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的发展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三十年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8)05-0004-08
因改革开放的春风而复苏、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共进步、体验着改革开放的艰苦并见证着改革开放的辉煌的伦理学无疑是新时期发展最为迅速且影响不断扩大的哲学人文学科之一。改革开放的时代情势催生并呼唤着伦理学，伦理学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同呼吸，与火热的道德生活同发展，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变革相契合，经历了一个由复苏到初步发展再到繁荣兴旺的过程。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学科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道德合理性，认识伦理学对改革开放所起的独特的思想解放和价值引领作用，并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促进伦理学学科的更加深入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发展的光辉历程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冲破了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和精神枷锁，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帷幕。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使人们认识到发展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伦理学的恢复①被提上议事日程。伦理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获得新生，并因应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情势得以不断地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的精神呼唤高度契合，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可谓伦理学的恢复和初步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伦理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得以恢复。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或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受国家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几期全国伦理学教师培训班。1980年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②，为恢复伦理学的研究和开展伦理学的学术交流提供了组织保证。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唐能赋、唐凯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两部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伦理学学科的正式恢复。之后，伦理学工作者编著了多部伦理学教材，陆续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全面展开了对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由农村向城市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设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和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并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杰出理论成果——邓小平伦理思想。在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86年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在一批老中年学者的带动下有秩序地进行，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为伦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和勃兴奠定了基础。
(二)自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是中国伦理学获得飞速发展并发挥重大社会作用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以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新理论体系和为市场经济作伦理论证的新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推出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有相当社会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并召开了数十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参与了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实践性活动，在化理论为德性和用伦理学改造社会、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伦理学原理的研究呈现出日趋深入精进并多有理论创新的特点。唐凯麟编著的《伦理学教程》，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等在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呈现出由初疏到精密、由一般性的介绍到深入性的探讨、由实证性的研究到应用性的研究等特点，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唐凯麟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焦国成著的《中国伦理学通论》，张岂之、陈国庆著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等著作也从不同的角度深化着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西方伦理学史方面，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伦理学名著和文献资料，而且在深化研究层次、拓宽研究领域等方面多有成就。万俊人著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著作，开创了西方伦理思想研究的新局面。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同志不仅倡导领导干部“要学一点伦理学”，而且向全党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主张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又一杰出理论成果——江泽民伦理思想。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它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推动和促进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尤为值得称道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伦理学在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学术成果。
(三)自十六大至现在为伦理学空前繁荣、获得跨越式发展的阶段
借助公民道德建设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东风，伦理学研究队伍发展壮大，新思想新学说不断涌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应用研究相得益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中国伦理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格局。伦理学原理研究已经突破了单一化模式的局限，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迈进，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流伦理学研究和非主流伦理学研究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伦理学在向生活回归、向世界开放和向传统扎根诸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唐凯麟著的《伦理学》，王海明著的《新伦理学》等在学科创新和学术创新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繁盛的景象，一大批学术专著竞相问世，令人目不暇接。比较有独特创建的有万俊人著的《寻求普世伦理》，高兆明、李萍著的《伦理秩序论》，陈根法的《德性论》，还有一批优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论文，如廖小平的《伦理的代际之维》，魏长领的《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等。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一如大河奔流，气象万千，网络伦理学、信息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旅游伦理学、休闲伦理学、城市伦理学、建筑伦理学、工程伦理学、人口伦理学、生育伦理学等一大批新兴学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竞相问世，大大开拓了伦理学研究的空间或范围，为伦理学学科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外伦理思想史学和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比之以往有了新的突破，也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创新的成果。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等重大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伦理学的研究从书斋和学院走向火热的道德生活，走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战场。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全国性的公民道德论坛，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目前，伦理学研究呈现出重创新、重精湛、重应用、重民生等特点，并在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和服务人民方面不断用功，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新学科新思想不断出现，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开放视野和宏大胆识，成为开放之时代越来越重要的哲学学科和人文学科。