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主义与共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幽灵，相对主义的幽灵，在人类思想中徘徊。如果真理有许多面孔，那么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值得信赖或尊重。幸运的是，存在着一种补偿：人类的共相。它们是能够驱除这个幽灵的圣水。但是，当然在我们能够运用人类的共相去驱逐认知的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否则这种威胁可能会吞噬我们）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发现它们。因此，对圣杯的新搜寻便开始了。
在我看来，这些潜在的和相互关联的问题是：相对主义的难题究竟是什么，确切些说，相对主义的诸多难题到底有哪些？它们是如何与人类的唯一性或人类共相的存在相关联的？与此相关，对人类行为进行解释的一般特征是什么？在近来的思想中，哪些是有影响的主题（它们提供了有可能既可用来陈述问题又可用来阐述答案的各种术语和假定）？
这里（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绝对是最基本的问题：人类只有一种，还是具有多种？世界只有一个，还是具有多个？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同一的；但它们也不是彼此无关的。但是，把这两个问题相等同或混淆，正像有时所做的那样，则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问题（世界是一个还是多个）还可以阐述如下：真理只有一个，还是有多个？
事实上，关于人类的或社会的“共相”问题的先入之见涉及到只有一种人类还是有多种人类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何种共同特征把全部人类或全部人类社会结合在一起。这种人的统一性而不是世界的统一性，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背后，人们仍然可以感到对相对主义的关怀。
当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可以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中看到：若人类不是一个而是多个，那么每一种人类都将会创造他自己的世界，而且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如何能在它们之中做出选择呢？这样，真理的唯一性和客观性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道德直觉倾向于在不同方向上驱使我们。自由主义、宽容和多元论使许多人倾向于在有关人类多重性和幻想的理念中发现乐趣；但是同样有声望和同样文明的对客观性和共相的欲望导致人们至少去追求世界和真理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如果人们意识到许多过去的和异化的幻想本身都是内在地相互排斥的、不宽容的和具有民族优越感的，那么对人类差异性的宽容的认可就变得非常令人困惑不解；因此，倘若我们以我们的宽容方式认可了它们，我们因此也就间接地认可或鼓励了宽容。这或许可称为自由智力的困境。）相对而言，极端左翼主义者有时醉心于人的可塑性或延展性命题。这种倾向，尤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构成了某种极端的一部分，这种极端反对他们的对手的所谓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转化为概念的人工制品的习惯，以便阻碍对那种社会秩序的任何怀疑。
对共相的追求，对人的统一性的追求，有时也是由赞同人们的兄弟情谊和平等愿望所激励的。实际上，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或者是否应当如此直接地同情学者们的发现，可能很值得怀疑。我不预言一旦邦戈—邦戈（Bongo—Bongo）口语生成语法出版，明确确立了邦戈—邦戈语句法的绝对唯一性，我就会立即总结说由不怀好意的权威们强加给邦戈—邦戈语的不公正的标准从此就被证明为合法的。
但是我相信，从总体上说，尽管这种探究的最终动机或许是确立一种整体的世界，所用的这种方法却是对人的统一性的追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世界的统一性在这种探究中似乎同时得到默认，它提供了它在其中得以进行的那种框架（尽管人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沉默的希望，因而它也将反过来通过人的统一性而得到研究）。
我相信这具有双重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现行智力氛围的事情：我们可以相当肯定我们住在哪个世界上，并且只有一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大肯定这种确信的根据，或它的精确定义。我们与相对主义打情骂俏，然后我们又试图通过表明人类只有一个而反驳它，通过在单一的、无关联的世界中从事探究而驳斥它……我们很少肯定人类的统一性，或者确切地说，很少肯定它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还构成一个线索，它涉及到相对主义的难题真正易受之影响的那种唯一的解决办法。
