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体看法和基本倾向。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观的总和，是由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和价值原则等共同组成的综合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社会价值观、价值体系的有机整合和关键要素系统的建构。而核心价值观则是对前三者的高度凝练和抽象，是它们的内核和灵魂。核心价值观既反映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目标)，又体现大众的基本诉求(现实)；既是社会的普遍原则，又是个体的行为准则；既稳定，又灵活，需要依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以保证对社会生活的调控和引领作用。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每逢异质思想，总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获得新的动能；面临新问题时，它能够结合实际进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又一次受到内争外扰的冲击，该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对昨日的反思，是为了今日和未来更好地前行。 一、百家争鸣，儒学独尊——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每一个文明系统都会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价值观，就居于这样的中心位置，它的开成和发展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一)“仁”——传统价值观雏形初现 自古至今，文化与价值观从来不分家。文化是价值观的土壤，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对文化发展起着统领作用。历史证明，每当社会有创新性思想产生时，既被视为文化的突破，也被视为一种新观念的诞生。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夏商至西周，中华文明体系逐渐形成，诸多关于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哲学命题渐进清晰，并形成了一系列引导和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念，如《周礼·司徒》提出了“知仁圣义中和”的观念；春秋时代，管仲提出了“礼义廉耻”“四维”观念；战国初期，学派林立，附载于诸家思想中的价值观呈繁复景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 首先，孔子提出的“仁”的观念，既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理念，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仁”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儒学价值体系的支柱；“忠”、“恕”等则是“仁”的具体化。“仁”是目标，“忠”“恕”是实现“仁”和实施“仁”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仁”的境界虽高，但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即可达“人”。所以，“仁者爱人”和“忠恕之道”是孔子学说中一体两面的问题，共同强调以爱人之心、爱人之能去对待他人。这样，孔子将“仁”的目标和境界与“忠”“恕”的具体规范和要求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一个知行统一的价值追求系统。 “内圣外王”是“仁”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在孔子看来，内在修养“圣”是外在功业“王”的前提，只有达到“内圣”境界才有条件追求“外王”功业，“外王”是“内圣”的具体表现。这种进取型人生价值观要求人们在行为方式上遵循“忠恕之道”，在动机上通过“义利之辨”加以洞悉，在结果上强调上要知“天命”、下要“自强不息”，通过知命、行命来化“命”以掌控“运”。这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宇宙、社会、心性统摄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丰富了知行统一价值追求系统的理论内涵和社会内涵。 其次，孟子以“仁义”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他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并从性善论的角度为儒家立论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仁义礼智”“四端”。在他看来，因为人有“四端”，所以人能从本性出发，弘扬善性，通过“推己及人”加强自身修养，进而反过来遵从“仁义礼智”的道德准则以待人接物。这样，“仁义礼智”遂成为儒家处理“五伦”关系的重要准则和核心观念。 据1993年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五行》篇记载，孟子在“仁义礼智”后又加了“圣”(即“仁义礼智圣”，又称“五德”)，并阐述了圣贤反观自省、从“形于内”而“显于外”的成德过程以及由人道向天道复归的过程。之后，把“五德”与治国的“外王”之功联系起来，凸显了“仁义”的社会治理职能，丰富了孔子确立的价值追求目标，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基调，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个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争鸣”——诸子百家对儒家价值观的批判与继承 尽管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对成熟，但它并未因此而受到普遍尊重，反而因其已有的影响力而受到各家批评。 首先，道家从人性论角度否定儒家“仁爱”的价值，主张回到原始“自然”的简朴生活，用消极退让方式来全生避害。道家认为“礼仪”是人为之结果，虚伪而违背人性，无法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这可视为道家对儒家思想最典型的批判。 其次，法家提出“刑”治观念，与儒家的“仁义”针锋相对。“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是儒家规范政治、治国救世的基本方针，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敏锐地看到，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矛盾。韩非子认为，统治者不需要有特殊才能，也不需要成为道德榜样、圣人君子，只要能运用“法、术、势”，就能治理臣民、管理国家。法家倡导法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与庶民无别等观念。这些去道德化和阶级化的倾向与儒家倡导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 再次，墨家虽然肯定了儒家“仁爱”的价值，但更提倡“兼爱”这样一种爱无差等的思想。墨家认为儒家主张“推己及人”，由爱家人推广而爱他人，爱父母胜过爱他人的“爱有差等”的原则是错误的，主张以博大的胸怀爱他人，持“爱无差等”的观点。 百家争鸣，观点迥异。在批判的基础上，各派既有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和保留，也有代表自身特点的新观念的产生，他们共同丰富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三)“三纲五常”——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次整合 “百家争鸣”之后，以阴阳五行来建构理论体系的两汉儒学，正式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开始了制度化的历程，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起承转合的作用。 首先，儒家价值观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完成了由伦理学向政治学的转变。先秦诸子思想发展至两汉出现了百川汇海，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名家、墨家等学派开始衰落，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开始相互融合，成为两汉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是当时思想汇流的两个标志。这两部书糅合了儒、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学说，但其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集先秦诸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说之大成。董仲舒将《尚书·洪范》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作为“君权神授”的理论支撑，融合了儒、道、法、阴阳五行，将儒家伦理、法家刑政、原始巫术、道家宇宙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熔铸于一炉，整合为一个严整的庞大系统，牵一发则动全身。他将宇宙的大系统与人事的小系统、古与今、国家与个人都统摄于“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中，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依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写照。据此，儒家从体察人际道德出发，结合“天”之运行规律，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社会政治管理的价值导向系统。 