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修《明史》与王世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清官论文,王世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人。他是明代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曾独主文坛二十余年，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而他对明史的研究更极为精深，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史乘考误》遍考明中叶以前的国史、野史、家乘，对明中叶以前的史书进行了一次清理总结。而《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明史著作。王世贞不仅开启了后代的明史研究，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对后世的明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代官私双方皆十分重视明史的撰修，而在官修明史过程中，即可见王世贞的影响。下面试细论之。
一 史料的影响
《明史》撰修，顺治开馆，经康熙、雍正， 一直到乾隆四年（1740），才最后定稿颁行，历时九十余年， 是历来官修正史中耗时最长的一部。耗时如此之长，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史料采择困难，即是其中之一。
对《明史》贡献最大的万斯同坚持以实录为基准，实录不可信，方考以其他野史、家乘，他以为明代野史诸家“无足满人意者，”只有焦竑的《献征录》“可备国史之采择”。（注：万斯同《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15《寄范国震书》， 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第六集第七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但万斯同以为即便实录亦“未可尽信也”。因为《洪武实录》“疏陋已甚，何足征新朝之事实哉！”并以为“君子不观可也。”（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42《读洪武实录》。）而“有明之实录未有若弘治之颠倒者也。”（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43《读弘治实录》。）实录不能完全为据，就须依赖野史家乘。因此王世贞的史书自然是他参考征用的史料。而他在论明代宗室罪状，就直接征引过王世贞的史书，“凡宗室之罪状，其载于二疏，散见于国史及王元美所纪者，吾不具论。”（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69 《书陆给事凤仪王御史汝止劾胡宗宪二疏后》。）在这里万斯同明确指出，要考察明代宗室犯罪情况，可依赖实录和王世贞的史书。这是万斯同依从王世贞史书具体例证。当然对于王世贞著史时挟私报复，他亦表示过批评，在《书国史唐应德传后》一文中，以为实录中唐应德传一定出于吴人之手，“大要为王元美所中耳，”因唐应德与王忬被杀有关，万斯同推测王世贞亦因之怪罪唐，故加贬责。以为：“思质（王忬）之死，何预公事，而乃移怨于公耶？元美且不得仇公而史官代为仇耶？”（注：《万季野先生遗稿》页166。）
王鸿绪总裁《明史》，他在《史例议》中说：“明代野史、杂记、小录、郡书、家史，不下数百种，然以编年纪事者多，求其帝纪、列传、撰辑集成者绝少，惟郑晓《吾学编》、王世贞之《史料》、何乔远之《名山藏》，间备其体，三者之中郑、王为胜。”（注：刘承干：《明史例案》卷2《王横云史例议》，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2月。）在明代诸多的史家中，王鸿绪唯独推服郑晓与王世贞，对王世贞的《弇州史料》评价甚高。杨椿与修《明史》，他在《上明史馆疏》中，更明确地提出实录而外，嘉、万以前的史料当以王世贞为准。他说：“先是，以《明实录》疏漏脱略，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为胜，然时止于正、嘉。”（注：《明史例案》卷7 《杨先农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据近人考证之，正、嘉以前事，实录之疏漏，所藉以参考订证者，惟有王世贞之《弇州史料》，嘉靖间时事奏疏，则多凭黄尊素的《时略》，万历至崇祯间史事，则多凭黄宗羲之《续时略》（注：参见包遵彭：《明史编纂考》页2 《导论》，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于兹可见，王世贞的史料、别集等书对于明史撰修，史料影响极大，王世贞给清人撰修《明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料。
二 有关传记影响
王世贞史书中，传记类占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以来首辅传》、《续稿》中的《史传》，及其他的碑传铭文都是很重要的传记史料。《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关传记资料240余篇，《续稿》中亦有270余篇。收罗的人物上至首辅、六部尚书，下到知府、知县、郎中、处士、商人、布衣、节妇等。这不仅为明史修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的有关传记就是以王世贞所作传记为蓝本，加以删节改编而成。
