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魏志江 陶 莎
【内容提要】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到东亚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关键词】 辽帝国；因俗而治；一元两制；国家安全；宗藩体系；边疆安全
辽帝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家安全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治国安邦共同智慧的结晶。辽帝国作为具有典型的融合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思想文化于一体的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国家安全思想，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安全思想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文明的融合与兼容性，其建立边防城池防御体系，控制欧亚大陆东、西方商旅交通要道以维护边疆安全的思想等，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安全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由于辽帝国史料的匮乏和不足，学术界对中国辽帝国国家安全思想史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即使是现存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辽金元等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国家安全思想亦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迄今为止，对辽宋金时代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宋朝为中心展开的对宋朝国家安全思想研究，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韦祖松在其博士论文《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① 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此书不仅研究了国家安全活动，同时也深入涉及北宋国家安全思想，对这两方面在北宋的具体情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讨论。此外，从历代国家安全战略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则主要是《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②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一书，然该著作主要侧重于史料辑录与评析，并非系统性的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史。③ 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此外，萧大维的《先秦国家安全思想初探》④ 萧大维：《先秦国家安全思想初探》，载《滨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27-31页。 《先秦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实践和思想认识简论》⑤ 萧大维：《先秦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实践和思想认识简论》，载《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8-111页。 、田澍的《国家安全视阈下的明代绿洲丝绸之路》⑥ 田澍：《国家安全视阈下的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21-27页。 以及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⑦ 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2期，第120-132页。 、魏志江的《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⑧ 魏志江：《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载《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1998年，第310-325页。 和《宗藩体制：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析论》① 魏志江：《宗藩体制：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40-46页、64页。 等论文，对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及其对外关系实践等进行了若干探讨，无疑为本论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开展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安全思想史的研究，拟以辽帝国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契丹族的国家安全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加强对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安全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揭示和系统认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意义。
六是加强政策研究管理和推广运用。加强研究，积极推进国家水权制度建设等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以提高政策研究的针对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为目标，研究修订《水利部政策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政研项目立项、过程、成果管理，提高政策研究成果质量，建设政策研究项目管理数据库，建立政策研究成果推广和共享机制，提高政策研究成果应用水平。
一 问题的提出
10世纪初，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帝国崛起于中国的北方，趁唐末五代中原纷争之机迅速扩张，至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其势力所及不但囊括了“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这种游牧经济世界，②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496页。 同时“浸包长城，跨有幽燕”，③ 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423页。 统治着传统的农耕经济区，近三个世纪中，两种运行方式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在辽国境内并行不悖。元朝奉诏编修《辽史》的宰相脱脱给予辽帝国以高度评价，谓其：“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亲仁善邻，而和战以宜。”④ 脱脱：《辽史》附录《进辽史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714页。 对辽的内政外交都予以肯定，其典章、制度、治乱、兴亡亦多为元朝所取，曾“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⑤ [元]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14《立政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因其旧俗而成一国之大体。辽帝国除经济成分较为复杂，民族构成也相对多元，在统治民族契丹族和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汉人之外，辽帝国境内尚有数量不容忽视的渤海人、奚人、女真人、阻卜、乌古、敌烈、室韦等部族，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辽帝国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于一体，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是非常罕见的，辽帝国的统治政策和国家安全思想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可借鉴之处，尤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国家安全，可以从“因俗而治”的多元体制和“亲仁善邻”外交思想以及多元并存的宗教文化政策得到有益的历史借鉴。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帝国，虽然没有如同中原王朝一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政治传统，加之其传世政书、笔记少而又少，没有直观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材料以供研究。因此在分析辽帝国国家安全思想时，只能以《辽史》记载为主，以其他史料加以佐证、辨析，于只言片语中揭示辽帝国关于国家安全的内在指导思想。
二 契丹国家的产生与“中国”认同的国家安全意识
《辽史》记载：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懿祖生匀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① 脱脱：《辽史》卷2《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6-27页。
2. 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
虽然在契丹民族崛起之时，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因素，但“随着与中原的分立势力对等的国际关系的长期化，契丹必然要具备作为一个安定国家的体制。”④ [日] 森安孝夫：《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海兰译，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第46页。 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阿保机于916年“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随后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① 脱脱：《辽史》卷1《太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11页。 在关键性的礼仪和继承人的制度方面都开始采用汉制，并且设置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建立都城，制定法律，契丹政权已经具备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态。② 武玉环：《契丹部落联盟与辽初政体》，载《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44-46页。 此外，契丹改变了南侵以掳掠为主，攻破城邑后旋即退走的策略。“（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③ 脱脱：《辽史》卷1《太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页。 这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关于契丹试图直接统治汉地的最早记载，说明阿保机不再满足于只统治游牧地区，做草原的帝王，而是要成为汉唐帝王一样的天下共主。契丹开始逐步摆脱传统部族体制，大步走向中央集权的王朝体制。④ 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9页。
5)光缆、尾缆余长应就近于屏柜内盘起、扎紧后放置于屏柜周边光缆槽盒内；盘缆时弯曲半径不应小于10 cm，盘起后仍然应保留足够长的光缆，以方便光缆拉到柜内固定板位置。