其次，汉代儒家对传统儒家价值观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整合，提炼和建构了体现封建社会性质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董仲舒为了将所建构的社会政治管理学说运用于实践，把“天人感应”(其理想状态被称之为“天人合一”)理论具体化为“仁义礼智信”“五常”①。他指出：“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五常”不仅关乎百姓、国运，也与天地鬼神有着某种必然联系。除此之外，董仲舒还从天文学的角度，对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韩非子·忠孝》)进行合理化和合法化的论证，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必须遵循的原则，进而提炼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则，以规范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和夫妇关系。之后，他又将这一套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立名分、定名目、号名节、制功名，以“教化万民”，并得出“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的结论。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初步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目标、以“三纲”为原则、以“五常”为基本要求的核心价值系统，用来调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纲五常”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政治统治所必需的理论基础，而且阐明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基本步骤，被汉武帝视为最高的国家统治理论，成为“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天皇者”(《后汉书·曹褒传》)的宝典，奉以独尊地位。 再次，儒家价值观通过封建统治者的制度化安排得以巩固和发展。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护佑下，儒家价值观开始了制度化的历程。一方面，作为一种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它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提供了精神支撑。从一个人出生到死亡，从个人到家、国、天下的管理，都被纳入这一价值观的统辖范围。上至朝廷礼乐、国家制度，中至学校教育与社会礼俗，下及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受到这一价值观的支配。另一方面，儒家价值观又通过制度化的嵌入，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以制度化的方式进一步强化自身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和持续影响。这样，儒家价值观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理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世俗信仰体系的特征。在这一价值体系统摄之下，汉朝由原来在氏族基础上分散的邦国，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以中央集权为标志的统一的专制帝国。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儒家视为儒教，并做了如下评论：“儒教同佛教一样，仅仅是伦理。但是与佛教截然不同的是，儒教仅仅是人间的俗人伦理。与佛教更加深刻对立的是：儒教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归根结底不过是一部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1](P140) 二、海纳百川，三教合一——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两汉之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为应对挑战，儒家不仅对原有的思想进行时代化的解读和理论提升，而且吸收、融合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将“三纲五常”的价值观进一步拓展为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核心价值体系。由此，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巨大复合体。 (一)佛教传入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冲击 佛教传入早期，主要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魏晋南北朝后期至盛唐，佛经翻译的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时期，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翻译经文的过程，不仅促进了中国语言、词法和文学的发展，而且为中国思想界催生了不少本土僧侣和佛教学派，代表性的人物如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代表性的学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即便时至今日，这些教义依然对人们的思想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关键在它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努力，最终是通过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来完成的。其经验有三：一是充分利用和挖掘中国的文化资源植入自身的观念之中；二是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三是借助儒家和道教的传播方式使其日常化和生活化，获得广泛的信众，推动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由此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三教合一”——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整合趋向 儒家“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上虽然结构严谨、系统，但并非无懈可击。在实践层面上，它需要解决三个难题：第一，儒家总体上是社会稳定时期的理论，在社会变革的时期怎么办？因而需要一种研究“变化”的理论；第二，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那些成不了“仕”的人怎么办？因而需要一种能够疗伤的理论；第三，多数人“学而不优”或者没有“学”的机会，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因而需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怎样活着的哲学。[2]为此，它需要借助佛教和道教来填补这一文化空间。 道家思想作为一种主变的哲学，在社会变革时期往往能发挥重大作用，可以弥补儒家思想的缺陷。道教是在本土方士、巫术的传统中，融入了劫数、救赎与救世主等外来观念。一方面，它将天官、地官、水官、雷神、山神等代表自然力的功能性神灵聚合在一起，建构了一个类似人间政府的神庭；另一方面，它又吸纳了两汉哲学天人感应的观念，以巫师为灵媒仪式，建构了一套可以连接神人的信仰系统。这样，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教，具有进可以救世、退可以隐世养生的特点。所以，道家思想对饱学却入不了“仕”的人，既可以起到疗伤的作用，也可以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仇怨情绪。 佛教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世俗中落魄之人提供精神慰藉。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之外，佛教对很多人生问题给出了另一种普世超越的解释。佛教认为，世界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一切会变、一切都在变，“无常”唯“常”，其表现形式是“生、住、异、灭”四种形态，所以，一切现实中的事物都是“虚”而“无常”的；另外，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而成，无法把握，其本质表现为“空”，因此，人要想从生死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就不能执著于某一特定事物，只有通过做善事、收敛欲望、去除孽障，摒弃“自我”，放下世事纷争，进入“无我”状态，方可达到涅槃境界。这些思想对饱受苦难的人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 儒家则显示出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使儒释道向“三教合一”的方向发展。唐代，在道佛盛行的压力下，儒家一方面极力反对，另一方面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它将道教的“长”“养”之功和佛教的“因缘”“无常”“无我”观念吸收进自身的思想体系，促使唐王朝统治者(除唐武宗外)在意识形态上利用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实施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实践证明，三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维护了唐代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一国家意识形态格局，又反过来促进了儒释道在理论和观念上的进一步融合，共同为宋代全面整合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三)“儒家为主，道佛为辅”——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第二次整合 在宋代，佛教加快了在平民阶层的传播，教理教义开始简化，以适应平民的心智，而道教继唐朝之后继续发展。