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研发投入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Romer，1990)，而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则是技术和知识的主要源泉。对于企业而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产品与服务的高技术含量是关键竞争优势。尽管如此，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许多企业并不积极投入研发创新项目。“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研发活动是生产技术知识或信息的活动，而技术知识或信息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地方在于其具有溢出效应，其他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学习或者模仿。因此，研发活动的从事者在承担所有研发成本的情况下，却不能完全占有研发活动所带来的全部利益，故其个人收益一般会小于社会收益(Arrow，1962)，这一点在产权保护不受重视的地区尤为明显。 其次，研发活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是由于研发活动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帮助。原因在于：第一，研发活动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得投资者很难判断其潜在价值，与此同时，企业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也不愿意向外部投资者透露详细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更可能将资金投入其他项目；第二，研发项目中有许多设备不能重新配置，属于沉没成本，而投资者为了投资安全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可流动资产中，这样即使项目失败，这些资产依然能继续使用(Czarnitzki and Hottenrott，2010)。 考虑到研发活动的重要性和“市场失灵”的影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或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力量。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政策来推动企业的研发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激励政策就是税收政策和直接补助。但是，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却不一定符合政府最初的目标，考察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就成为目前企业创新研究的焦点，而这一点在中国更为突出。一方面，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愈加突出；另一方面，相比于那些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市场体制和产权制度还不完善，“市场失灵”现象更为明显，企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就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研发激励政策能否抑制“市场失灵”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刺激企业的研发投资，将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相较国有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仅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中日益重要，而且因其处于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企业自主研发在研究上也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因此，本文将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政府直接研发补助政策对民营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具体来说，即探讨政府补助对于民营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所谓“激励效应”，是指企业在获得政府研发补助的情况下，企业自身的研发投资强度将比在没有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更高，而“挤出效应”则意味着政府研发补助部分或者完全替代了企业自身对研发的投入。对于这一问题，国外有大量经验研究，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David，et al.，2000；Zuniga-Vicente，et al.，2014)，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往往忽视了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系统的相关属性对研发活动产生的影响。令人困惑的是，尽管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包括在促进或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方面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关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就更少，并且即便是这些少量的研究，却因要么使用上市公司数据，要么使用某一行业(如高科技企业)数据，其研究结果难以推广到一般民营企业。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全国性的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通过Tobit模型分析，试图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系统的异质性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布兰克和斯蒂格勒1957年的研究最早探讨了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此后相关研究越来越丰富，但是研究结果却不相同(Zuniga-Vicente，et al.，2014)。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助从几个方面有助于刺激企业研发投入：首先，政府补助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对于那些不曾有过研发的企业来说，用政府补助购买研发设备，相当于降低了沉没成本(Lach，2002)；对于那些研发投入本来就较多的企业，政府补助相当于降低了研发的边际成本(Lee，2011)。其次，政府补助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产品的市场不确定性，提高预期收益。因为当政府对某个研发项目进行资助时，意味着政府可能对该项目的研发成果具有一定兴趣，从而增加了该企业未来的市场需求，使得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预期回报增加(Czarnitzki and Toole，2007；Lee，2011)。再次，政府在直接补助的同时可能与企业分享相关研发项目的信息，从而降低了研发失败的风险(Lach，2002)。综上，政府补助减少了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从而使得原来利润率较低的研发项目变得有利可图，因此企业会积极增加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政策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政府的补助政策可能会增加整个行业的研发需求，从而提高研发成本。例如，研发人员由于需求提升而要求涨工资，如果企业要扩大研发项目就会增加边际成本，因而企业更可能把自身资金投入其他项目。