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陈染、林白小说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私人论文,经验论文,林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语言包裹的世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通过语言的命名、折射、过滤而构建一种稳定的意义。在众多的言语样式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无疑是那宏大喧嚣的公共话语，它密密实实地覆盖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各个角落都传出它深远的回声。芸芸众生纷纷匍匐、拜倒在它的威势下，陶醉在它的节奏旋律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它的代言人。
然而，在一些阴僻的缝隙、裂口，流逸出一连串个体化的声音，它载着这些个体独有的色彩、音质和气味。本文所要论述的陈染、林白的作品便是其间引人注目的个案事例。她们的代表作品《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从标题上便昭示了这种个人化的特性。
一开始，这种从个体的私人经验深处流泌出来的声音就与铺天盖地、居于霸权地位的公共话语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垒中。在这一点上，这些私人经验的守护者们有着极为强烈的自我意识：陈染将自己的创作道路比作一条绳索，“应该说，我不算是一个更多地为时代的场景的变更所纷扰、所浸噬的作家类型。我努力使自己沉静，保持着内省的姿势，思悟作为一个个人自身的价值，寻索着人类精神的家园”（《我的道路是一条绳索》）；林白则将与标准化的集体性公共话语的抗争视为她写作的基本动力，“这种集体的记忆常常使我窒息，我希望将自己分离出来，将某种我自己感觉到的气味、某滴落在我手背的水滴，某一片刺痛我眼睛的亮光从集体的眼光中分离出来，回到我个人的生活之中”（《记忆与个人化写作》）。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声音犹如倔强的异教徒的灵魂，无法被还原、吸纳到主流声部中去，因而沦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在边缘地带时时刻刻感受着主流话语的重压。本文试图要加以探讨的是：在陈染、林白写下的充溢着大量私人经验的文本中，蕴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主流话语？这一边缘化的话语又是如何撞击着文明的禁忌，从而展现出生存的诸多可能性？
一
毋庸置疑，每个社会的主流公共话语都酿造、复制、衍生着有关历史、未来发展和价值目标的话语。现代化、发展、进步，正是我们这个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君临一切、被罩上了神圣光环的主题字眼。这一公共话语在阐释历史进程的意义、设定终极价值源泉的同时，框定了个体生存的意义和理想发展模式。个体只有在这条熠熠闪光的正道上，才能实现他们可能有的所谓价值，找到个人生存意义的支撑点。自然，对那些走在正道上的人而言，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的对垒、冲突并不存在，即使有那么一点龃龉的涟漪，也断然不会聚合成富于震撼力的文本。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陈染、林白个人化写作不同寻常的意义凸显了出来。
在林白的心目中，这种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全部写作围绕着女性种种隐秘、被公共话语压抑的私人经验（性经验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展开。以《致命的飞翔》为例，它在“繁复而浓烈的气氛”中描述了北诺与李莴两个女人的性体验。北诺在欲望的海洋中挣扎浮沉，最后杀死了拿她作性工具／性玩偶的秃头男人。如果依照成为主流公共话语一部分的通俗小说的模式来叙述这个故事，北诺无疑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恶女人。血腥的谋杀无疑是一次恶的大爆发，但也恰恰在这一“充满力度和美”的恶行中，北诺的生命得到了一次升华，进行了一次飞翔，谋杀的场景浸润在一种超尘世的绚烂璀璨中：“鲜血立即以一种力量喷射出来，它们呼啸着冲向天花板，它们像红色的雨点打在天花板上，又像焰火般落下来，落得满屋都是，那个场面真是无比壮观”。在《随风闪烁》、《同心爱者不能分手》、《飘散》等作品中女性的形象系列中，我们能找见相似的痕迹。这类文本揭示出往日被单向度的公共话语屏蔽着的幽秘的新大陆。在追溯、复原这些私人经验的同时，她的生活被赋予了别具一格的外壳。对个体经验的这种执着与迷恋使林白的作品名符其实地成了一次超伦理、非神圣化的写作。
