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微观基础”：埃尔斯特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斯特论文,微观论文,阶级论文,埃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1)06-068-(7)
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欧洲的阶级政治式微，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度淡出了左翼理论界。但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深入，学术界提出“新阶级斗争”概念，诸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拉美社会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研究纷纷将研究的焦点投向阶级理论，从而重新激活了阶级研究。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①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理解马克思》中，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对马克思的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历史理论进行重新诠释，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这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他如何通过对阶级行动(集体行动)的重新阐释以奠定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微观基础”。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与“微观基础”
在埃尔斯特看来，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拥有“微观基础”，否则就是不科学的，而应被抛弃。“微观基础”是指所有宏观的社会现象和集体行动必须通过考察个体的行为、愿望、信仰才能得到更具体的解释。而个体的行为既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也取决于结构范围内的理性选择。因此，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原则是探讨微观基础问题的最基本原则。在《理解马克思》(1985)的序言中埃尔斯特明确指出，贯穿其文本的核心方法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术语是熊彼特于1908年首次提出来的，目的是用于“描述特定的经济过程”。与熊彼特不同的是，埃尔斯特把方法论个人主义从经济学领域挪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且其方法论个人主义更多的具有了一种还原论的色彩，即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还原为个体，从对个体的解释来探究宏观的社会现象。在《理解马克思》中，埃尔斯特详细地介绍了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他写道：“我借此表明的是这样一种学说，即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是可以以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的。”埃尔斯特的这个定义试图表明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介入个体，只有回到个体才能解释社会现象的结构和变化，进一步说，也就是要从社会建制和行为的整体模式都还原到个人。这即是他一直在探寻的“微观基础”。
埃尔斯特认为，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具有以下一些特征：“首先，这种学说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性做出假设，而仅仅是探索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其次，这种学说只能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被坚持和使用，不能把人们对那些‘超个体的实体’的信念还原为对个体的信念，比如，‘资本家害怕工人阶级’就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害怕个体工人；再次，这种学说并不停留在对单一的个体描述上，它涉及到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第四，这种学说虽然是还原论，但并不主张不成熟的还原论，即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经常出现的试图只根据个人的动机和信念而不考虑任何条件和界限的武断和简单化的归约。”
作为其解释哲学的基本原则，埃尔斯特界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具体特征，可以从目的解释和理性选择两个方面来把握。目的解释是指由于每一个行为者都为了各自的一个目的而行动，因而可以用行动所能带来的未来状态解释这一行动。但埃尔斯特同时强调任何目的解释都带有理性选择的特征。“行为的理性选择解释表明了之所以实施这个行动是因为它理性的，行动的理性意味着必须考虑到主体的信念，行动对于主体来说是实现他计划和理想的最好方式。”由此可见，对埃尔斯特而言，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纯方法问题，要求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还原到个体，探寻“微观基础”；同时人是有理性的生物，所以只有用理性选择模式才能科学解释人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狭义层面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是同义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同，埃尔斯特的理性选择模式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这一学说既没有在“个体行为的平面上预设自私自利或合理性这样的前提，也不对人性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界定”，他更多地引入了社会规范对人的动机的影响，从而试图更充分地解释人的行为。其二，埃尔斯特认为“博弈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应用的最佳体现。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众多关系，只有“博弈论”这种精确的数学方法才可以把各种关系清晰地阐释出来。这两个特征是下文中我们要阐述的内容，即描述埃尔斯特如何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引入对个人动机造成影响的社会规范，阐明阶级如何才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总而言之，埃尔斯特试图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证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含有历史目的论的倾向，而阶级能否成为一个集体行动者或者必然采取阶级行动，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必须具备一些条件才能成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缺乏对这些集体行动条件及过程的分析和说明，也即缺乏“微观的基础”。
