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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4)06-0039-06
周谷城是一位广收博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的研究广泛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 学、社会学、美学等领域，而且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他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学术创新 、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深为学术界所敬重。
一
周谷城在我国理论界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史学应该 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论，并且还应该有一个层次更高的历史哲学。为此，他提出了 自己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完形论”。所谓“完形”，是指历史自身要“完整 ”，要有“全面、完整”的形态。其“历史完形论”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他认为史料 史观非历史。史料是历史片断，二者的关系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 国史学界，旧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乾嘉考据方法仍很盛行，甚至被许多学者看作是 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和“真正学问”，就连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新派学者蔡元培都 认为“史学本是史料学”。周谷城却很不赞同这种观点和治史方法。同时他又批评有些 人企图用史观代替历史的另一种倾向，指出史观也非历史自身，而只是对历史的一些看 法。第二，他对历史上几种体裁的史书进行了批评，指出它们最大的不足是破坏了历史 的完整统一。如以人物为重心的纪传体“常将完整之事分散，述于不同的《纪》或《传 》之中”，又“常将同一时期同作一事之人不予合并叙述”；在以年代为重心的编年体 史书中，“每一件完整之事，零碎的分书于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中，以致完整性全被破坏 ”；以事情为重心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则存在着“事情与事情或篇与篇间之没有联系”的 毛病。因此，他认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各体都把本来完整的人类历史活动搞得支离 破碎，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不适于用来编纂通史。第三，历史应以“人类过去 活动之自身为对象”。如果要写出一部“完形”之史，他认为必须要以下列几个标准为 必要条件：“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标题以符合内 容为标准”。[1]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构成了他史学理论的主轴，他以后的许多理 论都与之一脉相承。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上半期，中国哲学界进行了一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论争 。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有关论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20世纪30年代，潘梓 年试图以“方法论”与“技术论”来解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确立形式逻辑 的技术(应用)地位。而50年代，周谷城则以“主从说”来解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 问题，以维护形式逻辑独立的科学地位。周谷城在1956年2月号的《新建设》发表了《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学术大讨论。他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提出了颇为重要的逻辑思想：形式逻辑既不同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也不是同一系列 的学问；形式逻辑只是研究推论形式的科学，它不管内容，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辩 证法指挥我们获得，形式逻辑则帮助我们进行推论，前者是主，后者是从，二者却时刻 不能分离。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苏联和中国，从前全盘否定形式逻辑的具体论点几乎全 都保留下来，成为形式逻辑是初等逻辑、辩证法(或辩证逻辑)是高等逻辑的论据。周谷 城的观点，对当时国内和前苏联盛行的逻辑观点是一种公开的挑战。
1962年，周谷城又在《新建设》第12期发表了《文艺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比较系 统地论述了他的文艺理论观。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为“无差 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一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的提出 ，周谷城认为是反对艺术创作无冲突论的。“无差别境界，不仅没有艺术创作，而且没 有一切创作的活动可言。”当时反对周谷城“无差别境界”论的人却把上述用意搁置一 边，专门来谈“无差别境界”或不矛盾的本身到底有没有。周谷城认为这种讨论也是可 以的，他明确指出，不矛盾的境界是有的，并且普遍存在。如解完一道数学题后，感到 心情舒畅。打了一次大胜仗，随即开庆祝会等，都是矛盾解决之后，不矛盾随之而来的 实例。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即是指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思想意识的统一整 体。“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 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奴隶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 ，社会分裂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随着阶级出现的 有国家制度。这时的人，除了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 斗争。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此更为复杂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更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 时代精神。……因此，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 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感精神虽是统一的 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一个社会不同阶级 的思想构成对立斗争的统一整体，又由不同阶级不同个人分别反映出来。其“时代精神 汇合”论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当时思想领域的时代病。周谷城对文艺创作理 论的新见解，又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 左”的倾向愈演愈烈，经济上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政治 上要兴无灭资，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使纯而又纯的革命精神 成为时代精神。面对如此形势，周谷城敢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这充分显示了他 的睿智和理论勇气。