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伦理学研究取得辉煌成就的三十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三大杰出理论成果的形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凝结在三大理论成果中的伦理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三大杰出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境界，是改革开放时代最为宝贵的伦理精神财富。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大杰出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国家和人民伦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着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科学的集体智慧和民族精神。邓小平伦理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精神实质，以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的主旋律，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为基本的价值视野，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为宗旨，体现着与时俱进的伦理品格和道德气质。它不仅开辟了人类伦理文化史发展的新阶段，实现了中国革命道德向社会主义建设道德、从计划经济道德观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念的转变，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注重现实的道德问题和人民的现实福利，赋予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以正当合理的意义，使高尚的道德回归现实生活并指导和提升现实生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朝着更加开放、民主和文明的方向发展，新品质不断产生并得到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熔铸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二大杰出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水平，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构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价值的新型伦理文化体系的许多设想，主张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等一系列重大伦理道德问题，凸显了先进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三大杰出理论成果，它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德生活实际，不断探索和回答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应当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理论，侧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建设和谐文化，大力弘扬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伦理价值观念，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改革开放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形成了三大杰出理论成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时代潮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认识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断发展的理论品格，也凝聚着全党全国人民的伦理智慧。三大杰出理论成果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蓬勃发展的旺盛生机和不尽魅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得以形成并获得初步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三大杰出理论成果的指引下，经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和动员③,加上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伦理学工作者的宣传和理论研究，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获得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并得以建立起来，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形成的标志性成果表现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和道德生活所出现的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继承并发展了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思想，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而且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主张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应当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依循和路径依赖，为主流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价值指向。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所取得的最重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体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时代要求和民族风格，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集先进性与广泛性于一体，凸显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伦理价值目的性。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的提出与建立，为千千万万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趋赴提供了标杆和准绳，它们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精神支柱，也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提供了主流的评价标准，将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大伦理学工作者紧密围绕时代的道德课题，编写出版了一大批伦理学教科书，使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
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2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该著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道德现象，并紧密联系中外伦理思想史的发展以及中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实际，建构了一个由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活动三部分构成的较为完整且逻辑谨严的伦理学学科体系。1989年罗国杰重新编写的《伦理学》一书，注重反映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巨大变化，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概括、新的论证。该著建构了一个社会道德结构的总体模式，认为社会道德结构以社会道德关系为主体，由道德意识现象、社会道德规范现象和社会道德活动现象三部分所组成，依其与时代要求的关系来看，每一社会道德现象都内含三种成分，即过时的道德成分、应世的道德成分和趋前的道德成分。该著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规范体系从低到高依次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一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生活领域、职业生活领域的特殊道德规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道德规范，这四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规范体系，它要求从社会公德出发走向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把普遍性的道德要求和先进性的道德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1]。该著将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推进了一大步。
唐凯麟、魏英敏等人推出的伦理学教科书致力于对罗国杰所提出的伦理学体系结构予以创造性的发展。唐凯麟在《伦理学》中，将伦理学体系结构概括为社会道德论、个体道德论、道德规范论、道德建设论四编，并认为伦理学研究应坚持宏观整体视角和微观具体视角的有机统一[2]。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则大胆突破原有教科书的理论框架，从对伦理学的类型分析起步，总结和介绍中外规范伦理学，引出马克思主义新规范伦理学，并将其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两大系列，进而探讨了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最后归结到人生的不朽与至善[3]。应该说，唐凯麟、魏英敏在自己主编或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中表现了一种既继承罗国杰所建立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结构
之精华又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特点，对推动伦理学体系结构的发展和完善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周中之主编的《伦理学》、倪素襄编著的《伦理学导论》等书亦对伦理学学科体系多有探讨，使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日趋精进和完善。
(四)伦理思想史学的全面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我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科得以形成，并进入初步繁荣和发展的阶段。