面对佛道的进一步冲击和挑战，宋明理学用“天理”观将佛道核心价值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 首先，儒家思想兼容并蓄的特征，使宋明理学吸收、融合佛道价值观念成为可能。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有三：第一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尤其是禅宗，宋明理学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宋明理学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的。[3](P295)这三条思想路线原本是异质性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冲突的，但宋明理学却把它们统一起来，并且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相加或折中，而是一种同质的、整体性的建构。 这一思维模式为我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严谨的逻辑路线图。李泽厚指出，宋明理学的整个思想核心就在于为封建统治建立了一个公式，即必然(宇宙规律)=应当(人世伦常)，将“天、地、人”纳入一个严谨的因果系统中，用“天理”去装载和裁决人间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在这个系统中，检验人善行的标准是“天理”，朱熹进而把“天理”具体化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对于个体，“天理”是必须遵循、服从和执行的绝对命令，如救坠井小孩，不为邀功、不为名誉，而是良知催发的结果。“存天理，灭人欲”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种道德律令的具体显示。 其次，儒家借助佛道的教义在规范层面对人间伦常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制度安排，构建了一个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核心价值的实践体系。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践融合，儒家吸纳佛道教规教义，丰富“三纲五常”的基本内涵，如将佛家不杀生、不邪谣、不饮酒、不妄语与“五常”结合起来，使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德性、德行融合。这种吸收整合使“三纲”名目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合法化，使“五常”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也更强。在这一价值系统中，封建社会的精英们首先可以选择儒家，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阶梯中奋斗，如果不能成功，再到道家那里疗伤，或者直接进入佛家消极避世的人生轨道中寻找精神慰藉。儒释道三者共同起到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规范社会人伦、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李泽厚认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大神圣和平共存、友好相处，既出现在近千年前的宋代文人的画卷中，也仍然保存在今日民间的寺庙里。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便是世界文化史上一大奇迹。”[4](P3)儒释道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一元价值与多元价值共同作用，既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选择，也规定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向，同时还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四)制度化的宋明理学——伤害了中国文化的元气 儒家核心价值观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在中国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制度化的科举制的极端发展，亦使中国思想界不断走向僵化。 首先，科举制成为皇朝政权灌输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源于隋代的科举制，在日后的发展中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前提性条件。人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阶梯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封建统治集团。儒生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社会分流制度绑定，使其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所以，儒学与科举的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宋代以“四书”作为国家考试主课，以朱熹所注作为官方解释。凡是希望博得功名的人，都必须依据朱熹所注来解释儒家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此做法，并一直延续到1906年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为止。 其次，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可能转型的关键时代，但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使其最终走向了僵化。明朝的极度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无有出其右者。[5](P177)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皇权定于一尊，文官与皇权之间无复汉代与宋代的制衡。为保绝对皇权，明朝选择宋明理学为国家学说，对提出质疑的思想进行压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性格，严重窒息了文化与思想的活力和生机，阻塞了思想寻求调试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和文化只能亦步亦趋地走向僵化。 再次，清王朝在将儒家价值观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加快了其衰落。康熙为了缓解满汉紧张关系，几经波折后发现，作为外来族民，要有效地统治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需要回到汉人的老祖宗那里去寻找答案，倡导儒家价值观势在必行。雍正时期，八股文和科举制高度结合，并通过增修康熙圣训和全国性教化运动(道德训导)，使任何僭越“礼仪纲常”的行为都有可能受到重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价值观被推向极致。这些举措最终不仅伤害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五)明末清初基督教的进入与退出 明末清初，基督教等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形成了第二波外来冲击。利玛窦等传教士因引进西方历法、绘制地图、为中国界定疆域而受到朝廷重视，有的教士还担任了清廷的官职，如汤若望等人。但康熙五十六年的“礼仪之争”让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受到了致命打击。西方教廷禁止中国人祭孔祭祖，触犯了中国文化体系的根本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意识，尤其是教廷视中国朝廷为自身可以管控的世俗政权，令康熙及其官员十分不满。为此，康熙下旨禁教，许多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在华耶稣会宣告解散。雍正执政期间，大多数教堂被改成了学校或旅馆，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为衰退。这一波西学东渐，虽然在初期深入到宫廷，但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大多是实用性知识，如天文与数学等知识，所以，它对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三、步履蹒跚，走下神坛——传统价值观的衰落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动荡的历史阶段。在内忧外患、制度变革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推动下，随着两千多年帝制的终结，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也走向解体。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近代西潮的巨大冲击力 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日本侵华等多次外患，而且经历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多次国内动荡。外患内忧使中国社会陷于动荡、贫弱和落后的状态。这一现状促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一方面，他们通过审视传统制度和思想，从内部进行检讨和反省；另一方面，他们关注西方的观念和制度，寻找学习和模仿的内容。龚自珍和魏源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两种态度。