二、集体行动：马克思阶级理论三重“分析的重构”
在《理解马克思》这部文本中，埃尔斯特富有创新性地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埃尔斯特强调，有收入的群体并不一定是阶级，根据族群、宗教和语言学标准定义的群体也不一定是阶级，阶级必须被定义为潜在的集体行动者。
首先，埃尔斯特对阶级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埃尔斯特认为，尽管马克思谈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在《资本论》中，也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大阶级——雇佣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对阶级下过定义”。这就使当代人对马克思的阶级定义的“分析的重构”成为可能。在对马克思的阶级定义的理解上，存在着从财产、剥削、市场行为和权力四种角度来界定的可能性，但在埃尔斯特看来，这几类定义都是不可取的。为此，他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个基于“禀赋”(endowment)②和“行为”(behavior)两个概念基础上的关于“阶级的一般定义”(a general definition of class)。他指出禀赋包括有形的财产、无形的技能和更为细微的文化性格；“行为包括和非劳动相对的劳动、和购买劳动力相对的出卖劳动力、和借进资本相对的借出资本、和租用土地相对的出租土地、以及在共同财产的管理中和接受命令相对的发布命令，等等”。而“阶级就是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要使自己的禀赋得到最佳的使用的话，他们就不得不依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从事同样的活动”。
基于禀赋和行为两个核心范畴，埃尔斯特讨论了作为阶级的一种性质——流动性问题。在埃尔斯特看来，社会流动性的观点是阶级定义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阶级流动性有两个根源：其一，个人的禀赋可能会发生变化；其二，对一定的禀赋来说，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可能发生变化。埃尔斯特说：“在所有社会中，我们都可能期待由于变化着的禀赋而导致某种流动性：某些个人由于幸运或节俭将增加其财富，另一些人则将由于对应的原因而受穷。对一定的禀赋来说，流动性通过技术变革而限制了现代社会。”埃尔斯特进一步主张，要解释阶级克服流动性而成为一个集体行动者的关键，在于理解各种促进或妨碍集体意识或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如认知条件、集体行动动机的决定因素等。
其次，埃尔斯特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对阶级的集体意识进行了重新阐释。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到当代社会理论，规范与利益在行动中的作用一直是探讨的重要话题。马克思直接把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联系起来解释阶级行动。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从自发的个人利益上升到自为阶级(集体)利益是集体行动的前提，而阶级意识的形成则是自为阶级的标志。埃尔斯特意识到了马克思的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阶级意识内容，因而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阶级意识的意义，并提出了关于阶级意识发展的“黑匣子理论”(black-box theory)，对那些未涉及个人动机问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作了一定的说明。埃尔斯特此举旨在打开“黑匣子”，显示出里面的螺丝钉、齿轮、欲望和信仰等，这些东西会产生出集体行动的结果，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缺少分析的“微观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埃尔斯特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积极的阶级意识和否定的阶级意识。埃尔斯特说：“阶级意识往往——虽然并非总是——采取团结的形式。”在他看来阶级意识有积极和否定之分。否定的阶级意识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意识中不团结一面，即个体的阶级成员存在着不劳而获的行动，即搭便车(the free-ride problem)的现象。积极的阶级意识主要指在实现阶级利益中克服不劳而获(搭便车)的问题，唯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更大的回报。和个人工资合同相对的集体工资合同就是积极阶级意识的一个表征。
埃尔斯特对阶级意识的界定实际上挪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观点。奥尔森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集体行动中因为“搭便车现象”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人们并不一定会集体行动，而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措施，集体行动才会发生。在奥尔森看来，“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尔森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主张工人阶级一致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形成了挑战。
埃尔斯特赞同奥尔森的观点，认为阶级的集体行动确实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即“个人的理性、自利会引导人们以损害集体利益的方式行动。”但与奥尔森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得出悲观的结论，并且对于阶级如何形成集体意识、破除集体行动困境的解释和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措施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观点作为“理性论”、“个人利益论”的主要代表的话，那么埃尔斯特则主要是从规范(集体意识)、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个体之间如何合作以形成集体意识或集体行动。埃尔斯特把影响集体行动的个人动机因素和条件用图表示为：
