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项符号学意义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论文,符号学论文,意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俄美关系进入20年来最糟糕的境地，而且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我们分析俄美关系时将美对俄政策分解成两个部分，一是所谓“硬实力”，二是所谓“软实力”。美对俄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俄罗斯政治变化向着有利于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极力使用“软实力”影响俄罗斯这一变化。但是在冷战后时期，美国通过改变俄符号系统而对其施加“软”影响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俄罗斯继续使用“反霸”符号系统来解读美国发来的信息。2003年是俄美关系迅速变化的时候。俄罗斯因石油收入滚滚而来极大增强了外交政策物质基础，对外政策言辞和手段都出现明显变化。正如俄罗斯发出的信息：“现在任何人不能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去照顾其他人的利益”，这种态度明显地表现在俄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俄美政治精英和社会舆论也都明白造成双方关系恶化的那些“客观因素”。本文不讨论俄美关系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双方的你来我往，而是从符号学意义来寻找两国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存在重大差别。
一、从符号学来看美国对俄政策的“软”影响和“硬”实力
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引入符号学有可能扩大视野，以避免典型的但却是传统研究中固有的狭隘看法，即错误地认为国际关系舞台上所有行为体相互交往都使用同等清楚明白的符号系统，并从同样的信息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实际上，每一个国家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都不一样，甚至非常复杂。
罗伯特·达里认为，实力和影响不是每一个行为体天生具有的特性，也不是行为体支配了资源就会具有的特性，而是行为体A有能力取得行为体B的行动，而行为体B的这些行为没有行为体A的影响就不能完成。这样，实力是作为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特性，而不是每一个行为体都具有的一种特性。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而是取决于它能促使其他国家完成什么样的行为①。
约瑟夫·奈研究“相对实力”概念。他认为，理解国家实力应该看这个国家实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或者是当有必要改变其他国家行为时能够实现所期望的结果②。他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与传统的“硬”实力有不同之处。在他看来，“硬”实力表现为强迫或收买，通过这些手段，行为体A实现它要求行为体B作出的行动，“软”影响的实现是通过行为体A与行为体B构建共同的信念来完成。约瑟夫·奈认为，“软”影响就是有能力实现要求他人去实现自己希望达到的、同时也是有利于他人利益的那种结果③。实现“软”影响必须具备的资源（与硬实力比较），不是威力和金钱，而是行为客体与行为主体具有相同的价值观爱好，并且行为客体认识到有必要把这些价值观付诸实践④。约瑟夫·奈将“软”影响的资源保障分为三个方面：文化（它对行为客体产生吸引力影响）、政治价值观（行为主体自己坚持这样做）和对外政策（其他国家认可这种政策是合乎道义和法律的）。
符号学研究符号编程和符号解析过程。现代符号学专家认为，阅读字符类似于对照相应的“符号”，而交流是一个包括“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杰克逊·罗曼强调符号和社会交流的重要性⑤。艾柯·乌姆别尔托认为，参与交流的行为体在口头交流时，能够利用不同的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⑥。霍尔·斯迪埃特更指出，交流的关键角色在于“编码员”和“解码员”⑦。因此行为主体（信息发出者、说者、作者）和行为客体（信息接收者、听者、读者）相互之间并不全是协调一致。这个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范畴就可能意味着行为体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行为体在交往过程中并不能够总是完全“互相明白对方”，因为它们的解释符号并不一样。
如果将“编码”和“解码”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交往过程，我们会发现，首先，国家的集体一致性可以看成是符号编程，国家经常使用这种符号去解释世界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其增减变化有赖于借用外部环境的符号（有时是强制的）。其次，在国际关系中，信息发出国和接受国之间互相影响，前者试图把自己的符号强加给后者，这就是作者试图“改变”读者，可是有些读者持有“反对霸权”或“争取平等”的立场，在不断进行“抵制”的过程中改变信息发出国的符号。
约瑟夫·奈对于国际交往中信息发出国和接受国的符号不对接现象是持赞同态度的。他指出，“所有信息都要经过‘文化过滤器’，因为所发出的要求很少在作者赋予的那种意义上被理解”⑧。他强调“软”影响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能使其他行为体产生类似于你们的愿望，要使其他行为体接受这种愿望就要求明白如何使这些行为体理解你们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必须符合信息本身的准确结构”⑨。很明显，信息的发出应该使接收者接受相应的符号并进一步读懂“作者原意上”的信息。正是在这种信息结构中，信息发出国试图对接受国使用“软”影响。
我们将美国对俄政策分为“软”影响和“硬”实力两部分。属于“软”影响范围的，如推广美式民主，推动中东欧国家和原苏联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尊重人权，推动后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手段，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手段等。以上行动主要通过影响俄罗斯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而发挥作用，并非全是专门针对俄罗斯的。美国政策属于“硬”实力范围的，如北约东扩，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积极支持与俄罗斯相邻国家实行反俄政策等。以上行动有些直接针对俄罗斯，有些是间接涉及俄罗斯。