二
周谷城的学术创新，不仅体现在他提出的理论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一些著述中。周 谷城早年曾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 《中国社会之现状》三书，即后来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册。他认为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统治阶级利用知识分子作工具的统治人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 中国社会结构是不平等的。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斗争。三重结构的社 会是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遗产，而在近几十年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发 生了变化，渐渐有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中国社会“快要由静的社会变到动的社会” [2]。他在探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矛盾运动及导致的变化时，非常重视社会结构 中各要素的互动关系，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有学者认为“周氏之作是我国早 期社会结构史研究的代表作。”[3]在这部书的《变化篇》、《现状篇》中，周谷城还 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动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这是他“努力运用马克思学说从动的史 事中寻出近代中国数十年变动所依据的基础的一次有益尝试。”[4]
周谷城不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通史著述上也做出了拓荒性贡献 。上个世纪初，自夏曾佑的章节体《中国古代史》面世以来，史家们纷纷关注通史，其 中以周谷城在通史领域的成绩最为卓著。1939年，他的《中国通史》出版；1949年，他 的《世界通史》面世，成为我国当代唯一以一人之力著成两部通史的史家，而且这两部 史书均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其《中国通史》以风格独特和学术见解新颖而见长，在当 时影响很大，此后一直畅销不衰，前后共印行了21次，发行100万册以上，影响及至香 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足见其学术影响。“东汉封建说 ”是周谷城在该书中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新见解。周谷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新莽9 年，从而首创了我国古代历史分期中的东汉封建说。周谷城以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 历史，根据全局决定部分的道理，同一系列的世界各国在分期上应有共同点，作为世界 的一员，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周谷城基于对宏观历史的把握，通过对中外历史分期的比 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因而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此外，周谷城在该书中提出的独 特见解还有许多，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代农民起义和历史人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各朝代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发展的眼光，从文化制度与政治 制度的关系入手对隋唐科举制进行分析与研究；对学术思想史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充 分注意地理环境、天然资源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等等。
自近代以来，虽然中国通史著作层出不穷，但对世界史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无 论是世界史著作还是有关世界史方面的译著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周谷城的《世 界通史》成为我国解放前仅有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周谷城《 世界通史》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在编撰结构上有了新的突破。他认为“今日世界通 史的著作，仍是单纯堆砌零碎事件者多，阐明有机组织统一整体者少。现在世界通史有 如百科全书，按目录或索引检查，可以查到个别事情的知识”，而“阅读全书，了解世 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则很不易。”[5]因此，他在编写世界通史时，特别注意整体与材 料的统一，力图摆脱传统世界史为个别史之总和的旧框架，而从历史的全局出发，处理 好全局与部分的关系，突出世界历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综合鸟瞰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的全部，以再现客观的历史整体。第二，在编纂内容上突破了“欧洲中心论 ”的藩篱。解放前，在欧美史家独霸世界史坛，而国内一些奴性十足的学者拜倒在西方 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甚至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候，周谷城所著《世界 通史》则高扬以史实为据的科学治史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他认为，在世 界历史进程中，亚非拉也曾一度成为古代文明的发达地区，欧洲并非一直是世界史的中 心所在，它只不过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以后，才成为世界发展的重心。第三，进 化发展的观点贯穿全书。从宇宙的进化，到地球的进化，再到生物的进化，最后才到人 类社会的进化，几者相加，才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周谷城这种极为宏观的编写世 界通史的方法，正是我国许多史学工作者所缺乏的。在斯大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过 头批判的消极影响下，我国学者很少甚至不提自然环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直到把自然环境看成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不起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故新 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通史著作从来都不写自然史。其实，这是不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 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 约。”[6]
周谷城在研究中外历史的时候，又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的探讨，1940年，他的《中国政 治史》出版。这是一部自成体系而有个性的中国政治史专著。它以独特的视角剖析政治 ，既不同于一般专讲治乱兴衰的政治史，也不以叙述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的演变为重点 ，而着力于揭示、分析“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在周谷城看来，政治现 象实为各种政治势力所造成，因此透过现象看实质，就有必要对造成政治现象千变万化 的人，尤其是构成社会势力的政治团体给予高度重视。对这种研究方法，他自认为“在 中国为初创，即在欧美各国也不多见”。[7]
三
综观周谷城一生的学术研究，“创新”是其重要特点。那么，周谷城学术创新的原因 何在?