第二，政府在选择资助对象时，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研发成功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本身可能具有良好的研发基础，在接受了政府补助之后，自身不需要投入太多就可以完成预期的研发活动，尤其当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原本就是企业打算开展的研发项目时，企业更愿意将多余资金转向其他活动。第三，由于从政府获得补助的代价要小于从市场获得资本的代价，因此很多企业为了缓解内部资金压力而去申请政府研发补助，这样的话，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后可能不仅不投入研发活动，反而会转移政府补助到其他项目上(Lach，2002；Guellec and Potterie，2003)。 这一争论在经验研究中得到延续。一项最近的文献回顾对近50年来的经验研究进行了梳理，该文发现，在76项企业层面的研究中，有48项研究支持政府补助能够刺激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而有15项研究支持“挤出效应”，剩下的13项研究则认为没有显著影响(Zuniga-Vicente，et al.，2014)。基于中国数据得到的结论则普遍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支出具有激励效应(Hu，2001；朱平芳、徐伟民，2003；戴晨、刘怡，2008；解维敏等，2009)，只有郑绪涛(2009)的研究发现，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研发活动有部分的“挤出效应”。 综上，可以看出：第一，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至少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即研发成本、预期收益和风险偏好；第二，不同的研究对于这些机制的作用存在不同的结论。一般来说，当研发成本降低，预期收益升高，企业偏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并愿意因此承担风险时，企业研发投入就会增加，但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结果就有可能改变。因此，本文认为，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到了政府补助作用的机制，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关注两个基本原因：第一，由于不同研究使用的样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采用的变量和模型也不一致，因此，结果自然也不尽一致。第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政府补助作用的机制，却忽视了企业组织系统的异质性对这些机制作用的影响，因而使得分析无法深入。例如，不同企业所固有的风险偏好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效应，当企业偏向长期发展战略时，政府补助将会产生“激励效应”，但当企业仅仅是为了缓解资金紧张而申请政府补助时，政府补助更可能发挥“挤出效应”；其次，政府补助带来的研发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变化也会因为企业系统的差异而不同，例如，政府研发补助虽然可能直接降低企业研发的边际成本，但也可能因此增加对行业内研发人员的需求，从而增加企业研发成本(Lach，2002)。因此，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实际作用只有放到具体的企业系统中考察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才能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目前国外已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企业受资助的历史、企业研发项目的异质性、行业与市场特征等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Aschhoff，2009；Lee，2011；Zuniga-Vicente，et al.，2014)，但国内尚鲜有研究关注企业系统各维度的调节作用。从组织学的理论出发，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分别关注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人的行为、组织环境的制约(斯科特、戴维斯，2011：25-30)，而这三个维度的差异也是任何组织系统(包括企业)异质性的主要来源。本文将从企业决策者、企业资源结构和企业环境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基于既有研究的主要结论，本文首先提出一个基本假设： 假设1：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 (一)企业决策者 “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在组织战略选择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战略选择是基于自身对其面临的战略环境的个性化解释，而这些个性化解释是高层管理者的经验、价值观和个性的函数(Hambrick and Mason，1984；Hambrick，2007)。沿用这一理论框架，许多学者探讨了高层管理团队和企业创新研发之间的关系。由于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庭、家族拥有的形式(储小平，2000)，故而企业主在企业经营上被认为具有决定性地位(郑伯埙，1995)。本文认为，企业主的个人特征会影响其风险偏好，并进而影响企业的研发战略选择。这里将主要讨论企业主的教育水平与政治联系的具体作用。 一般认为，创新机会的发现需要决策者具有必要的机会识别能力和认知能力，而这与其所接受的教育和学习密切相关。教育水平高的决策者一般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更乐于接受改变与创新，因此对研发投资表现得更加积极(Hambrick and Mason，1984；Wally and Baum，1994；文芳、胡玉明，2009；宁静、井润田，2009)。因此，本文认为，当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时，该企业将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实现创新，但只有那些教育水平较高的企业主乐于接受创新和承担研发风险，并将企业自身的资源投入研发活动中。因而本文提出： 假设2：在企业主教育水平更高的企业中，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在当前经济转型期，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其中很多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种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关键视角。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转变，但是国家依然垄断着很多重要资源(郝大海、李路路，2006)，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依然存在很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有效手段。大量研究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税收(吴文峰等，2009；罗党论、魏翥，2012)、外部融资(胡旭阳，2006；余明桂、潘红波，2008)以及进入垄断行业(罗党论、刘晓龙，2009)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在缺乏完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政治联系还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替代机制，对企业提供产权等相关的非正式保护，从而减少了不健全的法律体系对研发创新活动的阻碍(梁强等，2011；江雅雯等，2012)。