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学生论文,模型论文,父母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3)01-0061-09
一、引言
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involvement)，即“父母卷入子女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英国相继实施了“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和“教育优先区计划”(Education Priority Area Programme)等系列儿童补偿计划(Brooks-Gunn et al.,2000; Coleman,1968)，这些计划均把鼓励父母教育卷入作为重要实验内容，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计划的成功让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教育卷入在促进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Bronfenbrenner(1979)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儿童的成长环境。该理论提出的四个系统(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中的觱个(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和外层系统)都与父母教育卷入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微观系统，其核心主要是基于家庭的父母教育卷入。生态系统理论为父母教育卷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由于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显著作用以及相关理论的重要突破，父母教育卷入研究愈来愈受到研究者与政府决策者的重视。在Psychinfo数据库中，以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parental involvement,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parent-school interaction等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2000－2009年间文献量高达2026篇，而之前的1960－1969年12篇、1970－1979年124篇、1980－1989年384篇，1990－1999年也只有658篇。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和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成就(Crosnoe,2009; Driessen et al.,2005; Hill & Taylor,2004; Hill & Tyson,2009; Hong & Ho,2005; Jeynes,2005; Ji & Koblinsky,2009; Khajehpour,2011; Khajehpour & Ghazvini,2011; Patall et al.,2008; Ryan et al.,2010)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正相关，即父母教育卷入高的家庭，孩子的学业成就往往更好。此外，父母教育卷入和学生的行为问题(Barnard,2004; Culp et al.,2000; Gonzalez-DeHass et al.,2005)、社会性发展(Hindelang et al.,2001; Ryan et al.,2010)等也存在显著相关。
我国自古就重视父母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例如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故事，备受关注的《颜氏家训》、《曾国藩家训》等个体化家庭教育经验记录。但对父母教育卷入进行实证研究，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且数量严重不足。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中，以“父母教育卷入”、“家长参与”等为关键词检索1980－2012年间的公开发表论文，共有314篇，但其中实证研究不足10篇，其他多为对国外研究的综述或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多项相关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卷入存在文化差异，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父母教育卷入存在独特之处(Bogenschneider,1997; Hao & Bonstead-Bruns,1998; Huntsinger & Jose,2009; Ji & Koblinsky,2009)。如Huntsinger和Jose(2009)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更多参加学校的志愿活动，而华裔美国人更重视家庭教育，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的含义不同。Sui-Chu和Willms(1996)的研究结果显示，与白人相比，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居民的家庭讨论、学校沟通、学校参与的水平比较低，但是家庭监督方面有相对较高的水平。Corwyn和Bradley(2008)对居住在美国的4个亚裔群体(中国、韩国、菲律宾、东南亚国家)父母教育卷入情况调查发现，华裔家长的教育期望及学生的家庭作业水平最高，华裔家长提供的学习材料、与孩子的教育沟通均居中等水平。由于父母教育卷入存在较大文化差异，且我国父母教育卷入科学研究不足，导致中国父母教育卷入的特点及作用机制至今仍不清晰，亟须开展相关研究，揭示中国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理论模型并通过编制出相关测量工具来进行验证，则成为开展这些研究的关键性基础工作。