美国对俄政策是否影响了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要进一步追问，是“软”影响还是“硬”实力发挥更大作用，我们的结论认为是“硬”实力。因为冷战后时期，俄罗斯对于美国“硬”实力缺少有效反制手段，对于“软”影响只有90年代前半期一段时间比较愿意靠近，此后美国“软”影响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二、俄罗斯的国家一致性与对外政策
冷战后时期，特别是2003年以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变化，除去美国对俄政策这一外部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即俄罗斯对外政策形成了国家一致性。以2003年为界，此前在对外政策方面，俄罗斯从未出现过举国一致，此后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一致性。这一年年底，俄罗斯与美国、欧洲关系因为在后苏联地区利益存在严重分歧而冷却下来，同时，俄罗斯因为预算收入大幅增加而感觉到对外政策资源基础在增强。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举国一致性，就是俄罗斯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出现了全社会性的、集体性的和整体性的一致，它直接导致了对外政策的一致性。俄罗斯社会朝野上下、左中右各派势力、新党老党、新派旧派、改革派保守派、自由派传统派、西方派本土派，都形成一致性共识支持目前外交政策⑩。这是二战以后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即便是苏联最鼎盛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外政策还是受到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
俄罗斯出现举国一致性，客观地讲，石油收入滚滚而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情结，即俄社会对于西方国家的集体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俄罗斯人心底激荡已久，石油收入大幅增加就像开启蓄水池闸门一样。
在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大众意识中，对于西方的失望情绪，一是非常普遍，二是非常强烈。俄罗斯社会对于1991年以后西方准备与俄发展伙伴关系问题经历过“两次失望的冲击波”。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式社会转型，那种不顾一切，急于求成，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场群众性的集体性的意志与行为，并不全是领导者个人行为。这种国家整体性行为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渴望得到西方支持。可是俄罗斯人觉得西方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和随后实施转型的俄罗斯并没有给予足够支持，相反，对于莫斯科请求帮助的呼吁，西方的态度是明确地要在后苏联地区推进“地缘政治多元化”，尔后是对南联盟发动军事行动和北约东扩。第二次冲击波是进入21世纪。“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采取主动行动，希望和美国（北约）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结成真正同盟关系，可是这种愿望最终落空。这种集体性的失望情绪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转向不信任，甚至是疏远和敌意。
为了说明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程度，我们通过两组方法进行评估。一组包括四个层面：适应性变化、纲领性变化、目的性变化、外交一致性变化。另一组也包括四个方面：国家期望的外交形象、对国际趋势的理解、面临的主要威胁及挑战、其他国家的形象(11)。（见表1、2）
从以上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各个层面都出现变化，随着油价持续走高，俄领导人确信：“廉价石油不会再有了”(12)。俄罗斯不仅对于世界及俄在其中地位的基本认识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开始把举国一致性与“能源超级大国”立场结合起来，俄执政集团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把石油天然气变成现钞，而且还要把它变成俄影响国际事务的手段。同时，政治精英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家主权问题，并对西方有意识贬低俄主权的作法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西方支持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保持警惕性，并防止向俄罗斯蔓延。而且，俄罗斯对于国家主权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仅是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且还关心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问题。
可见，俄罗斯国家一致性有力地支持了目前的外交政策，国内高涨的团结爱国情绪在2008年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中集中体现出来，西方对于俄罗斯精心准备的总统大选结果，表现出了既不满又无奈的态度。那么俄罗斯国家一致性是如何形成的？来自外部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对俄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三、俄罗斯对美国发出信号的解释
罗伯特·杰维斯最先注意到国际关系中形象和观念的作用，他的观点对于我们讨论俄罗斯如何解释美国发出信号有很大的帮助。他强调要研究那些决策人物的信仰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其他行为体的形象。主要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为什么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各不相同的”(13)。他认为“人们对世界和其他行为体的观念不一样，是因为外观形象的原因，是我们理解力所能达到程度的原因”。