从根本上说，相对主义是知识论中的一个学说：它断言根本没有唯一的真理，没有唯一的客观实在。我们对这类东西所作的素朴的假设，只是那些个体、共同体、时代或其他东西的认知工具的产物——这种产物会唯一地，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随着相对主义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而变化。（相对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包括对相对性所要应用的那些东西的认同。）如果这种情况是其内在固有的并且是必然的，那么谈论某种唯一的、绝对的或客观的真理或许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种真理或与那种所讨论的东西或认知工具有关的实在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在承认相对主义是真理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余地肯定相对主义自身了。前面的句子已经大致勾画了世界的轮廓；但是如若它们确实成功地描绘了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它们为何不同时雄辩地对它说出某些绝对的东西？这一困难不应过分强调。它不会禁止我们的直觉能力去想象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而且在我看来，将这一困难用作把对相对主义的恐怖处理为无根据的理由是轻而易举和浅薄的。尽管在清楚地阐述多重世界和真理的观念上还存在着所有这些困难，从直觉上说，这种概念确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我相信这种直觉是可以被证明为合理的。
但是，请注意这种相对主义与任何数量的不妨说事实上或偶然发生的人类“共相”的存在都是非常适合的。在一个不受任何唯一真理限制的世界上，仍然有可能偶尔出现下列情形：全部人类语言都有某种特定的语法结构；在所有文化中对颜色的感知都是一样的；所有社会都把某些特定关系描述为乱伦，等等。在这种世界上，一个先验的人或许没有多少理由期望获得这些共相或恒定性。之所以如此只有一个理由，仅仅只有一个理由，因为这种期望在一个“相对的”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这一理由是客观真理所提供的直接限制。若“客观真理”不存在了，就再也不能限制任何人了。但是，其他限制仍然会起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在客观的和唯一的真理中，或者在独立的实在中，颜色“确实地”是如此这般，如果某些类型的关系“确实地”是错误的和乱伦的等等，那么，只要人类的心灵仍然能够理解唯一的和理性的真理，它就仍然会与唯一的、普遍的和恒常的模型相沟通。因此，感知或意见的差异只会产生于谬误出现之时。但是，在其他可能因素中，真理只是影响人类心灵的一种因素，并且通常还不总是强有力的因素：因此，尽管真理是唯一的，某些社会可能仍然受到色彩的、道德的或其他谬误的支配。事实上，社会常常对此都彼此信任，并且有时还信任它们的过去。
另一方面，尽管不是必然地由理性导致唯一的位置（众所周知理性对人类精神的支配是软弱的），人们仍然有可能被引向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不是“正确的”位置，并且是由其他且可能是不值得称道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存在着神经学的、社会的或其他种类的非理性限制，它们迫使人类保持在某些道德的、语言的或其他共相的范围之内，尽管客观地说这样一个通道不是独一无二的——或者甚至可能根本就是不正确的。
因此，相对主义是真实的观点是可接受的，并且是人类的共相可获得的；而且同样，相对主义也有可能是虚假的，然而对此却没有任何共相获得过（或者仅仅获得微不足道的一些）……对于唯一地被决定的宇宙来说，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是荒谬的，至少直觉上或乍看上去是如此，认知在唯一正确的形式中原则上是可获得的；但是对于这类问题，在它之内，在这种从形而上学上看受人欢迎和对人有吸引力的宇宙之中，它应当如此发生，因而语法的、概念的、亲属关系的和道德的等等系统的多样化如此之高，因而使得比较语法学家、人类学家等不得不对发现任何普遍特征感到失望。这个宇宙之外的上帝将会知道它的多样性的子系统是如何成功地在一个整体系统中运行的，而它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包括这个总体，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相互翻译的。就这种差异延伸到生命的各个方面而言，事物实际上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首先，如果各种文化中的认知禀赋在这种作为唯一真理的宇宙中变化得如此之大，那么其结论便是，它们的所有文化（最多有一个例外）必定在认知上是错误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它们在掌握其他文化上的无能充其量使得它们成为不完善的。在这种假定中没有任何荒谬的东西，或者至少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如果各种社会的认知禀赋极为不同，还会有更多的困难，由于某些明显的理由，在跨文化的人类学实践中可能还有一些困难。
