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为、收入水平及变化趋势_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收入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变动论文,收入水平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4)—08—0052(06)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是中国产业工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这一群体的未来归宿及发展问题，既关系着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就业及收入集中体现着这一群体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是其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其市民化能力的关键。因此，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择业行为与收入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对国家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跨度7年的四次社会调查数据，①通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就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意愿、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就业和收入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以总结和判断。

       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意愿

       1.外出动机

       农村流动劳动者的流动动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因为它是流动者就业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对就业行为的很多方面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如表1所示，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供养家庭”动机的比例比第一代低32.19％，而选择“个体发展”动机的比例比第一代高22.15％。首先，从“供养家庭”动机看，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补贴家用”和“供孩子上学”的比例最高，合计占53.85％，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标依然是维系家庭生存与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过去的成长及打工经历，对孩子的教育较为重视，用打工所获收入保证孩子教育。而新生代农民工“供养家庭”的比例虽然比第一代农民工低很多，但这一比例仍达到40％，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人承担着其农村家庭生存与发展的重负(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研究，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与其拥有的外出劳动力数量有关)。[1]其次，在“个体发展”动机上，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比例仅为16.53％，这更加说明绝大多数的第一代农民工是背负着家庭责任外出的；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38.68％，比前者高22个百分点，表明有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追求个体发展，他们更加注重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寻找个体发展机会的意识强烈。再次，从“其它”选项看，有21％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机上不十分明确，并且占比最高的是“不懂农活、在家无事可干”，这说明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在外出时处于迷惘的状态，这从本质上体现了他们“离农、厌农”的情愫。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在时间、方向上，两代农民工以追求“个体发展”为目标的比例都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至2012年7年间，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增长了4个百分点，新生代的这一比例增长了4.7个百分点，这一变动趋势可能对学界以往的认识带来挑战，这意味着在农民工未来发展问题上，不应将希望全部寄托于新生代农民工，也许一定比例的第一代农民工更有竞争力实现其个体发展目标。实际上，由于子女成家及分家等原因(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村人口的家庭规模已由2006年户均5.11人下降到2007年的4.42人，下降幅度约为14％)，[2]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将逐渐减轻，他们也会像新生代一样，去追求个体发展，而且凭借以往的经历、经验及积累的社会资本等，他们对个体发展目标的确立会更现实、更切合自身实际，也更易实现。

      

       2.择业意愿

       流动者的择业意愿是其流动动因和就业观念的最直接反映。如表2所示，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首先，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较高收入”的比例分别是54.59％、47.34％，而其它选项的比例较为分散，这说明预期的货币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职业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也印证了城乡收入差距或农业与非农收入差距无疑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的最重要因素。十分集中的“较高收入”选择也与表1中“供养家庭”占比最高相一致。同时，在其它比重较高的选项上，两代劳动力都呈现出注重“保障”和“前途”的特点。其次，两代劳动力在择业意愿上的差异也十分清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较高收入”的比例比第一代低7.25％，而选择“有保障”、“轻松舒适”、“有发展前途”、“能获得尊重”、“能从中学到知识、技术”的比例和为47.26％，比第一代高6.03％，总体上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就业保障、个人发展及兴趣爱好的特点。特别在就业的“轻松舒适”上差异非常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为11.85％，而第一代仅为4.9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精神上不如第一代。同时，在“能获得尊重”、“能从中学到知识、技术”选项上，两项的比例虽然都小，但都呈现出第一代的比例高于新生代的特点，这虽然看起来和前述外出动机的比较有矛盾，实际上更能反映出两代农民工对职业“体面”和知识技术重要性的理解差异：第一代的经历及较低的文化程度，使得他们在面对单项选择问题时，往往只能以以往经历的“沉淀”进行选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动机与现实的冲突时，个性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往往会使他们偏向诱惑性导向。再次，从时间方向来看，两代农民工对“较高收入”选项的比例都呈连续递减态势，这表明虽然收入是择业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但其重要性在逐步减弱，他们在注重收入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会考虑就业中的其它事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两代农民工都表现出对“有保障”的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和对“能获得尊重”比例的连续降低。前者反映了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升，“有保障”(可以理解为农民工的收入保障及其它权利保障，以致各类社会保障)成为农民工就业选择中的重要因素，而后者则反映出农民工就业的社会环境在不断趋好。