龚自珍指陈中国文化的病端在于帝制与科举文化，魏源则从西方文化与制度中寻找彼强我弱的原因。前者的特点和贡献是对旧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后者的价值和贡献则在于建设性原则的提出。 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它要求摧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对受其所有制束缚的一切附生机制、文化和价值观等进行了全面批判，波及面之广、触及问题之深，在历次农民运动中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认识的狭隘性和阶级局限性，使其纲领和举措不可避免地带有幼稚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宗教迷信等先天缺陷，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彻底性。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中西合体思维的一种实践性尝试。打败太平天国的洋务派，试图在原有的儒家正统价值体系中，融入新的思想文化内容，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价值观念。曾国藩等人希望通过“制洋器”“采西学”等洋务运动解决现实矛盾，但在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上依然坚持儒家思想。 维新变法是新旧价值观在政治制度上的对垒和直接冲撞。甲午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变法维新思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其核心在于突破洋务派的思维框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它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君主立宪之主张，对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孙中山提出的“新八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价值观发展的主要成果。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试图通过消解孔子的神圣性来动摇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面对列强的入侵，梁启超、孙中山等希望通过推陈出新来建构中国新道德，以拯救国家的危亡。梁启超提出以“孝悌忠信”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观念，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认为道德与革命和国家关系密切，“我们要造好一个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6](P319)，并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7](P706)这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 虽然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已传入中国，但其影响面仅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同时，对于一个以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社会来说，无论是改良派的自由主义，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均未在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生根。旧的价值观动摇了，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 (二)制度改革——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衰落 经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一轮又一轮的解构和批判，儒家思想的神圣性不断被解构，以维护皇权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出现了整体性危机。 首先，科举制的废除成为传统核心价值观解体的重要信号。辛亥革命后，从张之洞等人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技术改革思路，到康有为等人提倡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封建专制制度受到了严重冲击。先是政治制度层面出现了裂口，之后才是全局性社会制度的动摇与崩盘。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20年时间里，儒家被迫从国家组织和教育系统中撤退，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传统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它维系着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打击源自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境而出售官职和功名，特别是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所需巨额军费，咸丰皇帝下旨允许捐生，大批有财力的人打通关节获得官职，由此打破了以往通过科举制建立的利益平衡机制，使社会出现新的分层与流动渠道。寒窗苦读的神圣感被彻底消解，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直指财富和官位，而非仁义和名节，传统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民众基础。 其次，废除“忠君”“尊孔”思想，使得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在思想界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辛亥革命后，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提出废除“忠君”与“尊孔”思想及礼仪形式，倡导“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8](P661)当他将上述思想付诸教育实践活动时，便在专制时代的教育和共和时代的教育之间划了清晰的界线。从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原有的传播渠道，它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也被彻底铲除，无力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价值资源。 (三)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号角 辛亥革命后，列强外扰依然，军阀争斗更甚。先进知识分子继续为拯救民族危亡寻找新的出路。他们意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上清除封建思想，才能建设真正的共和政体。 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以“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的态度和决绝精神，从多方面论证了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落后性，倡导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基本价值观。[9](P158-162)其核心观念是民主和科学，具体包含四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推进白话，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做了最后的清场工作。 四、两党分野，红色信仰兴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界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思想界几百年的历程，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变化迅速且错综复杂。 (一)“礼义廉耻”——国民党的核心价值观的起落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或从传统寻求方法，或学习西方，但行不通，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国民党统治期间，为改造中国社会现实，于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将管仲提出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四维”相结合，力图建构对国民进行教化的道德规范系统。 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是这一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其目的是务求社会风气的全面革新。抗战期间，这一价值观对促进国民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无能，致使价值内涵无所附着，最后因内战失利，无疾而终。 (二)“独立、民主、统一、自由和富强”——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初步确立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社会奋斗目标，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将奋斗目标确立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统一、自由和富强的中国”。