在我看来，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没有任何人类学家在进行实地社会调查归来时写出如下报告：他们的概念是如此地异化，以致于不可能描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亲属关系、他们的各种仪式……据我所知，对这种失败的整体上的承认还没有任何记录。或许人类学部门所应用的制裁太严厉了？或许这类人类学的失败没有展示他们的论点，或者甚至在进行社会调查归来之后根本没有写报告。它从未出现的情况当然没有得到证实；即使它出现过，与特殊调查者的缺陷相对而言，也不能证实这是由于这些材料固有的不可接受性所造成的。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承认理解上的部分失败：“我简直不能想象情况会是这样，一个西非的部落，竟然会谈论清洗他们的灵魂”；“我原以为我非常了解喜马拉雅山上的山民，因为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但是当有一户人家中死了人时，我从他们的反应中感到我什么也不懂”；等等。这类有偏见的不理解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根据我目前的了解，它们至少并没有阻止对那个社会群体的社会生活和语言等大部分说明的拟定。我曾听一位刚从新几内亚一个只是新近才发现的部落中考察回来的人类学家说，他们的思维方式确实是“非常非常遥远”，意思是说他所付出的辛苦比他与“较近的”文化群体的其他实地经历要大得多；但是他并没有报告失败。
我认为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并且还包含其他意蕴（至少它能表示，在事实上我们不是如此时我们所理解的自以为是和某种误导的假定）；但是，关于相对主义哲学家（他们经常从“生命形式”的终极性和自我满足之类教条开始）的那种通常相当先验的推理，我们或许会期望这类失败更为司空见惯或习以为常。根据这种哲学来看，真正令人困惑的恰恰是以文化B解释文化A方面的成功。然而，这种书太多，已经令书架不堪重负了。
所以，事情的真相在我看来是这样的：相对主义的问题，以及人类共相的存在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相对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否只有一个世界；实在所具有的全部有差异的外观归根结底是否能够表示为（当它们被误解时就不考虑那些情形）是同一个客观世界的不同方面，这个世界的差异本身可以根据这个世界的特性或规律得以解释。在这种唯一的实在中坚持这种信念，即使没有正式的强迫，也有某些合理的有说服力的理由。
但是，这与那种关于人是不是唯一的，在基本特征方面人性是否内在地相同，而且或许还是外在唯一的问题（所有人是否相同，所有非人类的东西是否不同），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不仅关于是否只有一个世界和是否所有人类都是相似的这两个问题不是同一的，而且在我看来，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依赖于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这种广泛误解的假定被完全误解了。根据我的观点，从将要给出的理由来说，所获得的恰恰是相反的关系：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依对第二个问题的否定回答为转移。世界的唯一性以人的差异性、非共相为转移。世界只有一个，而人则有许多；而且就是因为有许多种人，才只有一个世界。因为唯一的世界仅仅是一些人的成就；如果人与文化不是有差异的，这种单一的世界就决不会形成，因为社会形式的差异还不足以击中这种特殊的世界；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关于该事物的本质的。但是这种悖论性的观点需要澄清和得到保护。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对人的差异性、对人的概念或其他禀赋的巨大差异进行探究（有人倾向于说是调情）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是在一个统一的世界背景中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这种假定作为某种挑战的后果成为有意识的和清楚明白的，那么就可以得到如下辩护：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些别的什么事情呢？除了我们在其中得以训练的那种科学的和学者传统的共同世界和假定存在的日常世界以外，你们想让我们到其他什么地方去进行我们对人的差异性的研究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地承认共有的世界不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如果我们的研究引导我们总结说人的差异是不可还原的，而且每一种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那么我们将接受和认可那种人类、幻想和世界的多重性，并拒绝赋予这种唯一的世界，其中我们的探究是原初地进行的，具有任何种特殊的状态。它是我们进入具有许多房间的大厦的门户，但是一旦我们安全地身处其中，我们就会看到它不是唯一的或有特权的大门。这个梯子在我们登上以后就可以扔掉……
或许这种态度是可能的。但是我对此有怀疑。我认为我们对这个唯一的世界的依附比这要深远得多和更为有意义，在这种唯一的世界中，对人的差异性并因而对他的幻想的差异性的研究能得以进行。它不是一个一般的世界；它正是那个世界。
在讨论为什么这应当是如此之前，或许需要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考虑这个世界（即那个世界）像什么：它的一般特征是什么？