在俄美关系中，美国经常发出信号，试图改变俄符号系统，希望俄接受这种信号并能照此行动。可是美国施加“软”实力影响很有限，俄罗斯符号系统不同于美国，或者即便是符号系统一样，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会形成一致看法。实际上，俄罗斯对于美国信号有自己的解释，通过以下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可以发现两国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美国发出信号不仅没有被俄接受，而且对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一，世界多极化问题。
有一段时间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理解各有不同。俄罗斯政治和知识界精英大部分也参与到这个问题争论之中，即冷战结束后世界究竟是单极的还是多极的。实际上1996年俄罗斯官方就有多极化提法，可是叶利钦和普京初期对于多极化问题比较谨慎(14)。2003年以后，这个提法成为俄外交基石。美国对于多极化的解释，其含义是力图使以美国为中心的几大力量保持向心力平衡。美国不同意俄罗斯的解释，美试图让俄认识到反美是没有益处的(15)。但是，俄罗斯不仅不同意美国的解释，而且2004年以后强化了自己的立场：不仅承认世界多极化，而且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干涉任何一方“主权范围内事务”。2007年在慕尼黑会议上，普京对单极世界主张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
第二，民主化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非常流行关于俄罗斯只有实现民主化才不会成为美国威胁的观点(16)。从克林顿总统开始，推广美式民主成为对外政策的最重要内容，许多美国有影响的俄问题专家坚持要把民主问题作为美对俄政策的中心(17)。在美国人看来，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观不承认国家边界和民族差别，不迁就绝对的文化差别以及历史和地理特点，因而具有普世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一度接受了美国发出的这类信号，例如，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把美式民主当作终极真理，尽可能地贬斥苏维埃思想文化遗产。可是由于复杂原因，对于民主的看法出现了重大变化。
其一，俄罗斯解释民主的符号系统与美国差别越来越大。2004～2006年在俄对内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障政治稳定和秩序的价值观超过了民主。针对美国批评俄民主化倒退的言论，俄罗斯给予严厉反驳，官方对于国家主权的立场部分地回归到类似于苏联时期签署欧安会赫尔辛基宣言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人们经常地把民主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而带来的混乱、国家解体、极少数人暴富联系在一起。在俄对外政策讨论中，美国推广民主的政策只是被理解为美国捍卫自身利益的“美丽辞藻”。
其二，俄罗斯民主化进程并不能完全改变俄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国际关系表明，不同行为体之间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和借鉴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评估者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还有被评估者的国际行为。不论美国人多么强调俄民主化程度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不会在如下重大问题上赞同美国的立场，如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维护俄在后苏联地区的影响力等。即便是俄罗斯在完善选举、巩固公民社会、加强法制、减少腐败等方面取得诸多进展，也决不会消除俄美在国际体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
第三，原苏联地区问题。
美国认为自己是反对帝国的力量，很多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帝国瓦解，他们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地区政策中任何恢复帝国的尝试或者把前帝国意志强加于该地区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民，支持“独立”就成为美对该地区政策的便利工具。美国认为俄对原苏联地区政策是在企图谋求恢复帝国和霸权，因而成为俄美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
美国认为，民主制度有利于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该地区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就会变成美国的真正盟友，就像中东欧国家那样变成比老欧洲国家还要铁的美国盟友，因而极力鼓动该地区国家疏远俄罗斯，常用手段是通过支持“自由选举”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
俄罗斯解释原苏联地区的符号系统不同于美国，它认为后苏联地区“近邻”国家，并不是全球化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与俄罗斯具有同一文明空间和共同历史的邻居，所以不容他人染指。俄罗斯认定，美国的渗透和进入是“干涉”行为。
俄美关系在该地区矛盾激化原因之一是美国施加压力推广民主，而莫斯科对美国意图却是另外一种解释，它认为美国在该地区推行民主化，只是为了改变俄近邻国家对外政策转向亲美立场的“美丽谎言”，实际上是美国盯上了这些国家的能源和过境运输设施。俄罗斯批评美国所谓“民主使命”，不同意美国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国内政治斗争解释为民主与集权的斗争，俄认为这些国家的新领袖更像民粹主义者，以玩“反俄牌”拉近与西方的关系。
2005年该地区掀起“颜色革命”浪潮，俄美双方都用“反霸”符号来解读对方意图，加剧了双方矛盾。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中亚国家推行民主化不切实际，相反这个地区由于受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和其他极端势力影响可能出现的失控与混乱是很现实的威胁，优先任务是必须保持稳定。所以俄罗斯极力阻止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蔓延。
第四，能源安全问题。
