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统治地中海世界前后的意大利农民_农民论文

罗马统治地中海世界前后的意大利农民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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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意大利拉提包乌姆的罗马城邦,“主要地是一个农业国家”,①“长期是一个农民的国土”。②正如老伽图所说,罗马人祖先赞扬一个好人时,就称赞他是一个种田的人,凡受此种称颂的人,认为获得了无尚的光荣。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之前,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和后来获得公民权的平民。公民集体以其高度的爱国主义责任感和高昂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不但使农业经济成为罗马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还以其自身的为国献身精神,成为罗马开疆掠土“用来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工具”。③从而使罗马由第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霸国。

然而,靠公民血汗建立起来的殖民大霸国,带给他们的并不是欢乐,而是无尽的愁苦悲伤。“意大利人数减少了,因为贫困、军赋和远征把他们弄得破产”。④只有少数人,如贵族、军事将帅、包税商、承包商等发了大财。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不仅对罗马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罗马人素以务实精神而闻名古代世界。从现实出发既是罗马人思维模式的价值取向,又是罗马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罗马人之所以重视农业,原因也在于此。具体来说,主要原因是:1、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大自然为罗马人提供的生存空间,造成了罗马人重视农业的客观基础。首先,土地肥沃。“亚平宁半岛(即意大利半岛)的土壤给农业和畜牧业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波河的肥沃平原原是最古老的农业种植地区之一。拉提乌姆、坎佩尼亚和西西里的火山土壤对农夫的劳动给予丰盛的报酬”。⑤意大利的两大平原之地,均以特别肥沃著称。一是北方的帕都斯河盆地,即山南高卢,以食物富饶闻名;另一是西部大平原,包括伊达拉里亚、拉丁姆和坎佩尼亚三个地区。戴奥尼亚认为,意大利适宜农业的土地,甚至要比古埃及、巴比伦肥沃得多。“在这里曾见一年三熟的田,冬、夏及秋……,这是特别有利于滋生藤蔓的地区,在最轻便的耕作之后,就能盛产极好的果实”。⑥此外,安布里亚和匹塞浓亦以农业闻名。第二,水系丰富。意大利三面环水,东有亚得利亚海,西为第勒尼安海,南有爱奥尼亚海。境内水道稠密,北部有波河、第伯河及其支流,中部和南部有利里斯河,奥菲都斯河等河流。“在古代这些河流的水量比现在的水量要丰富得多。在河流的流域地区还保存了古代灌溉设施的遗迹”。⑦第三,气候适宜“古时的气候比较湿润和凉爽……,森林阻碍了雪的融解,因此土壤的水分可以保持得比较长久一些”。⑧正如斯特累波指出的:“意大利位于寒与热的两极端之间”,⑨就气候条件说,是欧洲最好的地区之一。即使在冬季,平均温度也在摄氏6度和11度之间。不仅和适合种植大麦、双粒小麦、小麦及其它谷物,也适宜栽种橄榄和葡萄、干鲜果树如栗、杏、扁桃等经济作物。

2、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生活方式。意大利岛早在公元前1100至700年就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制农具镰刀、大镰刀、锹、弯刀以及不带轮子的犁、耙子、手锄、草耙等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农业的经营和水利设施的修筑。早已驯服了的牡牛和牝牛被用在农业上,解决了牵引力的问题。分散个体的农业经济,已成为罗马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叶,罗马依然是一个自由农民的贵族社会。面积近四百平方英里,人口肯定不超过十五万,几乎全部散居在乡间,分为十七个区或农业部落。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所房子,父子在一起居住和工作。大多数耕种谷物,间或在一条条的地上种葡萄和橄榄。在附近公地上牧放几头牛,农服和简单农具都是家里自制的”。⑩由于没有发展商业和航海业的重要前提条件,故从事农业正是罗马人的明智选择。3、传统的农业思想铸造了农业光荣的灵魂。祖辈为业,代代相传的农业经济使罗马小农衣食有给。从切身感受中,认识到了离开农业就意味着饥饿,失去了土地就等于生活的无望。从而格外重视土地,重视经营,重视农业生产劳动,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农业劳动光荣的思想。4、罗马城邦土地所有制所建立的公民、当兵、土地三位一体的权利与义务,使罗马公民把政治上的爱国、经济上的利益和军事义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激发了罗马公民报效祖国的忠心,而且也激发了他们建设祖国的信心。极大地焕发了他们平时生产、战时从军立功的积极性。5、小农宅旁份地和公有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军事掠夺来的土地,如公元前418和公元前381年,从拉比库姆和图斯库鲁姆占领的10,708公顷土地;公元前396年侵占维爱土地37,072公顷,公元前353年,侵占卡勤土地38,072公顷,(11)使无地和少地的小农土地有了增加和扩大。例如公元前393年,征服维爱后,平民不但得到了元老院的“宽厚的礼物”,(12)元老院还下令把维爱土地分配给平民每人七犹格。公元前291年,罗马仅在维努西亚一地,就安排了两万名罗马农业移民,从而巩固了小农经济的物质基础。