       由以上分析可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动机、择业意愿方面呈现出基本倾向的一致性(高比例倾向)，但在诸多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基本倾向方面的比例差异)。首先，在外出动机上，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负担上的相对优势，以及成长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追求个体发展，渴望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比例(约21％)的新生代在外出动机上呈现出迷惘状态，“离农、厌农”情愫强烈。其次，在择业意愿上，虽然收入仍是影响两代农民工择业的最重要因素，但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于就业中的各类保障、职业发展前途，以及职业的轻松舒适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

       1.就业行业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流动劳动者主要集中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并多以建筑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表3所示，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就业的比例和分别为84.72％、79.75％，这说明两代农民工大多依然集中在以体力劳动为主或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服务行业就业。其中，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约占40％，其次是服务业和制造业；而新生代依次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并且呈现出就业于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就业于制造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是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不同，其应对劳动力短缺的能力(提升工资水平)也不同。自2007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在建筑业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似乎与以往的经验观察不同，其原因主要在于建筑业(主要是城市房地产业)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当劳动力供给短缺时，其提升工资的空间也较大，再者就是建筑业机械化水平在近些年也有了快速的提高，从而能引致相当数量的新生代投入建筑业。而利润空间相对较小的制造业加薪幅度小，加之枯燥乏味的流水线操作，使得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建筑业。特别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从事技术和管理行当的比例比第一代高5个百分点。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所从事的职业有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他们在逐渐摆脱第一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危险、苦、累的工作，开始选择在相对轻松、工作条件较好、靠技术和脑力赚钱的行业就业，就业环境、就业层次、就业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2.技术水平

       农村流动者的技术水平和就业行业密切相关，他们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就业的行业、岗位甚至收入及未来发展。从现实中可以看出两代农民工中均有一半以上(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更是达到了84％)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技术，而需要较低和较高技术的比例都较低，这与前面所说的两代农民工大多依然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或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服务行业是一致的。尽管如此，新生代农民工所呈现出的就业岗位技术结构还是和第一代有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中“不需要技术”的比例比第一代低23.28％，而“需要较低技术”和“需要较高技术”的比例均高于第一代，其中“需要较高技术”者比第一代高近18％。②这说明和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行业技术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转换。这一点也再次印证了上述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相对轻松、靠技术和脑力赚钱的行业就业，并且随着他们打工资历的提高，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经验，这会使得他们的行业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这是流动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大量农村劳动者弥补正规教育不足的一种途径。

       3.权利保障

       从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未被拖欠工资、签订劳动合同和有工伤保险的比例均高于第一代，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同时也要注意，目前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保障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根据我们所作的调查，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仍然较低，而有工伤保险的比例更低(分别为20％、23％)；根据有关报道，在许多生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仍然普遍。这一方面反映了用工单位还是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性，相关监管部门也存在着失职之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仍显不足。但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是明显高于第一代。

      

       4.流动去向和职业稳定性

       如表5所示，从流动去向看，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在省内、外大中城市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7.13％、87.36％，说明农民工依然主要倾向于跨区域、远距离打工。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流向省外城市的比例比第一代高14.74％，而流向省内县、镇的比例比第一代低10.23％，并且其流向省外城市的比例随时间呈上升趋势，而流向省内大中城市和县镇的比例随时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更倾向于到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寻求发展，也表明他们渴望进入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强。从职业稳定性看，新生代农民工打工过程中平均换工次数少于第一代，而平均每年外出打工月数高于第一代，且其换工次数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外出打工月数随时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逐渐增强，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的时间逐渐延长。有研究表明，外出者的务工时间与其技能水平成正比，职业的稳定性有利于外出者对技能的学习，减少岗位搜寻的成本。[3]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增强和务工时间的增长有助于其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高。