契丹民族从国家建立之初，就没有自外于中国，而是努力构建一个华夏之国、中华正统的形象。据《辽史·世表》记载，契丹先世出于东胡，而东胡早已自称“炎黄子孙”。《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载：“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⑤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晋书》《魏书》《周书》中亦有类似记载。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后代，那么由东胡族析出的契丹自然可以看作是黄帝子孙。阿保机更以“佛非中国教”为由“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⑥ 脱脱：《辽史》卷72《义宗倍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33-1334页。 已经以“中国”自居，乃至迄今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仍然称“中国”为“Китай”（契丹）。在俄语、古希腊语和突厥语以及中古英语中都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 Kitay，Kita1a，Cathay——《马可波罗行纪》)，在伊斯兰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现今欧美国家称中国“China”，实为契丹（Cathay）之拉丁文转写。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颇多此说的佐证，如辽宁阜新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记载：“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⑦ 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载《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第75页。 辽圣宗《赐圆空国师诏》中也有“上从轩皇，下逮周发”之语。⑧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圆空国师胜妙塔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页。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有“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师”“国中”“王畿”“天下中心”“中原及中原政权”“汉族及汉族政权”等多种含义，也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含义。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契丹族进入中原并建立辽帝国，即利用和发挥了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的不同含义而自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念。① 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载《文史哲》2010年第3期，第78页。 又因历史上“中国”一词既是地理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又是政权概念，因此，契丹人的“中国”认同也就包含有多方面的内涵，其自称“中国”则是认同的最高表现形式。② 赵永春、张喜丰：《契丹的“中国”认同》，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1期，第71页。
圣宗以降辽代诸帝，均未放松对西北地区屯垦的经营，即便如耶律唐古、萧韩家奴等重臣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辽帝国经略西北“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亦未略加放松。③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95页。 虽然西北路招讨司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威慑力而非真正的控制力，对于西北的广大地域仅能依靠以镇州为代表的几个军事据点进行控制，④ 康鹏：《辽朝西北路招讨司再探讨——兼谈辽朝西北路的防御体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2010年，第127页。 但由于屯田与营田的存在，辽帝国西北路诸边防城尚能保持稳固。可以这样说，农业是将辽帝国军队固定在西北边疆的“图钉”，有辽一代，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多赖于此。镇州等地则因为农业生产而得以在辽境大部陷落的情况下依旧保证万余人的驻军规模以及正常物资供给，亦为耶律大石称雄中亚地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从传统部族制政权快速过渡而来的中央集权制王朝与伴随着民族崛起而不断被强化的“中国”意识，正是辽帝国与中原王朝最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也就决定了辽帝国关于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有别于中原王朝：对内辽帝国要调和各种矛盾，巩固中央集权政治；对外辽帝国则要通过“中国”的塑造及认同来主导东亚国际秩序。
七、制定智慧专项规划，开展重大智能装备科技公关等。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智慧物流模式创新。出台财税引导政策，解决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出现的数字化治理问题和政策障碍。
三 “因俗而治”与“一元两制”体制下的国家安全思想
与北宋相比，辽帝国境内南（农耕经济区，包括东北的渤海在内）、北（游牧经济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明显差异，决定了国家内部的矛盾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其中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矛盾，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方式间的矛盾、契丹传统与汉化间的矛盾、民族矛盾等，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生产方式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采取了北、南两种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并存，共同发展的政治方略，这种现象被元朝史官称为“因宜为治”、③ 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3页。 “因俗而治”。④ 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73页。 所谓“因俗而治”即根据农耕和游牧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契丹、汉人统治集团不同的政治方略，制定符合帝国境内不同政治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以维护国家安全。当然，辽帝国“因俗而治”政策的推行，也是有着强有力的中央皇权作为保障的。这种“因俗而治”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国两制”⑤ 张博泉：《试论历史上的“一家两国”与“一国两制”》，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第1页。 或者“一元两制”，⑥ 郑毅：《“因俗而治”与“胡汉一体”——试论辽朝“一元两制”的政治特色》，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6期，第76页。 并奠定了辽帝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政治经济基础。
（一）“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安全思想
辽太祖时期，庶事草创，契丹民族对于“国家”这一形态的发展还处在“国制简朴”的阶段。① 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73页。 虽然设立了“汉儿司”以管理农耕人口的事务，但究其实不过是假汉人治汉人的羁縻之策。大多数的汉族臣僚均落籍于太祖的“宫分”，标志着他们不过是构成了皇帝集团的一分子，这是辽太祖“化家为国”的动态性写照。真正开始“因俗而治”的尝试是在渤海国被纳入统治范围之后，阿保机对渤海政权结构基本予以保留，并未进行大的变动，史载：“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② 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4页。 但随着东丹国南迁，辽“不复东顾”，③ 黄维翰：《渤海国记》，参见《渤海国志三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124页。 这种尝试也暂告一段落。
辽太宗耶律德光扶植石敬瑭建立后晋，由是燕云十六州得以并入辽帝国版图。燕云地区是辽帝国统治下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客观上加剧了北南之间、民族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燕云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高度文明的社会状态在辽帝国的发展中无疑起了示范和先导作用，也推动了统治者不断克服契丹民族的落后因素，调整统治方针，建立和完善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相适应的机构与制度，促进了蕃汉分治制度的形成。④ 王德忠：《论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5期，第96页。 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系上，变部族首领为王、为节度使，将部族制度纳入国家制轨道；改契丹官号，就汉仪制，树立起国家的仪范，史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诸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⑤ 脱脱：《辽史》卷4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64页。 且“治渤海人一依汉法”，⑥ 脱脱：《辽史》卷61《刑法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39页。 为避免国家权力的过度分散，在辽帝国内部正式形成了官分北南的南北面官制度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安全思想。辽太宗撤离开封，几乎将后晋的全部职官带往北方，致使辽世宗时有大批汉官任职，是南面官制度全面发展的时期。《辽史》中记录南北面官制：“辽国官职，分北、南枢密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⑦ 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73页。 可见元朝史官对其认同度是非常高的。伴随着南面官体系的成熟，大批汉族士人经由科举进入到国家行政机构中，一方面满足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达到了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以维护政治安全的目的。
（二）“捺钵”与“五京”、“行国”与“城国”统一，以维护国家安全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称帝，建元神册。从此，契丹民族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神册三年（918年），“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① 脱脱：《辽史》卷1《太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页。 上京地区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定居现象。辽帝国于上京东南部地区营建皇都不单纯因为此地乃辽帝国的龙兴之地，也与此“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有关，②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98页。 不仅能够满足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需要，同样也能够为迁移到此地的汉、渤海等农耕民族提供较为优质与足量的农耕用地。阿保机与其子耶律德光在位期间恰逢中原王朝战乱，各政权之间苦战不休，单一实力都无法与雄踞塞北的新兴契丹政权相抗衡，故而太祖、太宗在位期间，多次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势。频繁的军事征讨不仅扩大了辽帝国的疆域，同时也为辽帝国带来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与不可胜数的财富。为了充实契丹腹地与最大限度地利用战俘，大量的汉族战俘被迁往北方草原游牧地区，上京便是迁入的重要地区之一。随着俘获农业人口日益增多，修筑汉城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安置的需求，于是辽帝国统治者开始在草原地区大规模地设置州县，“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③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96页。 采用原籍州县旧名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原、渤海移民甫入异乡的不适应与思乡之情。