《明史》耗时几十年，历经数稿，如李晋华所言：“盖史稿构成，本于实录，参之稗官野史，而要以实录为依归，可知实录为纂修官所据以构成史稿之主要材料，再由纂修官稿变为万稿（有一部分先变为汤稿等），再变为四百十六卷本之稿，再变为王鸿绪稿，再变为张廷玉等稿…，”（注：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参见包遵彭《明史编纂考》，页69。）由兹可见，纂修官稿、万斯同稿、王鸿绪稿，以及最后的张廷玉稿是最为重要的几部明史，后者多因袭前者，稍加修改成编。数稿中皆可见王世贞传记的影响。
侯仁之先生曾作《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记其所见之王稿残卷。在这部残稿上有明确的批文，提到当参照王世贞的有关传记，第三册《万安传》上有“王元美弇山别记甚佳”之传首墨批；在第三册《于谦传》上又有“王元美所为传，佳处甚多，可参酌。《吾学编》亦有简净处，可酌，大抵公传当以景泰时事有功社稷者为主，馀当酌减，须俟细酌，不可草”之墨批加朱圈。侯先生以为此类批评语“按其墨迹，有朱、红、墨、淡墨四色，秉笔或出一人，而修改不止一次。间有离析分合之处，而汰冗点烦，远出原稿之上。”考订推测“至於稿中墨迹或为斯同手笔，或由钱名世代书，亦皆在两可之间也。”（注：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参见包遵彭主编《明史纂修考》， 页239－247。）从此残稿之批文中看，对王世贞所作传评价甚高。 不仅是其史来源，更是其参考之对象。
而参与张廷玉《明史》撰修的汪由敦更明确指出王鸿绪《明史稿》中《张居正传》完全是删节王世贞《首辅传·张居正传》而来，他论道：
外间推崇王本太过，遂谓不可增损，今即以行文而论，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弇州逞才使气，抑扬轩轾之间，往往过情，平心观之自见，且私书不妨装点，而乃据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 （注：汪由敦：《松泉集》卷7 《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 页763，《四库全书》第1328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张居正是明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传也是明史上极为重要的传，而此传竟只删节王世贞成文而定，笔法亦不变，惹得汪由敦不免批评起来。汪由敦批评的是王鸿绪的《明史稿》，但是笔者将《首辅传》与张廷玉之《明史·张居正传》相对较，发现后者依然未脱《首辅传》之影响。《明史·张居正传》前半部只是对《首辅传》进行了某些删节，绝大部分文字亦未改，全文照录，我们不妨抄录几段如次：
《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居正传》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之江陵人也。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眇小，而是时尚书顾lín璘抚楚行部，而试其文，奇之，已得召见，复大奇之，曰：“此儿国器也。”遗以金钱为膏油费。明年举于乡，谒谢，璘解所系犀带以赠，而曰：“为若异时围腰饰，然当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进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时为嘉靖之丁未、戊申间。……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诸老先生如徐阶辈器重其人，相推许，遂得授编修。寻以妻丧请急归，亡何还职。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美须，须几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时严嵩为首辅而忌徐阶，诸善阶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尝考会试，而其门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意，居正众斥之……嵩顾亦称居正。久之，行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居正待诸生严，亡所宽假，而独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寻还理坊事，遂以选侍裕邸讲读，王颇贤之，邸中中贵人亦无不贤居正者，而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寻进右谕德兼侍读，……进翰林院侍读学士，领院事。
时阶代严嵩首辅，尽以志事委居正。……中外目瞩居正，谓必大用矣。世宗崩，阶草遗诏，颇引以共谋。事具阶传。居正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臣陈以勤俱入阁，而居正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经筵开，为同知经事，至秋，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之五品仅岁余而至一品，其登进之速，虽张、桂不能过也，时年仅四十三。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徐阶最为老宿，与李春芳皆好折节礼士。郭朴、陈以勤皆重厚长者，独高拱很躁而以不得志于言路稍绌，寻引去。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於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