公民重视农业,表现是多方面的。在观念方面,有以下三点共识:1、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好的一种职业。“英勇的男子和最有进取心的战士,皆出身于农民,而农业是最虔诚和稳定的职业。凡专心农业的人,其所固有的邪恶方式的念头最少”。(13)公元一世纪的科路麦拉就不同意当时“国家领导人报怨现在土地变得贫脊了,说近年来气候也变得恶劣了,对农业有害了”的看法,他认为:“我不相信我们所遭到的各种不幸是上天愤怒造成的,应该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的祖先向来是把农业交给最优秀的人手给以最精心的照料和经营;而我们却把农业像交给执刑者去惩罚一样,交给我们的奴隶中最糟的那部分人去掌握”,(14)从这一记载中足可以证明罗马先人对农业的重视。公元前28年克劳狄还专门颁布了不许贵族经商的克劳狄法,说明罗马人对商业经济的轻视。2、劳动光荣。罗马农民素有刻苦耐劳的光荣传统,把劳动看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也是学习知识,修练道德,锻炼身体所必不可少的。“当年真正的罗慕路的子孙是从不间断其狩猎和农耕活动的,他们并以体魄特殊强壮著称”。(15)宁愿躬身稼穑终日农作,也不愿贪图权势徒具虚荣。据史载,公元前458年,正当罗马与埃魁人和萨比尼人进行艰苦战争期间,L·昆提乌斯·肯奇那图斯被元老院任命为独裁官。其元老院所派的两名使节是在四犹格大小的土地上找到独裁官的。当时肯奇那图斯正在扶犁耕地,使节告诉他来意,他便急忙擦了擦身上的灰尘和脸上的汗水,穿上妻子给他拿来的长袍,便立刻应召奔赴了战场。击败了敌人,立即就交卸了独裁官职务而返回了自己的田地。(16)公元前282和287年,曾两度出任执政官的“盖约·法布里奇乌斯和库里乌斯·塔图斯(公元前290和275年也曾两度任执政官),前者在把皮鲁士赶出意大利之后,后者在战败萨宾人之后,都回到农庄。他们同一般公民一样,每人分到七犹格从敌人夺来的土地。他们以拿起武器战胜敌人时同样的精力精心耕作自己份地”。(17)据西塞罗《论老年》16记载:旦塔图斯曾拒收萨莫奈人所送的一大堆金子,并说“我觉得拥有金子不算光荣,能统辖那些拥有金子的人才算光荣”。还有许多“其他有名的罗马军人都同样以这双重的耕种和保卫祖国的土地而负有声誉”。(18)如在皮洛士战争中提任罗马使团长的非布利职权斯在谈判中,拒绝皮洛士的利诱。并说“国王啊,无论你的朋友也好,都不能夺去我的独立。……我的贫穷比国王们所有的财富更加幸福些”。3、自食其力。公元前4世纪时,“大部分豪门贵族并不富有,他们不是殷实的地主守财奴。他们亲自耕种,亲自在自己果园和葡萄园中作工,而其妻则为他们编织衣服。还在二五六年,执政官马可·阿提坦克阿·勒究拉斯曾上书元老院,说他的家庭将陷于饥饿状态,因为他的一块小地无人耕种:他自己出征远方已到第二年,唯一的奴隶死了,而雇农又乘主人不在而逃跑了,且带走了所有的劳动工具”。(19)据说罗马著名的显贵“父族元老”琉西阿·琴克提阿·辛辛内塔斯,也不惜脱下拖袈,穿上满是尘土和汗渍的紧身衣,亲自耕作自己的田地或挖掘排水的沟渠,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20)贵族尚且如此,一般农民就可想而知了。在实践方面,坚持以农业为主,不惜花费精力,体力和时间,在农民身上表现出三性的统一,即严峻的纯朴性、沉重的积极性和艰苦的实用性。在重视生产实践的同时,也逐步重视起农学理论问题。“起初不断翻译迦太基人马哥(Mago)所著的农业指南,以及希腊的农学作品,然后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拉丁文作家的农学论著。这些作品完整地传到我们的,有马可·波西阿·加图,马可·特林西阿·卡琉米亚的农学著作”。(21)这里马戈被誉为“农业之父”。加图是罗马最早用拉丁语著述农业的第一人。瓦罗则是把农业变成精神致学问的人。罗马农民还十分注意学习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农业生产经验,如迦太基、希腊、伊达提里亚人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生产实践,创造性地在垦荒、施肥、灌溉、管理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罗马公民重视农业,社会作用十分显著。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T·费兰克统计,(22)在公元前3世纪,约有4至5万公民至少获得一百万犹格的土地。正是这种自耕农经济,“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23)农民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第二,巩固和发展了公民集体,增强了城邦政治的实力。据估计,(24)公元前5世纪罗马公民约12万人,至公元前4世纪,约增加到16万人。第三,保证了罗马有较为充足的兵源,有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强大军事力量。