(一)独立思考、求新立异。独立思考、求新立异是指考虑问题不随俗，有个人见解， 敢于冒险，独辟新路。周谷城早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立异鸣高”的 学生。如他对国文一科非常喜欢，每作一文，总要用许多难识的字，弄得改卷的先生非 翻《辞源》不可。在北京高师读书期间，他回忆说：“我博览群书，社会学、心理学我 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如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 不少。但并没有哪一派使我十分满意。”这说明他一边读书，一边在思考，不盲从。他 说他天性喜欢新东西，“自以为读书破万卷，总能自成一家之言。”[8]离开高师后， 周谷城受聘于湖南一师，任师范部英文教员兼教伦理学。他教伦理学，不是照本宣科， 人云亦云，而是自编讲义。他在吸收蔡元培、杜威伦理思想的同时，较好地融进了自己 的研究心得，作了适当发挥，使得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由此为蓝本而撰写的《实验 主义伦理学》一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师范学校的教材发行全国，到1933 年印行了5次。周谷城这种独立思考、求新立异的品格保持了一生。解放后，由他在我 国理论界引发的几场大论争就是证明。
(二)坚持真理、勇于探索。光有求新立异的品格，而没有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勇气 也是不行的。青年时代的周谷城就博览群书，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而不会被别人 的观点所左右。他说：“我有个怪脾气，什么都不易影响我。”[8]周谷城早在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 研究哲学和历史。然而，尽管周谷城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来进行学 术研究，但他始终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而是坚持认真思考，深入钻研，实事求是 ，因此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如他在世界史研究中，他始终 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种种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来建构他的世界史体系和撰写有 关学术论文。即使在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他 都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真理和科学精神，经常唱着与当时“革命气氛”很不协调的 “反调”。为此，他遭到了种种围攻和严厉批判。如他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后，姚 文元在1963年9月2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指责他的观点，把 本来属于学术领域的讨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姚文元说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而是一个清一色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既已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斗争，无产阶级思想 决不能同资产阶级思想汇合成什么统一整体。最后得出结论说，周谷城的这种方法论属 于从艺术解释艺术的历史唯心论的范围，而不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姚文元气势汹汹，以势压人。可周谷城并没有低头，他在1963年 11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予以反驳。周谷城理直气壮 地说，姚文元说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不对。此论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若就事实 稍稍分析，我们就会觉得并不如此。革命精神之外，还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 革命的种种，这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上更是如此。反转来说，谓革命精神就是今日这 个时代的精神，对不对呢?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如一定要这么说，至少须加三字 ，曰“的主导”，或“为主导”。加几个字，既着重了革命精神，而且以之与时代精神 相提并论时，反说顺说，都讲得过去。如说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以革命精神为主导，或 革命精神是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主导，便妥贴了。周谷城进一步分析说：“不同阶级 的不同思想既已进行尖锐斗争，那么自始就已在统一整体之内；不在统一整体之内，便 不能进行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单纯一致的思想放在一块，自始就不会有斗争，更 没有整体可言。能构成统一整体的，必是对立斗争的。姚先生大概是习惯于看单纯一致 的东西，所以坚决不相信对立斗争的东西可以构成统一整体。其实自有宇宙以来，只要 是统一整体，都是由对立斗争的诸部分构成的。”这充分表现了周谷城在学术上勇敢求 实的精神和人格上正直无畏的学者品质。故海外出版的1998年6月号《文化中国》中， 有人充满敬意地写道：“在六十、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周谷城一直坚持自己 的学术观点。文革伊始，周谷城和周予同教授等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而被关进‘牛 棚’，受尽凌辱与折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为迫周谷城屈从批孔，不 择手段，动员周谷城的朋友和亲戚向他做说服工作。并许诺不仅‘解放’周谷城，并调 回其当时在北大荒劳动的长孙女到复旦大学深造。周谷城不为所动，默然拒绝，表现了 一个知识分子守道不屈的高风亮节。”[9]
(三)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学术创新离不开广博精深的知识基础，正如科学家牛顿所 说：
“如果我所见的比笛卡尔要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周谷城自 己也说：“思想要活跃，必须要有知识，否则思想不会活跃。”[8]周谷城在我国学术 界以学贯中西、知识渊博而闻名。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从事教学 和学术研究70多年，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涉及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 经济学等各学科。他博古通今，融会贯通，因而能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在20世纪的 中国国史学界，自从有了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分工后，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是各自 为政，自成体系，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流和交叉。搞中国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 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上所占的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 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 像周谷城那样学贯中西、融会贯通的学者，则极为少见。他的著名的“东汉封建说”就 是在比较中西历史中得出的。他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发表了《封建长期， 似乎不长》一文，对中国史学界“封建长期”一说提出质疑，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 段的长短比例，应该是前一段比后一段长，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 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 历时间便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而中国的 奴隶制时代，如果从通常所说的夏朝开始至公元前480年，则只有1700多年。