如果说《致命的飞翔》把镜头聚焦在短时段内一组高度欲望化的场景上，《一个人的战争》则在一个较长的时段时，多侧面、多方位地展现了一个女人在其漫长的成长历程中繁复多彩的经验世界。和那些以伦理教化为宗旨、对个体的经验进行精心剪裁、编排、文饰的教科书式的文本迥异其趣，《一个人的战争》以其随意洒脱、自然流畅的叙述风格，以女性的身体经验为核心点，揉进了同性之爱、强奸、诱奸、痛不欲生的失恋、因抄袭诗稿而身败名裂等怪异、隐秘的经历——而这些正是那些教科书式的文本竭力要规避的。耐人寻味的是，在“诱奸”这一事件中，传统叙事模式中施暴者与受害者、引诱者与被引诱者之间的两元对立变得暧昧不明：主人公多米在孤身外出旅行时，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所面临的危险，但她还是自觉自愿地走入了花花公子矢村布下的圈套。盘踞在她心中“渴望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驱使着她冲向未知的世界，获得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与其说她是“诱奸”事件中的受害者，还不如说是心照不宣的同谋者。使她蒙受巨大屈辱的初夜既给她日后的岁月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又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扉，变为她成长历程中一个的起始点。这一奇特的经验实在是拘囿于善恶两极对立的主流公共话语所无法参透把握的。
相比之下，陈染笔下的私人经验世界浸润着更为浓厚的阴郁色调，它仿佛是掠过黑色苍穹的闪电，让人联想起艾米丽·勃朗特阴惨、暴戾的《呼啸山庄》；而弥漫萦回在她一连串作品中的迷狂与绝望，在一定程度上颇得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神韵。尽管陈染在谈到个体与群体关系时依照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德的观点，将每一个个体视为全人类的代表，即个体是独特的、唯一的，但同时他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在此似乎她并没有刻意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差异与对峙，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她文本写作中的一个策略，以此来折解道德化、神圣化的公共话语，为处于边缘地带的私人经验突入中心地域赢得更多的地盘。事实上，对群体及其公共话语的敌意与恐惧，陈染比林白要大得多。她好似极度敏感的弱小生物，不时地在四周险恶的环境中嗅出危险的信号。对她而言，稠密的人群不啻是软性的杀手。她笔下的一个主人公在幻觉中发现熙来攘往的人群竟然是一群人形的狼，而她的困境在于她“既不能形单影只地作为一个人独立存在，也不能变成一只母狼”（见《私人生活》）。在当代中国文学浩瀚的文本中，将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对峙与疏离作如此尖锐、醒目的隐喻式表现的并不多见。
可以说，陈染迄今唯一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囊括了她全部写作的基本主题：恋父／弑父情结，恋母／仇母意绪，同性之爱以及深沉的孤独之痛。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阐释模式，这些主题与潜意识深处桀骛不驯的本我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本我的欲求与意愿正是以伦理化、神圣化为己任的主流的公共话语所要屏蔽与抑制的。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上述深层心理经验在公共话语中难逃道德化叱责的缘由。
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观：父女、母女间的血缘联系褪去了伦理化、神圣化的伪饰，呈现出赤裸的人性原色。在《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等作品中，父母离异成了女主人公最具创伤性的事件：它促成了父爱的匮乏和真正的父爱永久的缺席；它左右了女儿的心理成长轨迹。无论是由对父亲的渴望、依恋蜕变而来的弑父情结，还是在其他年长的男性身上寻找替代性父亲形象的畸恋，这一缺席的父亲成为一种永恒的召唤。与恋父／弑父情结相对应，恋母／仇母意绪在陈染作品中也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有关黛二的系列作品中，母女之间的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由于父亲的不在场，母女之间才逐渐衍化出依恋／折磨、关怀／窥视的畸形关系。窥视与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成了母女间的日常风景线，尽管她们之间不乏温情、幽默、相濡以沫的怜爱。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错综迷离的父女、母女关系面前，任何单一的伦理化解释都将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①]
陈染、林白以她们对主流公共话语的逃避与拒绝，以她们对个体繁富多采的内在经验的细致观照、省察与再现，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建造起了一座自成一统的艺术堡垒。尽管这种对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允诺相当模糊，并且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但它毕竟开启了一扇通向新的感知领域的门扉。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时代的主流公共话语正愈来愈中产阶级化，越来越变为周围蓬勃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传声筒。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领域中的实绩，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劳作，以及相伴而来的体面、舒适的生活，这一切构成了中产阶级中庸、平和、缺乏诗意的散文化生存状态的主要内涵。一旦这种“中产阶级气质”侵入到文化领域，文化创造中须臾不可或缺的诗意的幻想、精神的超越、激情的澎湃，就会有意无意地遭到放逐，剩下的只是精巧地点缀着中产阶级天堂的克莱德曼改编曲式的作品。被“中产阶级气质”浸染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有关成功、幸福等廉价的允诺，并竭尽所能将物质的丰裕升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所刻意营造的温馨的乐园中，变得干瘪萎弱，单调划一。它的泛滥与盛行恰好喻示着文化原创力量的匮乏与不在场。[②]