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埃尔斯特考察了自私、团结和理性等因素在解释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但他更多地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社会文化脉络上，即各种规范和价值观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埃尔斯特写道：“阶级成员的文化异质性也可能是集体行动的一个障碍。”确实，由于价值观的异质性(合作或搭便车的价值观的差异)，有的人即使相信他人会合作，也未必肯合作。埃尔斯特相信很多成功的集体行动不仅仅通过自利、理性来解释，合作规范中的一些特殊规范的存在和运行也可能导致合作行为的发生，从而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些特殊规范包括产生于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公平的社会规范和日常生活的康德主义规范等。在后来的《社会的黏合剂：社会秩序的研究》中，埃尔斯特详细考察了各种规范在导致合作(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
埃尔斯特对于影响个人动机的各种规范的阐释，实质上意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集体行动或者阶级行动如何可能？在埃尔斯特看来，妨碍阶级形成集体意识或集体行动的主要问题在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因而，阶级行动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即如何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
再次，在重释阶级意识的基础上，埃尔斯特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重构：破除了“囚徒困境”，使得阶级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有着不解之缘，在对阶级意识进行解释之后，埃尔斯特接着探讨了作为集体行动者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和联盟是如何导致社会冲突与合作的产生。这里的阶级冲突既可能以公开的、彼此都承认的对抗形式而存在，也可能以潜在的阶级斗争方式而存在。③当然，也会因为阶级之间的联盟而产生一个合作的框架(比如说一个剥削阶级和一个被剥削阶级之间联盟，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从而破除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难题。
在埃尔斯特的语境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是任何一个试图将自身组织起来的群体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囚徒困境”的问题。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是任何一个给定的个人和“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博弈策略。而对其中的每一方来说，可以利用两种策略：参加集体行动或不参加集体行动。对于行动者所选择的任何一种策略来说，对他们中的每一方都会有明确的回报(期望的效用或者说得益)。在下表中，每一个方格中的第一个字母代表我的回报，第二个字母代表他人的回报。该博弈的表格如下：
埃尔斯特指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收益与损失可以用“期望效用”来测定，其效用计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源于合作的收益。这有两种情况，大家都参与集体行动或者大家都不参加集体行动；其二，搭便车(不劳而获)的收益，即其他人参加集体行动，而我本人不参加集体行动而获得的收益；第三，单独行动的损失，即其他人不参加集体行动，而我自己行动或者跟随少数人行动而造成的损失。在上面的博弈中，b-a代表合作的收益，c-b代表搭便车收益，而a-e代表单独行动的损失。这样，理性的人会认识到，无论别人怎样选择，不参加行动都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我就能通过弃权获得搭便车收益，而如果每个人都不行动，我也能弃权从而避免单独行动的损失。因而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行动，理性的人进行理性选择却得到非理性的结果，出现“囚徒困境”，即阶级的集体行动不会实现。
因此，在埃尔斯特看来，只有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集体合作，阶级的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为此，埃尔斯特揭示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试图找出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埃尔斯特认为要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有以下两种方式：其一，通过让渡他们的权力给国家，即霍布斯的“利维坦”；其二，通过分散的、非强制的方式实现合作。在《社会的黏合剂》中，埃尔斯特主要是对后一种方式，即分散的、非强制合作的集体行动问题进行探讨。在埃尔斯特看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集体行动问题的方式可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1)宽泛地把集体行动问题界定为一种二元选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虽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选择不合作会使自己更好，但相对而言，某些人选择合作要比全体都选择不合作对所有人来说都好。(2)狭义地把集体行动问题界定为多人囚徒困境问题，其中全体合作较之全体不合作，对大家整体会更好，但对各方而言，不合作会更好。(3)可能存在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的某个合作水平(可能是普遍的)，有人可能会削弱这样的条件，如腐败问题。(4)在放宽不合作是个人优势策略的条件下，虽然有人合作比无人合作对所有人都更好，但对每个不合作的个人来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合作都会更好。如一个拥有很多船的船主可能从一座灯塔中获得很大利益，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合作的情况下，他也会修建灯塔，其他人则能搭他的便车。
三、埃尔斯特阶级理论的特质：一个“去政治化”的解释框架
埃尔斯特反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发展看成一个无主体过程的解释方法，同时也反对以辩证法、总体性阐明社会进程的解释模式，并认为支撑社会变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依据其客观物质利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据此，埃尔斯特把研究重心从社会宏观结构转向个体，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和博弈理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分析的重构”。尽管在埃尔斯特重建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重构的阶级理论内容之间并没有实现很好的链接，理性选择与博弈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也尚待证明，但无论如何，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创新，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总体而言，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阶级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微观基础”的缺陷。