罗马农民及由农民组成的公民兵,在用自己的血汗造就了罗马霸国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自身利益损伤的社会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25)造成罗马意大利农民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1、从军征战使小农长期与自己的土地分离。造成如下后果:大批农民死伤于疆场,如公元前217年特拉西米诺湖战役,罗马4个军团几乎全军覆灭。公元前216年坎尼之役,有5万4千多人被歼,1万8千人被俘。所遗家小因无力经营份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将土地转让,出卖或遭贵族、商人的趁机掠夺。汉尼拔出兵意大利,使其城乡遭到反复的蹂躏和洗劫,给罗马意大利带来巨大的灾难,使罗马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荒芜了80万公顷的土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无家可归。2、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经济的破产。“货币把罗马人从稳固的基础上漂浮了起来,人人都在抓钱,人都在发财致富”。(26)琉善在《冥间对话》中说:“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磨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他们为富不仁,致使本小利微的小农经济,在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步履维艰,很难生存下去。纯朴农民的发财的希望被失望代替了。当时的情况正如波里比阿所指出的:“没有一个人不曾把自己资本投入这些包税买卖而从中取得利润。有时一部人直接从监察官承领包税,另一部人则与之合伙,而第三部分人为包税人担保,最后,第四部分人则把自己资本通过大企业家之手而投入公有企业之中”。(27)整个社会席卷“发财”之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献身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贵族、商人的趁机掠夺,使广大小农陷入了穷困的地步。从公元前三世纪起,罗马富贵之人对大农场式的农业日益感兴趣。他们不仅强占公有地,而且还兼并小农场地,致使一些农民被赶出土地,变成了仅有公民权的穷光蛋。而富人有了钱就不再束缚在土地、房屋和牛羊群上。他们能以前所未闻的自由去改变他们占有有物的性质和地点。在公元前第三和第二世纪时,这种财富的解放和脱去束缚开始影响到罗马和希腊化世界的一般经济生活。人们开始购买土地和类似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再出卖以获利……”。(28)“他们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暴力威胁诡计诱骗以及具有绝对犯罪性质的欺哄敲诈,他们都无所不为”。(29)4、元老贵族耽于淫乐,陶醉于表面的繁荣,无视农民的困苦。“在迦太基毁灭后的一个世纪里,整个意大利,整个帝国正为烦闷,焦虑和不满而苦恼;少数人资财日富,而大数人民却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物价不稳,市场波动,债台高筑的莫明其妙的罗网中;然而又毫无办法去诉说和清算这普遍的不满。元老贵族对此置若罔闻,“只有当他们受到严重威胁时,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或宛派才会停止那些野蛮的政策,关心公共利益”。(31)这就加速了农民失地的过程,也促成了农民运动的波澜起伏。