因此，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家在研发活动中表现出某种更加积极的行为，更愿意把创新研发作为维持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在获得政府补助后还会追加投入，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激励效应。 但是，也有学者发现，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往往更多地导致一种寻租行为。当企业家利用政治联系获取到企业发展的政策、信息、资金等资源优势后，往往选择经营风险低、市场稳定、获利快的项目，而不是风险高、研发周期长、市场不确定的技术创新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在将政府研发补助用于创新研发活动后，就不再投入自己的资金，甚至可能将政府补助转移到那些风险低、获利快的项目上。如此，政府研发补助不一定会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反而会产生“挤出效应”，使企业减少研发投入(陈爽英等，2010，2012；刘忻、杨德伟，2012)。目前还很难判断企业家的政治参与状况究竟会导致哪一种结果，因此，本文提出两个相互竞争的假设： 假设3.1：在企业主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中，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假设3.2：在企业主不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中，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企业资源禀赋结构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的资源是企业制定及实施战略的基础，那些掌握有价值的、稀少的、不可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Barney，1991；Habbershon and Williams，1999；Habbershon，et al.，2003)。虽然研发创新活动是企业维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但是研发创新的成功需要大量、持续的资源予以支持，因此，企业的资源禀赋结构将会影响企业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并进而影响企业实际的研发投入。 企业规模能够综合反映一个企业的资源禀赋。熊彼特开创了创新与企业规模相关性研究的先河，他从创新资源需求特征出发，强调足够大的企业规模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是创新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著名的“熊彼特假说”，即规模大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熊彼特假说(王任飞，2005；周黎安、罗凯，2005)，这些研究认为，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征，大规模企业具有的资源禀赋相对较高，在技术力量与资金保障方面占有优势，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比较强，因此研发投入将随着企业规模而呈现同方向变化趋势。但更多研究则认为，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关系(金玲娣、陈国宏，2001；柴俊武、万迪昉，2003；安同良等，2005；朱恒鹏，2006)，因为小企业行为更灵活，对外界反应更快，它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更具有行为优势。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在研发创新活动中，大企业具有物质优势，而小企业具有行为优势，甚至更具企业家精神，因为同大企业相比，小企业要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其产品中的专有技术含量非常重要。因此，小企业一旦通过政府补助政策弥补了自身在资源禀赋上的劣势后，其对研发投入的态度将更为积极(金玲娣、陈国宏，2001)。就大型企业而言，由于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企业参与研发活动的动力将会减弱(柴俊武、万迪昉，2003)。这一点在国外研究中已有发现。这些研究认为，由于研发投入成本较高，对一些小公司而言，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可能不会启动研发项目；但是对大公司而言，由于资本较为充足，即使没有政府资助，也会有固定的研发投入，政府资助反而可能会减少企业自身的投入，因此，政府补助的激励效应更适用于小型企业(Lach，2002；González and Pazó，2008)。本文将依据中国民营企业的数据对此予以检验，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在规模更小的企业中，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同样基于资源基础视角，国外一些学者发现，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企业研发活动将主要依赖企业内部资金。企业内部资金紧张将会阻碍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因为一旦企业资金紧张，研发活动就不得不中断，而之前的研发投入就会成为沉没成本。因此，内部资金紧张的企业其研发投资强度将低于那些资金宽裕的企业(Czarnitzki，et al.，2011)。但是，政府补助可以缓解资金紧张对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Hyytinen and Toivanen，2005；Zuniga-Vicente，et al.，2014)，因为当企业因资金紧张而中断研发活动时，政府补助可以帮助暂时补充，直到企业流动资金充裕，可以再次投入研发，从而显著降低研发活动的边际沉没成本。但这种作用在资金充裕的企业并不明显，因为其内部资金可以保证研发活动的持续，研发前期的投入成为沉没成本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5：在资金紧张的企业中，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三)市场环境 组织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企业制度环境是研究企业组织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如果我们将企业看作一个开放系统，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发展战略只有与企业制度环境相匹配才最具有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不同区域由于引入市场机制的时机不同、程度不同、速度不同，因而在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程度上也不同(郝大海、李路路，2006)。那么，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有什么差异呢？ 许多研究都发现，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企业投入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更高(廖开容、陈爽英，2011；蔡地等，2012；江雅雯等，2012)。这是因为：第一，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为完善，能够形成较为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机制。诺斯(1991)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西方社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在于产权制度的建立，只有当个人能够拥有明确的产权时，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由此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研发创新成果在缺乏相关完善制度保护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别的企业所模仿甚至盗取，这样的话，企业研发成果的预期收益就会下降，企业家也就没有意愿和动力进行更多的研发投资活动。 