将230℃条件下制作好的样板在标准实验室(湿度：53%，温度：23℃)放置3 d、5 d、7 d、10 d、15 d、20 d、30 d、60 d、90 d，然后测试气味、VOC。
此外，实行部族、州县分治的行政体制。“所谓行政区划，是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联系的。只有国君将自己所直接掌握的领土进行分层次的区划，采用集权的统治方式，派遣定期撤换的官员，这样的区划才属行政区划的范畴。”⑤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辽帝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除在中央置北南枢密院管理全国部族、州县事务外，在地方上对契丹、奚等游牧民族采用部族制，亦兵亦民，每个部族在平时是行政和经济生产单位，战时则直接成为军队，夷离菫/节度使作为部族首领既是管理户籍、组织生产的行政官员，也是管理军事事务的统帅；汉人、渤海人则实行州县制，其中渤海人与契丹人一样兵民合一，汉族则保持兵民分离，但管理上均坚持军政分开的原则。
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38页。 由此可见，虽然辽太宗有“混一天下”之志，但对所谓“夷夏之别”仍有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妥善处理蕃汉关系成为稳定新占领区的重中之重。然而不久之后，辽太宗因部下横征暴敛与削夺藩镇权力导致各地义军蜂起而退出汴州，② 有关这个话题，大部分学者认为辽太宗退出汴州是因措置失当而被迫放弃中原，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118页；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36页；舒焚：《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246页；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0-782页。但近年出现不同的声音，认为辽太宗有意将统治中原的中心北移，退汴北上只在早晚。并且太宗离汴后，各地契丹藩镇并未随之撤守，从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也看不到放弃中原的迹象。参见林鹄：《论辽太宗离汴非弃中原》，载《文史》2015年第2辑，第281-288页。 成为辽帝国快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太宗在北返途中曾对此次南下进行检讨：“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使还镇，三也。”③ 脱脱：《辽史》卷3《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4页。 “三失”中前两“失”皆与契丹旧俗“打草谷”有关，“打草谷”一词最早见于《新五代史》，“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人兵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是为‘打草谷’。”④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契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8页。 虽然“打草谷”一词出现远远晚于契丹民族形成，但其实史书中关于契丹早期历史的描述中颇多类似的记载。4世纪时，北魏军大败契丹，“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⑤ 魏收：《魏书》卷100《契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3页。 所谓“寇盗”指的就是具有经济目的的掠夺。以掠夺供应军需，即“打草谷”旧俗的形成，就是这种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⑥ 罗继祖、刘庆：《〈打草谷辨〉辨》，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5期，第55页。 此时的辽帝国，已经具有了颇成体系的南北面官制，也已经具备比较丰富的统治农业移民的政治经验。即便如此，还是因为“打草谷”这种旧习而激起民变，辽太宗所顾忌的“夷夏之别”没有在统治阶级内部反映出来，反而在广大的民间有所反映，⑦ 有学者认为五代时期华夷之别泯灭，对于藩镇而言，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天子究竟是汉人、沙陀人还是契丹人其实并无分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停止横征暴敛并维护藩镇利益，与之相勾结，民间烽火恐不难扑灭。参见林鹄：《论辽太宗离汴非弃中原》，载《文史》2015年第2辑。 这也许是辽帝国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也正因为这一次的失利，令辽帝国统治者开始真正意识到所谓“夷夏之别”不仅仅存在于礼仪制度等形而上概念之中，这也促使辽帝国统治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到革除旧习、适应新占领区传统的工作。为避免军事征服造成社会破坏和倒退，采用“因俗而治”的做法。因袭传统经济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形式，既不用游牧民族已经习惯的部族管理方式和“蕃法”代替中原和渤海国已经成熟的州县制，也不强行超越现实发展水平，用州县制改造契丹、奚等游牧民族。客观上加快了辽帝国汉化的脚步，同时也保证了社会、民族的稳定，加速了民族融合。
（三）和战并用：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华夷整体安全观，中国古代王朝认为建立四夷怀服的华夷秩序是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和理想模式。① 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2期，第121页。 如前文所述，辽帝国的“中国”意识在建国之初便已经觉醒，自太祖阿保机开国，便已为日后辽帝国的发展奠定了“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②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2《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第260页。 的基调，主张和战并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欧洲著名学者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甚至认为在辽太宗时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③ [美] 卡尔·A.魏特夫、冯家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参见王承礼等：《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1990年版，第7页。 此说虽然有许多商榷的空间，但在儒家文化的作用下，辽帝国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如果天子的至尊地位得不到外部承认，则其在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也将受到挑战。④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6页。 那么构建一个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至高目标。
酒精虽有一定镇静催眠作用，但持续时间较短，大约3～4个小时睡意便会消失，酒精的催眠效应消失后，身体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时人们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失眠。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教授肖莉表示，喝酒之后导致的睡眠与正常生理性睡眠是不同的，这种睡眠看似睡得熟，实际上大脑皮层还在活动，而且肝脏还要整晚代谢酒中的杂质，这会增加肝脏负担，对人体造成慢性损伤！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法主要是通过考试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这种一次性的考核方法不能真正地反映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专业应用能力,而一个良好的评价体系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从另一个角度讲，取得与周边政权交往的主动权，可以在外交上最大程度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利益。陈寅恪曾论述过唐代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指出：“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1页。 10世纪晚期，“在宋朝的协调下，自西向东，包括西域、漠北、宋朝、高丽等政权在内，一个环绕辽帝国边疆的多政权反辽同盟正在酝酿当中。”⑥ 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辽景宗乾亨三年（981年），宋朝派遣王延德出使高昌，并联络漠北、西域诸部，“所过蕃部，皆以诏书赐其君长袭衣，金带、缯帛，其君长各遣使谢恩。”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太宗雍熙元年夏四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9页。 甚至于在高昌国，还出现了辽帝国使者同宋朝使者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情形，“时有契丹使者来，谓师子王曰：‘闻汉遣使达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达靼，无使久留。’因言：‘汉使来觇王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知其语，因谓王曰：‘犬戎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太宗雍熙元年夏四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9页。 可以看出，辽宋双方为拉拢周边势力已成水火之态，在宋的积极运作下，此时的辽帝国，俨然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用“外交困境”来描述此刻辽帝国所面对的局面并不为过。打破困境，赢得外交主动权，从而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辽帝国统治者必须要解决的课题。结合内部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以及构建外部稳定国际环境的现实需求，辽帝国需要构建一个范围尽可能大、向心力足够强的朝贡体系。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可以细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所谓“内圈”的边疆民族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在“华夷有别”大一统思想下建构的边疆统辖制度。边疆民族朝贡成员作为王朝的臣民，需要服从政令，保塞安边。作为“外圈”，则是从传统的“天下观”出发，在朝贡制度下奉行“事大字小”的原则的周边朝贡国。③ 程尼娜：《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第20-28页。 在辽帝国的朝贡体系内这两种情况一直同时存在。