这个有特权的世界是一个公共的和对称的世界：其对称表现在，它在其自身中不包含任何有特权的地方、时间、个体或群体，它们将会允许认知的论断免除检验或细究。相反，所有论断和全部证据注定在最终是相等的：当然其中有些由于过去的区别会得到特殊对待，有些会被人嘲笑；在智力事物中如在社会事物中一样，平等远远不是完善的。但是观念就是因此而是观念：它们的地位差异不是绝对的、完全的和永恒的。实在不是居于最高位的，没有在尊严和获得仔细观察上形成层次，正像它在其他更传统的幻想中一样。在心灵共和国的文明成员中，已经认识到原则上没有任何观念如此愚蠢，以致根本不值得倾听，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高尚因而能免于讨论。所有事物都必须服从于同一证据的基础。严格地说，这意味着任何东西都不是神圣的。正当的认知行为或态度，合适的认识论规则的遵守，使世俗化的世界铸成它们自己的不可逃脱的阴影。证据反过来被打碎成小小的组件，不允许免于细查。实践或许不会完全与这种理想相等，但是它也不会与之相冲突。
不妨说，全部理想和证据的最终民事权利的平等不是我们这个共有的和唯一的世界的唯一特征。它还具有一些似乎更直接地附着于世界的要素而不是关于世界的观念的品质（尽管这种区别本身可能是有疑问的）。这些实在的品质是什么？有一种行为的条理性是：假定相同的原因将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因而使得概括和理论建构成为可能。这一特征通常被给予诸如自然的秩序或充足理由原则，而且无疑还有其他概括。
世界的条理性还被设想为是系统的：不仅有一种引起规则被发现，而且它们还组成一个系统，因而如果我们的探索是成功的，更具体的规则最终将会被证明为是更一般的规则的必然结果。从理想上说，该系统甚至有可能在某一天被证明为拥有某种最高点，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同时，我们确实拥有的它的某些部分似乎指向了这种最高点，并且似乎促使我们继续追求之。
对于这样一个世界，除了这种偶发事件之外，我们有什么理由必须相信它及其唯一合法性，有什么理由必须相信其自身显然不确定且实际上可疑的事实，即它碰巧是一种幻想，我们大多数人至少在工作时间置身其中进行思维和工作？正是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探究人类是否是一个整体。然而它本身只是某些人（包括我们）的世界。它难道不只是我们的幻想，它是事物实际上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倘若如此，为什么？
当然，根本不存在确立这种单一世界或唯一真理的非循环方法。（其他幻想通过它们自身的规则而证实自身，不会根据我们的规则而起作用。因此，任何消灭它们的手法也会打破它们的规则，并因而成为武断的。）但是至少部分地存在着支持这一立场的非武断方法，这些或许是我们所能具有的一切。如果情形是这样的，即存在着一些意识或知识中心，每一个都仿佛插入到一个不同的宇宙程序之中，它们反过来仍然彼此各不相关，那么，就将会那样，而且我们对它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我把下列有魅力的问题搁在一边：即在这个宇宙中，上述句子是否会无论如何都不包含某种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真理，仅仅通过断定它们不是一致的而使这些中心和它们的经验彼此相联系。）但是，那似乎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能够用何种理由来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呢？
有两个趋于一致的证明，认识论的证明和社会学的证明。它们需要简明扼要地加以阐述。
认识论证明。在此我们从最少量的假定开始，以便不以未经证实的假定为基础。最初，任何东西都可能是真的。我们问：当知道我们对信念可能是什么没有任何先验的表示时，我们如何能做出正确的信念选择呢？其答案包含在认识论传统之中，这种传统伴随着现代科学而兴起，在起初它促进科学的前进，而后来则致力于解释科学的奇迹般的成功。
粗略地说，其答案是：消除所有自我维护的循环信念系统。因为自我维护系统的主要手段是一揽子交易原则，该原则产生了自我维护的观念循环，尽可能把信息分散为许多部分，分别地仔细检查每一个项目。这就打破了那种循环，摧毁了那种自我维护。同时，尽管如此，还要假定自然的规则和世界的系统性质，这不是因为它是可研究的，而是因为任何躲避这样一种原则的东西也会躲避真正的知识；如果累积的和可传递的知识是可能的，那么条理性原则也必定适用于它……固有的特质在知识的躯体中没有位置。非对称的、特质的解释是没有价值的——它们不是解释。不可兑换的现金不适合于商业，不可普遍化的解释对于实际的和累积的知识主体来说是无用的。若相同条件不能造成相同结果，那么知识的经验积累将不会使人信服，并且是不可实行的。只有建立在对称性和条理性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才能得以磋商和加以应用。不能在这一假定之内加以处理从而得以改善的材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而要么必须被重新解释，要么被抛弃。
简言之：信息的原子论和解释程序的系统化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作为拥有真正知识的前提条件，否则它们没有一个能够确立。但是，根据推测，它们确实会产生一个唯一的世界，一个主题对唯一的一组法则。信息是原子化的，因而必须减少过多的和隐密的理论负载；理论是系统化的，因而各种不连贯性和假定存在的特质最终将会被消除。
社会学证明。在我们实际的和共有的世界上，各种有差异的文化尽管没有共同的信念，在彼此沟通时却似乎没有多少麻烦。世界包含许多共同体，它们明显地居住在同一个世界上，并在其中进行竞争。有些在认知上是停滞不前的，有一些甚至是倒退的；另一方面，有些则持有巨大的和实际上在增长的认知财富，可以说，它们不仅被信念而且被工作业绩证实了：它的贯彻导致非常有力的技术。对此有一个实际的而不是言词的几乎是普遍的调查：那些不拥有这种知识和技术的人也都在竭力赶上和获得它。
碰巧，那些认知上累积的和强有力的共同体，在它们的严肃的智力生活中，应用了某种大致是在前面我们关于认识论的论证说明中所挑选出来的那种认识论。强有力的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反过来是对信息原子化的探究规则和对称的与条理性的理论建构的考察。
