麽唐朝勛官的功能，與秦漢軍功爵、與北朝軍號，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處：其目的都是褒獎軍功，也都展示了超出品官、廣及民間的巨大覆蓋面。秦漢軍功爵、北朝軍號擁有者的隊伍，曾經非常龐大。而唐玄宗時的勛官擁有者，可能達到了一百五十萬人，占課税壯丁的35％(43)。這說明在高貴的五等封爵之外，唐帝國確實還需要勛官這樣的一套普及型位階。如果說前者是“陽春白雪”，後者就是“下里巴人”。
府兵官號之所以很快演變爲一套階銜，首先因爲中古是一個“品位化”的時代，各種官職很容易變成品位。但又不僅僅如此。魏末周齊間，一大批軍功新貴崛起，新階銜的啟用有助於權勢利益的再分配，尤其是基於軍功的再分配。谷川道雄先生有“府兵制國家”的提法，認爲北周府兵制不僅僅是一種軍事編制，而且還有國家體制的意義(44)。那麼由府兵官號演化出一套新階銜，就不奇怪了。
至於南朝，正如錢穆先生所論：“劉宋以後，社會依然在士、庶階級的對立下面，軍人依然找不到他們應有的地位。”(45)南朝軍人難以成爲新興政治力量，也不足以由之孕育出一套與勛官類似的新階銜。當然南朝皇權有所復興，社會流動多少活躍起來了，對民衆的位階問題，王朝是有所考慮的。民爵的賜予在南朝忽而頻繁起來了，而且多達五十四次，平均約三年一次(46)。不過，南朝拘泥於秦漢傳統，使用的仍是二十等爵這種陳年舊制。無論如何，勛官是北朝特有的制度遺産，它被唐朝繼承，一直使用到明朝。清朝把部分勛官名號納入了民世爵的序列之中，與封爵合一了。
八、北朝官品體制的充分一元化
秦漢“爵—秩體制”之下，爵級與秩級在相當程度上是疏離的，其表現就是二者間的等級對應不嚴整，憑爵級不能獲得秩級。
“爵、秩疏離”有其歷史的原因。由“若干石”的俸禄額度所構成的秩級，很大程度上來自周朝的胥吏稍食。在結構上，稍食等級處於公卿大夫士的爵級之下，爵級與稍食上下相接。到了秦漢，由稍食而來的秩級不斷向上伸展，與爵級雙峰並峙了。爲什麽爵級與秩級一度疏離呢？現在就可以從上述“上下結構”到“並列結構”的轉折，來尋求答案了。在“爵本位時代”，有爵者是一個高貴的階層，無爵而領取稍食的胥吏是一個卑賤的階層。而秩級源於稍食，是“吏”的身份標志。囿於周代傳統政治觀念，如果憑藉爵級而授予秩級，等於是拿貴族當胥吏了。這樣，秦漢的品位結構，就呈現出了一種“二元性”，以“爵、秩疏離”爲特點。然而，隨“官本位”體制日益發展，這種“二元性”必將逐漸淡化。
唐代的情况就判然不同了。此時的九品官品構成了一個大框架，職、散、勛、爵羅列其中，呈現爲一個“一元化”的複式品位結構，各種位階緊密耦合，等級關係井然有序。從秦漢的“爵—秩”二元體制，到唐朝的上述一元化體制，經歷了魏晋南北朝的複雜演化；在演化的進程之中，北朝同樣領先南朝。
九品官品出現於魏晋之交，它初次把官職、爵級、軍號納入了同一框架之中。但因剛剛脱胎於秦漢等級秩序，其一元化的程度又是有限的。首先，秦漢禄秩在魏晋南朝一直未廢，與官品並用，然而品級與秩級間的關係，一直參差不定。例如，漢代郡守是地方行政長官，而刺史只是中央監察官，所以郡守秩二千石，刺史秩僅六百石。魏晋以下，刺史變成了郡守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長官，二者的等級關係便顛倒過來了，郡守五品，單車刺史五品，領兵刺史四品。然而直到陳朝，禄秩未廢，在陳官品中，郡守爲五品、二千石；刺史有三、四、五品，共三等，其秩級却注爲“不言秩”。對於刺史一官，秩級無法使用了，可是王朝既不放棄秩級，也不去爲刺史制定一個適當的新秩級，聽任郡守有秩、刺史無秩這樣的怪現象存在。可見漢制的束縛相當强大。
再以《陳官品》第五品爲例，其中列有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等官職，而且它們還不依秩級高下排列，低秩之官可能居前，高秩之官可能居後。衆所周知，此期官品中的先後排序，具有選序、資序的意義。張小穩君指出，如果具體到某一部門，則秩級高低還是一目了然的，基本不與官品衝突，這說明秩級的高低與職務簡繁、職責輕重相關。所以晋宋齊的印綬等級依秩級，而不是依品級，因爲印綬是權責的象徵(47)。那麽直至陳朝，選序、資序與秩級，進而是與實際權責的關係，仍然是錯雜淆亂的。薪俸有取决於品級的，有取决於秩級的，也有取决於職位或職類的，如張小穩所言，“我們很難找出一個皆準的規律來”，“魏晋南朝時期品位與職位嚴重錯位”。至於其他等級禮遇，也差不了多少，有時依品級、有時依秩級，甚至有時依職類、依“清濁”而定，並無一定之規。
梁武帝的班品改革，没能使品秩位階的參差關係改善多少，反而有治絲益棼之嫌。其改革所創，除了十八班、流外七班之外，還有郡職十班、縣職七班、將軍號十品二十四班及不登二品者八班、施於外國之軍號十品二十四班等一大堆班品，它們與官品的關係，讓人眼花繚亂。再看封爵。梁朝的“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禄大夫，班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48)。這裏對公、侯、伯三爵，采用“位視某官”確定其地位。“班次之”之“班”，應該是用三公、孤卿、九卿等禮學概念來確定的朝班，而不是十八班(49)。至於子、男二號，又轉而使用“視若干石”的辦法了。這種用公、孤、卿、二千石、比二千石安排地位的做法，與后妃爵號的比視之制十分類似(50)。那麽梁朝的爵級，也没有與品級充分一體化。