《辽史》记载：“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勍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④ 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32页。 辽帝国最初想要构建的“天下秩序”，除上述东、北、南、西全部的政权（势力）外，还包括境内的如乌古、敌烈、鼻骨德等诸羁縻部族。自太祖阿保机化家为国开始，契丹民族也开始了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努力。
1. 对“内圈”属国、属部的羁縻政策
《辽史·营卫志》中“外十部”中记有乌古部、敌烈八部、长白山部等共计十部，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⑤ 脱脱：《辽史》卷33《营卫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45页。 但事实上具有同样性质的部族远不止十部，辽对它们采取的政策亦不尽相同，存在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纯粹羁縻、封贡政策的差别，不能一概视同唐代之羁縻州。① 纪楠楠：《辽代民族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09页。 纵观整个辽帝国二百余年的时间跨度，属于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的属国、属部有：五国部、系辽籍女真、达鲁古、兀惹、铁骊、室韦、乌古、敌烈和党项等。辽帝国对这些部族的控制程度较之核心民族（契丹、汉人、奚等）要差，相对给予他们的政治待遇也不如核心民族。这些部族依然保留传统的内部组织且不需要承担朝廷赋役，也不可以进入中央机关担任官职。辽帝国往往在当地设置军事统辖机构、数量可观的边防城或者地方重镇，并派出由中央任命的详稳或节度使。其入贡的数额、频率由中央决定，在这些民族遭遇自然灾害等情况时中央有赈济、救灾的义务。
如果说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的属国、属部还可以算作辽帝国的“国土”，那么羁縻与封贡区域只能认为是辽帝国可以施展影响力的地区。这一区域的民族不需要服从辽中央的管理，双方基本上只有松散的朝贡、贸易以及助兵关系。虽然史料中常可见属国“来贡”的记载，这种入贡仅仅具备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辽帝国需要给予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回赐，实际上属于封贡贸易。属于羁縻性质的部族主要有生女真、阻卜以及回鹘等。虽然同属于羁縻部族，但因具体情况的差异，辽帝国所采取的政策又有所不同。比较而言，辽对阻卜等部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以阻卜为例，辽太祖西征，“阻卜望风悉降”，但太祖西征旨在保障漠北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商旅交通，并与漠北蒙古草原的阻卜等部落建立起宗藩朝贡关系，故太祖西征回军时，只是“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故辽帝国势力暂时衰落后，阻卜旋起而复叛。②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95页。 为了应对漠北蒙古高原阻卜部落的叛乱，辽帝国不得不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以镇抚之，从而保障从漠北蒙古草原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对有些部族则采取相对柔性的措施，如生女真，辽自东丹国南迁便放弃了原渤海国在东北地区建立的大量州县，军事力量后撤到嫩江、辽河一线，并未在生女真腹地建有边防城或派驻屯戍军队，依靠捺钵时的赏赐、监督以及边境贸易来约束、诱惑生女真。对不同的羁縻部族实行不同的政策，也是辽帝国“因俗而治”，或者说是“因俗而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区域而治”的具体体现。
史料虽然简略，但比较清晰地描述了自玄祖匀德实至太祖阿保机几代契丹人不断受到中原影响、积极吸收农耕文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农耕文化的引入进一步加快契丹统治集团对汉族文明的认知，终于在撒剌的、述澜时期形成了“广土众民之志”。“广土众民”同以往游牧民族的野蛮掳掠有着根本的区别，也绝非驻牧范围的简单扩大，而是契丹民族发出的建国信号，是统一王朝草创的蓝图，至阿保机任可汗时已经成为清晰完整的建国方略。② 杨福瑞：《辽朝移民问题研究》，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26页。 “广土众民”，顾名思义便是开疆拓土，占有大量人口。阿保机执政后加紧势力扩张，东征西讨，“广土”与“众民”一齐推进。《辽史》记载的太祖朝内容大多关于征伐与迁移征服地人口，不仅统治范围得到扩展，迁徙至契丹故地的人口也达到数万户之多。然而此时契丹政权仍然处于游牧民族政权的状态，虽然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燔柴告天，即皇帝位”，③ 脱脱：《辽史》卷1《太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其与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仍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辽代诸帝莫不自称“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便是宗藩体系。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① [法]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7页。 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为了保卫其核心地区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贡-封’秩序”。② 李宝俊、刘波：《“朝贡-册封”秩序论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111页。 具体到辽，其竭力建成以己为中心的宗藩体系，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需要，欲以周边各族政权为边陲之藩篱，更有树立“中国正统”的地位以及权威的意愿在内。
（2）对硬件和网络有要求。使用微信公众平台前提是有移动设备并且能联网，调查问卷显示，这对有些学生产生了经济上的负担，好在近些年国家一直在督促运营商下调资费，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个约束会改善。在设计学习资源时也尽量考虑周全，以最小消耗为原则。
10世纪到12世纪，是中国多政权并立的重要时期，随着北宋的局部统一，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宋双方开始了漫长的关于“天下话语权”的争夺。一百多年的明暗交锋中，除少数时间外，辽在与周邻国家交往中均能占据主导地位。所谓“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③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95页。 以辽“居四战之区”的战略位置而能成就“虎踞期间，莫敢与撄”的局面，《辽史》中仅归因于“制之有术”，但却没有加以论述，其背后蕴涵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措施尚有巨大的探讨空间。④ 脱脱：《辽史》卷46《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32-833页。
首先，构建宗藩体系。“宋辽金元时期，东亚宗藩体制及其安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辽、金、元先后入主中原乃至异同天下，以其为代表的所谓北族王朝取代了长期以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而成为藩属国。”⑤ 魏志江：《宗藩体制：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43页。 “迫使”一词准确地表达出作为开创者的辽帝国达成目的的阻碍及困难。
其次，传统的中原王朝之所以可以提出并坚持“守中治边”的思想，“实际上是文化极度自信的一种反应。”⑥ 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第2页。 其可以做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⑦ 张燕婴译注：《论语·季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注解本，第250页。 依靠的是包括意识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制度安排的影响力等在内的软实力。对于由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来说，要依靠“软实力”怀柔远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对于周边部族，辽帝国尚不足以依靠软实力羁縻经略，更遑论羽翼已丰的西夏和受儒家文化熏染日久的高丽。是故，欲达成祖辈构建“中央之国”之政治理想，建立一个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则唯有武力一条道路，通过征伐使“强朝弱附”，⑧ 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7页。 这一点在与高丽结成宗藩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宋建国伊始，高丽便主动同宋朝建立交聘关系，高丽“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① [李氏朝鲜]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太祖世家二》，（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上册，第55页。 与宋同奉行儒家传统道德，很容易就产生亲近感。因此宋朝积极笼络高丽，试图夹击辽帝国。统和三年，宋太宗遣使高丽，请其出兵襄助攻辽。尽管当时高丽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出兵，但是历代高丽王对于西北面边防的注意诚然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李丙焘所言，高丽于北面一系列城塞的修建“不外是防强大契丹侵入”。② [韩] 李丙焘：《韩国史大观》，台北：正中书局1961年版，第157页。 因此对于辽帝国来说，实力不俗又一贯亲宋的隐患（高丽）一日不解决，便有如骨鲠在喉。唯有彻底解决高丽问题，使其不再联结宋朝制衡辽帝国力量，辽帝国才可以全力谋求对宋的优势。同时，若辽可以同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可以看作是向来只视中原王朝为正统，只臣服于“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③ 班固：《汉书》卷94下《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04页。 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的高丽从此对辽帝国也产生了文化认同，承认辽帝国“中国”的身份。并且，随着辽丽宗藩关系的形成，确立于唐朝与新罗时代，以中韩宗藩关系为核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的中心自然也由宋朝变为辽帝国。④ 魏志江、潘清：《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42页。 所以，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发展的角度考虑，构建宗藩体系都势在必行。
3. 确保主导东亚世界秩序的权力
安全壳[20-21]是压水堆的关键设备，是反应堆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其内层钢制安全壳是一种典型的薄壁压力容器，体积大、厚度薄，包括上、下封头与圆柱壳段，其中有许多开孔、接管、贯穿件等。本文以安全壳的圆柱壳段为研究模型，对开孔和补强的圆柱壳进行轴压屈曲试验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缩比实验的设计与实现有助于获得合适的有限元模型。近年来，钢制壳体的屈曲试验得到了广泛的开展[22]，但试验模型较小，与安全壳的径厚比相差甚远，亦缺少人造局部缺陷和补强等因素。
(5)基准指代,此类指代与前4类是不同的,也是面向事件的指代与传统指代的不同点,前4类中存在指代的两个要素都是指向同一实体,而此类指代并非指向同一实体,而是以先行要素为基准,来确定照应要素的具体位置,例如“香溪洞景区”←“附近山体”.
