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旅游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旅游文化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与旅游”应该是孔子研究、中国旅游史与旅游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论题。
一
对孔子的旅游观，可从其旅游德育观、旅游智育观、旅游美育观、旅游社会观、旅游致思观、近游观六个角度认识。
孔子的旅游德育观，可见诸荀况的《荀子·宥坐》：“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至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刘向《说苑·杂言》中有类似的记述：“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后人称孔子的这种自然（大水）观为“比德说”。“旅游”常被人释为“游山玩水”。后者代替不了前者，但前者包括了后者：凡游山玩水，必可称旅游。从旅游客体——自然景观（东流的大水）身上，前往观水的旅游主体——孔子，慧眼发现其可贵的禀性：仁、义、道、德、勇、法、正、察、志及善化等。我们知道，所谓德育，就是以一定的社会要求来对人们（受教育者）施加心理影响，以培养教育者所企望的思想品德。如所周知，德育是各个文明社会所共有的教育现象。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具有共有的思想道德规范。作为自然物的大水，是属于所有亲历者、目睹者共有的景观；孔子从这个人类共有的自然景观身上所发掘的仁、义、道、德、勇……，正是人类普遍认同的思想道德规范。
孔子的旅游智育观，以《孟子·尽心（上）》所记最早：“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又可见诸刘向《说苑·杂言》：（子贡问曰：）“夫仁者何以乐山也？”（孔子曰：）“夫山
，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则仁者所以乐山也。”刘向所记，与早于他一个世纪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山川颂》中文字有类同处。孔子“登东山小鲁，登泰山小天下”的登高旅游观的涵盖面，不仅止登高望远而已，还能发展登高旅游者认识外界环境的心理能力。人的所谓智力，便是认识、适应、改变外部世界的心理能力。能力是包括智力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概念。所谓智育，无疑包括培育、发展人的智力、能力。孔子对大山有科学的、正确的认识，认为大山生长、滋育万物，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大千世界，故标举“仁者乐山”的旅游观，提倡、号召人们去游山，去认识大山，去利用大山，去开发大山，使之利国利民。我们知道，探索世界（包括大山）的奥秘，在认知世界奥秘的过程中增长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智慧，是智育的内容，也是智育的形式。对孔子的“智者乐水”，我们实可与上述“仁者乐山”之剖析作同一认识；它同样发展旅游者的理智感，激发旅游者的情感因素。凡此，皆有利于智育。
孔子的旅游美育观，最典型的是《论语·先进》中子路等弟子侍坐章。孔子请弟子们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等述毕，最后是曾点道出己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击节独赏曾点的暮春旅游：“吾与点也！”这一记载鲜明地表现了孔子一大美育方法：暮春时节，由五六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再加上六七个朝气蓬勃的少年，组成一支春游小分队，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沐浴于春风、春阳、春水之中，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接受自然美的陶冶。此外，还有人文美。朱熹注云：“舞雩，祭天祷雨之处，有坛
树木也。”雩祭本古人求雨之祭；因有乐舞，乃谓“舞雩”。何况，这里面还有沂水流域的民俗之美。历史美、艺术美、民俗美皆人文美。所谓旅游美育，就是通过旅游活动产生、完成的审美教育。旅游美育的核心是通过旅游过程中所见所历的自然美、人文美来培养、提高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审美力。孔子之所以激赏这种春游，笔者以为正在于“咏而归”。“咏而归”，可见这群旅游者在旅游中发现了美，领略了美，接受了美的洗礼，并由此培养、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力，悦志畅神，乃发而为歌。这是审美的旅游，是高层次的旅游；以这样的旅游来进行审美教育，乃是大教育家独具的只眼。
