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与多元民族文化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地域辽阔、边境线绵长，与多个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的国家毗邻。从民族分布上看我国边疆地区往往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们作为这一地域空间的主体，在边疆形成、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无不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边疆正是有了边疆民族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才使得边疆成为与“中原”、“关内”等相异的地域和文化空间。基于对不同边疆民族的认识和疆域范围的划分，历史上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也呈现出差异性的特征，治理制度、治理方式、治理重心都有所不同。进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疆域范围进一步明晰，边疆治理也逐步被纳入到关系国家安全、民族存亡的重要议题中。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对中国边疆治理的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但是，综合分析这些研究论著，学者们更多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视野，也即从政策制定者——国家的层面来分析边疆的治理模式，而较少从边疆民族的本底性的特征来审视和讨论边疆治理的理念和模式。
有必要指出的是，边疆与边疆民族都是文化建构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边疆以及边疆民族在文化特征、民族心理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中心”不同的文化禀赋，边疆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间应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主旨是把边疆治理的问题纳入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视野下，采取由下至上的方法，从分析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入手，探讨合理的边疆治理的理念和模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一、边疆民族与多元文化
民族既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同时又是历史性存在。民族产生的基础既与一定的人种或者具有某种体质特征的生物性的个体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与该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相关。关于现代民族概念的产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生物性的群体概念向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群体概念的转变。民族由最初所指的“族群而非政治组织的群体”概念，①逐步从以体质上的差异为区分符号转变为以文化的差异为符记的“人们共同体”，因而也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权力等意涵，民族自然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了一起。“由于过分强调将一种文化改造成民族的政治媒介作用，人们既有可能将民族归于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将民族简单地理解为熏陶公民的熔炉。”②这样一种民族概念的产生是在“西方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期的新的国家关系大环境下产生和传播开的”。③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将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民族的内涵、特征以及与民族相关的问题。
其实，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中国边疆民族的形成也同样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首先，历史上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文化观点，是建立在对以汉民族生活的空间为“中心”以及以“四夷”少数民族生活的空间为“边缘”的疆域认识的基础上。凡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被称为“华夏”，反之仍然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被称为“蛮夷”。在一国内区分属民时，常用“化内”和“化外”两个概念。依据孔子“有教无类”的观点，“华夏”有对“夷狄”进行“教化”的义务。当然“华夏”也向“夷狄”学习。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学习，“教化”的结果是“以夏变夷”，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因接受中原文化而逐步吸收进汉人的队伍，最终形成了两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华皇统和今天一个12亿人的“汉族”。④这样，在历史上不同的中央政权的控制下，边疆民族的范围、边疆民族的内核也处于变动中。同时由于历代中央政权一直把边疆民族地区视为“化外之地”，对边疆的治理也大多采用相对消极的方式，所以尽管处于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具有强烈的向心力，但是由于地域空间的距离以及文化上的心理疏离感造就了边疆民族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空间，与疆域外的诸多民族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也使边疆民族保持和传承了与主流文化相异的、相对比较完整的边疆民族文化。
其次，在边疆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边疆民族生存环境的极大差异，边疆民族内部各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各边疆民族文化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族源的角度来追溯现今生活于中国边境线上的各民族可以发现，很多民族间都保持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从族体上看他们都可以划分入汉藏语系、满通古斯语系的民族中，也有一部分从境外迁入的孟高棉语族的民族，然而由于发展过程的差异以及生态环境的差异，各民族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或者分化又融合，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而固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
总体上看，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族群的多元性，其二是过程的多元性。对于前者，主要是指从族体上看，边疆民族先民的来源是非常多元的，既包括阿尔泰语系中持突厥语系、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系的民族，还包括汉藏语系的诸多民族，还有少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和印欧语系的民族。这些民族中既有游牧民族，也有游牧以及农耕和狩猎间杂的民族，还有狩猎及兼事农耕的民族，各民族间生计方式和传统的生存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异，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边疆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发展和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
对于后者，主要指从边疆民族形成的过程来看，也是非常多元的。“民族并不是长期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常有变动的民族实体。”⑤在诸多边疆民族中，来自中国北方、西北、东北以及来自南方的土著民族不断迁徙，与中原的汉民族接触、融合，同时相互之间也不断发生互动，进而逐步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边疆民族才能以分化成与自己先民相异的、多元的格局。诚然，作为本底性的民族的族源是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边疆民族在各自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如何融合、采借和吸纳周边民族的文化，如何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通过怎样的历史过程形成相对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如果说共同的祖先订立了民族发展的主调，那么各边疆民族发展形成的协奏曲则是由多种乐器共同演奏完成的。在边疆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有的族体消失了，或绝于天灾人祸，或融于其他民族。有的民族虽然族体本身还存在，但却被冠上了新的族称；有的民族随着迁徙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融合而形成多源性的新族体；有的民族是由中国境外进入的外国民族人口为主体并吸收境内某些民族人口成分融合而形成的；有的民族则是从邻国迁入而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⑥过程的多元决定了边疆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文化涵化与文化融合的内容不同和程度不同，文化传播和文化扩散的方式也不同，从而也使得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同源异流”或者“多元融合”的特征在民族文化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间相互叠加和融合，抑或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冲突与竞争，边疆民族在这样的文化建构过程中逐步凸显了自己的独特性，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社会。