陈瑛、刘启林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新局面，拓展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张锡勤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则研究了从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长达数千年的伦理思想，用比较短的篇幅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伦理智慧昭揭于世人面前。上述几部通史性的著作，在建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的理论体系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著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新局面，拓展了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章海山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宋惠昌著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等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科，为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奠定了基础。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标志着伦理思想史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史的营养和支撑。
(五)应用伦理学的空前繁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学了解的加深，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中一个闪光的亮点，并在伦理学研究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形成了应用伦理学总论、应用伦理史学、各分支应用伦理学和交叉性边缘性应用伦理学几大学科板块。不仅诞生了近百门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而且在应用伦理学诸领域均推出了一批颇具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如邱仁宗著的《生命伦理学》、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陈荣耀著的《企业伦理》、孙慕义著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严耕等著的《网络伦理》、王正平著的《教育伦理学》、苏勇著的《管理伦理学》、陈汝东著的《语言伦理学》、韦正翔著的《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等。这些著作在吸收西方应用伦理学精华和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开发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应用伦理思想资源，并使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伦理精神相一致，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
目前，中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开始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特点，不仅深入中国当代道德生活的底部作掘井汲泉的探究工作，而且以积极的精神面向世界，并在国际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大显神威，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繁荣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的繁荣发展，给人们以许多警醒和启迪。深入而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发展繁荣的历史经验，不仅是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在需要，而且对于新世纪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新体系，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伦理文化大发展，也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回溯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我们首先感受到毛泽东所说的“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4]一语的无比重要性，它既高瞻远瞩又幽深警策，情思无限，言简意赅。近代以来的中国已被拖入全球化或世界化的轨道，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时代。开放的时代需要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因为伦理学事关社会秩序的重建和人心的安顿，事关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风俗习惯的改善。也许一般地说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伦理学，但开放的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超过了以往。开放的时代，人与人、集体与集体、国家与国家，还有人与集体、国家乃至世界的联系日趋频繁和复杂，社会和人对道德调节的需要日趋增加，需要认识和解决的伦理问题也呈几何级数大量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之时代解决诸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诸问题，也必须诉诸道德的手段或方式，而伦理学则具有广泛的社会渗透和社会干预功能。试图取消伦理学或否认道德作用的做法是同开放之时代的本质特征相违背的。社会需要伦理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道德决定论和道德万能论，也反对道德无用论和道德虚无主义，主张将道德置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予以辩证和系统的考察，承认道德具有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和能动性，在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任何否定道德作用和功能的观点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应有的观点。
“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开放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物质文明建设需要调动人的因素，发挥生产力中人这一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健康的道德观念、正确的价值追求恰恰是构成人力资本中德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而且应当向着善与正义的方向发展，治理国家需要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使我们的民族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既体现时代特点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建设和谐社会更是需要伦理精神的武装，需要遵循公平正义、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光大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而不同等优良传统，培育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的价值共识与伦理精神。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伦理学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的道德建设，关涉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伦理学，改革开放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需要催生和发展了伦理学。伦理学自恢复之日起即与开放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追随时代一道前进，经历时代或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曲折、悲壮和亢奋、雄浑，并参与了时代或中国社会历史的创造，体验着它的艰苦，也分享着它的成功和辉煌。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浸透着伦理学的因子，饱含着伦理学的内容。伦理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应对21世纪全球化和国际竞争诸多挑战时必须重视伦理学，自觉运用伦理道德的武器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打造新的民族精神，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发挥伦理学在健全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和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以卓尔不群的中华民族伦理精神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伦理学的活力在于与时俱进
“道莫盛于趋时”[5]，“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真正的科学的伦理学必然要跟随时代的步伐一道前进。任何科学的伦理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道德生活的事实和价值，它只是为认识和把握人类不断变化的道德生活的事实和价值提供了某种伦理的武器。因此，伦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和随道德生活的变化而发展。伦理学要不断地创新，就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伦理学，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地把握时代伦理精神的特征，深刻地洞察人类道德生活发展的大趋势，准确反映时代的伦理要求，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新世纪的伦理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学科建设要想取得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进步，就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又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错误倾向，做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解决具体的道德生活问题，不因纷繁复杂的道德生活实际而失去应有的方向，同时又在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新的观点和理论充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宝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成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为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始终是一个事关伦理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伦理文化观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甚或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都是极端有害和危险的。