陳朝的“戎號擬官”即二百三十七個軍號，與官品没有完全整合，這一點已見本文第三節。陳朝的封爵雖然均匀分布在官品之上了，與梁朝已有不同了，但又是這樣規定的：“其封爵亦爲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秩萬石。嗣王、蕃王、開國郡縣公，第二品。開國郡、縣侯，第三品。開國縣伯，第四品。並視中二千石。開國子，第五品。開國男，第六品。並視二千石。湯沐食侯，第七品。鄉、亭侯，第八品。並視千石。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51)其爵級與品級、秩級、官職的等級關係，顯有錯雜之處。例如“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而陳官品的第九品中，列有六百石、四百石、二百石三個秩級，爵號只“視”其中的最高一個。
總之，南朝的官職、品級、秩級、爵級、軍階、朝班、十八班的等級對應關係，最終仍停留在“犬牙交錯”的狀態之上。雖然南朝君臣對之已“習慣成自然”了，没感到多大不便，但從制度規劃原理看，明快與整齊，仍然是建構科屑組織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麽我們把視綫轉向北方，北朝品位結構的明快整齊，赫然在目。北魏基本停用了漢式禄秩，割掉了這個漢制的“闌尾”。北齊、北周以九品或九命爲基本框架，官職、軍號、散官、爵號(及勛官)羅列其中，森然不紊。俸禄及各種特權、禮遇，全由品命而定。就此而言，在位階體制的一元化程度上，以及明快整齊的程度上，北朝依然領先南朝，並下啓隋唐。
九、結語
論述至此，就可以對南北朝位階體制的演進異同，做一小結了。漢唐間位階演進的階段性，大略呈現爲“魏晋—南朝—北朝—隋唐”，那麽如何看待“北朝領先一步”的這個事實呢？
制度演進發生“分叉”之後，通常的情况，是更具適應性的制度占據主導，以及勝利者的制度占據主導。就制度本身而言，若其複雜性、系統性提高了，按照自然法則，即應視爲進化。不過制度又要跟社會政治達成調適，如果一個制度不適應現實條件，則無法按預期方式運行。所以要把“這是更高級的制度”、“這是更具適應性的制度”與“這是勝利者的制度”幾點，適當區分開來。它們經常重叠，但不完全重叠。在一定範圍内，制度的形式或“外觀”可此可彼。像官品、爵號和職名的選擇，其彈性就是相當大的。勝利者會把其習慣的制度樣式强加於新的地域。當然有時也反而選用失敗政權的制度，這時就有文化心理、政治象徵等更多考慮了，例如在異族政權尋求漢化之時——政治强勢不等於文化强勢。
若只從技術上觀察，問題就比較具體。例如，北朝位階結構比南朝更明快整齊，一元化程度更高，這就有利於降低制度成本、增大管理便利。制度規劃上也有一把類似的“奥卡姆剃刀”：“如無必要，勿使複雜”。在功能相近的兩種制度安排中，簡練整齊的那個更好。總的來說，漢唐間“爵—秩體制”的衰落，以官品爲框架的“一元化多序列複式品位結構”的形成，具有一般制度進化的意義。魏晋南朝的制度與漢制是連續的演進，難免“路徑依賴”的束縛，例如漢式的爵制和禄秩等長期與新制雜糅，藕斷絲連。而北朝更多地是“從頭開始”，更便於棄舊從新。北朝的位階體制比南朝更進一步、更接近唐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若從政治上觀察，可以把“貴族制”與“官僚制”的關係問題作爲背景。這是中國政治史上最核心的問題之一。貴族等級制是身份性的、凝固性的、封閉性的，官僚等級制則是行政化的、功績制的、流動性的。戰國秦漢開啟了“爵本位”向“官本位”的變遷，其背景就是貴族制向官僚制的歷史變遷，這一度造成了一個非常流動化、平民化的社會。任何歷史分期模式，如果忽略了戰國秦漢間這場重大體制轉型，就必定是不完善的。轉型後的集權官僚政治又不是直綫發展的，它經歷過多種曲折。随時光流逝，貴族性的因素又在重新積累。進入魏晋之後，士族門閥、在北朝還有部落軍功貴族，占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皇權低落，“選賢任能”的官僚政治有衰敗之勢。這就是此期位階體制大幅度“品位化”的政治社會原因。官僚的“貴族化”傾向與位階體制的“品位化”傾向，具有内在的親合性。
然而兩千年的政治史最終表明，專制官僚政治是常態或主導。較之東晋，南朝皇權已有重振之勢。北朝異族政權的特殊政治結構，進而又爲帝國體制的復興提供了更大動力。宫崎市定用從“貴族主義”到“軍閥官僚主義”來解釋北朝位階體制的變遷，“北方民族的能量爆發，破壞了貴族制度”(52)。黄惠賢先生總結說：“十六國北朝時期由少數族軍事貴族專政向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過渡，皇權的極度强化，促使少數族貴族走上官僚化道路”(53)。我們認爲，十六國北朝政治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體制”。南北朝的競争史，不妨看成一部文化士族與軍功貴族的競争史。北朝軍功貴族與異族皇權的結合，使北朝成爲帝國復興的歷史出口，進而帶動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北朝在法制、考課、考試、監察、地方行政等衆多方面，往往都能後來居上，領先南朝，並下啓隋唐。同樣的制度，在北朝通常也比在南朝運行得更好(54)。隋唐位階體制源於北朝，就是其制度遺産之一。北朝很多品位安排，都能看到軍人勢力、軍功貴族的影響。勛官就是其犖犖大端。勛官帶有鮮明的北朝政治胎記，並以其軍功精神，促進了北朝功續制的發展。