二、边疆民族文化与边疆治理
不同的边疆民族文化将以不同的方式规约和影响着边疆民族的文化诉求，同时在不同的边疆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也决定着治理模式的不同。作为国家话语掌控下的边疆经营和治理模式，除了必须遵循国家主导文化的权力意志外，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施以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其效力。因而回归到边疆民族文化的本底性特征，从分析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入手，进而提出边疆治理政策，这是边疆实现和谐发展、有效治理的正途。
边疆治理的制度性和文化性的特征，决定了对边疆治理和经营模式的设计必须纳入到一定的社会情境下进行讨论。如果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价值和规范，同时也是满足了该社会中人们的某种需求，那么文化也内在地和外化地影响、控制和规约了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功能。“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这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地团集着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及技术”。⑦“文化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是‘程序’；它们为组织社会和心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模版。”⑧更因为“人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生存活动，便构成整个解释系统的前提或基础，而人类对自身生存行为的解释，则产生了共同价值体系。这种共同价值体系的制度化，又反过来规范着人们的生存努力行为，决定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方式，调整他们在此生存活动中的相互关系”⑨。所以，作为社会制度一部分的边疆治理制度也应隶属于其赖以存在的文化体系中，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系统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边疆治理制度的产生，一方面是切合了文化传统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切合了所处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的要求。其内涵必须充分体现一个社会的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的文化需求。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在制定边疆治理和经营模式时，无论是采用“和亲”，抑或建立“藩属”国的政策；还是采用“土官治土”，或者“军屯”、“民屯”的政策，其出发点都是基于对边疆传统的文化观念的认知，把边疆作为“边地”，历来不把边疆认为与中原地域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对于边疆地区也多采用间接的治理模式。比如在以华夏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形成之初，“中国”代表的是统一王朝和国家的总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看，“中国”其实是融合了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隶属于“中国”范畴之下的各民族来说，“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边疆的建构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在一国之内，边疆的出现源自于掌控政权的民族天然的自我中心主义，都倾向于认为本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保有的文化是居于中心的，而处于该文化边缘的地区都识别为周边，也即边地。“边地”也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出现在“中心”形成的过程中。在大一统的王朝时期，边地就是中央、中原以外的“四方”。从族群和文化的交往进程来看，边地的含义大致经历了从“边荒”到“边疆”再到“边界”的演变。⑩“边荒”对于处于中心的民族而言，是一个虽然知其有但未能实现直接控制的地域；“边疆”开始具有王土的属性，虽处在王朝(帝国)之边，却已纳入了经营治理的范围；至于“边界”，体现的是与他国相交的领土划分，对内意味着统治的端末，对外标志着主权的终止。(11)可见，“边界”概念的出现是与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但是无论是把边地称为“边荒”也罢，还是“边疆”以及“边界”，始终贯穿其中的是执掌政权的民族霸权式的由中心看周边的思维模式。这样的观点，深深地影响到了历代中国政府对待边疆的政策，以及处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汉民族地区的关系、对待边疆民族文化的态度的问题。
不过细分起来，“如果按照夷和夏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分析、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特点和规律，那么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由远古到唐为第一个时期；五代到清则为第二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从远古到唐时期，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华夏族，或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在第二个时期，对中国疆域形成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夷，而非夏。在以华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政权下，在边疆经营方面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主张坚持‘华夷之辨’，反对积极经营边疆地区，旨在通过文化的教化使得夷‘心悦诚服’；其二是采用武力征服的方式控制夷。”(12)由此，在这一阶段，中原的汉族始终是持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审视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频频采用移民、戍军等方式加强对边区的控制，并没有注意到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而是试图用华夏族的文化覆盖或者涵化夷的文化。在第二个阶段，“和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相比，边疆民族所建实现中国大部分地区统一乃至全国性统一的众多王朝，尽管被称为夷，其民族观中也继承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某些内容，只是这种继承并不是简单地承袭，而是批判地继承，总的发展趋势则是不断冲击‘华夷之辨’观念，并最终打破了这种观念的束缚”。(13)其一，这些王朝的建立者充分认识到了边疆地区的重要性以及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其二，在对待边疆的态度上，并不是单纯地采用绥靖的政策，而是采用更为积极的政策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消除了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交流的制度性障碍。在这一观念主导下的边疆治理模式下，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也因为并不是采用强制性的文化控制的手段来阻挠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承，而更加驱使边疆民族积极向主导文化学习和借鉴，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可见，边疆民族文化与由主流文化建构的边疆治理制度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对立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是那些既兼顾了边疆民族文化特征以及文化需求的制度，并且也充分照顾到了主导文化的价值观的制度，能够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经营和持续控制，同时也有利于超越“华夷之辨”的、充分尊重边疆多元民族文化特征的多民族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边疆民族的多元文化，不应仅成为主导文化控制下的配角，服从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应该在边疆治理中充当主角，由边疆民族自身的文化需求出发，明确地表达出自身的文化诉求。当然，边疆民族文化也不能脱离于国家主导文化的约束，它必须是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社会发展需要、切合国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边疆民族多元文化。