认识论的证明是抽象的，并且就其自身来说，拥有抽象证明的全部弱点。思想的历史必定包含着无数抽象证明的例子，这些证明听上去是非常可信的，但是它们或者不能传达信念，或者最终被证明是假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证明对虚夸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说是粗俗浅薄和实用主义的。
更有甚者，这两者的结合也是极端粗糙的。认识论证明竭力从绝对少的假定开始，而社会学的证明则使其自身成为一种世界的呈现，这种世界是我们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我们共有的世界，其中通常流行着一些未经考察的观点，有时还是在世上流行的一些相当粗糙的世俗价值观。因此，一种从总体上说不切实际的抽象、一种超越全部背景的证明（它们是根据未经考察的“宇宙流亡”而想象出来的）就与建立在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追逐基础上的虚夸粗俗和太过世俗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了。多么奇怪的同伴啊！——但是它们都指向同一种方法，并且共同建造了我们用来选择和接受那唯一的我们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世界的基础。
因此，有鉴于它们并置的生硬、这种奇特的方便联姻的不合理，并且有鉴于它们各自所犯的全部过错，这种结合和它的两个要素是我们所具有的最佳选择，是我们最有可能作出的选择，而且事实上它们共同传达信念，并且我自己倾向于补充说，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或许这对先前的陈述并未增加任何东西（除了自以为是以外）。
但是，如果人们承认，正是靠这种推理方式我们获得了一个单一世界和唯一真理的观点，那么，多少有点悖论性的结论就会因此而出现，即单一世界和单一的人，根本不会结合到一起。相反：这种特殊的思想类型只产生了这种唯一的、趋于一致的和累积的世界，它是人类认知的目标，而这种思想模式并没有在人类之间普遍扩散。相反，它只是许多传统之中的一种传统，一种非常不典型的传统。它过去一直在流行着，而且我们认为它是合法的。在它之中，并且根据它的术语，我们对其他曾经是它的对手的各种幻想进行调查研究。它提供了单一的背景，在其中我们研究和解释全部其他幻想。我们并没有仅仅因为它流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但事实是它创造了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帮助它的拥护者流行，这也不可辩驳地构成了一种思考。
这一立场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实用主义。从一方面来说，正如已经指明的那样，实际的成功仅仅是一种考虑。这一观点断言，一种给定的幻想是合法的，并因而在实际上是有效的，但是它并没有确证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效的科学确实增加了拥有它的那一物种的生存前景。由于核武器或其他方式或生态环境的灾难，人类的自我毁灭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或许有可能就发生在后科学时代，而先前的人类并不拥有摧毁它自身的力量，并且由于它的分散，它实质上无疑不会面临任何外部力量的摧毁。所以，如果真理等于那种能增加生存的可能性的话，那么，科学无疑是不合标准的。
但是，从哲学上说，或许最有意义的和最大的差异要以下述事实为转移：与进化论的和黑格尔式的思想模式中的各种有关困境相同，实用主义认为真正的认知幻想，或者勿宁说认知实践，是某种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对实用主义来说，还包括生物的历史），只是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变得更加有效和明显而已。在对这种观点的一种著名的阐述中，阿米巴虫与爱因斯坦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所有真正的知识来说都是关键（即试错法）。根据这里所倡导的观点和作为我们用来克服相对主义或许能这样做的（唯一）方法，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确的幻想或认知类型会出现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并因而会引进一种历史上激进的不连续性。正像它在空间上不是普遍的一样（它是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特性）它在时间上也不是普遍的。实用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相信某种永恒的进化；有效的思想方式或它的潜在的终极原则是由外部的重复来确认的，且它的权威是靠这种重复来强化的。根据现在的观点，没有任何这类重复出现强调这样一种真幻想。这种区别是19世纪与20世纪哲学的历史作用所具有的重大区别。20世纪的幻想还没有从哲学上得以合适的阐述。
因此，人的单一性并非是由世界或真理的唯一性所要求的。这些起初只是由反常的少数派所拥有的，而且它们既没有得到人类共相的赞同，也没有得到时间中的永恒性的支持。这一幻想是以简要地勾勒出的相当不同的方式得到支持的，如果合法的话，对此我持肯定态度。
因此可以说，单一模式的人的共相对哲学的目的（克服相对主义）来说不是所要求的，因为我怀疑它通常是被引进的。但是，不论它是否被这一目的所要求，它也具有内在的和本质的兴趣，值得为其自身原因进行考察。所以，就单一人类模式而言，其起作用的状态是什么？