當然，中國集權官僚制扭轉和克服中古的這一波“貴族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進程。唐宋集權官僚政治全面復興，官僚通過考試考課而非門第選拔晋升了；然而繁複的品位結構，優厚的品位待遇，表明此期的君臣關係、身份秩序和利益分配，仍處於特定階段。明清專制主義進一步强化，新的變動又發生了：官僚品位特權明顯下降，品位結構明顯趨簡。簡言之，在唐宋、明清兩個階段，中國政治中的貴族性因素，進而是“品位化”因素，成梯度地逐級下降。
對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位階變遷，北朝的異族政權發揮了特殊作用。無獨有偶，對唐宋到明清的位階變遷，金元兩個異族政權，又發揮了特殊作用。張帆先生指出，明朝位階體制之大爲簡化，與金元兩朝的制度影響息息相關(55)。葉發現，明清封爵的降級襲封之制，並不是唐宋制度連續發展的結果，而是出自遼金元之影響(56)。李鳴飛博士對金元散官的考察表明，明朝散官制度的變質始於金元；明朝散官的初授、升授、加授之法，元代已然(57)。那麽，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三階段中的兩次轉變，都涉及了異族入主带來的制度變動。
近年來，李治安先生又揭舉“第二個南北朝”概念，指出宋遼金元明時也存在着南北兩條制度演進綫索，明初“很大程度上是北制占優勢”(58)。其論述高屋建瓴，頗富啓發性。這進一步顯示，北方少數民族的存在及其入主，除了在民族史、政治史上加以觀察之外，還可以在制度史方面繼續開拓，從而爲認識這個官僚帝國體制的長時段發展，提供新的啓示。
注釋：
①程樹德《九朝律考》，中華書局，1963年，“後魏律考序”、“北齊律考序”，第339、393頁以下。
②《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4頁。
③“爵—秩體制”概念，詳見拙作《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二章。
④《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昶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749頁。
⑤章太炎《檢論》卷七《官統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册，第546—547頁。後引同。
⑥可参看汪兆鏞《稿本晋會要》卷二八《職官三》，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39頁。
⑦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上册，第10頁。
⑧西晋李重曾指出，當時的官僚遷轉變複雜了，“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他主張“大併群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晋書》卷四六《李重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310頁。又见《太平御覽》卷二○三、《通典》卷一六等)。這就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魏晋出现了“階級繁多”的新現象；第二，按“選例九等”辦事，讓同班者不得遷轉，就可以抑制等級繁多，轉徙如流的現象。另查，劉頌也有一個類似建議：“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在劉頌轉吏部尚書之後，他着手“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見《晋書》卷四六《劉頌傳》，第1306、1308頁)。其事未果。李重想讓“同班者不得復稍遷”，這是以“班”的存在爲前提的，則其所說的“選例九等”，應即“九班”之類。劉頌所謂“建九班之制”，大概是根據“選例九等”，而進一步設定了若干抑制“傍轉”的遷轉規則。
⑨分見《魏書》卷五七《崔挺傳附弟崔振傳》，卷一一《前廢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1272、274頁。
⑩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1:1,1981.
(11)陳蘇鎮《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辨》，《史學月刊》1989年第3期。
(12)據陳奕玲統計估算：“南朝時也許30％左右的中央文官都擁有軍號。”(《魏晋南朝軍號散階化的若干問題》，《燕京學報》新13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隋書》卷二六《百官志上》記爲四十四班，中華書局本校勘記謂爲三十三班(中華書局，1973年，第749頁)，均誤。陳蘇鎮《南朝散號將軍制度考辨》一文已指出此點。