《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於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授编修，请急归，亡何还职。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迁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寻还理坊事，迁侍裕邸讲读，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寻迁右谕德兼侍读，进侍讲学士，领院事。
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阁，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五品仅岁余，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
后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对比二者，我们发现《明史·张居正传》上引的这几段文字，完全是删节王世贞《首辅传》中之《张居正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增加，文字大部分亦是抄自王世贞的《首辅传》。语句、语序、甚至语气都同，因此，王世贞的《首辅传·张居正传》正是《明史·张居正传》的蓝本。虽然汪由敦批评了王鸿绪《明史稿》的毛病，但张廷玉之《明史》并没有作什么改变。
《张居正传》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但并非是唯一的事例，《明史·严嵩传》亦是基于王世贞《首辅传》，有人认为《明史》之所以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是因为依从了王世贞的评价，参考了《首辅传·严嵩传》中的评价（注：参阅苏均炜《严嵩与夏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曹国庆《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李焯然《从〈鸣凤记〉谈到严嵩的评价问题》言：“穆宗隆庆年间，徐阶等人修《世宗实录》，开始对严嵩有微词，清人修《明史》，采袭了王世贞的说法，首先把严嵩列入《奸臣传》；再加以〈鸣凤记〉在民间的流行，严嵩就成了后来人的心目中大奸大恶的人物。”《明史散论》，台北允晨文化有限股份公司，1988。）。顾诚先生详细讨论了《明史·李善长传》对王世贞文稿的因袭，指出“不仅在取材和编排上基本上沿用了王世贞的文献，许多地方连文字也一样，因袭的痕迹非常明显。”（注：顾诚：《王世贞的史学》，《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页34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明史》中的《徐阶传》、《高拱传》与《于谦传》等等皆有相同的现象，只是没有《张居正传》、《严嵩传》、《李善长传》这样，从一开头就完全照搬王世贞所写的传。但间或抄录王世贞所撰传记上的语句则是屡见不鲜的。即如《徐阶传》，《首辅传》有言：“……嵩谓阶可孽也，所以中伤阶者百方。一日独召对，上与屈指论群臣孰优，至阶而嵩徐曰：‘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注：《嘉靖以来首辅传》卷5，页29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录入《明清史料汇编》第一编第一册。）《明史》言之如次：“……嵩因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一日独召对，语及阶。嵩徐曰：‘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注：《明史》卷213《徐阶传》，页563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此类相似文字相当多，由斯可见，《明史》在作此类传记时，王世贞所作的相关传即是其必定参考之资料，而有些文字是来自王世贞的史书，这样的关系，既是王世贞史学价值的体现，又是其影响的反映。
三 有关明史疑案遵从王世贞之论定
明史疑案甚多，如何处理这些疑案，成为官修《明史》的一大难题，有些案件之处理着实令明史馆诸臣颇费心机。即以建文逊国与否为例，从《明史》开馆，到张廷玉《明史》颁行，其间的纷争自非一两言所能说清，而最终的结论还是维持在王世贞所论定的范围。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特考建文逊国之说不可信，尤其驳斥了正统五年（1440年）有僧侣年九十自言为建文而入京之事。王世贞论道：
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统六年当六十四耳，不应九十余也。是时英宗少，三杨皆其故臣，岂皆不能识，而仅一吴诚识之？识之又何忍下之狱，而死戍其同谋十二人也？且事发于正统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闻某年升州为府也。
最后，他论道：“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僧腊既已深，当灭迹以终，……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注：《弇山堂别集》卷21，页38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2月，魏连科点校本。 ）最终论定“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