埃尔斯特在建立阶级理论“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提醒我们重视在阶级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和机制的复杂性，不能脱离对具体条件和过程的分析，轻言集体行动的必然性，这是合理的。但他在考察动机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同时，一味地追求微观基础，忽略了影响动机形成的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宏观结构性因素，这是不科学的。另外他认为对所有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还原为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个体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事实上，我们知道，并非任何事件都可以完全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得到解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不可以还原到个体行动来解释的。我们认为，只有把个体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才能科学解释社会现象。这个问题，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中早已解决了。埃尔斯特看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存在，但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思想，正是在系统地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隐喻地表达了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藩篱的超越。显然，埃尔斯特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能力未能超过马克思的水平。
其次，对集体行动理论和马克思文本的误读。集体行动问题是今天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埃尔斯特看来，重建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把阶级合理地解释为集体行动者。我们知道，集体行动问题的逻辑实质在于处理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其与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有着相似的地方：其中心问题都是要说明，在自愿供给公共物品的条件下，不合作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但集体行动问题和囚徒困境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在囚徒困境中，背叛是第一选择，而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合作是占优策略。集体行动逻辑的创始人奥尔森也一再声称不赞成用囚徒困境解释集体行动的困境。然而在具体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埃尔斯特把这两者完全等同。
另外，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对阶级意识进行的重新阐释，无疑是解释集体行动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是纯粹的抽象价值观念是否能完整地解释集体行动，也是值得怀疑的，并且影响个体行为者动机的规范和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意识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客观地讲，集体行动者需要集体意识，但阶级意识只是其中之一。埃尔斯特对马克思阶级集体意识的分析和解读，以及用外延扩大了的“禀赋”和“行为”概念重新界定阶级并不符合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本真意蕴，其后来对集体行动的阐述思路逐步告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框架，而表现更为中立的综合性社会理论特征。
再次，阶级理论的“去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对阶级进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地说明阶级和剥削的产生根源及消灭途径，是为其解放政治服务的。而在埃尔斯特那里，理性个体就是为了实现工具性价值而选择最佳目标的个体，社会是由处在“囚徒困境”中的个体所组成，个体之间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行为。埃尔斯特的理论“并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没有赋予自己的学说以社会的道义担当，不以揭露社会对个体的压制、伸张个体的解放为自己的实践任务”。当埃尔斯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原则，采用理性选择和博弈论模式来探讨阶级集体行动的时候，他忽视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工人阶级一般处于不利地位，即表面上平等的“理性选择”不过是优势一方对劣势一方的剥夺和压制。于是，埃尔斯特在无意中为资本主义作了一种合法化的佐证，说得难听一点，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共谋”。
注释：
①“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又称“博弈论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主要是英国化和美国化)的过程中，以英美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姻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它体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德法传统的鲜明理论风格与致思路径，主要代表人物有G.A.柯亨、约翰·罗默、乔恩·埃尔斯特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看，这一科学在分析的方法面前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有问题的，故而应立足于现代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微观重构。
②Endowment通常有两重含义：一为“捐款”、“资助”；二为“天赋”、“天资”。国内有些学者把它译为“基质”。我们认为，“禀赋”更加契合埃尔斯特的原意。
③埃尔斯特认为潜在的阶级斗争，是假定一个阶级具有充分的阶级意识，并作为一个集体行动者采取各种步骤阻止其他阶级的成员获取阶级意识，并且这种阻碍敌对阶级的手段只被看成是无意识或至少是非解释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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