伦理学领域中的古今中外之争涉及伦理文化建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是开放之时代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也事关伦理学的发展及其命运。只有对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给予批判地总结和科学地继承，才能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新伦理。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否定传统伦理文化或否定外国伦理文化，抑或是片面地醉心于传统伦理文化和外国伦理文化，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继承的态度，都只会导致对人类伦理文化的破坏。新世纪的伦理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在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统一，即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伦理。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要求我们在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从创造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的需要和价值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本国又面向国外，批判继承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大胆借鉴外国伦理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正确处理伦理文化建设中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着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只能是也应该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有机结合，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没有深厚的民族伦理文化传统就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先进的伦理文化，没有强烈的民族伦理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伦理文化，而没有民族特色的伦理文化对人类伦理文化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伦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就不可能反映现时代的要求，从而必然要游离于现时代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这样的伦理文化显然是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文化的高度来说，全面清理和发掘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体现着民族意识的挺立或高涨，科学吸纳和借鉴外国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体现着全球意识的苏醒或弘扬。我们只有从外国伦理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来充实和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观念，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文化发生创造性的转化，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我们也只有立足于民族自身伦理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发掘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源头活水，建立健全的伦理文化主体，才有可能真正吸收外国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做到“洋为中用”。而这一切看起来是批判继承的地方恰恰是超越创新的要求之所在，体现了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
(四)坚持面向现实、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
伦理学既是一门特殊的理论科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是关于实践理性的学问和道德本身的所有物。就此而论，作为学科的伦理学同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伦理学的社会使命就是要根据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要求来陶冶人的品性，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造就理想人格。人们对伦理学的把握不同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把握，人们在把握它的过程中总是要形成相应的善恶观念，这些善恶观念，一旦作为道德情感在个人心理中积淀下来，并成为其行为习惯时，伦理学知识便直接成为个人发展的有机因素。而当它深入社会大众的意识，成为社会心理时，便对整个道德现状直接起干预和调节作用。革命的科学的伦理学，是创造新的更加高尚的道德关系的伦理学，是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地开创新生活，使其精神不断完善的伦理学。伦理学的实践品性要求“化理论为德行，变哲思为人品”。伦理学的动力或生命之源在于贴近生活，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在现实的应用伦理和社会道德建设中建功立业。回溯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的发展，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伦理学只有面向现实，关注并积极参与社会的道德建设，才能够得到发展，走向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的大发展，既与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也与广大伦理学工作者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关注现实的道德问题，积极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人自身生活方式的当代，出现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现象，伦理学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伦理学不仅要在理论上寻求新的突破，更要面向道德生活的实际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道德生活的实践没有止境，伦理学的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践者和热烈拥护者。人民群众在道德上有无比的创造力，他们对新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创造性实践，永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人民群众的道德智慧，只有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伦理学才能获得繁荣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营养，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自身的强大的精神武器。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促成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也许可以说继往是开来的先决条件。只有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伦理学发展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才能找到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建设的突破口，才能更好地扬长避短，再造中国伦理文化的辉煌！
注释：
①我国的伦理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严格地说是20世纪才开始起步的。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产生了系统化和学科化的伦理科学。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标志着独立性、系统化的伦理学学科的形成。新文化运动及其后期爆发的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及问题与主义论战，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想、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50年代初，由于破旧立新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需要，由于“一边倒”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之认识和观念上的失误，在全国的院系调整和学科调整中，将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作为旧的学科或资产阶级学科予以取缔，伦理学被逐出大学讲坛，进入湮没不彰的阶段。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伦理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即便是这一时期的伦理学恢复研究也是十分坎坷不平的，随着极“左”思潮的批判不断升级，伦理学的研究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学科遭受着任人肢解或严重扭曲的命运。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伦理学沉沦与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伦理学才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过程中得以恢复。
②1980年6月在江苏无锡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25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选举冯定为名誉会长，李奇为会长，周原冰、周辅成、罗国杰为副会长。
③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颁布了一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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