这是俄美关系的重要议题，双方领导人明显地赋予这个问题以不同意义。美国作为最大能源进口国之一，认为能源安全首先是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稳定供应。美国高层特别担心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走到一起和能源运输顺畅（无论是整个世界市场，还是美国西欧）的问题，认为能源供应国的结合行为是“使用能源武器”以谋求政治目的。
美国非常担心欧洲盟国对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日益增加的依赖性，怀疑莫斯科有意使能源供应转化为对进口国内政外交施加影响。美国对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地位不满而产生的怀疑情绪不断加剧，并且引起全世界的不良反应，按照美国说法，世界市场上任何商品的直接买卖双方都不应带有政治色彩。
从俄罗斯方面看，莫斯科很清楚华盛顿对美国和世界能源安全的解释符号。作为回应，俄罗斯也强调必须成为一个保障稳定的但不依赖政治局势向世界市场提供能源的供应者。这样俄罗斯解读的“能源安全”就暗示着“公平”的能源价格（高比低好）。除了保障俄罗斯能够得到公平的收入，莫斯科还援引挪威和波斯湾国家对能源部门的调控经验，坚持认为俄国家有权对境内大型石油天然气开采公司和运输公司保持全面监管(18)。
能源问题直接反映在后苏联地区，俄罗斯坚决否认自己在谋求能源武器，并指出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动机。莫斯科解释说，俄公司有权改变价格政策以适应市场条件变化。可是人们发现，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条件有些时候取决于当事国与俄关系的友好程度。当然，莫斯科也批评许多欧洲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有“政治化”色彩。
当然，我们不能用符号学解释俄美关系变化的所有方面，双方矛盾绝非只是缘于缺少相互明白的“符号”“语言”，而是实际利益分歧造成的。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双方关系中一方的现实政策变化会导致另一方的“符号系统”出现“变异”。俄美关系出现目前这种糟糕局面，留给人们的强烈印象是：美国的对俄政策在寻找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向别人解释或者是说服自己：与俄罗斯合作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如果说这种情形没有造成俄罗斯符号系统出现远离美国符号系统的“变异”，那至少也是大大限制了俄罗斯接受美国“软”影响的能力。我们认为，美国为了挤压俄罗斯而借助于“硬”实力（诸如北约东扩、退出反导条约、介入后苏联地区、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等）取得明显的进展。然而，美国愈是借助于“硬”实力取得成功，就愈是减弱了对俄罗斯的“软”影响。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单边秩序，无论是“软”影响还是“硬”实力，都不能给俄美关系带来长期的稳定。
注释：
① Dahl.Robert,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1957.
2.p.201～215.
② Nye Joseph S.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Y.,2002.p.8～12.
③ Nye Joseph S.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Y.,2004.p.5.
④ Ibid.p.7.
⑤ Jakobson Roma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 and Poetics/Style and Language.Cambridge.1960.
⑥ Eco Umbert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1976.
⑦ Hall Stuart,Encoding/Decoding//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1979.L.,1980.p.136.
⑧ Nye Joseph S.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Y.,2004.p.111.
⑨ Ibidem.
⑩ 俄罗斯自由派代表人物丘拜斯在2003年提出了“自由帝国”的思想，声称：“俄罗斯在所有可见未来的前景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而俄罗斯的使命也是建立自由帝国。”见А．Чубайс，Мисия Росси в 21веке，
，1 октября 2003г．
(11) См：И．Зевелёв，М．Троийкий，Семиотика Амери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МЭМО，2007,1,c.7,9.
(12) См：А．Л．Нефтъ，Гяготение к верхней границе ценового коридора//
，2005.11.
(13) Jervis Robert,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1976.P.29.
(14) Примаков Е．М．Годы в болъшой политике．М．，1999；СимонияН．А．Российсд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вызовов//．Июнъ 2002.c.21-33.
(1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30;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res of America.March 2006.p.43.
(16) Kuchins Andrew,Democracy and War//The Moscow Times.10.02.2004;
(17) Вытупления зксперта Гуверовско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при Стэнфор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Майкла Макфла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Washington Post(03.03.2000),New York Times(20.05.2002).
(18) Energy and Security:Toward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Jan H.Kalick,David L.Goldwyn (eds.).Wash.,DC2005.p.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