天性敏感腼腆、惯于离群索居的陈染，从内心深处鄙视着唯利是趋、中产阶级化了的芸芸众生。她在自己用字词编织起来的“思想银行”中从容地徜徉，“这件在日常的人们看来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小事，对于我却有着永久的魅力，比装满一个无边的钱袋更让我乐此不疲”（《断片残简》）。陈染自得其乐地耽于非商业化写作这一事件可视为她整个别具一格、非中产阶级化生存状态的一枚徽记，一种表征。
非中产阶级化的私人经验在《私人生活》中的主人公倪拗拗身上得到了集中展现。作为陈染笔下的创造物，倪拗拗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者本人的投影。从中产阶级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败者，她将自己谑称为“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她的名字清晰地喻示了她的个性与命运。在现代汉语中，拗意为不顺、违抗，可引伸为固执。倪拗拗就是这样一个拗戾乖张的人。她不仅没有任何可资夸耀的成功、实绩，而且没有任何敬业精神，懒散、无所事事成了她的基本生存状态；她自己说，“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我就不想出去挣钱”——在中产阶级眼里这无疑是最大的罪恶。她对自己的父亲缺乏伦理所要求的起码的尊敬，相反在对他的敌意中感受到了“危险的快乐”。她对人群，对喧嚣的公共生活怀着难以消解的憎恶，并将这种对抗固化为内心的信念：“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她整日沉溺在内心生活中，有关死亡和彼岸世界玄妙的遐想在她的头脑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她的性体验也是充满了病态的疯狂和骚动，她的处女之身成了教师T沸腾的欲望的牺牲品。最后，在情人离去、母亲病逝等一连串风波的打击下，倪拗拗自我人格解体，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倪拗拗的疯狂与其说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癫狂，还不如说是她怪戾的天性无法适应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的症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非理性》一书中考察癫狂在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命运时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叶，人们才开始把癫狂视为一种精神疾病。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在年代上与中产阶级社会在欧洲的崛起正相吻合。这一吻合不是偶然的，它标示了中产阶级的理性和为它所宰治的公共话语对非中产阶级的异己现象与经验的极度拒斥。在倪拗拗的幽闭症及其他癫狂行径中蕴含了大量作为主流话语的中产阶级思维方式所无法接近、参悟的私人经验，它们之间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沟通。[③]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年轻寡妇黛二与倪拗拗有着极为相似的个性。她成天将自己囚闭在寓所，过着一种她戏称为“精神贵族”的生活：沉溺于一项奇特、非功利性的嗜好——记录行为怪异者与精神错乱者的言行。此外，她还喜欢冥想，喜爱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母亲“帝王般森严的爱”与窥视的目光时刻困扰着她，压抑着她，企图将她引回到被中产阶级价值观念所认可的循规蹈矩的生活道路上来——那是黛二无法接受的。在高度中产阶级化了的氛围氤氲中，黛二身上飘逸出来的那股子颓败、空虚的“精神贵族”气息，禀有了一种非中产阶级化的颠覆意味。
和陈染相比，尽管林白笔下的人物没有黛二身上那股子贵族气，也没有倪拗拗那么强烈的叛逆心理，他们大都来自生活的底层，与平常人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重压，但他们的经验与遭际远远超出了中产阶级狭窄的藩篱。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在问世之后之所以遭到那么大的訾议，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展示了私人化的内心生活，在许多方面有悖于中产阶级的美德。在某种意义上，它确确实实是一部“私小说”，是多米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探索，是她内心的启悟和飞升。