第二，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较少，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要想在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也必须增加足够的研发投入来保证创新活动。已有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压力大的企业更愿意投资研发活动(朱恒鹏，2006；Lee，2011)，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促进技术创新(Eicher and Kim，1999：21-41)。相反，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资源的分配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政府手中，当地的法律系统和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民营企业难以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以及法律保护，因而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非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即使研发成功也不一定会带来很高的收益，这就影响到企业的风险偏好，企业可能更愿意将精力花在与政府建立关系上，而不是投入研发活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产权保护制度更完善，市场竞争程度更高，由于政府补助而提高的企业研发预期收益会更加突出，企业也更倾向于通过增强核心竞争力而不是通过发展政治联系来维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6：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第9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①调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民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来选取民营企业样本，再通过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或称民营企业家。调查范围涵盖中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民营企业，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对中国民营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 610份，剔除变量信息不全的样本后，有效样本为2 594个，其中东、中、西部样本量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56%、24%和20%。 (二)变量 1.因变量 以往诸多研究往往将企业研发总支出与企业销售额之比作为因变量，事实上，企业研发总支出已经包括了政府研发补助，这样的话，即使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的平均研发支出更高，也很难推断是企业自主投入更多还是因为政府研发补助而带来的。由于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补助能否刺激企业自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创新，因此，本文以企业自主研发投资强度(RD)作为因变量，其计算公式为：研发投资强度=(企业自主研发支出/企业年销售收入)×100。其中，企业自主研发支出=企业研发总支出-政府研发补助，若该值为负，说明企业并没有将政府研发补助完全用于研发创新，我们统一将负值设为0；若企业未获得政府补助，则政府补助为0。之所以使用研发投资强度而不是研发支出，是因为相比于研发支出(数值)，研发投资强度(比值)在不同统计模型中的稳定性更高(Cerulli and Potì，2012)。由于研发投资强度右偏分布，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将其取对数后进入模型。 2.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政府研发补助(SUB)。我们将分两个步骤探讨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首先，考察是否获得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其次，针对那些已经获得补助的企业，进一步分析补助额度的影响。问卷包括企业主在技改方面是否得到政府资金支持以及具体额度。我们将是否获得政府补助设置为虚拟变量(SUB1)，若得到资金支持则为1，否则为0；由于政府补助额度(SUB2)差距较大，取对数进入模型。 企业主的个人属性包括教育水平(EDU)以及政治联系(GOV)。本文将企业主教育水平设置为虚拟变量，企业主教育水平为大专、本科或者研究生的设置为1，高中及以下设置为0。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最主要途径，往往被视为企业主具有政治联系的一个具体指标。在本文中，若企业主是某一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该企业主具有政治联系，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 企业资源禀赋结构主要包括企业规模和企业资金状况。本文以企业2009年雇佣员工人数作为企业规模指标(SIZE)。由于企业规模差距较大，我们将其取对数进入模型。本文以企业上一年净利润(PRO)来表示企业资金状况，我们认为，如果企业上一年净利润较多，那么该企业内部流动资金应该不会出现紧张状况。企业上一年所获净利润设置为连续变量，企业净利润为负的一律设置为0，并取对数进入模型。 我们将企业所在地按照通常规范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并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11年度《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发布的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9年度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265)来判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这一市场化指数综合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的因素，反映了各省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相对水平，已被许多研究所使用。统计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市场化指数分别为9.95、7.25、6.19，因此，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最高，中部、西部次之，并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进入模型，以西部地区为参照项。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在行业、企业开业时间(YEAR)以及企业治理结构(BOARD)。由于问卷让企业列出了3个主营行业，因此我们通过3个变量控制企业的行业影响：一是企业是否从事制造业(MANU)，二是企业是否从事多个行业(MIX)，三是企业产品或服务是否涉及高新技术产业(TEC)，②并分别以虚拟变量进入模型。企业开业时间用调查年份(2010年)减去企业开业年份，不足1年的算做1年。企业治理结构主要是指企业是否具有董事会，若有董事会则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有研究认为，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内部的正式制度将有效控制企业经理层的自主性，防止企业经理为了规避研发风险，怠于进行研发投资，因此对于企业研发投资具有积极作用(陈爽英等，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