权力意味着建立秩序，把可利用的资源变成所支配的资源，以此使继续存在变成可信赖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就是试图以秩序去占有未来。⑤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45页。 在中国历史中，辽宋时代是一个多角度开展“国际关系”的时代，契丹建立的辽帝国借唐朝以来发展的余续迅速壮大，与以汉唐德运继承者的宋形成南北朝分立的局面。为了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以及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辽与宋展开了长久的较量。当时的世界，存在着若干“有着各自内在关联和相对独立性的区域秩序”,⑥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7页。 其中对辽帝国的安全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辽-宋-夏与辽-宋-丽两组三边关系，虽然两组关系在历史中的表现并不一致，但毋庸置疑的是辽帝国在其中一致都处于主导地位。直到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缔结“澶渊之盟”，双方的正面交锋才告一段落。此后，限于不能南征的事实以及地位平等的南中国——宋朝的存在，辽不得不放弃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退而求其次地选择维持自身在东亚世界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是的，滴滴顺风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打车难”，给需要打车的人带来了方便。但事实也已经反复证明，这个方便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危险。什么方便值得用安全去交换？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不惜代价建立辽丽间的宗藩关系，致使宋丽间不相往来近半个世纪，直到辽的实力滑下巅峰，宋丽间才经由民间商人试探着恢复往来。正值宋神宗有恢复汉唐旧疆宏愿，于是积极接洽高丽，“诱令朝觐”，以共谋图辽。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9，元祐五年十二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97页。 此举招来宋廷上下的大批非议，韩琦曾上奏：“高丽臣属契丹，于朝廷久绝朝贡，向浙路遣人招谕而来。且高丽小邦，岂能当契丹之盛。来与不来，国家无所损益，而契丹知之，谓朝廷将以图我。”④ 韩琦：《答诏问北边事宜》，参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1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页。 主张宋丽应该继续保持不相往来的状态，尊重辽丽间的宗藩关系，充分说明在东北亚事务上，辽占有着主导地位，主导权的确立反过来制约了宋丽间的联合，最终保障了辽帝国的国家安全。
辽处理辽-宋-夏三角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利用西夏抑制宋朝扩张从而谋求实利，掌握三角关系的主导权。重熙年间，辽兴宗趁宋夏战争之机向宋朝索要关南之地，终以宋朝增加20万岁币而作罢。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宋夏交战，“夏人阴使辽求救。辽人为移书至阙下”。韩忠彦使辽，辽人质问曰：“夏国何大罪，而中国用兵不解也？”又强调如果宋朝果然撤兵，“如此而南北大国之好可保也。”⑤ 毕仲游：《西台集》卷 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7页。 道宗寿昌四年（1098年），宋夏矛盾仍炽，辽屡屡发文，“令（宋）还复旧所夺疆土城寨”，甚至“点齐兵马，谋助西人。”次年还特派只有不寻常大事发生才派出的泛使为夏国游说，欲息兵及还故地。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元符元年七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809、11916页。 从辽的举措看来，其不仅将自己看作西夏的宗主国，且将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农耕与游牧经济并重：轻徭薄赋以保障经济安全的思想
如前文所述，辽帝国境内既有从事农耕的汉人、渤海人，还有以游猎为生的契丹人等游牧民族。《辽史》中对此有非常精到的描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② 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3页。 这段文字介绍的状态出现在辽太宗时期后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之后,③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8《晋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页。 但早在阿保机尚未称帝之时，契丹境内已经有着数量可观的农业人口，如何稳定进入契丹故地的汉地移民并使其为己所用，成为摆在阿保机面前的一个课题。
唐天复二年（902年），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北、代北，攻下九郡，获牲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④ 脱脱：《辽史》卷1《太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深谙农业经济实惠的阿保机自然不会令汉族人口放弃擅长的农耕或者手工业转而从事畜牧生产。于是从公元902年开始，阿保机先后建立了龙化州等“汉城”用以安置农耕人口，仍令其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农耕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千里沃野的景象，由于它是草原上以固定的州县为中心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斑点式农耕区，前辈学者将这种斑点式农业区形象地称为“插花田”。⑤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3-24页。 阿保机通过连续地对外征讨不断地对龙化州的规模进行扩充，充分地保证了龙化州的农业劳动力的生活需求。同时，阿保机大胆地任用韩延徽等汉臣管理“汉城”事务，史载：“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⑥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6《韩延徽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又如康默记，“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蕃、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⑦ 脱脱：《辽史》卷74《康默记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56页。 以汉臣为主导治理汉人事务，这无疑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所带来的弊端，能够尽可能地将进入契丹境内汉人的情况、诉求反映给上层的统治者，同样也能够尽量满足契丹境内汉人的生产生活需求。
建立契丹的“捺钵”① 捺钵：辽朝皇帝为保持契丹族游牧狩猎的风俗而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及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一些官员随行，并在夏冬捺钵与北、南大臣共议国事，或接受使节朝贡。《辽史》称：“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参见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3页。 和中原王朝的京城行政体系并存的格局，辽帝国既效仿中原王朝建立五京制度，同时，又继续保持契丹的“捺钵”传统的游牧行政的特色，实现“行国”与“城国”的统一，以维护国家安全。
与修筑汉城与设置州县形式上相近的还有头下军州的设置。有辽一代，“唯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④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6页。 头下军州作为辽帝国地方行政单位的一种，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作为契丹贵族的私城，它不同于传统的游牧分地，反而带有南面方州制的色彩；作为南面方州官系统下的单位，却又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州县，反而归属于契丹贵族的私人势力。⑤ 陶莎、孙伟祥：《辽代后族与头下军州浅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第79页。 头下军州本质上属于封建领主制，头下户并非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主的私人部曲。⑥ 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95页。 在由部族政权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过程中会设置具有浓厚北方民族色彩的头下军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辽初“变家为国”与“因俗而治”的进程中对契丹民族传统势力的一种妥协，是在面对部族贵族与宗亲势力挑战时作出的让步。日后随着辽帝国汉化的推进以及中央集权的强化，头下军州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控制，并且对头下主身份的限定也更加苛刻。
以上三种安置农业移民的模式最早都出现在上京道，随着辽帝国逐渐强大，辽帝国中央开始在中京道、东京道大力实行游牧——农耕的“混置”，让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杂处，增加了彼此的认知度，从而降低民族隔阂，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从另一个角度讲，一定程度的民族杂居可以避免单一民族势力发展过大，从而拥有可以对抗辽帝国中央政权的实力。辽帝国对于移民所采取的诸项措施，较好地保障了进入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农业人口的生活，使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够在辽帝国的统一管理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农耕经济的定居性进而又强化了人地联系，有效地帮助辽帝国实现地方控制。
辽天祚帝保大四年（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人自夹山向北而行，三日至白达达部。再西行，至镇州，并于此召集十八部首领会议，得精兵数万，威震西域之西辽即肇兴于此，此后耶律大石整军出征，自镇州起一路向西，直至中亚起儿漫（今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耶律大石西征路线虽是行军路线，商旅亦可由之，辽代草原丝绸之路某些部分大体与此重合，这条路线可说是东西通衢之要道，以镇州为代表的若干边防城，则可说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锁钥之地，其稳固与否，对于辽帝国西北边陲之稳定与沟通西方来说至关重要。