在研究过程中，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父母教育卷入理论结构模型，基于这些模型，他们开发了一些测查父母教育卷入的工具。Epstein(1995)关于父母教育卷入结构的划分在早期的应用最为广泛。这一理论结构强调学校在促进父母教育卷入中的重要作用，并从教师的角度，把父母教育卷入分为6个方面：(1)养育，帮助父母建立能够支持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家庭环境；(2)交流，设计学校与家庭、家庭与学校和社区之间交流的有效形式；(3)志愿者活动，寻找吸收和训练父母作为学校和班级志愿者的多种途径；(4)家庭学习，与家长分享改进学生家庭作业的策略以及其他在家学习的类型，提供学生需要学习的各种类型技巧的信息；(5)决策，请家长作为学校团体、顾问团或者委员会的一员，参与学校事务的决策；(6)与社区合作，整合社会中的服务和资源，促进学校、家庭中的学生学习。Fantuzzo,Tighe和Childs(2000)以Epstein类型划分系统为理论依据，将父母教育卷入分为基于家庭的卷入、基于学校的卷入和家校沟通三个维度，设计了父母教育卷入问卷(Family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即FIQ)，统计结果满足测量指标，之后被Garbacz和Sheridan(2011)推广至新西兰小学生，虽略有调整，但均保持了问卷结构的稳定性。与Epstein不同，Grolnick和Slowiaczek(1994)则将关注点聚焦在儿童身上，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将儿童定位为信息的主动加工者，编制了父母教育卷入量表。他认为父母教育卷入包括3个维度：(1)行为卷入，主要指父母去学校或者参加诸如学校开放日之类的活动；(2)亲身卷入，主要指孩子能够从情感上体验到，父母关心他们的学校教育，并乐于与他们围绕学校的一些话题进行交流；(3)认知/智力卷入，指让孩子接触到能够促进其认知发展的活动和材料，例如书籍、去博物馆或者各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生活体验等。Hoover-Dempsey和Sandler(1995,1997)不再从具体对象的视角来构建结构和设计问卷，而是为了能够深入探讨父母教育卷入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构建了父母教育卷入的多层综合模型，并设计了包括行为、动机等多个方面的父母教育卷入问卷(Green & Hoover-Dempsey,2007; Green et al.,2007; Walker et al.,2005)。这些测量工具的编制，推动了父母教育卷入的研究，但由于文化差异的问题，这些问卷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些工具包含的一些维度和题目在中国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例如“参加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与社区合作”等；第二，这些工具并未完全涵盖我国父母教育卷入的内容，如中国家长非常重视对孩子的监控，以及学习资源提供(如购买书籍等)和课外学习活动的创设等(Huntsinger & Jose,2009；孙孝花，2005；周欣悦，2003)。
中国学者在开展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的过程中，基于一些理论结构模型，编制或修订了相关问卷，目前能在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上找到的主要有3个，具体信息见表1。李云(2011)编制的问卷仅限定于测量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动机，只覆盖了父母教育卷入的很小部分，另外孙百才和叶月婵(2010)编制的调查问卷，并没有进行严格信效度检验，数据分析中也只采用了频次分析，因此这里不再进行详细评述。韩仁生和王晓琳(2009)编制的小学生家长参与问卷，具有经过信效度检验的严谨结构，但存在以下几个可能的问题：第一，该问卷维度所包含的内容不在一个层面上，且内容覆盖面过窄。例如，研究者给出的智力参与的定义是，父母为子女提供认知性的刺激活动和材料，如带孩子去图书馆及购买书籍等，事实上这些也均是父母做出的参与行为；另外，父母在家庭中对孩子的学业辅导等重要方面，该问卷都没有明确涉及。第二，该问卷根据小学生的回答数据编制，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小学生家长参与感知问卷，即由小学生感知到的家长参与，测量感知到的家长参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能代替由家长报告的参与行为，因为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报告出的家长参与行为可能受到其记忆能力的限制，而且家长与教师的很多沟通，孩子本身也有可能不知道，但这些沟通对促进学生学业和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该问卷缺乏重测信度等重要测量学指标。
由于文化差异原因，国外研究者提出的父母参与理论结构模型以及编制的相关问卷不能直接用于我国文化背景，而我国研究者已编制或修订的问卷由于服务于特定研究目标，具有较多的限制，因此，提出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父母教育卷入行为模型并加以量化，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拟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建构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的父母教育卷入理论模型，并通过编制相关问卷加以验证。
二、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结构理论模型的提出与初步检验
(一)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结构
研究首先搜集了包含父母教育卷入问卷结构或维度的相关文献29篇，对其进行分析综合后发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家长参与呈现三点不同：其一，我国家长参与在社区合作方面尚未涉及，而在学习资源提供(如购买书籍等)和课外活动(如参观学习)方面涉及较多；其二，家长基于学校的参与主要集中在家长会、学校中与学生有关的比赛或演出等活动，而校园志愿者等活动比较少见——即基于学校的参与活动相对单一，且所占比例较小(Huntsinger & Jose,2009；黄小玲，2009；孙孝花，2005；周欣悦，2003)；其三，Fan和Chen(2001)在对25项研究进行元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监控维度(包括孩子花在家庭作业和看电视上的时间，与学习相关联的学习环境，放学后按时回家等)，而这也正是我国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的重要特点，国外的问卷较少涉及。因此，我们将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分为6个维度：家庭监控、学业辅导、亲子沟通、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创设、家校沟通和学校活动。