《论语》首篇（《学而》）首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标举了孔子的旅游社会观。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旅游史早期的兴盛时代，商贾之旅、外交聘旅、游说之旅、政治婚旅、游学之旅、游猎之旅、游览之旅……蔚为成风。当时的孔子便是天下莘莘学子向往的大师。在庠序学校森严的局面下，孔子高举“有教无类”的大旗，向“学在官府”挑战，杏坛设教，阙里办学，把官府之学变成“四夷之学”，乃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煌然硕果；在“五官失业，雅颂失错”的礼崩乐坏的社会，是孔子担当起“文不在兹乎”的大任，他也因而成为文宗，洙泗遂为天下教育与文化的中心、求学之旅与文化之旅的目的地与辐射中心。可以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既是孔子对为他而纷至沓来的客人的欢迎词，也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风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良性指导。从社会学的眼光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是对主人、接待地、旅游媒体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文化气质方面的要求。
孔子的旅游致思观是卓尔不凡的。《孔子家语·卷二·上》载：“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山野幽静，空气清新，置身其间，干扰消遁，杂念摒绝，正可静思深虑。由旅游而致思，而收平时难以收到的工作效率，而解决平时难以攻克的问题，这种旅游致思观，是独到的。回归自然，宁静心志，已是而今浩大旅游大军的出游动机之一。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代表着孔子的近游观。孔子并不反对远游——远游必须事先把旅游的方向、目的地告诉父母，以免双亲挂念；孔子提倡近游，与“有方之远游”是殊途同归的，其前提均是一个“孝”字。要对父母尽人子之义务，而旅游又是人生之必须，调和二者的良策，孔子以为是：近游。
孔子的旅游观是深湛的，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上的，因而二者是一致的。孔子的人生哲学最看重建立标准、健全的人格，因为以此可以维系人伦。孔子所订的标准、健全的人格有三要素：知（智）、仁、勇。孔子认为：达到知、仁、勇的首要方法、第一途径是格物致知（许按：还有其他方法，如举一反三——因为事物不可一一去亲身体验）。旅游正可格物致知。乐山乐水、躬行旅游实践，可获知、仁、勇。我们看孔子的教育哲学，最重“实行”二字。旅游是“实行”的重要途径。孔子的政治哲学，最重“礼”；由礼治，而建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理想社会；孔子的旅游社会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终极目标正是建立这种理想社会；从人际关系看，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伟岸的孔子兀立于中国旅游长河的上游，他的旅游观是中国旅游思想库中的首批珍宝。他是中国旅游思想史上的拓荒者。
二
孔子的旅游观，奠定了他在中国旅游学史上的地位；孔子的旅游活动，无疑使他老人家在中国旅游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孔子的旅游活动，从性质上看，属于仕游、学游、文化旅游。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34岁时，出游东周都城洛阳。这是孔子开门办学的第五年，贵族子弟孟懿子、南宫适拜孔子为师。南宫适向鲁昭公提出“请与孔子适周”的请求，于是孔子一行得以洛阳“问礼”。此为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多置周公礼法于不遵；孔子便以克己复礼为中心任务，到周都考察礼法。相传，孔子此行，见到老子，与老子切磋、研讨礼法，或云向老子请教过礼法。在这之前二、三年，也即32、33岁时，据刘向《说苑》载，孔子游齐国，受齐景公礼遇。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据《史记》载，孔子30岁时，齐景公与齐相晏婴访鲁国，向孔子请教礼法。
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35岁时，鲁国内乱，孔子出游齐国。在齐，齐景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针对当时齐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腐败政治、病态社会，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极为叹服，感佩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又告诫齐景公“政在节财”，这也是中的之语，齐景公听后亦极为信服。孔子此次游齐，最大的文化收获是在齐闻《韶乐》。韶乐乃虞舜时代的音乐，孔子对其仰慕已久。在这古代文化凋零的乱世，以整理、承传古代文化为己任的孔子，面对韶乐演奏，听得如痴如醉，乃至听后“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游齐搜求古代文化遗产，故此行足可谓文化旅游。
我们之所以称孔子为中国旅游史上早期的大旅游家，主要在于其55岁至68岁作连续14年的列国之游，史称“孔子周游列国”。所谓列国，共七国，即：卫国、郑国、曹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14年中，孔子和他的学生，风尘仆仆，不顾冷遇、嘲讽、诅咒、饥寒、截杀、围困，历尽艰辛，宣传礼乐教化，考察政风民情，尤其是他老人家年近古稀，仍“率彼旷野”。这一漫长而悲凉的壮举，在中国旅游史上，是空前的。
孔子旅游活动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认识：