此路线基本属辽帝国西北路，大漠以北的广大地区湖泊纵横，水草丰沛，是畜牧的上佳之所，长期生活于此地的阻卜、乌古、敌烈等部族一直延续着游牧的生产范式，至于农业则几乎空白，虽然唐代已经有敌烈先世拔野古地区“少耕获”的记载，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回鹘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40页。 但所占比例应极少，并不能对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6月，下诏“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9月“次古回鹘城，勒石记功”，10月又“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② 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页。 然而对西北路地区的经营，实际上始于太宗会同二年（939年）将契丹三石烈移至于谐里河（今加集木尔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一带，次年又扩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流域，三石烈皆令耕种。农业移民的进驻将定居生活带入了这一地区，同时农业聚落的形成不仅使得移民尽可能的集中，也保障了移民的稳定生活。然而仅三石烈的移民实在不能够对漠北地区形成实质性的占有，点缀在广阔漠北的少量农业聚落在乌古、敌烈的骑兵面前仍然不堪一击。但是太宗的这一举措依旧为后世君主做出了示范，即可以通过屯田、营田的方式来保障迁移至漠北地区的居民生活甚至可以解决军队的后勤供给，从而增强对此区域的控制力度。
太宗去世后，辽帝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对西北路的经营因此告一段落，辽穆宗应历十四年（964年）至十七年（967年）间甚至爆发了持续三年之久的乌古、敌烈、室韦诸部叛乱，草原丝绸之路也随之中断。直到辽景宗保宁三年（971年），西北路招讨司设置，对西北路的经营复又开始且规模更胜往昔。西北路招讨司前期驻于胪朐河一带，圣宗时屯田、营田开始推行后，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置镇州，“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渤海、女直、汉人流配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①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自是西北路招讨司治所转至镇州，辽帝国势力正式进驻漠北腹地，不仅由胪朐河流域更向西扩展，且开始有驻军镇守。两万大军的日常所需是非常庞大的，戍守之地又距上京千里之遥，物资供给实在不便，虽然同时迁去七百余户平民，但要保证两万余人的后勤则实在困难，于是在发展营田的同时，亦大力发展屯田。不惟如此，为了确保西北边疆的物资供给与控制力度，特别强调西北部诸边防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②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于西北路发展农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驻军的供给，从而达到控扼西北诸部的目的。
辽、宋作为当时东亚最大的两个帝国，既把对方看作最重要的伙伴，也看作最大的对手。欧阳修曾言：“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敌”,① 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326《御边》，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4247页。 萧韩家奴也提醒辽圣宗：“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②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 1595 页。 显然辽宋双方对眼下的局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平的表象是因为双方实力均等，而不是所谓“兄弟之情”，双方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取得外交上的主导权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也可以限制竞争对手发展壮大而对己方构成威胁。
辽帝国曾先后兴建了五个京城，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上京临潢府、南京析津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但皇帝一年中“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② 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3页。 这种情况是由辽帝国的特殊性决定的，辽地跨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既不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政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政权，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复合型政权。宋神宗赵顼曾谓臣属曰：“唐明皇晚年逸豫，以致祸乱。如本朝无前世离宫别馆、游豫奢侈之事，非特不为，亦无余力可为也。盖北有强敌，西有黠羌，朝廷汲汲枝捂不暇。然二敌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自古外裔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比之汉、唐尤强盛也。”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8，神宗元丰五年七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899-7900页。 宋神宗认识到辽之强大在于行国与城国的统一，但并未讲明二者如何统一。辽盛时“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④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96页。 辽帝国北方行国的政治中心是汗庭，其在行国中的重要性与中原城国一样，也是君主行使统治权力、控制全国、处理政务之所。但与以往的北方行国相比，辽帝国还有一套借鉴自中原的枢密院等中央机构跟随皇帝四时“捺钵”，所以“汗庭”并不能够完全涵盖辽的政治中心。⑤ 肖爱民：《论辽朝的政治中心——从中国古代北方行国政治中心谈起》，载《宋史研究论丛》（第15辑）2015年，第615—616页。 当时的辽帝国人将以皇帝大帐为中心，包括枢密院等中央机构在内四时移动的朝廷称为“行朝”。⑥ 向南：《常遵化墓志》《创建静安寺碑铭》，载《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9、360-363页。 皇帝四时“捺钵”是保持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传统的具体表现，为契丹等游牧民族树立了一个保持游牧习俗、尚武传统的领袖形象，保持民族活力也是由政治中心所在的斡鲁朵性质决定的。斡鲁朵是辽帝国皇帝居所——行宫的所在地，始建于辽太祖，“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 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① 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58页。 其后历代皇帝都建有自己的斡鲁朵，包括两位摄政日久的太后——应天太后、承天太后，以及圣宗朝权势盛极一时的皇太弟耶律隆庆和位极人臣的丞相韩德让在内，至辽末斡鲁朵共有十二宫一府。“这些宫的所有者，若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至少也是地位极其特殊的统治集团核心人物，因此，斡鲁朵可以说是辽帝国统治者的大本营。”② 杨若薇：《契丹王朝军事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斡鲁朵作为行宫，其所在既是皇帝捺钵之处，又是皇帝死后归葬之所，契丹故地的优质牧场自然要划入其中。③ 参见武玉环：《辽代斡鲁朵探析》，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62页；杨军：《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6页。 不仅如此，诸斡鲁朵所辖“凡州三十八，县十，提辖司四十一，石烈二十，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德里二，闸撒十九，为正户八万，番汉转户十二万三千，共二十万三千户。”④ 脱脱：《辽史》卷31《营卫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10页。 皇帝通过斡鲁朵实现了直接控制辽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目的，这在中原王朝也是不常见的。为了更好地保证皇权集中，随同皇帝四时捺钵的不仅有负责侍奉帝、后、皇室饮食起居等任务的行宫斡鲁朵户和随行禁卫，连同中央行政机构也一并随之转徙。
陈敦源《全宋词所收互见词考辨》：“此首当从宋人载籍《全芳备祖》作苏轼词。洪武本《草堂诗余》所收前后相接而无撰人姓氏之词,并非皆为同一人之作。”[10]277-282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是作曲家、乐器演奏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重要人物，出生于奥地利。莫扎特是继格鲁克之后最成功的歌剧改革家，在他一生短短的一生中有25年都在从事歌剧创作，共写了20多部歌剧。
此外，辽帝国还建立了社会安全的赈灾救济制度，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对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威胁。终辽一朝的二百余年里，几乎每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辽帝国的自然灾害有旱灾、水灾、雪灾、风灾、蝗灾、地震等 14种共206次，囊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水文灾害与生物灾害4个灾种，并以气象灾害为主。⑤ 蒋金玲：《辽代汉族士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82页。 数种灾害并发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如统和元年（983年）9月，“东京、平州旱、蝗”，⑥ 脱脱：《辽史》卷10《圣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9页。 甚至出现三灾并起的情况，寿昌末年（1100年），易州大旱，“又蝗”，继而“淫雨不止”。⑦ 脱脱：《辽史》卷105《萧文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09页。 多灾并发极易引起饥荒，“干旱、洪涝、病虫害等灾害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多是在灾后的饥荒过程中死亡的。”① 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辽代自然灾害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及鲜明的地域性，且往往数灾并发，不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剥夺百姓生命，甚至引发饥疫导致社会动乱从而威胁政府统治。”② 蒋金玲：《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79页。