维度的具体定义为：家庭监控，即父母对子女学习、生活及交往等的监督、控制行为；学业辅导，即家长按照教师要求或自行在家中对子女的学习进行辅导的行为；亲子沟通，即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就子女学习、生活、交往以及学校事务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行为，以达到共同理解、信任的过程；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创设，即为开阔视野、促进身心发展，父母带孩子到家庭和学校以外的场所进行的一些文体活动、游玩等；家校沟通，即家长为了获取子女在校表现的信息和了解学校当前进行的工作而进行的家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学校活动，即家长以监护人、教师助手或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学校举办的活动或相应的事务。随后，我们请7位心理学专家、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及一线教师对该问卷结构及维度定义进行了评定，评定者对问卷结构的评价普遍较好，因此保留此建构，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对维度进行了相应微调。
(二)问卷项目的形成
问卷项目的搜集和编写工作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文献回顾，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收集相关研究中与父母教育卷入行为有关的问卷29份，作为项目来源的主要参考，形成项目初稿，每个维度包含8个项目，共48个。二是就题目的表述、语言习惯、内容等方面对4位小学生家长进行访谈，并邀请7位心理学专家及一线教师进行评定，进而删除不适宜项目，并对相关项目进行微调，形成问卷初稿，共包含39个项目。问卷为Likert式4点评分，由“从不”到“经常”，依次记为1－4分。
(三)问卷的预测及结果
为了考察问卷结构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和项目的适宜性，在山东省聊城市某小学按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两个整班的方式，在四、五、六年级进行了预测。施测家长426人，其中有效问卷358份。在有效问卷中，父亲109人，母亲240人，对象未填写9人，平均年龄37.97岁。
1.项目分析
计算各项目的CR值(Critical ration，临界比率)，即将各题得分从高到低排列，选取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求出两组被试在每个项目上得分的平均数差异，结果发现所有项目差异均显著；计算各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其中36题与37题两个项目的题总相关系数小于0.25，予以删除。
2.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预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为了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素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取样适当性检验。取样适当性KMO值为0.868，Bartlett球形检验
值为2845.776，df＝378，p＜0.001，说明各项目之间有共享因素的可能，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斜交旋转法抽取因子，以特征根大于1为准则，辅之以累计方差解释率和碎石图及理论建构来确定因素数目。项目删除标准定为：1)载荷小于0.40；2)交叉载荷大于0.20。经过几次探索，最终获得5个显著的因素，累计方差解释率为48.8％。5个因素结构清晰，各项目均在相应因素上具有较大载荷(0.426－0.886)。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此结果与预期的6维度结构基本相近，但也存在差异。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最初设想的学校活动、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创设两个维度上，学校活动维度下的两个项目(“X5：我和孩子一起参加班级出游及其他综合实践活动”、“X39：我和孩子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学雷锋活动等)”)进入到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创设维度下，一个题目(“X19：我参加家长—教师见面会(家长会、家长教师座谈会等)”)进入到“家校沟通”维度下，其他项目都没有进入。因此，我们将原有维度“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创设”调整命名为“共同活动”，即为开阔视野、促进身心发展，家长与孩子共同进行的一些文体、社会实践活动等。最后维度结果如下：因素1为家校沟通，包含7个项目；因素2为亲子沟通，包含7个项目；因素3为学业辅导，包含5个项目；因素4为共同活动，包含5个项目；因素5为家庭监控，包含4个项目。
三、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理论模型的验证
(一)被试
1.重测的被试
随机抽取施测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在间隔4周后对其进行重新施测，以测查问卷的重测信度。施测学生家长66人，其中第一次和重测时有效问卷分别为44和63份，两次问卷均为同一个人填写的匹配问卷共40份。在有效被试中，父亲10人，母亲30人，平均年龄37.31岁。
2.正式施测的被试
在山东省聊城市另一小学四、五、六年级各随机抽取2个班级学生的家长用于正式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施测家长539人，删除非父母填写问卷、填答结果均相同等无效被试，剩余有效问卷455份。在有效被试中，父亲157人，母亲290人，另有8人未填写，平均年龄37.81岁。
(二)研究工具
1.Walker等人(2005)编制的父母教育卷入自我效能感问卷，以及父母教育卷入生活境况认知问卷中的时间精力和知识技能2个分问卷。3份问卷均为Likert式5点评分，父母教育卷入自我效能感问卷包含5个项目，时间精力问卷包含6个项目，知识技能问卷包含7个项目。本研究将3个问卷翻译后进行修订，得到各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628－0.725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在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基础上，根据访谈情况及文献总结，增加了4个项目，共32个项目，形成了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