（一）造就斯文领袖，光扬中华文化。孔子周游列国，历尽艰辛而矢志不移。孔子旅经匡地，匡人因为曾吃过阳货的亏，对阳货恨之入骨，孔子被匡人误认为阳货，乃遭匡人围攻。孔子遭匡人之厄而坚定不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尽管自古至今，孔子的周游列国一直遭到一些人的嘲讽攻击，但都无损于孔子周游所焕发出来的光焰。面对困厄，他凛然呼喊：“周文王去世以后，古代文化不都保存在我这儿吗？如果上天要毁灭中国的礼乐文化，那我当然没有法子参与礼乐文化的继承与建设了；如果上天不毁灭中国的礼乐文化，那么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孔子旅经宋国，与弟子等习礼于大树下。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弟子们对孔子说：“我们快走吧！”周游列国、推行仁义道德于天下的孔子大无畏：“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通过旅游活动去实现自己“行道”的夙愿和挽斯文于将丧的目标，发扬光大自周文王以来的中华一统文化，从而也自我塑造了一个时代所亟需的斯文领袖——孔子。
（二）孔子与学生在万里旅行中，遍踏名山、大川、都邑、村野，开拓了视野，丰富了人生阅历，获取、增长了知识。众所周知，知识分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外上述两大途径。直接经验是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亲身获得的知识，间接经验是借助书籍、文献、他人口头承传方式而获得的知识。春秋时期尚无造纸术、印刷术，因物质条件的贫乏，从间接经验获取知识大受限制，所以直接经验显得格外重要。这里的直接经验便包括旅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发明造纸、印刷之前的时代，“行万里路”更其要紧。即使是属于间接经验的他人口头承传、碑刻题记等等，也得亲身访问、跋涉踏访方可求得。从教育学原理看，学校教育不能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还必须重视智力的发展与能力的培养。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发现并实践这一教育学原理，他的实践之一便是带领学生游学。周游列国属远游，他还十分重视近游、郊游。他常常带领学生游舞雩台。今曲阜城东南南泉村有刻着“舞雩坛”之石碑，并在郊游中施教。如：一次舞雩台郊游，他边游边解答樊迟“崇德”之问。孔子的这一实践是成功的，他在旅游实践中培育、发展了学生的智力、心理能力。孔门的七十二贤人，大都跟随乃师经历了旅游实践；他们从三千弟子中拔萃成为“贤人”，不能不说旅游活动有一份功劳。
（三）旅游实践，对孔子提出一系列哲学思想功莫大焉。这里说的哲学思想，包括其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对孔子来说，旅游活动是一座哲思的熔炉。
（四）成就了孔子伟大的著作。孔子一生著述中最大的成就，或可推其修《春秋》。他曾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修《春秋》是他晚年最大的工作。此书之所以成于其垂暮的晚年而不在精力充沛的壮年，正是因为修成《春秋》得力于周游列国之举。《春秋》的原撰非孔子，本是史官的官书。孔子通过周游列国，进行细致的、长期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乃可修订成功。《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于此可见，孔子是在周游中搜辑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着手编定《诗三百》——也就是后之所谓《诗经》的。古诗皆配乐，诗、乐合一；孔子编定《诗三百》，同时也便对音乐遗产作了系统的整理。“礼”与“乐”又是紧密相联的，常说的孔子晚年功绩——订礼乐，实际是修订礼、整理乐。孔子演周易、《易》由其而流传；孔子编次《尚书》——孔子晚年著作的精华即后人列为“经”的五经。这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硕果，俱得力于十几年旅游的经营与积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没有十几年的旅游，便没有孔子晚年伟大的著作。
孔子旅游活动的影响，简而言之，是：开了中国文化旅游与政治旅游的先河。前者影响面广，后者影响面窄。这里的政治旅游，指的是布衣知识分子的游说求仕。继孔子之后，游说之士蜂起，著者可举墨子、孟子、苏秦、张仪、公孙龙、荀子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统一中国的目标，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竞争，富国强兵，广揽人才；在均等的机会下，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诸子并起，群贤角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政治旅游，发展到战国中后期，演为畸形的凭三寸舌而朝秦暮楚。这种蜕变，至两汉而反拨为宦游。宦游存在于整个封建时代。必须认识到，政治旅游具有正面、负面两种影响。这里的文化旅游，包括文化探求与旅游学。这种文化旅游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不仅影响至今日，还必将影响至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