(14)拙作《周齊軍號散階制度異同論》，《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5)拙作《仕途視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國學術》第1期，商務印書館，2000年；孫正軍《漢唐儲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系2010年博士論文，第五、六、七章。
(16)窪添慶文《北魏におけゐ光禄大夫》，收入池田温编《中國禮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東方書店，1992年。
(17)分見《資治通鑒》卷一三九齊明帝建武元年(494)，中華書局，1956年，第4369頁；《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太和十七年，卷五九《劉昶傳》，第178、1311頁。
(18)若干片段史料表明，梁官品也有九品正從上下之制，而遣正從上下之制，本是孝文帝的首發原創。北魏與蕭梁官品中的“正、從、上、下”四字的用法全同，都是先用正、從二字區分十八等，再用上、下二字區分三十階，而且其流外都是七等，從概率上說，很難想象這純屬偶然巧合。孝文帝自詡其“班鏡九流”的官品改革足以“仿像唐虞”，大臣們也歌頌說“豈唯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魏書》卷五九《劉昶傳》、卷二四《崔僧淵傳》，第1311、631—632頁)。北魏君臣高調宣揚“班鏡九流”的獨創性，也暗示這場官品改革發軔於北朝。
(19)葉煒《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
(20)胡寶國《九品中正制雜考》，《文史》第36輯，中華書局，1992年。
(21)周一良《〈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第111頁。
(22)《唐六典》卷二：二《少府》：“梁以少府爲夏卿……班第十一，品從第四。”卷二三《將作監》：“梁天監七年，置十二卿，改將作大匠爲大匠卿，是爲秋卿，班第十，品正第五。”(中華書局，1992年，第541、593頁。)
(23)黄惠賢、聶早英《〈魏書·官氏志〉載太和三令初探》，武漢大學歷史系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輯，1991年。
(24)張旭華《從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職之清濁》，《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5)《魏書》卷七八《孫紹傳》，第1724頁。
(26)拙作《南北朝的散官發展與清濁異同》，《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27)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舉前史》，中華書局，2008年，第110頁。
(28)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學苑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29)顧江龍《漢唐間的爵位、勛官與散官：品位結構與等級特權的視角》，北京大學歷史系2007年博士論文，第111頁。
(30)《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第31頁；《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中華書局，1975年，第1805頁。
(31)顧江龍《漢唐間的爵位、勛官與散官：品位結構與等級特權的視角》，第96—97、102頁。
(32)王安泰《開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上册，第28頁；顧江龍《漢唐間的爵位、勛官與散官：品位結構與等級特權的視角》，第98頁以下。
(33)顧江龍指出，天賜間刺史、郡守、縣令長分别用第六、第七、第八品，其“品”就是五等散官之品．見其《漢唐間的爵位、勛官與散官：品位結構與等級特權的視角》，第107頁。胡鴻同學指出，五品散官被稱爲“造士”，居封爵之下，乃是比附《禮記·王制》的“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及“任官然後爵之”之說。見其《釋〈魏書·官氏志〉所見天賜年間官爵品級制度》，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作業，未刊稿。孫正軍同學提出，“封爵＋五品散官”的體制，含有對周朝諸侯、卿、大夫、士體制的模擬；並對“除伯、男二號”的原因提出新解。見其《從“五等”到“三等”》，《文史》第90輯，中華書局，2010年。