三、边疆治理与多元文化协调：“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自下而上的提出边疆治理政策，从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出发制定边疆治理模式；同时也通过国家主导文化的干预，从一定程度上修正边疆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偏差和障碍，实际上就要求在对多元文化进行调适的基础上提出边疆治理政策，协调国家主导文化与边疆多元文化的关系。
国家主导文化不仅强调的是在一国范围之内的主体文化，更突出的是这种主体文化必须是与一定的权力支配关系密不可分。国家主导文化的形成必定与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的生活方式、物质发展水平、政治经济等因素相关，也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文化按主次来划分，可以得出几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主导文化、主体文化以及主流文化。这三个概念落实到社会事实上，有时是同一的，有时却是各有所指。”(14)同时，国家主导文化应该对居于从属地位的亚文化或者各种多元文化有一定的凝聚力，一国的文化安全既要协调好国家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在当今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一元与多元文化的关系就表现为国家主导文化与边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在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下，还是在以边疆民族为主建立的王朝治下，也大多对传统汉民族所创造的儒家文化的价值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接受了其作为国家的主导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文化接触与融合，使得边疆民族也从一定程度上获知和部分接受了中原的儒家文化思想；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政权的承接以及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因此在具体处理国家主导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时也大多批判地继承了儒家文化思想。这一点，在满族所建立的清朝时期可以很充分地体现出来。满族入关以后，即开始鼓励清朝贵族学习汉文，学习汉文经典，接受汉民族正统思想教育；同时还接受了汉民族所倡导的治国方略——“恩施并重”，并大胆启用汉族知识分子为官。同时，在仔细研读儒家经典后，边疆民族对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15)其实，在儒家学说中，也还有强调华夷相通、以华变夷的思想。孔子作《春秋》，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6)清朝就曾提倡不能过于严华夷之别，要求各民族承认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的正统性，同时也可以积极地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可见，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国家主导文化可以认为等同于儒家文化。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边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强调了中原汉民族文化具有的强大的向心力，正是在边疆民族多元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从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主导的一元文化对多元文化的价值，以及多元文化对一元文化的价值。只不过，这样的认识和调适还是相对有限的。
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中国的国家主导文化也发生了变革，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正如强调意识形态的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17)社会主义的国家主导文化下，要求能够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谐。在这样的要求下，对于边疆民族多元文化也采取了一些调适措施。如修正极“左”的“大民族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推进社会改革等等，其旨都在加强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和执行政策时，片面地强调了对单个边疆民族的平等、结果的平等，而忽视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内部差异性，也忽视了边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上是“团体的多元主义”。20世纪后半叶以后，在部分学者的发起下，国家也开始思考国家主导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家主导文化是建立“文化多元”、“和谐统一”的民族—国家，在汉民族以及中国各少数民族间建立超越族群的共同的中华民族的认同，由单纯强调民族的权力的思维模式将向实现每个民族都享有公民权利的转变，建设公民社会。由此，在对待边疆多元民族文化时，一方面要充分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要在边疆民族中建立超越族群认同、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意识，赋予边疆民族充分的公民权。
由上述对中国历史上及近现代国家主导文化和边疆民族多元文化的关系的回溯可见，国家主导文化作为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的文化，对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和规范作用，处于核心的一级；而边疆民族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构建整个国家的和谐统一具有重要的价值，处于同一序列中另外一级，二者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一元的形成、发展与稳固离不开多元的支撑，多元的团结与和谐也离不开一元的统领和协调，整个人类社会正是有了多元的组成部分结构也才更加稳定，维持了“社会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也才能延续下去。而在以往中国边疆民族治理的过程中，虽然也都关注到了边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制定政策的逻辑起点是把国家主导文化视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并过高地估计了该文化的价值，所以也从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边疆民族多元文化的价值，边疆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执行，从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边疆多元文化的价值，但是在制定边疆政策时，片面地强调政治权益的保障，而忽视了其文化上的诉求，因而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由此可见，建立适合当前社会情势的、健康的国家主导文化，并充分尊重边疆民族多元文化价值、协调边疆民族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边疆治理的根本之所在。
此外，对边疆民族文化进行调适，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处理好边疆民族文化与现代化间的关系，这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现代化、经济发展至上的浪潮下，对边疆治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早已成为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现代化”或者“现代化理论”是一些观点的集合，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支配着发展活动。“在本质上，现代化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它以工业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及都市化为依据，认为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直线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并最终将成为一个工业化、都市化与有序的社会。”(18)现代化的提出，先天地即与现代工业社会密切相关，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力量而构筑起来的。汤因比也曾指出，把“现代西方文明”这一专有名词中的“现代”一词解释为“资产阶级”，“现代”一词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精确而具体的内涵。