自然灾害关系到国计民生，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救灾抗灾工作，辽帝国设有一个自上而下、运作有序的救灾体制：皇帝与北、南枢密使等构成中央赈灾组织，主要负责指挥；五京留守、节度使、县令等各级地方长官主要承担具体的救济任务。具体的措施主要有：
针对受灾人民急需解决温饱及重新添置生产工具、重建家园等问题，辽帝国采取一系列赈济措施帮助灾民。首先，为解决灾民最紧迫的饥饿问题，赈济主要以粮食为主。如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年）10月，“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③ 脱脱：《辽史》卷15《圣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96页。 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9月，南京饥，“出钱粟振之”；④ 脱脱：《辽史》卷23《道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5页。 大安二年（1086年）7月，“出粟振辽州贫民”；9月，“发粟振上京、中京贫民”⑤ 脱脱：《辽史》卷24《道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0页。 等。其次，赐衣物、绢帛，解决衣物御寒的问题。比如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11月，“给寒者裘衣”；⑥ 脱脱：《辽史》卷12《圣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2页。 道宗大康八年（1082年）9月，“大风雪，牛马多死，赐扈从官以下衣马有差”；⑦ 脱脱：《辽史》卷24《道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25页。 大安三年（1087年）7月，“出杂帛赐兴圣宫贫民”等等。此外除解决灾民温饱问题，辽帝国还赐给灾民谷种、耕牛、马匹等，以帮助重新组织再生产。如统和七年（989年）6月，“诏出诸畜赐边部贫民”；⑧ 脱脱：《辽史》卷12《圣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5页。 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2月，“诏赐给渭州贫民耕牛”⑨ 脱脱：《辽史》卷25《道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7页。 等。辽帝国除官方赈济灾民外，还尽力调动民间捐资，如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2月，“劝品部富民出钱以赡贫民。”⑩ 脱脱：《辽史》卷13《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1页。 寺院也参与到捐赠活动中来，大安三年（1087年）5月，“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⑪ ⑪ 脱脱：《辽史》卷25《道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3页。⑫ 脱脱：《辽史》卷89《杨佶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89页。 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出私粮赈济灾民。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燕地饥疫，民多流殍”，杨佶“发仓廪，振乏绝，贫民鬻子者计佣而出之”。⑫ ⑪ 脱脱：《辽史》卷25《道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3页。⑫ 脱脱：《辽史》卷89《杨佶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89页。
唐太宗曾言：“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①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96页。 尤其天灾降临，灾民生存尚不可保，自然更无力应付政府摊派的各种赋税、徭役。为此，辽帝国采取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措施，以减轻灾民的负担，从而得以尽快恢复生产能力。目前可见免除租税的记录有45次，免期一到三年不等，其中以一年为最多。除了免除租税，还有一些减轻租税的办法，如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西京霜旱，大同节度使耶律抹只奏请以所纳之司税钱，“增价折粟，以利贫民”，圣宗从之。② 脱脱：《辽史》卷12《圣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1页。 统和十四年（996年）12月，“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③ 脱脱：《辽史》卷13《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0页。 等。此外，由于自然灾害往往导致流民过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被荒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便减免徭役，以补充必要的劳动力。圣宗统和元年（983年）6月，颁“罢徭役诏”，曰“五稼不登，开帑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④ 脱脱：《辽史》卷59《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26页。 为了能使更多人从事生产，大赦罪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天赞四年（925年）11月，“赦京师囚”；⑤ 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3页。 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7月，“南京地震，赦其境内”等。辽政府还多次下诏减免贡纳，以减轻灾区及诸部族的负担。
每逢大灾，用以稳定灾民情绪的安复性政策都会出台。如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年）3月，“遣五使廉问四方鳏寡孤独及贫之失业者”；⑥ 脱脱：《辽史》卷8《景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3页。 道宗寿昌六年（1100年），“诏问民疾苦”⑦ 脱脱：《辽史》卷26《道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51页。 等。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许多灾民逃奔外地变为流民，不仅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也为社会注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按辽律，流民轻则阻截、遣返，重则处以死刑。然灾害达到一定程度时，法律也束缚不了灾民逃生的脚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安辑、抚慰等柔和的手段。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于西州地区“轻赋税以来流民”，十四年（996年），下诏“安集朔州流民”，十五年（997年）正月，“免流民税”，开泰元年（1012年）12月，“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折价佣尽，谴还其家”，⑧ 脱脱：《辽史》卷15《圣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8页。 从政策上为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
辽道宗时，灾害连年，流民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于是，大康九年（1083年），诏“诸路检括脱户，罪至死者，原之。”⑨ 脱脱：《辽史》卷24《道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26页。 大安三年（1087年）2月，以“民多流散”，故“除安泊逃户征偿法”，① 脱脱：《辽史》卷25《道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3页。 从法律上废除了对逃户的惩罚，这虽然是在非常时期不得已做出的让步，但在较大程度上稳定了民心，有利于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
除上述赈济钱粮、蠲免赋役、安抚流民等措施外，诸如入粟补官、迁徙、弛禁等措施也经常被用作救灾措施。这一系列救灾措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缓解或者部分解决困扰灾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负担，而且能够稳定民心，防止劳动力流失，有利于灾后尽快恢复生产。
（五）建立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欧亚商旅要道畅通和西北边疆的安全
辽帝国为了控制传统的从漠北蒙古草原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维护西北边疆安全，以漠北蒙古高原的镇州为中心，先后通过军事征伐、设立城池、屯田移民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域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欧亚商旅要道的畅通和西北边疆的安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伐漠北蒙古草原以前，漠北蒙古高原主要是鞑靼部落散居于胪朐河、斡难河流域以及杭爱山-肯特山一带的蒙古腹地。840年，黠戛斯人攻灭回鹘汗国后，并未能控制漠北蒙古高原，回鹘汗国留下的地理空间很快即由鞑靼人即阻卜部落填补。所谓“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②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95页。 关于辽太祖对漠北蒙古草原的经略，首先是从对居住于呼伦贝尔一带的乌古、敌烈部的征讨开始，从而控制了从辽上京到呼伦贝尔、阴山北部与漠北高原连接的蒙古腹地，从天赞三年（924年）开始，辽太祖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大规模的征伐，并力图控制漠北蒙古高原与西域“众国”，以打通古回鹘城至西域浮图城的商旅要道。太祖通过军事征伐，完全控制了整个漠北蒙古高原，并将西域回鹘之地，纳入契丹的势力范围，从而奠定了契丹帝国对漠北蒙古和西域经略的基础。
