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大国关系的调整——写在美国“9#183;11”事件两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写在论文,新形势下论文,大国论文,两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推出一连串新理念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在2002年出台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此战略有两大特点：第一，重新评估“9·11”后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重新界定美国当前的利益和目标。据此，修订2001年9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转变美国防务政策，提出美军的四大防务政策目标和要达到的六大作战目标。第二，强化危机意识，强调本土安全。美政府于2002年9月27日在提交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其中心思想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敌人，因此美国的军事战略必须作出改变；在无赖国家以及受其庇护的恐怖分子有能力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和朋友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美国必须准备将其阻止；美国在不断寻求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对恐怖分子先发制人的打击行使自卫的权利；美国要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构成威胁；美国必须保持打败敌人的能力，不管敌人是一个国家还是其他力量；美国并不想依靠实力来取得单方面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有益于人类自由的权力平衡。
毋庸讳言，美国的变化会引起世界的变化，美国政策的变化会引起大国关系的变化。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的出台无疑是后“9·11”发展时期的一件大事，它既是新世纪初大国关系的磨合和调整的不可回避的前提，也是预测新世纪初大国关系发展动向必须考虑的出发点。新世纪初的大国关系将呈现如下特点和趋势：
首先，美国在“9·11”事件后的所作所为，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都说明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的新时代。尽管世界主要大国对“9·11”事件后的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无疑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战略重点，同时，也给世界各大国提供了与美国协调关系的机遇。“反恐”在有意无意中成为大国合作的一个平台。美国领导人及时看到了这一点。在完成了国内各项“反恐”工作的重组后，布什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国际上实现大国关系的重塑，以反恐为平台构筑新的大国关系格局。以哈斯提出的“统合论”为手段，将主要大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世界共同体”，团结、拉拢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集中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而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纳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将其进行再划分，以超强实力为依托，以主动出击为手段，进行整合，从而塑造反恐时代下的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构想，完成美国霸权战略的最终布局。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的大调整，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整合大国关系的意愿。两年来，美国一直在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也是美国“通合论”从理论到实践的一部分。
其次，“反恐”是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合作的基础，“动用实力解决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后果国家”和“动用制度和价值观来解决同世界各大国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是美国奉行的两手策略。
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不是针对所有国家的，特别是不可能针对世界其他负责任的大国。它确实是反映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反映了以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整合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去。但从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三大因素—实力、制度和价值观—来看，美国能动用实力来解决问题的，恐怕还只能是那些对美国本土安全带来直接威胁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背后的支持国家。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美国恐怕还是只能用“制度和价值观”等手段来对付。
第三，大国关系将依然错综复杂，在确保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美、欧、俄、日将呈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局面。
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依然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美欧不可能分道扬镳，分歧将会修复，“志同”仍然“道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发生的美国和欧洲的激烈争端和对抗的局面，一度使人以为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似乎出现了另类的“历史的终结”现象。应该说，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裂痕是非常深的，笔者认为，欧美分歧的核心就是“都想在国际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冷战后“由于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再加上连续10多年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对自己的价值观抱有更充分的信心，对自身的军事实力更是充满一种睥睨一切的情绪，特别是自从反恐战争发动以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打遍天下无对手”，这使美国傲气陡增，更使欧洲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同时，也应看到，欧洲和美国在最根本的价值观理念上是一致的，欧洲国家不会反对美国建立民主和自由新秩序的主张，不会反对美国在尊重欧洲意见的前提下对双方认同的“无赖国家”动武，关键是反对美国独家享受因此而得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欧洲主张的“多极化”是一种方式之争，而并非目标之争，只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欧洲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尊重欧洲的核心利益，努力达到盟国之间的“双赢”，美国和欧洲仍将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9·11”事件之后，影响和牵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美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小布什总统刚上台时，俄罗斯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反导问题，间谍问题，人权问题等，摩擦不断，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9·11”事件给美俄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俄罗斯抓住机会在反恐战争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破例同意美军进入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美国因此而对俄罗斯的合作行动予以高度的评价。同时，俄罗斯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部署新反导系统，核裁军和北约东扩等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问题上——为美亮起绿灯，以实际行动表明“俄罗斯无意与美国对抗”。及至2002年5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布什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正式宣布两国建立新型战略框架关系，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关于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等。而后，5月底，北约19各个成员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关于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罗马宣言》，将俄罗斯与北约的19 + 1机制正式更名为“20国机制”，这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将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处理地区危机以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等方面加强磋商与合作，标志着俄罗斯在上述各方面获得了与北约19个成员国同等的权利与义务，还标志着双方关系朝彻底“埋葬冷战思维”方向迈出了一大步。6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8国集团首脑会议决定将2006年的首脑会议放在俄罗斯举行。所有这些事态表明美国和俄罗斯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程度在加快加深，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也在上升提高。