(34)《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六品散官比議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一句(第2973頁)，似應作“六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七品散官比議郎”。雖然魏晋官品中，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都在第七品，但議郎在第八品，低於大夫。漢代議郎的秩級也是低於大夫的。《官氏志》又記：“初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這也能旁證三大夫在第六品。
(35)分見《魏書》卷二《道武帝紀》，卷一九中《任城王元澄傳》，第21、465頁。
(36)參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記》“五等爵無食邑”條，中華書局，1985年，第157頁。
(37)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第77頁。
(38)《周書》卷一六“史臣曰”，中華書局，1971年，第273頁。
(39)陳蘇鎮《北周隋唐的散官與勛官》，《北京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40)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晋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第503—504頁。以往的看法，是北周流内位階爲九命正從十八階。我對軍號、散官“雙授”制度的考察顯示，北周散階比九命正從细密一倍。
(41)顧江龍《漢唐間的爵位、勛官與散官：品位結構與等級特權的視角》第三章。我曾推测“北周時期的三都督，最初還不完全是和柱國到儀同的序列相銜接的位階”，這個不準確的判斷，爲顧君所修正。
(42)盧向前、雄偉《本階官位形成與演化：北周隋唐官制研究》，《浙江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43)金錫佑《唐代百姓勛官考論》，《東方論壇》2004年第6期．
(44)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補編：府兵制國家論”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45)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上册，第330頁。
(46)户川貴行《魏晋南朝の民爵賜与にっぃ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30號，2002年。
(47)張小穩《魏晋南朝時期的秩級》，《史學月刊》2004年第5期。
(48)《隋書》卷二六《百官志上》，第728頁。
(49)梁朝的列卿已增至十二個，在十八班中級别各異，從十四班到九班，高低相差五班之多。所以我們推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的“九卿”是個禮學概念，不是指梁朝的列卿。“班次之”之“班”也不是十八班，而是朝班。在朝班之中，諸伯與列卿都被置於“九卿”這個禮學概念所標示的班位，但這個“班”與十八班名同實異。三公、孤卿顯然也是禮學概念。
(50)例如《宋書》卷四一《后妃傳》：“晋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也是用三公、九卿遣樣的禮制概念及秩級來比視地位的。
(51)《隋書》卷二六《百官志上》，第748頁。
(52)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舉前史》第三篇第一章“官僚制與貴族制”。
(53)黄惠賢《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20頁。
(54)可參拙作《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十二章第一節“青出於藍：官僚行政的全面復興”。
(55)張帆《金元におけゐ散官の地位の下降てその原因》，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論集》第二集，2006年6月。
(56)葉煒《唐代異姓爵的襲封問題》，《國學研究》第2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57)李鳴飛《金元散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系2011年博士論文。
(58)李治安《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綫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