(19)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应是富足而自由的，舒适而健康的，这一切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如果建立一种“文明”与“落后”的人类社会发展标尺，持现代化论者认为人类社会，尤其是非西方社会，其最终的发展目标都是达到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现代化也与发展、经济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实，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讨论也是近期发展社会学者和发展人类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背后隐藏着两条潜规则。第一，就是直线的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现代型社会”只有一个源头，一种发展方向，也只有一种道路。因而也只有西方社会的唯一的一种发展模式可以采用。第二，认为世界性现代化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到西方的市场体系中，使其产生一种依附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强调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处于西方资本主义边缘的经济被整合进了资本主义，而这种整合在一开始就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在为中心的制造业提供原材料的过程中，边缘地区开始依附于国外市场，无法发展自己的制造业。(20)同时，一旦依附生产建立的社会结构稳固下来之后，它会不断被复制，边缘地区不可能有资本积累。这样最终将导致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
在经济霸权的背后，现代化还隐藏了文化的霸权和政治的霸权。现代化论者，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是持批判观点的，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只有尽快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才能跨入现代化的行列。同时，全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推行，也将促使西方霸权体系对全球的支配与控制，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只有由西方创造的历史客体，而是在他们无批判地接受“现代化”概念、并实施“赶超”的过程中，使他们日益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塑造者。(21)由此，处于边缘的群体的文化主体地位将会逐步散失，并且屈从于西方的主导价值观念。同样，如果处于文化边缘的边疆民族也亦步亦趋的跟随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那么他们也必将面临文化独特性和传统性散失的问题，文化的多元性逐步趋同于统一的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也开始反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或者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何在。难道实现现代化只有唯一的一条发展路径，即以消除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为代价，全盘否定以往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其实，正如杜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所指出的，社会分工所达成的社会的有机团结，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规范，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这样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22)如果我们把杜尔干的社会概念扩大一点，不仅仅限制于某一民族—国家内的社会，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那么我们发现如果依照这样的路径来思考现代化的问题，可能就获得不一样的收获。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以消灭每个社会、每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为前提，也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种类型的实践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可能在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和地方化的发展路径之间是可以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而这一目标的达成，除了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调适，摒弃其非合理、非平等的价值观念；同时也要对传统的边疆民族文化进行调适，实现双向的调适。
确实与现代市场体系和西方国家所走的工业化道路相比，边疆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因素，如极端的宗教情感、民族分离主义等，这都是必须通过文化调适来进行消解。与此同时，在边疆民族传统文化中与现代西方社会中对于经济的态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也需要进行文化调适。与西方的“理性”的价值观及市场规则相比，广泛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多元的价值观和市场规则被西方视为“非理性”的。事实上通过对这些社会研究表明，其实并不仅仅有现代西方所谓的一种经济理性。在一些欠发达的社会中，建立在文化理性基础之上的经济观念可能更能解决现代西方现代化后给我们留下的传统文化消失、过度的消费、贫富差距拉大等等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因此，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的调适，目的在于建立起一套适应于当地社会发展状况、充分尊重和继承了边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和边疆治理模式。正如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所提出的，“系统的处理边疆民族政治地位、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建设边疆的具体措施，如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边疆官吏的专门化等途径”。(23)而这些目标和路径的实践，都必须以尊重边疆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为理念，通过文化调适的手段来达成。
注释：
①[英]雷蒙·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6页。
②[法]吉尔·德拉诺瓦著：《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页。
③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④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载于《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7年总第42期，第2～29页。
⑤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⑥黄光学、施联珠著：《中国的民族识别》，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⑦[英]马凌诺夫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⑧[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⑨陈庆德著：《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⑩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1)参见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0页。
(12)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13)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14)高丙中：《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15)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
(16)韩愈：《源道》。
(17)郑杭生：《社会主义条件下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载《人民日报》，1991年5月9日第5版。
(18)[英]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19)[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0)[英]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页。
(21)陈庆德：《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22)[法]埃米尔·杜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页。
(23)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载于《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年第3期。
标签：边疆论文; 中原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现代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