林白那篇不太为评论界注意的《飘散》也是一个有关人生探寻的文本。邸红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为追寻心中的偶像、青年作家李马，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从N.城到了海口。在海口这个人欲横流的城市，李马早已沦为这场欲望游戏中的奴婢，而邸红也渐渐地迷失了自我，一度成了某个富商包租的情妇。在一次突发事件后，她顿时领悟到她全部生活的虚幻，回到了N城。但那儿再也没有她的位置，她只得再一次外出远行。这个文本似乎给了人们这样的暗示：生活的意义从来不是既定的，它是在漫长的追寻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冒险、探寻等偏离常规的行为就获得了合法的意义，并天然地对中产阶级化的公共话语构成了挑战。
三
现在我一步步地走近在陈染、林白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之爱（用委婉的言词说就是同性之情谊），由此我一步步逼近文明最为根深蒂固的禁忌。
应该承认，陈染在表现同性之爱时有一个从隐晦到显豁、从羞怯到勇敢无畏的发展过程。《空心人诞生》在接触到这个敏感棘手的主题时，作者还持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态度，半是掩饰半是坦露。命运的不幸和对男人的敌视将黑衣女人和紫衣女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她们保持着同性朋友间应有的距离，没有跨越那条防线。最终，在这一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的爱的波涛中，“理智崩溃了，尊严崩溃了，一切都崩溃了”。随后她们为巨大的负疚感和罪恶感所控制，不得不黯然分手。到了《破开》，上述浓重的罪恶感退居到了幕后。主人公的思维跃升了一个层面，对人类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异性爱进行了反思，为同性之爱作了声辩：“如果繁衍不是人类结合的唯一目的，亚当也许会觉得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更容易沟通和默契，夏娃也许会觉得与她的姐妹们在一起更能相互体贴理解。人类的第一个早晨倘若是这种排除功利目的开端，那么沿袭到今天的世界将是另外一番样子”。
在论文《超越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陈染明确地表述了超性别意识：“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有时同性比异性更容易构成理解和默契，顺乎天性，自然而然，就象水理解鱼，空气理解人类一样”；“我在这里说，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异性爱霸权地位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这是同性之爱明白无误的宣言书。《破开》中的女主人公要与挚友殒楠一同回家，营造同性之爱的家园，“我要你同我一起回家！我需要家乡的感觉，需要有人与我一起面对世界。”
不管这种家园染有多少乌托邦的色彩，对那些同性爱者来说，它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人生的憩息地和避难所。《私人经验》中的倪拗拗从小与邻里靓丽娴雅的禾寡妇发展起一种不同寻常的友谊。当教师T领着她跨过了青春的门槛，使她感受到性爱的震撼力量之后，她的心还是向着禾寡妇。T留给她的只是欲望的废墟，只有在禾寡妇身上她才能找到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东西。过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吞噬了禾寡妇的生命——它成了倪拗拗人生道路上致命的灾祸。我们可以把这一悲剧性事件视为作者的一种策略。不管创作者陈染（或是作品的主人公倪拗拗）在面对世俗的公共话语时有多么勇敢无畏，她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边缘人团体，在公共话语中她们是畸形、倒错、变态的代名词。但她们的生理天性和心理倾向又不容许她们迁就、屈从主流社会。这种内心的紧张与焦灼导致了上述的文本处理：通过一个偶然性事件将这一刻骨铭心的爱埋葬，通过埋葬来遗忘它，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综观整部作品，这一策略并不成功。禾寡妇之死在倪拗拗的心上烙上了无法治愈的伤痛，她最后的发疯与这一事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前述的非伦理化、非中产阶级的私人经验相比，同性爱的经验更富于颠覆性的爆破力量：它使私人与公共社会及其话语处于誓不两立的对峙中。然而，这种“罪孽”成为他们整个存在不可分离的部分，它无法轻易地被除去。
尽管没有象陈染那样发表过赤裸裸的同性之爱的宣言，林白的自传体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中的主人公多米（她与创作者在生活遭际、情感心理倾向上大面积地重叠）对女性的身体抱有一种狂热的迷恋，从中可嗅出同性之爱的浓重意味：“女人的美丽就像天上的气流，高高飘荡，又像寂静的雪野上开放的玫瑰，洁净、高级、无可挽回……在我看来，男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美的，我从来就不理解肌肉发达的审美观，肌肉发达的男士能比得上嘉宝吗？肌肉永远只是肌肉”。这实际上是一段绝妙的自白书，多米的同性之爱倾向被坦露得淋漓尽致，这一点在她幼年时对女演员姚琼身体不可遏止的窥探欲中得到了印证。
