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及其嵌入风险——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情境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风险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社会资本总是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的观点非常流行。本文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因社会关系网络主体差异而具有异质性特征①(Heterogeneity)，因而需要谨慎而系统地评估其作用。比如，企业可以拥有政治资源关系网络、商业合作伙伴网络、社区伙伴网络等，而这些网络对企业绩效改善的功能可能大不相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相互补充、相互独立甚至相互冲突的关系。在环境变化迅速地转型经济中，系统研究不同类型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功效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效整合问题，将变得非常重要，并且不同于既有文献仅关注单一社会关系网络(或称之为同质社会资本，如政治联系)的研究视角。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本的嵌入(Embedded)特性，使得企业有可能在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之间面临着嵌入惰性(Maurer and Ebers，2006))、过度嵌入(Granovetter，1985)或其他不当嵌入的风险，这无疑会为企业的健康经营带来巨大的潜在危害。
本文重点考察了等级制社会资本(Hierarchical Social Capital)与市场社会资本(Business Social Capital)对企业绩效(主要包括市场权力与经营效率)的异质性作用，并运用155家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余下结构这样安排：第二部分阐述理论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分析结果；第五部分对检验结果进行讨论和推论；第六部分总结。
一、社会资本“异质性结构效应”与嵌入风险的产生机理
1.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结构效应”：基于经济转型的情境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引入，形成两种资源分配体制并存的格局：一是计划分配机制，通过行政体制配置资源；二是价格机制，通过市场竞争体制引导配置资源。企业在与两种体制中的关系人交往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机制凝聚了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就产生了结构、性质与功能大不相同的两类异质性社会资本：一是等级制社会资本，二是市场社会资本。
等级制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与行政体制中行动主体的关系网络资源及动员该资源的能力，其功能主要在于改善企业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即提升企业对外部市场的支配、影响或控制的整体能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企业提供软信息(Aghion and Tirole，1999)利益，如企业可以寻求更多的新兴业务机会，获得稀缺的政策资源支持，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银行贷款等(余明桂等，2010；Faccio，2002；胡旭阳，2006)。二是帮助企业突破规制障碍，比如进入管制性行业、成功完成并购等(潘红波等，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三是克服环境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稳定企业对未来经营的预期，比如，法律机制的缺失在转型经济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时候等级制社会资本就成为一种替代性保护机制(Choi et al.，1999；胡旭阳，2006)，等级制社会资本丰富的企业将在决策方面更能适应环境与政策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或规制机构保持一致，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法律诉讼等麻烦。不难理解，转型经济大都由计划经济演进而来(World Bank，2002)，行政部门依然掌控着生产要素和产品分配资源网络(张建君，张志学，2005)，自然就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
但是，等级制社会资本的功能存在一个边界约束。当企业忽视这个边界时，就可能陷入“过度嵌入”陷阱，从而受制于政治网络，损害公司的经营效率(Corporate Efficiency)。这主要源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惯性依赖。如果企业从等级制社会资本得到好处，却对其功能边界缺乏清晰的认知，那将会产生“续交惯性”，表现为过多地重复交往行政部门中的相关人物，这会带来关系网络中的人员冗余、信息同质、网络超载等不良效应，从而使得社会资本投资的成本超出其收益，损害企业的经营效率。二是政治人物充当“次品企业家”。出于寻租本能，政治人物提供政治关系资源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收取“政治租金”。此外，政治人物还可能对企业决策施加影响，如要求企业支持其政策或其他事项。相对而言，政治人物的企业家才能是低效率的“次品”，但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其“英明指示”，从而使经营效率受损。三是企业家的时间稀缺，若企业家在等级制社会资本管理方面耗费过多的精力，必然会影响其在公司决策方面的时间投入，从而使其总体资源的专业化运营能力降低，做出“次品决策”，带来经营效率损耗。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在转型经济中，等级制社会资本与企业的市场权力正相关，但与经营效率负相关。
市场社会资本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随着经济转型进程的深入，企业必然要与商业同行、上下游伙伴等市场主体之间产生越来越复杂的互动交往行为，形成一种基于市场分工与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拥有的动员此类网络资源的能力综合，就是市场社会资本。其功效主要在于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企业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看，企业很少会孤立地存在于市场中，而是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相互支持以取得所需要的资源(Pfeffer and Salancik，1978)，市场社会资本是促进这类合作的重要“润滑剂”。若存在一个稳定的网络(高水平的市场社会资本)来处理复杂的交易或竞争行为，企业间的一致性规范、信任或理性行为模式等就容易形成，企业竞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过度的机会主义行为等会得到有效的遏制(Granovetter，1985)，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企业间的社会资本水平会得到整体提升，企业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集中于核心能力的积聚和经营效率的改善。