(三)施测过程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根据统一指导语，要求学生将问卷带回，请家长对问卷进行认真填答，并于次日带回。数据录入后，运用SPSS 18.0与Stata 12.0进行数据处理。
(四)研究结果
1.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设定研究模型包含5个因素，每个因素由对应的项目测量，误差或特殊因子彼此均无关。采用ML法(Maximum Likelihood)对模型进行拟合估计。
从模型估计的结果中发现，有3个项目的载荷小于0.35水平，同时根据理论建构基础，对剩余题目重新进行估计，得到最终模型。主要的拟合指标分别为：＝683.819，df＝367，p＜0.001，/df＝1.863，SRMR＝0.051，CFI＝0.921，TLI＝0.912，RMSEA＝0.044，模型的拟合指标达到了推荐标准(Sharma,Mukherjee,Kumar,& Dillon,2005)，表明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图1是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载荷。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36－0.78之间，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图1 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图
2.信度分析
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及其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克隆巴赫α系数)在0.482～0.906之间(见表3)，问卷重测信度为0.483，表明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
3.效标效度分析
由于缺乏同类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本研究使用了以Walker等(2005年)编制的父母教育卷入相关的3个问卷作为指标，考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的效度。研究结果发现，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与3个分问卷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29(自我效能感问卷)、0.533(知识技能问卷)、0.492(时间精力问卷)，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四、分析与讨论
多项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卷入是一个多维的结构(Epstein,1995; Garbacz & Sheridan,2011; Hoover-Dempsey,1995,1997; Slowiaczek,1994)。本研究也发现，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结构理论模型包括5个维度，这5个维度既包含主要基于家庭发生的家庭监控、学业辅导、亲子沟通等，也包含以与老师交互为主的家校沟通，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相一致。但对于父母参与学校活动，问卷最初理论构想阶段，提出了“学校活动”这个维度，即父母以监护人、教师助手或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学校举办的活动和相应的事务，而且在邀请7位心理学专家及一线教师进行评定时，他们也都认为该维度非常重要。但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这个维度并不独立存在，只有少量题进入到其他维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家长参加学校活动很少，数据严重正偏态，以初测数据的一道题目(我参加家长培训或家长工作坊)为例(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有49.3％的人报告“从不”，有34.3％的人报告“很少”。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本身与我国学校组织相关活动太少有直接关系，也与父母对参加学校活动的不重视有关，例如，Huntsinger和Jose(2009)发现，与欧洲裔美国人更多参加学校的志愿活动相比，华裔父母更愿意在家庭中教孩子。
本研究基于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结构的理论模型，编制了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父母回答版)。最终量表共29题，包括5个维度：家庭监控，学业辅导，亲子沟通，共同活动和家校沟通。问卷对455名父母进行了测试，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482－0.869之间，整个问卷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6；对40名父母进行间隔1个月的重复测量发现，问卷重测信度为0.483。与Walker,J.M.T.等(2005)编制的父母教育卷入自我效能感问卷、时间精力问卷和知识技能问卷等三个问卷的相关为0.429－0.533，均表现为中等程度的相关，较为理想(胡月琴，甘怡群，2008)。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基于小学生父母卷入教育行为结构理论模型编制的问卷(父母回答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适用于我国小学生父母群体。
尽管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中国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结构的理论模型，信效度指标说明基于该模型编制的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父母回答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继续完善改进之处，本研究仅选取了山东聊城市的小学生家长，样本范围较为有限，而且父母教育卷入可能受到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以及父母工作情况的影响，因此，该模型有待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验证，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收稿日期］2012－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