对此，（至少）有两种研究方法：首先，通过追问人类是否具有明显的以及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否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其次，在解释原则或机制方面是否具有潜在的同一性和相似性。而且，当然，在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都能分别地追问人类行为和经验的各种不同方面，其答案有可能在各个领域都各不相同。
在各个领域对这一现象的合适研究只能由该领域中的优秀专家来进行。然而，当这种研究完成后，非专业人员对这些发现所提出的东西给予一般的引人注目的概观，或许是有益的。
在诸如感官的可感知性和肌肉运动性能领域，差异是存在的，但并不是非常强烈的或广泛的。在这些领域中，确定它们的位置似乎比确定文化之间或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还要难。而且，当它们出现时，期望这些差异由譬如气候或社会环境对基本相似的潜在生理禀赋的冲击来解释似乎是合理的。因此，这些差异不是明显的，而且它们进一步倾向于在随后的解释层次中得以消除。换言之：人们似乎是在完全相同的世界上并用同样的体力禀赋进行活动的。
另一方面，文化之间真正巨大的差异往往出现在其他特定区域，在这里，人们倾向于说，社会很容易沉迷于它们的幻想：如在神话学、宇宙学、形而上学以及某种程度上在社会的、政治的、仪式的组织之中。社会幻想中各种复杂文化之间意义重大的和巨大的差异相当明显：当它们用彼此的语言翻译它们的学说时，最终的翻译结果有时听起来确实非常奇怪。然而，这些翻译却广泛地被那些懂两种语言的人或两种文化的人认为是相当精确的。在这一领域，认为奇怪的人或事只是由于误译而开始出现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和难以维持的。
当需要确认和解释“原始”民族（即那些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和神职人员整理那种观点的民族）的“世界观”时，这种情形就有点困难和复杂了。在这里，这种解释和系统化是由局外人（或者由那些局外人所训练的人）进行的，因而认为这种奇怪的人或事存在于翻译之中而不是所翻译的观点之中的观点，便获得某种表面上的合理性。例如，在何种意义上，一位不是神学家、并且他所在的社会中也没有神学家的部落成员能够被赋予神学（这种神学，局外人根据其仪式或神话来看，似乎是深信不疑的）的荣誉？对于那些生活在简单社会中的人们所拥有的一度时髦的“原始精神”属性来说，这一问题是相当贴切的；但是它对于更为晚近的科学和试验精神属性的复兴来说同样贴切。这一问题是悬而未决的，从方法论上说是困难的。人们发现这些野蛮人如何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人们是否做什么为转换的（这不奇怪——他在同一个世界像我们一样行动，并且以同样方式行动），或者是以他说了什么话为转移的（非常奇怪的是大多数靠翻译），或者是以对他所说的话的功能主义解释为转移的（这不奇怪），或者最终人们是否被那种虽然奇怪但那种陈述是受背景所限制的思想所支配（因而也不奇怪）。然而，如果那种陈述被解释得与日常的普通陈述相一致的话，这种仪式对他的冲击是以它在他听起来也是奇怪的为转移的——因而它也是奇怪的。就我所能看到的程度而言，你可以挑选和决定以哪个复杂层次作为你选择的落脚点，并因而挑选和决定你要达到哪种结论。
因此，在此作一总结：感觉和运动肌肉层次上较小的和不妨说可解释的区别；自我意识层次上的重大区别，它用整理过的有效信念标准去整理文明——这虽然有趣，但同时却存在着对可翻译性的某种非常合适的测量，它会促使这种分歧扩大。（可译性似乎并不意味着一致性。）有各种各样的“可译性”——从给出在自己语言中可接受的对等词，到宣称“它们说如此如此，把我们语言中似乎如此这般的对等物结合起来，其方式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他们似乎有意义。”在这些极端之间，在处理其本身不整理它们自己的观点的社会时，人们不清楚他们要说什么：其答案似乎是以我们如何为他们整理他们的观点为转移的。
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差别是那些或许可被称为正确性检测系统（用来扩展和确定新项目的接受程序和原则）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原始社会不整理这些，因而它们只能从它们的实践中来抽取，它们不需要是一致的。读写能力，通过在习俗之外创造一种规范，确切地说，提供稳定这类规范的某种手段，是相当重要的。然而最终它却是确立和建构那种著名的累积式认知方式（原子的和对称的）的基础，它造成了那些方式之间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分界处。正是在这时某些人的实践最终造成了一个世界。
大体上说，这些就是现象层次或描述层次的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解释层次或结构层次的差别怎么样呢？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或许可作为一种有用的基础，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论述了人的共相和唯一性问题。如果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语言能力就可由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同一的某种内在禀赋来解释，但是这种禀赋不是任何其他器官所共有的。确认这种禀赋的论证是简单而重要的：学习语言的儿童所能获得的根据是非常不完全的和脆弱的，因而从这种根据到内化为生成无限话语时所涉及的成人语言使用所运用的复杂语法规则的过渡，有一个真正巨大的飞跃。但是，不管婴儿有任何基因背景，不管他们置身于任何语言之中，似乎都能完成这种过渡：因此，不仅存在一个巨大飞跃，这种飞跃没有潜在能力的帮助就不可能得到解释，而且它似乎也是由全体人类所完成的同样的飞跃。如果一把潜在的钥匙能打开许多大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锁是一样的。