二是获得专业化知识，提高生产效率。在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丰富的市场体制中，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相互观望、相互模仿、相互学习、不断再生产它们之间的关系网络，促进专业化知识的共享和传播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从总体上改善经营效率。比如，与分销商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动态的客户需求信息、忠诚且稳定的分销网络体系、市场变化态势信息、减少坏账和背叛风险。在转型经济的市场环境中，环境不确定性越高，知识更新速度越快，市场社会资本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方面的价值就越大。同样，市场社会资本也存在一个功能边界，使其在提升企业市场权力方面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在竞争不充分(转型慢，规制严格)的产业中，由于政治力量的体制惯性，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市场权力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毫无作为；而在竞争性比较充分的产业中，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达使得价格机制的力量远远大于社会关系网络机制的影响②，使得市场社会资本在市场权力方面无能为力。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在转型经济中，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的经营效率正相关，但与市场权力不相关。
综合起来，我们把假设1和假设2称为转型经济情境中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结构效应”。
2.制度环境与嵌入风险
环境力量会对企业获得必须资源的能力施加强烈的影响(Pfeffer and Salancik，1978)。在一个政策可预测性强、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如完全竞争的经济体制)中，企业的适应能力越好，就越能从宏观体制层面避免损失从而获得有利机会。然而，对转型经济而言，制度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不可预测恰恰是其显著特征之一。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失灵”。以俄罗斯为例，转型初期的政策欠缺导致了地区间的转型与发展极不平衡、资本市场规范性严重不足，在政府改革过程中，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依然严重(林跃勤，2007)。此外，过高的政策不确定性会使得企业无法专注于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张维迎，2008)。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要改善经营绩效，必须时刻感知制度环境变化，并应时而变。不过，这种感知能力会受到企业在制度网络中的嵌入程度影响。当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时，企业如果在某类网络中嵌入程度过深，就可能形成“制度嵌入惰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 Inertia)，从而丧失自主性和感知能力，无法从环境变化中觅得绩效提升的多样化机会，或者是即使感知到了变化，却由于过度嵌入而无法应对。结果是企业决策信息结构单一化、效率下降、风险上升，丧失市场权力与经营效率。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a：在转型经济中，企业的制度嵌入惰性与市场权力呈负相关关系。假设3b：在转型经济中，企业的制度嵌入惰性与经营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3.经济转型的动态过程与社会资本的功效演化
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会相应减弱。我们认为，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阐释。经济转型进程对经济交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渠道分布结构的演化上。在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行政体制对软信息的掌握能力占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基于硬信息③的市场机制带来的竞争活力因素，也使得原体制的不足日益显露出来。两者并存使得经济体制的“制度空洞”比较多。所以，无论等级制社会资本还是市场社会资本，它们的作用都比较大。随着经济转型进程的深化，市场日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经济发展的规范程度越来高，政府职能转变逐渐到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等级制社会资本会发挥越来越小的作用，市场社会资本则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提出假设4a：在转型程度高的经济中，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市场权力正相关，等级制社会资本却与企业市场权力负相关。假设4b：在转型程度高的经济中，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效率正相关，等级制社会资本却与企业经营效率负相关。
二、研究方法
1.样本与数据
在本文中，企业是基本的分析单位。样本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时间是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由作者在北京、济南、上海、株洲、广州、杭州等城市实地发放和回收问卷。有部分问卷采取了邮寄方式，基本程序是作者首先通过某高校校友网络查询到企业联系方式，然后打电话说明基本调查意图，获得对方同意后再邮寄问卷，大约一星期后打电话提醒受访者，再过两个星期回收问卷。总体而言，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80份，回收问卷229份，其信息不完全问卷74份，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15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3.68％。
样本企业主要来自广东(16.45％)、山东(16.45％)、湖南(15.79％)、北京(11.84％)、上海(8.55％)、河南(7.89％)、浙江(5.92％)等省份，其中既有经济发达地区省份，也有经济欠发达地区省份，在地理空间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企业主要分布于制造业(40.00％)、房地产业(10.97％)、商务信息与科技服务业(9.03％)、金融业(6.45％)、信息技术业(6.45％)等行业。
为了保证回答信息的有效性，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要求受访者应是企业家(如董事长、CEO等)、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成员或核心部门负责人，他们应具备高级职位并参与企业的大部分决策过程，比较熟悉本企业和本行业的详细情况。受访对象中，有7.10％的人是董事长，有28.39％的人是公司的总经理，有30.97％的人担任副总经理或相应水平的职位，三者合计的比重为66.46％。其他受访人则主要担任样本企业的财务总监、销售经理等职务，按照惯例和经验，他们对本企业的信息接触率是相当高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信息的有效性。