然而，辽太祖西征的目的并非是要将漠北蒙古草原和西域纳入其直接行政统治范围，而只是致力于保障漠北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商旅交通，并与漠北蒙古草原的阻卜等部落建立起宗藩朝贡关系，故太祖西征回军时，只是“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③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95页。 故契丹帝国势力一旦衰落，阻卜旋起而复叛。契丹为了应对漠北蒙古高原阻卜部落的叛乱，不得不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以镇抚之。西北路招讨司，为辽帝国设置的管辖西北路的最高军政机构，其管辖的属部主要是漠北蒙古高原阻卜各部落，其主要分布于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镇州（可敦城）和斡鲁朵城（今土拉河和鄂尔浑河地域），阻卜是对漠北蒙古高原诸操蒙古语族的鞑靼部落之统称，其中势力较强大者为“九姓阻卜”。此外，辽之西北路招讨司辖部尚有梅里急部和粘八葛部，梅里急部即《元史》中之蔑儿乞部，其位于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粘八葛部，亦称乃蛮部，其主要分布于阿勒台山东、西，东抵杭爱山与克烈部接壤，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北接吉尔吉斯部，南隔沙漠与高昌回鹘为邻。故辽帝国的西北路辖境为东起克鲁伦河，西至额尔齐斯河，北至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南抵沙漠与高昌回鹘以及西南路辖境相接。① 参见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辽帝国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之原因，主要是为了镇抚、征讨漠北蒙古高原的阻卜各部，盖以其“叛服无常”，且阻隔辽经漠北蒙古高原与西域之贸易，因此，西北路招讨司之设置，客观上加强了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控制，并保障了辽与西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诚如《辽史·萧韩家奴传》所载：“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② 脱脱：《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95页。 正是由于西北路招讨司的设置，辽帝国的势力正式延伸到漠北蒙古高原，从而实现了对漠北蒙古高原的控制，维护了辽帝国西北边疆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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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除了进行征伐和招抚外，还采取了修筑城池、移民实边和屯田等措施，以加强对漠北蒙古高原阻卜等部的控制。首先，为了控制漠北蒙古高原腹地，据《辽史·地理志》载：辽帝国先后修筑了河董城、静边城、皮被河城、镇州、维州、防州、招州、塔懒主城等，其城池主要位于从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上游以及肯特山-杭爱山一带。其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③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据陈得芝先生考证，设置于镇州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克鲁哈河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20千米的青托罗盖城），而据陈先生引证原苏联有关蒙古考古资料，考定蒙古哈达桑古城、乌兰巴剌合思古城和乌归湖西古城，当即是辽代设置防州、维州和招州古城遗址。④ 参见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33页。 可见，辽设置的西北边防城池，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镇抚漠北高原的据点，即“镇西域诸部”。⑤ 脱脱：《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00页。 镇州可敦城是辽外交使节途经往返之地，并非仅仅用于军事镇抚，也是为了保障漠北蒙古诸部与西域诸国到辽帝国的朝贡使节和商旅往来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前述辽帝国修筑的城池，大体位于以古回鹘城为中心的漠北蒙古高原，其地理位置均分布于从西域到漠北蒙古高原，再经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上游南下，抵达辽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腹地，也足以说明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从辽上京到西域乃至欧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诚如杨蕤先生所论：“辽代修筑边防城池，应该具有控制东、西商路及贸易的目的。”① 杨蕤：《略论辽代的丝路交通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北方民族大学编：《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9月，第68页。
其次，辽帝国为了控制漠北蒙古到西域的商旅要道，还大量向边防城移民，以充实边防。据《辽史·地理志》载：“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②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辽圣宗时“选诸部族两万余骑充屯军”，③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又迁“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④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开泰三年（1014年），又于镇州之西以女真户置招州。除迁徙女真、汉人等异族外，辽帝国还以边防城池作为流放犯人之地，如《辽史·王鼎传》载：鼎于寿昌初年因获罪，“杖黥夺官，流镇州。居数岁，有赦，鼎独不免。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上闻而怜之，复其职。”⑤ 脱脱：《辽史》卷 104 《王鼎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02页。 辽帝国移民实边，并非是贪图边城之税赋，因其“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⑥ 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 故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障漠北蒙古高原至西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
最后，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还体现于其在西北边防城池屯田。据《辽史·耶律唐古传》载：（统和二十四年）“西番来侵，诏议守御计，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惗，积粟数十万斛，豆米数钱。”⑦ 脱脱：《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00页。 由于磨古思之乱，辽帝国一度动议将汉人安置在漠北盐泺之地进行屯田，以为西北军费之补充，据《辽史·刘辉传》载其“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⑧ 脱脱：《辽史》卷104《刘辉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03-1604页。 然而，由于漠北蒙古高原之自然环境多为草原、沙碛，并非适宜农耕，且辽帝国限制屯田户之牧地，故屯田效果不彰。所谓“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年给糺，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略，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秕，重以倍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训至耗竭。”① 脱脱：《辽史》卷104《耶律昭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02-1603页。 不过，由于屯田户多为移民实边之女真人、汉人等，其漠北蒙古阻卜诸部落并不承担屯田之义务。
由此可见，辽帝国通过征伐、安抚和修筑西北边防城池以及移民实边、屯田等方式，以实现其镇抚漠北蒙古阻卜等诸部落之目的，以维护其西北边疆安全，并保障辽上京至蒙古腹地与西域乃至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四 结语
随着唐帝国的瓦解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成为辽帝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略和指导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而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西域到东亚丝绸之路和商旅要道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作者简介】 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海 邮编：519000）；陶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珠海 邮编：519000）。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5.002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9）05-0029-26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突围与重构：辽代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9YJC770040）、广东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青年项目《辽帝国对高丽政策与东亚秩序研究》（项目编号：GD18YLS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 2019-05-31】
【修回日期： 2019-06-26】
【责任编辑： 苏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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