这一目标既是中国社会的中心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可视为新民主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初表述，是凝聚人民力量的精神旗帜。 其次，“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核心价值观具有丰富的内涵。“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中国共产党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和工作方针，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 再次，围绕“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斗争任务的具体要求，适时提出了融目标、任务和人民需求于一体的具体价值观，并以质朴、鲜活、简洁的口号和标语的形式呈现出来。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口号；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口号；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和平、民主、团结”“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口号。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口号是根据地和大后方随处可见的标语，是宣传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有效手段。这些口号语言真切、朗朗上口、易解、好记、极富感染力，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三)“独立、民主、统一、自由和富强”——核心价值观重心移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心偏向“富强”，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核心价值观偏离了正确轨道。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内容在排序上出现了新变化。当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曙光临近时，中国的未来如何发展成为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重要问题。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通过“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路径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1947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0](P1245)的目标。 1952年，毛泽东提出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这个目标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完整表述为“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方面。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倡导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建设实践，展开“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没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字呈现出来，但它们为“24字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奠定了基础。 (四)“富强、民主、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过渡与延伸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重大决定。这一转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1](P327)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把中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被视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三大价值取向。这一时期，虽然“富强、民主、文明”在理论上和中央文件中都没有把它称之为核心价值观，但在实践中它却起到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其次，“富强、民主、文明”价值观受到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从思想僵化中恢复活力，不仅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青睐有加。20世纪80年代，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整个中国文化，出现了新一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整体进步。“争鸣”局面的呈现和“争鸣”的最终成果，是对那个时期“民主、文明”价值观的某种折射。今天在相关领域取得的成就，无不与那个时代的“争鸣”有着某种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政治领域，“争鸣”一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将“全盘西化”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以致带来思想界的混乱局面。 再次，“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近些年，从高校开设国学专业到组建国学研究机构，从书店里国学类图书持续热卖到有关国学的电视讲座不断，从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到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无不显现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勃勃生机和复兴景象。曾经显得陌生的国学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国学中不仅有精华，还有糟粕。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赋予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华以当代意义，古为今用，是凝练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 (五)“24字核心价值观”——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第三次整合成果 “24字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互碰撞、共融的结果。 为了应对西方价值观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冲击，适应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凝练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理论界和政治家的一项重要任务。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这样，新时期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被明确地提出来了。 和谐社会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促进了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体系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共同构成。至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次明确提出。 从2006年到2012年，经过5年的探索和理论论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培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称为“24字核心价值观”)。它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的结果，也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形成了一个涵盖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体系。至此，探索和酝酿多年的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终于出炉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第三次整合成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体系为依托的“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还是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都不是单一价值的独存，也不是多元观念的堆砌，而是一个以核心为主导、辅之以多层面价值的价值体系，这是价值观历史变迁中蕴含的一条基本规律。同时，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历史的潮流、人民群众的诉求，才能最大限度地融聚一切积极的力量，对全社会起到引领和统摄的作用。 ①“仁”是根本、是本源，“义”是基本原则，“礼”是具体要求，“智”是行为合理化的前提条件，“信”是社会秩序的保障。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佛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