受访者的本单位工龄与受访者的职务分布形成了有利的互补性。有17.42％的受访者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20年，29.03％超过10年，36.13％超过3年，这使其有足够的时间掌握本企业的系统信息。总体而言，这个特征使得受访者的反馈信息有较高的可靠性。
2.变量与测量方法
(1)自变量。本文中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的等级制社会资本(HSC)、市场社会资本(BSC)与制度嵌入惰性(IEI)。等级制社会资本(HSC)主要通过测量企业与政府部门、规制单位(如税收)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及管理能力得到。此外，还借助高管团队社会交往的广泛性作为评估企业的等级制社会网络规模的辅助指标。市场社会资本(BSC)主要通过测量企业与同业竞争对手、上下游合作伙伴以及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管理能力得到。两类社会资本主要通过7点Likert量表进行测量，7代表“非常高”，1代表“非常低”，其他数字依次类推。条目设计主要借鉴了Acquaah(2007)，Peng & Luo(2000)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企业视为一个独立行动者，要求受访者对企业组织本身而非其本人的社会资本水平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估，并采用动员关系资源的总体能力指标来综合测量企业社会资本。我们的基本逻辑是：受访者即使是董事长或CEO，也可能没有办法准确表述一家企业的关系网络规模和边界，但却可以相对准确地评估企业储备、动员和发展某类关系网络的综合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动员这方面的能力越强，那表明它在这类网络中有着较高规模和较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提取这两个自变量的数据。
制度嵌入惰性(IEI)是本文新设计的一个变量，重点考察转型期内企业对制度环境变化趋势的认知能力。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条目，即企业对当地经济环境、目前中国企业之间的诚信状况和行业法规等重要因素的评估分数来测量。这一变量采用4点Likert量表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不满意”，4代表“非常满意”，其他数字依次类推。依据上文的理论逻辑，在一个转型经济中，如果企业对当前的环境状况越满意的话，则意味着其过度嵌入的倾向可能越大，越难以进行动态调整，该变量的分值也会越大。所以，该变量分值是一个逆向指标。
(2)因变量。在本文中，企业绩效主要包括市场权力与经营效率，我们分别选择企业的销售收入(SR)和资产报酬率(ROA)测量这两个变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更详细地区分社会资本变量对企业某种具体绩效的作用结构。总体上讲，我们认为市场权力显示了企业把握竞争时机或扩展潜在市场机会的显性成果，经营效率则表明企业对总体资源的专业化运营能力。在调查中，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我们要求被试分别写出2003-2005年间的销售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数据，然后分别计算出每年的ROA数值。为尽可能地消除时间等偶然因素的影响，我们对ROA和SR取了3年数据的平均值。同时，考虑量纲差异，我们对SR变量取了对数值。
(3)控制变量。我们将转型阶段、所有制类型、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上市公司和产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这些外部因素对分析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更精确地测度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具体如下：①转型阶段(Stage)，依据樊纲、王小鲁(2006)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我们通过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构造了这个虚拟变量。本文选择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和北京等前6强的省区为转型后期的经济(取值为1)，其他省区则为转型早期的经济(取值为0)。②产业类型(Ind.)，产业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方式以及绩效水平，也就是说，不同产业内的企业，其获得成功的因素可能是不相同的。不同的行业会对社会资本的需求带来不同的影响。如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就认为，第三产业的企业可能比第二产业企业对社会资本的需求要高些。我们将之构造为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制造业，取0表示非制造业。③所有制类型(Own.)，这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它取1时表示国有企业，取0时表示非国有企业。在转型经济中，所有制的不同可能会影响企业获得社会资本和改善经营绩效的方式。对于非上市样本企业，我们依据问卷选项值为变量赋值。对于上市公司，通过第一大股东的性质界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④企业历史(His.)，企业存在时间长短对其获得社会资本或好的经营绩效可能会带来影响。这个变量的取值为自企业成立时间至2006年之间的存续年数。变量取值主要来自问卷答案，上市公司样本则以万得资讯数据库(WIND)公布的公司成立日期为准。⑤企业规模(F.s.)，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委2003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我们结合行业性质和雇员人数确定了企业规模变量的取值范围。若企业的雇员人数超过了该行业中小企业的标准，则为大企业，取值为l，否则就是小企业，取值为0。⑥上市公司(Lis.)，当此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企业为上市公司，取值为0时代表非上市公司。
三、结果分析
1.描述统计
表l提供了上述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平均而言，各自变量的均值表明样本企业均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对经济环境的嵌入程度是比较高的。观察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除了销售收入因变量与公司规模这个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05之外，绝大部分都没有超过0.50，这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六个控制变量与三个自变量和两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显著，表明对这些因素在分析过程中进行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在三个自变量中，等级制社会资本变量和市场社会资本变量共同影响企业的市场权力，但前者大于后者，而制度嵌入惰性变量似乎对此没有影响；只有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效率变量产生正向影响。我们将在下文深入考察这种影响的性质和内部结构。