这一理论断言，这种飞跃是朝向同一个潜在的语言结构的。因此，获得对个别语言的特有品质的相似性必定由于某种原因而可解释为反复使用同一共有的内在原则的结果，正像同样的砖块可用于建造不同的结构一样，或者换言之，正像某物只要求很少的因而或许不太神秘的“飞跃”一样，结果它们或许是可解释的，而不必求助于对特殊的内在语言禀赋的假定。在非专业人员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困难的项目：语言的特质方面也似乎是最复杂的，除了它们具有的复杂性，和以所表明的方式解释它们的全部前景以外，其他都是未定的。我怀疑对内在禀赋的论证即使对最小的“飞跃”来说是否也失去了它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难题留给结构语言学家。我们现在对这一理论的应用是一种评判标准，它在实践上并不要求那个理论是真的或者被证实。
虽然把某种泛人类的共有机制假定为是对人类语言禀赋的解释，然而该理论同时又坚持人类语言和动物的交流系统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间断性。因此，关于这一理论，在语言现象领域，有一种机制对全部人类提供了解释，除了人类什么也没有解释。这种情形可以用图来表示（图1），其中横线阴影代表人性，竖线阴影是该理论所代表的东西。 如果B表示顶点或种类，包括所有生命或生物现象，而H和L 分别代表人类和语言现象，那么，H和L所覆盖的区域就是一致的，并且共同构成了生物的某一部分。更简要地说：人的分类与合适的语言使用者的分类是同一个分类。
人的唯一性命题，或“人类共相”存在的命题，或许意味着这种一致在语言或其他行为领域存在着。从图上看，它意味着横向阴影若再次覆盖了人性，而竖向阴影覆盖了某种解释理论的应用领域，那么，人们就可要求这些情形不应出现，它可由图2表示：
但是，似乎显而易见的是，类型Ⅰ的非一致确实出现了：人类显然同其他有机体一样具有生理机制。人们倾向于说这些机制解释了那些不是典型的人类行为的方面。但是，只要“典型的人类”行为需要由典型的人类解释机制来解释，那么，这种唯一性假定显然就有成为同语反复的危险。
类型Ⅱ的非一致性引起的问题更复杂，类型Ⅲ也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类型Ⅱ的解释机制或结构显然也存在着。假定一个政治人类学家或政治学家发展出一种有关政治组织的全部可能形式的理论，通过把进入政治构成之中的要素分离出来，并因而推论出由它们的各种组合所产生的所有可能形式。这种理论（如果这些要素被正确地分离，它们的可能组合方式被正确地描述）将构成对可能的政治形式的某种解释，但是显然它不会对社会覆盖得太小或太偏离中心，以致根本不能具有某种状态。这种理论与“人类的共相”命题会发生矛盾吗？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非一致性的类型Ⅲ。某些解释机制或原则完全有可能既应用于某些人类社会，也应用于某些非人类社会（比如灵长目动物或昆虫）。这与“人类的共相”是相矛盾的吗？
再者，如果被仅仅归结为如下假定的话，这一命题也有成为同语反复的危险：在某些领域有一些（非特殊的）人类解释的共相，包括全部人类，但是没有排除仅仅在其他领域中某些人的重要的特定解释的可能性。也许，那些赞成“共相”观念的人所意指的东西意味着在那些重要领域（政治、亲属关系、经济、神学、仪式——或者在所有这些领域，或者更委婉地说在它们之中的某些领域），同样的原则对全部人类社会都起作用：如果人的唯一性可以加上共相，它们就只会在人类社会起作用。支持或反对这种观点的证据是什么呢？
在一定程度上，这将再次被证明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下定义的问题。如果某些组织原则仅仅适用于譬如说某些农业社会，或适用于一定规模以上的社会，那么，尽管如此，如果缺乏某种因素或变量（如农业、规模）本身，作为一种可能变元，包括在由该理论中的要素所“产生的”这些情形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前农业的或较小的社会就能结合在这种图表之中。
简言之，由于这些理论竭力谋求一致，关于人类统一的问题在解释层次上就具有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回答的危险，成为一种仅仅反映我们对一元解释的理论渴望。
尽管如此，我认为那些断言人类统一性命题的人在心目中有一种重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以基因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的区别为转移：他们所断言的观点是，社会形式可以说对于供给于它的个体人类材料是漠不关心的。正像任何人都能在任何语言环境中长大一样，任何社会构成也都不会依赖于组成它的人的基因的特殊性。有许多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假定：人类行为的差异似乎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并且其影响达到它对个体基因禀赋所不能再大的程度。世界各个地区产生了大多数创新，它们潜在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中，其本身是不久以前的文化的倒退，然而它们的“基因池”不可能迅速改变。（如果有什么改变，人们可以认为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和僧侣们的独身生活可能会使他们退化。）