和陈染相比较，林白在表现同性之爱时始终缺乏前者所具有的那种蔑视世俗观念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她一直处于无法摆脱的矛盾冲突中：既对同性的身体充满憧憬和渴望，又不遗余力地压制这种难以启齿、不为世人所容的欲望。她遮遮掩掩，含含糊糊，费力地玩弄着文字游戏，“在与女性的关系中，我全部的感觉只是欣赏她们的美，肉体的欲望几乎等于零，也许偶然有，也许被我的羞耻之心挡住了，使我看不到它。我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同性恋者与一个女性崇拜者之间，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但问题在于，剔除了肉体欲望、六根清净纯洁的“女性崇拜者”并不存在。多米似乎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害怕蛰伏在潜意识深处的欲望会奔涌而出，摧毁世俗的禁忌，为此她不得不一次次逃跑，从她钟爱之至的姚琼身边跑开，从对她紧追不舍的南丹身边跑开。正如南丹敏锐察觉到的那样，多米是害怕她自己的，害怕成为欲望的俘虏。而她焚烧南丹的信件可视为一种祛魔的仪式：她要祛除盘踞在自己心中的恶魔。
陈染在《破开》中向往的女性同性之爱者的家园对于林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她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承受公共话语的叱责，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支撑那样一个乌托邦的天国。相反，为了不使文本中流溢的同性之爱太尖锐、太触目、太离经叛道，林白似乎是有意抹去一些棱角，作着一些妥协，在钢丝绳上保持着脆弱的平衡。她在《瓶中之水》中精心编织了一个令人丧气的结局：二帕和意萍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她们在天性上厌恶着男人，从男人身上她们没有感受到多少快乐。意萍还相信“女人之间一定能有一种非常好的友谊，象爱情一样”。但正是这个希冀“一种比友谊更深刻的东西”的意萍在一次口角中伤害了二帕，两人的关系就此中断。这一处理既是一种妥协的策略，同时又暴露了林白对同性之爱的犹疑、恐惧和缺乏信心。这一非法的爱极度脆弱，在现实生活中顷刻间便会烟消云散，沉没在异性爱的汪洋大海之中。
林白曾写下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它可视为多米、意萍、二帕等人的真实写照。但多米等人自虐式的搏斗、挣扎并不能换来世俗社会的同情和谅解，并不能减轻她们的罪责。她们自我压抑、自我谴责的私人经验不但不能成为美德的标记，相反它们成了不打自招的罪证：尽管她们最终恪守着公共生活的准则，最终没有触犯神圣的禁忌，但在世俗的目光中她们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正是在这里，一条无法跨越的分界线将她们与公共的话语场分隔开来。
陈思和先生在分析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共名”与“无名”的阐释模式。在他看来，“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这便是“共名”的状态；而“无名”状态则产生于多元化的时代，“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④]确实，从九十年代起，我们进入了一个焦虑重重的“无名”状态，多种声部的音响此起彼伏，这成了陈染、林白私人化写作得以产生并能在特定区域内枝繁叶茂的现实土壤。但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将这类私人化写作的影响估计得太高。尽管庄严的时代主题一统的模式不存在了，但每一种声音并不拥有同等的效力。主流公共话语仍占据着时代的中心位置，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写作虽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时常淹没在公共话语汹涌的浪潮中。但有聊胜于无，她们的写作敞开了生存的多种可能性，在单向度的公共话语场中标示着另一维度的价值目标和人生态度。尽管她们的文本流溢着阴郁、混乱、恐惧、怪异、黑暗，但在其深处蕴含着对非世俗化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和呼唤，从而保存了人类的梦想。
本期终审 周介人
注释：
①有关这一问题的阐述，参看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收入陈染作品自选集下册《禁忌的归途》，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版，194－96页。
②有关“中产阶级气质”，王彬彬在《“中产阶级气质”批判》一文中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见王彬彬《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版，20－30页。
③参看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3月版，48－60页。
④参看陈思和《共名和无名》，收入论文集《写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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