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回族诗歌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新世纪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的日历已不知不觉换过了6本， 种种世纪交替期的文学纷争虽说没有完全尘埃落尽，但作为阶段性的积淀，还是初现端倪。2000年至2005年，众多回族诗人加入了新世纪的人类精神合唱。如果将他们的诗纳入新世纪中国诗歌流变的大气候中，我们就会发现，风起云涌的诗坛中回族诗歌坚守着自己的生长姿态，这种姿态在聚居区诗人和散居区诗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征。同时，回族诗歌也暴露了令人担忧的隐患。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新趋势，本文将主要以新世纪文学期刊发表的青年诗人诗作为解读重心，力求清晰勾勒回族诗歌在新世纪的精神流向，深入分析聚居区和散居区诗人的创作，冷静反思其暴露的问题。一、大潮中寻找回族诗歌的声音
放眼新世纪的中国诗坛，有一股源自世纪末“盘峰诗会”的浪潮波及甚广。“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世纪末诗学论争，已被公认为自朦胧诗论争以来，中国诗歌一次最大规模的“内战”，其激烈和白热化程度完全可以和“朦胧诗”的论争一较高下。就在这场论争的波涛还未完全平复之际，70后诗人们又横空出世，他们惊世骇俗的“下半身写作”可以说近乎把诗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客观而全面地看，新世纪的诗坛并非大潮淘洗一切，大潮中还裹挟着源自诸种不同诗歌理念的支流、潜流，个体化的多样性共生写作是潮流托举的一枚最耀眼的浮标。吴思敬的《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一文就认为，世纪初的诗坛：“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①
世纪初的回族诗坛可谓是繁星竞辉。在过去的6年间， 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上，回族诗人37次亮相（不包括翻译诗作）；宁夏作协的《朔方》上，回族诗人发表作品38人次；新疆昌吉的《回族文学》上，发表作品者多达45人次。除以上三类民族性刊物外，部分诗人还被《诗刊》、《十月》等重点推介。如果以吴思敬的论点为参照系，我们会发现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倾向良知书写、灵性书写，谨慎地朝日常经验转向。同时，宏大的抒情长调和赤诚的民族性抒写又是其放射的异彩。
辅以具体的诗人诗作来看，马占祥的《铜勺》、泾河的《猎人手记》等诗追索着人性的良知；单永珍的《甘南：抵达天堂的遭遇》等诗，以藏地为背景吁求着神圣的灵性；沙戈的《花市》、《日记》等诗沿着内心的秘径绕过世俗的陷阱，谨慎地朝日常经验转向。而宏大的抒情长调之所以是回族诗歌的异彩，其原因在于：自90年代以来“叙事性”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却出现了众多篇幅宏大，抒情气质鲜明的作品。如，贾羽的《四月的歌谣》、《如梦的行板》，敏彦文的《相知鸟》，泾河的《七日书》，尹乔的《雪地之魂》等。这些诗抒情意蕴浓郁，或着力于人生经验的提炼，或沉潜于生命意义的深思，恰似一曲曲婉转的长调，底气浑厚、回味悠久。民族性抒写之所以是回族诗歌的异彩，其原因在于：民族性抒写是回族诗歌特有的，而且新世纪“西海固”诗歌的民族性抒写又备受诗坛关注。概而观之，新世纪的回族诗歌其基本的精神向度在多样化的氛围中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守望精神家园，迫索神性光芒，歌吟生命永恒。换句话说，回族诗歌美学风貌是一种共同精神向度指引下的多样化的一种显现。
为什么回族诗歌呈现多样性共生？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回族诗歌处于中国诗歌的大环境中，受诗坛群体化写作向个体化写作转化的大气候影响，回族诗人多样性美学风貌的呈现正是个体化写作的推力所致。其次，全球文化视野下的多样文化给养的吸纳也促进了美学风貌的多样性。虽然身为中国的回族诗人，但是他们诗歌视野宏阔。单永珍提出：“一个用现代汉语操练诗歌的人，必须同时穿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两只鞋子走路。”② 泾河心仪奥地利诗人保尔·策兰，沙戈不仅受到阿根廷人博尔赫斯的影响，而且还被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深深感动。可见，多方位地寻找个人的“诗歌精神之父”，促进了回族诗歌整体上美学风貌的多样性。