而封建时 代，从公元前480年到公元1840年，却有2300多年。他认为，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 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于是，他把中国封建时代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时代的许多特征作了 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城市工商的发达，社会的自由竞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学术 的发达，法制的出现，经典的纂集，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 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 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 以同世界古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切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 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史上成一种反常现象。 ”因此，他认为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公元二世纪下半期最为稳妥。
(四)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支持和保护。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受到了“左”的干 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学术研究就会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成为批判对 象，受到迫害。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危险更大，动辄上纲上线，被戴“帽子”， 打“棍子”。一些人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中止了学术研究，不敢发表自己的 学术见解；一些投机分子则成为风派人物；意志薄弱者甚至含冤自杀。在那样的政治环 境下，周谷城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敢于学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毛泽东、周 恩来的鼓励、支持和保护。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关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发 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中央为了科学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而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周谷城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于同年2月在《新建设》 首先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文中针对某些人照搬苏联教科书，硬要把“形 式逻辑辩证法，搞得形式逻辑不象形式逻辑，辩证法不象辩证法”的现象，提出不同意 见，掀起了一场全国性学术大争论。争论本来是好事，可以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但 由于“左”的干扰，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下令全国各大报刊对周谷城展开批判。周谷 城被迫应战，他前后写了9篇有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文章。毛泽东也很关心这场争论 ，曾鼓励他把争论坚持下去。一天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住所 去叙谈。在游泳时，两人谈到《汉书》中的《赵充国传》。毛泽东对周谷城说，赵充国 这个人不简单，他“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 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 ，反对的人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 。”[9]毛泽东的谈话使周谷城受到极大鼓舞。从此，周谷城顶住“左”倾的攻击，仍 然信心百倍地参与学术争论。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再次召见周谷城，并请他吃饭。席间 毛泽东关心和鼓励他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箭炮 式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周谷城说 ：“我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 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9]后来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时，毛泽东 又特意邀请学术界名人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在中南海吃饭，毛泽东 对来宾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诸位作陪。”毛泽东的用意是在鼓励 学术界人士顶住“左”的压力，把百家争鸣开展下去。[10]这就更加坚定了周谷城在学 术上勇于进取和创新的勇气。他不久又在文艺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创见，即“无差别境 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术讨论。 这场学术讨论最初是从王子野与周谷城之间争论开始的，可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怂恿下， 把学术讨论说成是政治问题，对周谷城扣了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周谷城面对狂澜，坚 持说理辩论。就在周谷城颇感身心疲惫之时，周恩来很同情他的处境。一次周总理来到上海招待外宾时见到周谷城，关切地问：“周谷老，受得了吗?精神还吃得消吗?”周谷城说：“受得了”。周总理又说：“真的吗?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吗?”周谷城说：“虽受得了，却很难受。身体虽没有什么毛病，但也到了吃不消的边缘。”周总理宽慰他说：“我们党里的相互批评还要厉害”。[11]周总理的一番开导，使周谷城豁然开朗，十分感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周谷城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牛棚”，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毛泽东知道后，曾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 去。”[9]并且给他提供较好的学术研究条件。当时上海的淮海公寓是上海的高级知识 分子集中居住之处，其他高级知识分子都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勒令迁走了，只有周谷 城的家未被迁出，还保留下来了。上海的造反派曾抄了周谷城的家，把他的丰富藏书都 搬走了。周总理知道后，迅速命人将书“完璧归赵”。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 、支持和保护，周谷城才顶住了各种压力，没有倒下，继续在学术领域大胆探索，勇于 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收稿日期：200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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