清修明史为此事竟又颇费周折。最初余嘉炎撰《建文本纪》力主逊国说，依存逊国诸书之记载。但朱彝尊分撰《成祖本纪》，他极力反对逊国说，以为逊国纪事者虽不下百家，但大抵齐东野语，不足为信。万斯同亦以为逊国说不足信，因“紫禁城无水关，鬼门亦无其地。”是故王鸿绪的《明史稿》云“帝崩于火，”，沿用自焚说。（注：关于此问题，李晋华在《明史纂修考》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张廷玉《明史》为了兼顾逊国说，遂改为“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然后再将逊国说带出，“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於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注：《明史》卷4《恭愍帝纪》，页66。 ）最终《明史》是维持在王世贞存疑说的结论上，王世贞以为“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由兹也体现了王世贞的结论最具客观性，最经得起后人的推验。
再如有关明开国功臣结局也依从王世贞的判断，试论几例。
其一，廖永忠之死。《太祖实录》及《功臣录》、《吾学篇》皆载廖永忠病死。王世贞从刘辰《国初事迹》中记载廖永忠被处死，与诸书不合，从而引起怀疑。接着说：“初但疑洪武三年以前功甚大当封公爵，以所善儒生窥意而止，三年以后下西川之绩见于御制塘志，所谓‘与傅成又’，而迨其没也，乃不获一爵一谥，同于吴良、顾时辈，何也？”既然洪武三年（1370）以前就功大当封公爵而未得，三年以后西川之功朱元璋又赞他可以同傅友德相比，但竟不得爵封，死后亦无谥号。这样对待大臣颇不合情理。后发现洪武十年（1378）朱元璋赦免江夏侯周德兴罪，戒谕大臣曰：“廖永忠数犯罪，屡宵不悛，失人臣礼甚矣。”而永乐十五年（1417）都察院劾奏锦衣卫指挥纪纲狱辞云：“德庆侯廖永忠为开国功臣，以僭分犯法被诛。”因推知他被诛的原因乃“僭分”。而王世贞分析《太祖实录》处理廖永忠结局（言其病死）的原因：“盖高帝一时之急，不暇宽处。既刑而后悔之，且念其功，故加赙葬，且使其子袭封，修史者缘而为之掩讳耳。”（注：《弇山堂别集》卷20，页373。）
《明史》比较诸说后，如斯论道：
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及杨宪为相，永忠与相比。宪诛，永忠以功大得免。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注：《明史》卷129《廖永忠传》，页3806。 ）
由兹可见，最终依从了王世贞之论断。
其二，朱亮祖之死。《太祖实录》以朱亮祖镇广东所为多不法，番禺知县道同上疏弹劾数十事皆实，太祖以亮祖功臣，不下狱，但罢职，令居江宁县之安陆乡，未几，以病卒。其子暹亦称智勇，数从征战，累功为府军卫指挥使，先卒。《功臣录》、《吾学篇》皆从其说。但王世贞发现朱元璋所撰的朱亮祖圹志有言：“胡惟庸不法，使镇岭南，作为擅专；贪取尤重，归责不服，已非一时，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责之地。”（注：《弇山堂别集》卷20，页371。 ）这是出自太祖的亲笔，当是最具说服力的，遂判定朱亮祖乃被鞭而死。《明史》遂因其说，言朱亮祖“鞭死”。
其他如李文忠之死、胡惟庸案、周德兴之死等莫不参考或依从了王世贞之说。
四 体例方面的影响
王世贞的史书对《明史》的体例亦产生影响。明史撰修诸臣对《锦衣志》和《四部稿》中的《史传·世家》非常有兴趣，徐乾学即建议：“锦衣卫与两厂相连，中涓之爪牙，前代所未有也，故采弇州志，特立《锦衣列传》，与《宦官》参观，一代之弊政了然矣。”（注：《明史例案》卷2《徐健庵修史条议》。 ）明确指出参照王世贞《锦衣志》以设立《锦衣列传》。至于《世家》，朱彝尊和汪由敦都有论及，朱彝尊以为“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始终，则《世家》不可不立。”（注：《明史例案》卷5 《朱竹垞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汪由敦则主张：
世家一体，《史记》、《五代史》而外，他无传焉。顾有明魏、定、成、英诸国，或绝或续，与有明相始终，典禁卫，督京营，类用勋旧大臣，其关系安危，视诸藩之虚名列土，不得有为者，相去径庭，目以世家，良不诬也。传中叙嗣爵世数，有开国一传累述而迄于明亡者，名为列传，实具世家之体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传欤？（注：汪由敦：《松泉集》卷20《史裁蠡说》，页900。）
虽然《明史》最终并未立世家，但王世贞的《史传·世家》确实为明史撰修诸臣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标准。而《明史》很获人称赞的表，则显然是参照了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中诸表。《四库总目·明史提要》称：“表获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明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于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为七也。”《别集》中一共有六十七表三十四卷，从《同姓诸王表》、《功臣伯表》、《公孤表》、《内阁辅臣年表》、《六部尚书表》到《卿贰表》，内容远较《明史》的表详细。《明史·七卿表》显然是参考了《别集》的《六部尚书表》和《都察院左右督御史表》而制成的。可见《明史》表例的创新是渊源于王世贞的史书。
综上所论，王世贞对官修《明史》之影响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王世贞的史书给清人提供了基本可信的史料；二则，《明史》中的有关人物传记是以王世贞所撰史传为蓝本，加以节略而成；三则，有关史实的论定，是以王世贞的考辨为基础，《明史》依从王世贞的论断；四则，《明史》的有关体例参考了王世贞的史书。这充分表明王世贞的史书之重要及王世贞在明史学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