为什么回族诗歌具有共同的精神向度呢？新世纪的中国诗人所面对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困境是，消费文化语境对诗意的删改、消解。面对困境，回族诗人的生命态度趋同，其深层原因应该与母族文化的濡染密切相关。正如马丽芳所说：“一个人的生命中，他（她）的血液中带来的祖先的信息，种族的特征……不可能不影响其生命的质地。”③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倡导人们追求俗性的欲求，但这种追求是处于神性信仰的规约和引领之下的。《古兰经》、《圣训》均提出在谋求钱财的同时，要将钱财用于周济穷人，要将钱财用于正道，不能沉迷于物质享受，更不能为谋财而不择手段。而当下的消费文化物欲横流，金钱早已冲得道德的堤防千疮百孔，面对如此窘境，受母族文化信仰引领的回族诗人其精神选择趋同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把新世纪前后的回族诗歌进行比较，又会发现新世纪的诗歌承续了以往的发展脉络，呈现为聚居区和散居区两大诗人群。聚居区以宁夏诗人群最为活跃，散居区以女诗人最为耀眼。
二、向日葵燃烧在西海固
聚居区的回族诗人背靠深厚的民族文化给养，面朝中国诗坛的风起云涌，一方面在大潮中呼喊着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在民族性中挖掘着深邃的诗意，他们的诗作有两个核心意象：向日葵、西海固。
我们注意到，新世纪的回族诗歌中“向日葵”反复出现在多个宁夏诗人笔下，如单永珍的《向日葵：晚风向西》，马钰的《向日葵》，贾羽的《向日葵的加冕仪式》等。“向日葵”意象的反复出现，内蕴的正是他们对诗歌高贵精神的坚守。
“向日葵”所蕴含的意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40年代，向日葵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象征勇敢和坚强。如，袁水拍的抒情长诗《致顿河上的向日葵》和莫洛的《射阳河岸上的向日葵》。50年代，向日葵则成了对某种社会意识或某个领袖仰慕的象征体。进入80年代后，向日葵的象征义有所拓展，林染的《向日葵》歌唱爱情，公木的《葵之歌》拷问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海子的《阿尔的太阳》和骆一禾的《向日葵——记念梵高》则彰显的是肩负痛苦，超越社会政治意识和自我，追索伟大精神的崇高诗歌气度。90年代以来，向日葵曾经的意蕴被先锋诗人们全面消解了，唐丹鸿笔下的《向日葵》被解构为：“你啊，美女们的美女长／一格又一格的望远镜／如果你是葵花，我肯定就是向日。”④ 刘向东诗中，《山谷中的向日葵》只是“落生的也就落生了／长大了也就长大了”，⑤ 已不再拥有生命意义的指涉。
和80年代的海子等人一样，回族人对“向日葵”的解读曾深受温森特·梵高影响。关于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张承志曾写下过一段滚烫的文字：“爱仍旧在明艳的红火苗里向你闪跳，苦仍然从那斩断的伤口和催你肺腑的鲜红中向你流淌；但是，不觉之间你已经感到了崇高的笼罩。你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坚定，你觉得你已经得到了战胜困境的力量和信仰。”⑥ 回族诗人马绍玺的《耳朵》一诗，则直接把向日葵和梵高联系在一起，“一片火苗灿烂的向日葵／就在欧洲那个平常的下午／永远把梵高叫醒。”⑦
新世纪的回族青年诗人们虽然没有把向日葵和梵高直接联系，但是他们从中汲取了“战胜困境的力量和信仰”，他们的向日葵没有被消费文化语境阉割，他们的向日葵依旧肩负苦痛，散发着高贵的精神气质。“向日葵接住天空降临的灾难／发出音响的躯体微微颤抖颤抖吧／天也凄凄地也凄凄；在阳光远离之时向日葵点燃灯盏般的自己／照亮继续追寻阳光的日子。”马钰的118行的抒情长诗《向日葵》，追索阳光的向日葵不仅气质高贵，还烙着回族的种族胎记，“从很远的地域飘来坠入黄土层的全部经历／这段经历便是我时时铭记的民族史诗／……我的面目／还是一片向日葵的颜色任风云之尘／涂抹几块灰色仍难改变的／是先祖赋予的血泽。”⑧ 较之马钰的诗，单永珍的《向日葵：晚风向西》则更注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与思索。“哦，那个背负经卷的朝圣者／季节的苦难以黄金的馈赠，呈现更深的忧郁；……我那遥远的葵啊，风声像西天的经诵／慢慢托起受伤的头颅，弥望／时光的痛，连同落日的金黄／享受一夜的憔悴与安定”。⑨ 不停地在季节驱赶下追逐太阳，却给了向日葵“受伤的头颅”，太阳远去的夜里，向日葵是“憔悴”的，却享有了一夜的安定。这首诗突破了向日葵常见的象征模式，以黄金中的忧郁，憔悴中的安定，昭示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索。而贾羽的《向日葵的加冕仪式》又以奇特的想象，让生命放射出充满活力的色彩，“透过万花筒你会听到／那一束束嘹亮的色彩／……都在顷刻间辉煌于／微带喘息的原野。”⑩ 在回族诗人眼中，诗歌绝不是消费文化中精神的逃亡者，(11) 诗歌就是崇高精神的担当者。正如单永珍所说：“一首好诗承载着生命的幻想和延续，尽管诗歌不是救世的诺亚方舟，但它刻骨铭心的美足以让任何世俗的目光惊悚和战栗。”(12) “向日葵”所昭示的正是新世纪的诗坛大潮中回族诗人所坚守的精神位置。