美俄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两国关系大幅度缓和，这表明俄罗斯虽然还不能最终确定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中对它最有利的位置在哪里，以及它应以什么姿态占据这个位置，虽然还需要时间对俄罗斯到底是大国还是一般国家的最终定位作出选择，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俄罗斯改变了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政策和心态。为了21世纪的国家利益，俄罗斯需要美国，而美国为了应对某些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问题，同样也需要俄罗斯，双方的互相需要就决定了美俄关系的重新定位、巩固和发展。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指出：“美国和俄罗斯不再是战略对手”，美国“已经在和俄罗斯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从长远来看，美俄之间的战略分歧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基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国家综合实力和潜力，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遗产，俄罗斯很难甘居为一个欧洲“小国”。其次，俄罗斯精英对美国的不信任，对自由市场经济民主的基本价值观的看法不一致。现今俄罗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服国内民众相信向美国让步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面对美国的攻势，俄罗斯步步退让，但在退让的同时却又没有得到预期的经济回报，这已经在俄罗斯的精英中产生了失望情绪，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论的抬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显现，对俄罗斯也不会没有刺激作用。第三，美俄之间的战略分歧近期表现在“倒萨打伊”问题上，从长期来看，将在防扩散和中亚地区力量对比影响和消长等问题上会有所体现，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第四，鉴于此，从中长期看，俄罗斯的大国情结以及军事力量对美国仍然具有潜在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所以没有对美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恐怕主要原因还是吃不准美俄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尽管俄罗斯将进一步融入西方，但双方接下来面临更艰巨的任务和新的考验。
日本多年来一直在寻求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政治地位。美国的反恐战争为日本解决本身政治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9·11”事件发生后，日本不失时机地对美国的反恐战争予以外交上的全力援助，同时，日本还对处于困难境地的巴基斯坦提供了经济援助，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日本又是宣布向阿富汗的重建提供经济援助的最早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一切都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造就了影响。与此同时，借国际反恐的“东风”，日本国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通过了一系列长期来一直没有借口通过的各种有利于日本向海外扩展的法案，例如《自卫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反对恐怖主义对策特别措施法》以及2003年6月初的《有事法制三法案》。这不但为日本借反恐名义实现向海外派兵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并且还实现了日本战后第一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士兵的目标，这是值得令人关注的新动向。毫无疑问，在成功地实现向海外派兵的目标后，日本今后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做一个“普通大国”的既定政治目标，日本还必然会加快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进程，加快实现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步伐，依靠美国的影响力努力使日本早日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的行列。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不但要考虑同美国和欧洲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也要考虑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拓展在亚洲的生存空间和政治影响力，因为从地缘政治来说，日本毕竟是个亚洲国家，所以，日本首相要对朝鲜进行有“破冰之旅”之称的访问，尽管朝鲜被美国定性为“邪恶国家”，但日本仍然要在美日关系的框架内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在东亚事务方面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日本现在不是简单地在美国和亚洲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选择其一，而是在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断捞取政治资本的同时还要在美国和亚洲之间保持平衡，并力争在亚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而反恐战争就成了日本进行历史性转折的绝妙机会，这可能是连“9·11”事件的制造者也没有想到的“歪打正着”。
第四，由于在过去的两年里，“9·11”恐怖袭击在对美国本土安全和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使布什政府得到了国内空前高涨支持率，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了世界主要大国的理解和支持，美国的实力得到空前的表现，于是乎，美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因此而得到空前的增长，单边主义成为美国的“国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世界的“众矢之的”，国际秩序因此而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印巴挑战《核武器不扩散》采取双重标准，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持消极态度，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绝在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公约》，乃至废弃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导条约》，而后一直到未经联合国最终授权而对伊拉克政权进行更迭，这一切均说明当前国际体系面临四大问题：国际安全体系濒于崩溃，国际集体决策体制软弱无力，国际法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负面问题更加突出。
本来因为“9·11”恐怖袭击事件而令全世界同情和理解的受害者到今天成为被全世界群起而攻之的单边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美国在过去的两年里实际上是走了一条“损人也不利己”的道路。美国借反恐战争的名义夹带私货——争夺全球范围的战略制高点，建立不可动摇的极端利己的单边主义世界体系，主导有利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等等，说明了美国当政者及其一些“高参”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众所周知，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它需要的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更需要的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美国本应该借此机会认真反思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结构，着手进行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改革，防止全球化趋势中的极端失衡，以改善自己同“边缘化”国家的关系和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崛起。可悲的是，崇尚武力和迷信霸权的美国借此机会做的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的国际秩序，追求的是自身的绝对安全和绝对利益，这就使美国本来在反恐战争初期得到的“分值”和优势正在丧失，正在逐渐走向反面。两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推行的单边主义一不能有效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活动；二不能保障美国的战略利益；三不能进一步协调和改善美国同盟国及其他大国的关系；四不能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支持；五不能建立美国理想中的国际新秩序；六不能把美国奉若圣明的西方价值观推向全球。这一切只能说明坚持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的少数美国政府内的强硬派人物，正在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行走在同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相背离的危险道路上。他们不能容忍来自盟国和其他大国的任何不同意见，无限制地滥用美国的资源，在国内和国际战线同时展开战略攻势，也不顾美国经济的周期和全球化配置调整的客观趋势，一味迷信实力政策。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全球反恐和大国合作的严重障碍，现在正是美国的单边主义者在铸造历史性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只有当美国当政者看到难以挽回的后果时才会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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