       以上分析表明，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行业、技术水平、权利保障状况以及流动去向和职业稳定性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行业有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他们开始选择在相对轻松、工作条件较好、靠技术和脑力赚钱的行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行业技术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转换；他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有所好转；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进入大城市打工。同时，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增强，这些都对其职业选择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三、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

       1.绝对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既是经济发展的体现，也是产业发展的体现和个人能力的体现。如表6所示，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比第一代低160.9元，但是其人均年收入却高出第一代347.8元，具体来看，四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均低于第一代，但是其2006年、2007年和2009年的人均年收入均超过了第一代。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四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外出打工月数均长于第一代，正是较长的外出打工时间弥补了他们较低的人均月收入，从而使得2006年、2007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第一代。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农忙季节要返回农村做农活，不能专心打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有父辈从事于农活，大部分人只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乡过年。另外，从时间方向上看，两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和人均年收入均随时间呈递增态势，反映了近些年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有了较大改观，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出现和波及全国的“招工难”问题，这一现状迫使用工单位提高农民工工资及福利待遇。

       2.相对收入水平

       为了更好地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我们将两代农民工和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月收入进行比较。首先，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的比较来看，自2006年以来，农民工工资相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发生了较大变化，从2007年开始第一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超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自2009年开始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也超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并且两代农民工与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继续走高的趋势。这一趋势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已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至少说明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特别是无或少家庭负担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已初步具备。其次，从农民工与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的比较看，已呈现出较大差距，且差距持续快速扩大。2006年农民工的人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541.1元，2009年高1120.0元，到2012年更是高出1993.5元。由此可见，流动者的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村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促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曲线上升的最主要力量。再次，从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态势看，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增长明显快于新生代，且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第一代农民工在长期的打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特别是其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而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工作舒适，不愿从事脏、累、苦的体力劳动，这是导致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见，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两代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均呈现出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势头，特别是自2009年以后，两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城镇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从两代农民工内部收入差别来看，也许正是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所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使其人均月收入总是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但在人年均收入方面，又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更长的打工时间，使得其人均年收入总体上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四、基本结论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以下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变动趋势以概括。

       1.就业行为特征及变动趋势

       “农村推力、城市拉力”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力机制。从外出动机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是基于“农村推力”的自迫行为，增加收入、缓解贫困、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是他们外出的基本动因；[4]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力则是“城市引力”。外出动机的不同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观念和行为上的显著分化。第一代农民工迫于整个家庭的生计压力，形成了普遍的“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就业模式，“根在农村、本为农耕”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从而使得他们的流动往往仅具有地理上的“往复流动”及“城市过客”的含义。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农业生产只有简单了解，对农村尤其是土地的依赖情结越来越淡，甚至对农业生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同时，成长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家庭负担的减轻，使得他们在突破传统价值观念方面既有愿望也具备一定条件，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追求个体发展，他们将外出务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契机，因而他们的外出更具有“社会流动”的含义。这也决定了其在择业意愿上不再是单一地关注工资待遇，而是更加注重就业中的各类保障、职业发展前途，以及职业的轻松舒适等，希望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同时，他们虽具有通过学习文化和技能、提升自身素质以获得个体发展的强烈愿望，但当动机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不成熟的心理素质以及不稳定的性格往往使他们陷入彷徨迷惘之中，甚至以无底线的功利主义应对。

       2.收入特征及变动趋势

       收入既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首要目标，也是他们在城市能够长久立足的主要依靠，更是事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大问题。由以上分析可见，自2006年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以来，农民工长期“刚性”的低收入状况被打破，近几年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呈现出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势头。这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或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能力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论断评判，未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我们基于农民工收入变化得出的这一判断，也与众多学者提出的中国已临近或已迈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5]的判断相一致。其次，尽管第一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总体高于新生代，但从年收入来看，新生代总是以比第一代更长的务工时间使得其年收入高于第一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第一代农民工将因年龄偏大、技能限制等因素退出城市(当然从发展现状来看，也会有一定比例的第一代农民工最终定居城市)。因此，在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的提升空间将会更大。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现代意识和城市社会适应能力等，这使其在城市融入方面有诸多有利因素。因此，可以断定，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收入差距将会越来越小，其市民化的经济社会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未来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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