新世纪的文坛，“西海固诗人作家群”的崛起备受关注。《十月》、《诗刊》等知名刊物都专门选发了西海固诗人的诗，《诗刊》还配发了编者按：“我们希望从这些青年诗人的力作中，感受到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各族人民最顽强的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13) 西海固不仅被西海固诗人歌唱，还被众多非西海固藉回族诗人抒写。是什么力量让西海固凝聚了众多回族诗人的目光呢？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地带，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属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只有300毫米左右， 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由于山大沟深气候干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遭镇压后，部分义军及眷属被清政府迁居至西海固地区，企图任其自生自灭，然而就在这穷山恶水中回族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西海固有回族近100万人，是中国回族最大的聚居区，这片曾经是生命禁区的黄土地， 孕育了无数回族人倔强的生命种子。
西海固感召回族诗人的正是贫瘠土地所孕育的悲壮生命力。“在塬上／他们背着喜剧或悲剧的重量／寻找粮食和水”。(14) 马占祥这几句诗虽然短小，却有沉甸甸的生命底蕴。“裸树中间的墓地满是闪光的骨头／新埋的死尸隐存着沉默的梦想和追求／像一种植物的种子不断陷入碱性的泥土／在这可怕的土地上，西海固人正在／挖掘自己的内脏。”(15) 尹乔从布满死亡的碱土中挖掘的诗歌，饱含的正是西海固人的悲壮生命力。同尹乔一样，泾河的诗也朝向死亡，阐释着西海固精神，“瞬间在永恒。逃离与抗争的生灵将死去／在脚底埋满尸骨。一茬茬西海固／扎着小辫从我眼前走过／泥土把她的色泽镀成楷体的金黄。”(16) 可见，由西海固所滋养的西海固精神，不仅升华了回族诗人的诗作，也为新世纪的回族诗坛注入了一股生命的强力。
实质上，聚居区宁夏诗人群的创作正是回族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回族诗人对“向日葵”解读曾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西海固精神毫无疑问是受惠于母族文化，正是母族文化和异域文化共同铸造了回族诗人的诗魂。那肩负着生命意义，弥漫着悲剧气质，燃烧在西海固的向日葵，正是众多回族诗人精神生命的活的雕塑。
三、把灵魂与繁星的天空迎进屋来
散居区的回族诗人所受母族文化濡染相对单薄，但他们呼吸着中国诗坛的大潮，同样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活力，这一点在回族女诗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如，沙戈连获“鲁迅文学奖”提名，《诗刊》中国年度最佳诗人提名，问鼎敦煌文艺奖，入围“华文青年诗人奖”。如果把回族女诗人的创作纳入中国女性诗歌发展的长河来看，她们的作品不仅把回族女性诗歌推向了一个高度，而且把我们对女性诗歌的思考引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知道，中国女性诗歌的提出源于80年代中期，最早见于唐晓渡的文章《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虽然学界对女性诗歌的命名与界定一直存在争论，但是近20年来女性诗歌的创作成绩还是被普遍认同。如果简约勾勒其发展历程，大致有两个阶段：超越“他者”回归自我和超越自我步入广阔的精神空间。超越“他者”回归自我意指两个层面，其一是超越传统男权社会价值体系对女性的拘囿，让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其二是超越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找到真实的中国女性自我。超越自我步入广阔的精神空间意指从抒写女性自我的狭小空间走出来，多角度反观自身，以一种博大的情怀关注女性命运，关注世界，关注人类的命运。90年代以来，一些女诗人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然而却有相当数量的女诗人陷入了误区。正如翟永明所说：“‘女性诗歌’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经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17) 在商业大潮汹涌、消费性媚俗写作泛滥的今天，女性诗歌是否能走向自我却不陷入自我的漩涡，是否能超越自我步入广阔而深邃的精神空间，已是制约女性诗歌发展的瓶颈所在。