同时，这种论证要求细致。基因禀赋给能力强加了一种最高限度，即使社会文化因素在那种最高限度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具有的平均能力较高，那么也许就比较低能力的共同体具有一种不同范围的可能能力。一个社会群体如果人为地补充譬如说物理学教授，那么就有可能在下一代具有与随机选择的群体不同的可能的能力范围，即使这新的两代人接受同样的训练。
换言之，如果某些潜在能力在基因上是有局限的（确切地说，如果这些局限性不是绝对平均地分布的话），这些实际上似乎是合理的或可信的，并且如果这些共同体得以补充以便加重这种不平均的分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有可能有一个非普遍的社会学。然而这不像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尽管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种基因最高限度在所有人类中都是绝对平均的，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具有整体的平均分布（这种假定是相当不可信的），然而，不同时代同样的和基因上连续的共同体在能力上的差异，要比在先天禀赋中能力分布有差异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因而为大多数难题寻找基因解释似乎是一种糟糕的战略。此外，在我看来，这种基因的不平均绝不可能与这些共同体的历史行为有关。通常，这两件事有可能是逆相关的。例如：在潜在的著名足球选手身上某些基因池必定比其他基因池丰富。但是，这种才能的高度集中点，是否也有可能是历史上出现足球的地方？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其他文化成就。但是，把任何对基因前提的兴趣都视为逻辑上荒谬的，这也是错误的。
那些拒绝它的人进一步提出了可被称之为连续性假定的东西，这种假定至少有两个方面：尽管那种基因最高限度假定为可以改变，而且它的分布不一定比地球表面总体上更为平均，然而，它只是在统计学上是可改变的，并且这种平均不是绝对的。譬如，如果一种给定的社会行动要求出现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个体，即在某些特殊行动上具有较高的最高限度，那么，保证某些这类个体被发现所要求的数量，在不同人类群体中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一个给定的社会行动要求出现譬如五个具有不同寻常的数学潜能的人，那么，应当包含五个这类人才所要求的人口规模可能在世界不同部分中有所不同，但是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连续性命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尽管人类行动或个体的最高限度有所不同，它们的变化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种类上。说话能力与诸如莎士比亚使用语言的能力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与是否具有说话的潜力之间的区别相比远不是根本的。并非所有人都是莎士比亚，但是所有神志正常的健康人都有说话能力。社会形式的基因前提构成了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潜能。
在这种连续性命题的两个方面中，哪一方面都没有得到精确的阐述；或许在原则上就不可能做到精确阐述。一般地说，程度上的区别与种类上的区别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尽管有这种不精确性，对这种连续性命题仍有某种类似于中性的解释；并且假定它所坚持的观点是真的也是合理的。换言之，仅仅存在适用于某些人类社会的解释图式，如果这类图式确实存在的话，并不需要分布于某种人类要素的非共相之中，而仅仅需要分布于社会组织某些形式的特殊性之中，它无论如何对同样环境中的全部人类成员都保持着开放性。
据我所知，这些就是表明关于“人类共相”问题之重要性的那些观念或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但它几乎是不能解决的。现在，重述要点如下：
相对主义的难题和存在着人类的共相的难题不是同一个问题。
“人类共相”理论通常潜在地与人的唯一性问题相结合：这种观点不仅从本质上说是指人性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而且是指它不存在于任何其他事物之中。
共相在现象层次上是非常成问题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在解释层次上，这一概念是完整的和难解的。
相对主义问题的解决不以人类共相的建立为转移。如果它有某种解决办法，那么这种办法一定存在于别处。
相对主义是关于一个世界存在的理论：而且这个世界的概念上的一致性，严格地说，是一种特殊思想方式的产物，它不是人类中的共相，而是文化上的特殊性。
但是，这反过来实际上并不败坏共相命题：因为尽管这个世界概念上的一致性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事实上现在普遍地混淆了这一概念。
科学需要一个世界。它不需要其中只有一种人。但是一种人在过去确实创造了一种单一的世界。他的历史地位或许是唯一的，他的基本构造却不是。这种单一世界似乎是由他们中的全部成员逐步接受的，并且似乎明显地被所有人都接受了。
（E.GELLNER，RELATIVISM AND UNIVERSALS，原 载 M.HOLLIS &S.LUKES ED.，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杨富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