小农经济的破产,使小农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变化。首先,失地农民穷苦无告,一部分仍留在农村,但已由土地的所有者变成了佃耕者;或变成农忙季节性的土地所有主的雇佣农业临时工作者。大部分则为寻找工作和生活资料而盲目地涌入城市,由于罗马城工商业不发达,所能找到工作的破产,农民十分微弱“大多数找不到经常的和固定的职业,过着氓流、乞丐和求食者的生活。(32)为了生存,他们不惜出卖人格,出卖公民权,出卖灵魂。权贵势力足以从“他们中间可以募到任何数量的假证人,伪检举者,以及准备替每一个付以代价者代为拳击或刀杀其敌人的刺客。失败的演员可以从他们中间雇到一帮的‘喝采者’,公职选举的候选人可以在这里买到他们所需要的票数,富人以他们之中募到大批作为侍从的被保护人”。(33)长期的生活绝望和半饥半饱的偷闲生活,不仅破产流入城市的农民失去了一切生产劳动技能和积极性,而且也磨灭了他们劳动的意识,成为靠社会养活的社会渣滓,马克思所称之为“情民”。他们不满社会,仇恨富人,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支社会力量。其原有的爱国主义精神被愤懑情绪所代替,一腔报效祖国的政治热情冷却为对当局不信任。当罗马贵族遭受西西里奴隶起义打击时,包括他们在内“普通人民不但不对富人表示同情,而且反而高兴”,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二,小农经济破产,瓦解了作为城邦经济的基础。正如普林尼所说的:“拉提芬丁断送了意大利”。这话虽有些夸大,但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农民破产在意大利虽不是普遍现象,但在意大利的南部、中部确实如此,只有北部都还保有小农占优势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被奴隶制大地产所代替,使小农成了无家可归的游民无产者失业大军。由于他们保有罗马公权,故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免费粮食供养他们。从而,增加了国家经济负担。第三,小农破产,导致公民兵制没落,国家兵源的匮乏。为了解决兵源问题,使罗马不得不采取了雇佣兵制。而雇佣兵只为金钱而作战,谁给他钱多,他就为谁服务,这不但助长了军队与罗马国家分离的倾向,而且也为将可私兵制造了条件。正如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提出的“老实讲,罗马的士兵本就不懂得自己应属于一个什么派别。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作战,他们是为了某一个人作战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领袖既然不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于是士兵们便投到另一面去”。事实也是如此,自马略军事改革之后,苏拉以及“三头人物”无借助兵权,在保卫共和国的幌子下,谋求实现个的政治独裁。从而一步一步地埋葬了共和国体制。

罗马意大利公民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政治态度、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变化。由国家主人变成了社会的渣滓,对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后世也有重大借鉴意义。

其一,从罗马社会发展来看,与老的小农经济必然会被商品货币经济所代替。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罗马统治集团只重眼前利益,忽略了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对农民经济地位的变化采取了听其自然的办法,既不扼止土地兼并和社会贫富分化,也不引导农民适应新的形势,而是只顾发财,追求享乐,表现出政治上的短见。

其二,小农经济被奴隶制大田庄所代替,这也是罗马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如何解决破产农民生活出路问题,罗马统治集团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由于对破产农民的社会后果估计不足,企图通过发放免费救济粮的办法来解决破产农民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导致矛盾仍旧,社会问题依然。

其三,小农生产主导地位被奴隶劳动所代替,这是罗马奴隶制迅速发展的必然后果。但关键问题是,小农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之后,应积极创造并提供给小农应有的产业,使小农有业可为,在逐渐适应新工作中消除失地的内心痛苦,从失地打击中恢复过来。但在这方面,罗马统治集团却完全忽略了,致使失地破产农民从消极走向消极。

罗马是一个农业国,其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教训应引为借鉴。

注释:

①②③⑤⑦⑧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33、34、34、34、33、33页。

④阿庇安《罗马史》(内战)卷一,七。

⑥戴奥尼亚《罗马考古》卷一,第三。

⑨斯特累波《自然史》

⑩费雷罗《罗马的伟大和衰落》

(11)M·涅卡《罗马和意大利人》1963年版第85页。

(12)(16)李维《罗马史》卷Ⅴ,30章8节,卷Ⅲ,26-29。

(13)加图《论农业》卷一。

(14)(15)科路麦拉《论农业》卷一。

(17)(18)《罗马帝国时期》上,李雅书译,第49页。

(19)(20)(21)(29)(32)(33)《古代世界史》日知译,第86、62、166、152、173、175页。

(22)T·费兰克《古罗马经济概论》第122-124页。

(23)马克思《马恩全集》第23卷,第371页,注24。

(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281页。

(25)恩格斯《马恩选集》第4卷,第173页。

(26)(28)(30)(31)【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496、495、493、493页。

(27)波里比阿《通史》第6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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