回族女诗人沙戈的诗歌创作能在新世纪的诗坛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她较好地把握了自我与世界的二维关系，建构了一个广阔的诗歌精神空间。沙戈写诗选择的是一种站在远处反观自我的冷静角度，她曾说：“站在远处审视自己，是我愿意尝试的一种写作方式，我把我当作别人，试图看得更清晰；像一个旁观者不时发现另一个‘我’。”(18) 作自我的旁观者创作心态使得沙戈的诗情内敛而节制，避免了众多女性诗歌陷入自我难以自拔的窘境。沙戈的诗有朝向自我和朝向世界两个生长点。朝向自我的沙戈在从容地“把自己还给自己”。如《日记》一诗，“今夜很好／有漫不经心的雨声飘过／有漫不经心的音乐，在我生活边／来回抚摸／／一扇窗内正在经历着我曾经经历的／一扇窗内正经历着我即将经历的／今夜很好／／蜘蛛正在睡觉／它终于找到了一小截时光尘埃／和另一双鞋找到了一双赤裸多欲的脚／／今夜很好。”(19) 虽说只是一小截时光，但干净的语言，切肤的感受，让女性的心理在沙戈诗中敞开得是那么真实、自然、宁静。朝向世界的沙戈又在从容地步人生活的庸常，如《偿还》一诗：“把我偿还给一个家／一个曾被掏空，又渐渐填补的家／我要偿还给它炊烟，食物／四季分明的衣裳／孩子的尖叫，匀称的鼾声／窗外随意过往的行人，愿他们／对真诚真诚一些／对虚假虚假一些／让我把外衣偿还给内衣／内衣偿还给身体／身体偿还给心灵／对爱再爱一些／在蹒跚的路上，搀扶好后半生／为曾经明知故犯的错误付出／偿还的代价。”(20) 这首诗，不仅有对女权主义极力颠覆的母性角色的从容担当，有对女性诗歌中“性意思”的反思，还有对芸芸众生的真诚关爱。著名女诗人郑敏曾说：“女性写作如果能在关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之外还能探讨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修女特丽莎那种爱人类的境界和精神，就会达到更高的层次。”(21) 沙戈的诗正是在向这样的更高层次生长。
云南籍回族女诗人马丽芳和沙戈一样，也不愿拘泥于女性的自我抒写中，她在《唯愿诗心不要褊狭》一文中说：“我只坦然迎接生命的各种季节，各种遭遇，听任诗歌在我的笔下像水流那样自然地流出——水流或深或浅，浪花或大或小，都是这个世界，都是生命和生活的反映，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俯仰皆诗。”(22) 马丽芳从1989年开始发表诗作，先后在国内各家刊物及泰国、菲律宾、美国等地发表诗作五百余首。新世纪她发表于《回族文学》的《漩涡中的女人》、《写作的女人》等诗就从战争、历史、传统道德等广阔空间里展开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山东回族女诗人冯国华对文学的理解也未受性别的束缚，“对文学，有种对待生命的神圣感，天性中飘聚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它引领着我努力向前奔跑。”(23) 她的诗句：“紫色鹰载着沉重／降落在山巅／整理在蓝天飞翔的落寞”，不写鹰高飞，却写鹰的落寞，可以说是对生命的独特感悟。
毋庸置疑，女性诗歌需要抒写女性自我，但女性诗歌要想有质的飞跃决不能拘泥于自我。回族女诗人能引起诗坛关注的原因正在于，她们的诗拥有广阔的精神空间。“把灵魂和繁星的天空迎进屋来”(24) 是沙戈曾写下的一句诗，新世纪回族女诗人们的创作的确让我们感到，她们不仅把女性灵魂“迎进了屋来”，更把“繁星的天空迎进了屋来”。
四、期待深度开掘的民族性
新世纪的回族诗歌也暴露了明显的不足：民族性抒写在低水平徘徊不前。新世纪以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骏马奖”，已连续有七、八两届没有回族诗人入选，这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回族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世纪的回族诗歌有“西海固”意象的辉映，但是整体看民族性书写还不够深入。青年诗人涉足民族题材的只有贾羽的《回回绿地》等个别相对成熟的作品，像民冰的《在回族人家做客》、《听回族姑娘吹口琴》等诗，还多停留在描摹民风民俗的浅层次。回族诗歌如何才能使民族性的抒写有所突破呢？笔者认为，民族性的深度开掘是一条可行之径。
民族性的深度开掘意味着，要由民风民俗的浅层描摹走向民族精神的深度阐释。果戈理在评论普希金的诗歌时曾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25) 表现民族精神，深度开掘民族性，具体可从民族题材的深入抒写和民族诗语的建构两方面入手。
民族题材的深入抒写从宏观来把握，就是由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民风民俗入手，通过表现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揭示人类面对共同的生存困境时，怎样追索生命的意义。深入抒写民族题材关键要用现代意识来引领自己的思考。换句话说，不能只对民族生存状态欣赏式的展示，对民族传统价值体系匍匐式的膜拜，要以批判性眼光审视民族的缺陷，通过深刻反思，致力于一种更具旺盛生命力的民族性的塑造。从微观可操作性来讲，需要挖掘民族性母题，激活民族经典文化资源。民族性母题如“月亮”、“朝觐”等具有深广的生长空间，只要注意写出新意避免陈陈相因，就一定能使之大放异彩。激活民族经典就是把《古兰经》、《一千零一夜》等中的故事融入自己的创作，让民族经典重放光芒，让自己的创作具备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民族诗语的建构是民族题材深入抒写的必由之路。回族诗人创作采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但在回族的民间歌谣中存在着大量鲜活的民族语言，回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本民族特有的口头语言、宗教语言，这些语言正是打开回族隐秘精神世界的钥匙。语言学家申小龙就指出：“语言不仅拥有人的心灵，它还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人的灵魂。”(26) 只有民族化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某个民族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少数民族作家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创作，是有众多成功的先例的。如，中国西北回族的后裔，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诗人亚瑟尔·十娃子，诗中大量采用西北回族的方言，赢得了“吉尔吉斯人民诗人”的美誉。再如，美国黑人建构的具有“黑人性”的语言系统，已引起全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民族诗语的建构正是少数民族诗人彰显自我诗歌个性的一条捷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提倡的民族性抒写应是一种多样性共生状态下的民族性抒写。近年来，对民族性的认识曾有一个误区，少数民族作家就必须作本民族的代言人，民族性几乎变成了束缚作家发挥创作潜力的“民阻性”。我们知道，回族作家有相当一部分自幼就在汉文化氛围中成长，他们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强求他们抒写相对陌生的回族生活只能是缘木求鱼。民族性抒写应该是少数民族作家思考“人”的问题的途径之一，并不是唯一途径。只有多种题材共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
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反思过去就是为了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衷心希望回族诗人不断磨砺自己的诗艺，以更具感染力的声音在新世纪的诗坛，唱响人类精神的圣歌。
注释：
① 吴思敬《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②(12) 单永珍《一首诗的诞生》，《回族文学》2002年第6期。
③(22) 马丽芳《唯愿诗心不要褊狭》，《回族文学》2000年第6期。
④ 唐丹鸿《向日葵》，唐晓渡编《先锋诗歌》第16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刘向东《山谷中的向日葵》，《诗刊》1994年第9期。
⑥ 张承志《金牧场》第21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⑦ 马绍玺《秋天要我面对它》，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
⑧ 马钰《向日葵》，《朔方》2000年第10期。
⑨ 单永珍《向日葵：晚风向西》，《朔方》2004年第5—6期。
⑩ 贾羽《向日葵的加冕仪式》，《朔方》2002年第5—6期。
(11) 精神逃亡是龙泉明对后新诗潮特征的一个概括，见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第30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诗刊》编者语，《诗刊》2001年第8期。
(14) 马占祥《二月》，《民族文学》2001年第5期。
(15) 尹乔《耕种秋天》，《朔方》2003年第5—6期。
(16) 泾河《扎小辫的西海固》，《朔方》2002年第5—6期。
(17) 翟永明《未完成后又怎么样》，《标准》1996年创刊号。
(18) 沙戈《继续下沉》，《回族文学》2005年第3期。
(19) 沙戈《日记》，《诗刊》2003年2月下半月刊。
(20) 沙戈《偿还》，《诗刊》2004年4月上半月刊。
(21) 郑敏《诗的交响·历史·人》，转引自方雪梅《激情时代的终结》，《当代文坛》2002年第6期。
(23) 冯国华《在诗之外写诗》，《回族文学》2004年第4期。
(24) 沙戈《短句》，《诗刊》2004年4月上半月刊。
(25) 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转引自《文艺理论学习资料》第59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6) 申小龙《语言文化阐释》第77页，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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