2.整体分析结果
表2总结了本文对整体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分析的主要结果，我们通过六个回归模型分别对研究假设1、假设2和假设3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模型1和模型4是基本模型，仅对两个社会资本自变量进行初步分析，模型2和模型5加入了控制变量，对社会资本自变量进行更为系统的检验，模型3和模型6是全变量模型，主要考察加入制度嵌入惰性变量后各自变量的作用变化。
综合六个模型，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等级制社会资本与企业的市场权力显著地正相关，模型2中等级制社会资本的系数值(β=0.532，P＜0.01)之所以小于模型1中的值(β=1.144，P＜0.01)，主要是我们加入了控制变量所导致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社会资本的功效会受到外部产业环境或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模型3中等级制社会资本变量的系数值之所以变大(β=0.566，P＜0.01)，则是因为制度嵌入惰性因素被考虑进来，这表明若考虑嵌入惰性倾向的话，企业在获得市场权力过程中可能更加依赖等级制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的系数结果却表明，等级制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没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4，β=-0.04，P＜0.05)。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等级制社会资本与企业市场权力正相关、但与经营效率负相关，这也意味着假设1通过了实证检验。
在假设2的检验过程中。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市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3、0.045和0.048，P＜0.05)表明，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的经营效率显著地正相关，系数值变化的原因同样来自控制变量的影响。但是，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市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则显示，它与企业市场权力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使得假设2(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效率正相关，与市场权力不相关)获得了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
在模型3中，制度嵌入惰性与企业市场权力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地为负(β=-0.332，P＜0.05)，这表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对制度环境的嵌入程度越深，对企业的市场权力损伤就越大。这毫无疑问地支持了假设3a。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模型6中，制度嵌入惰性变量的回归系数也显示了它与经营效率变量的负相关关系(β=-0.013)，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不能推及样本之外的一般性企业，但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总体来看，假设3a通过了实证检验，假设3b有待补充。
3.子样本分析结果
表3反映了对处于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的主要结果。模型7和模型9使用的是位于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样本，模型8和模型10使用的是位于经济转型早期(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样本。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比较经济转型过程的不同阶段中企业社会资本的具体作用特征。
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表明，无论经济转型早期或后期，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的市场权力均不相关。但是，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其等级制社会资本却与市场权力显著地正相关(β=0.853，P＜0.01)，其关联强度甚至大过于整体企业的平均水平(模型2，β=0.532，P＜0.01)，其制度嵌入惰性与市场权力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虽然等级制社会资本与市场权力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不过，它们的制度嵌入惰性却显著地与市场权力负相关(β=-0.513，P＜0.05)，这为企业过度嵌入制度环境或关系网络会严重伤害其经营绩效提供了一个直接地证据，再一次地支持了假设3a。对比这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其制度嵌入惰性要小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虽然它们也使用等级制社会资本，但他们保持了足够高的边界约束理念，避免了过度嵌入困境。总体而言，这使得假设4a被部分否定了。
模型9和模型10中市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地与企业经营效率正相关，并且发达地区的企业从市场社会资本中获益程度(β=0.057，P＜0.05)要大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β=0.035，P＜0.10)。虽然两个模型的整体信度不高，使得我们无法将结论推广至样本之外企业总体，但假设4b在样本企业范围内还是得到了验证。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异质性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有着互补性的异质性影响。企业的等级制社会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和制度嵌入程度各自分别影响着企业市场权力和经营效率中的某一类，也分别对另一类无能为力。至此，我们可以概括说，企业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特征与嵌入风险非常明确地显示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得到一些意外地发现，需要进一步的补充性讨论。
四、进一步的讨论与推论
1.嵌入风险与社会资本功效的异质性结构
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市场权力与经营效率两类企业绩效变量，我们发现，企业等级制社会资本对市场权力绩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Peng & Luo(2000)的发现总体上相似。然而，等级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改进没有影响(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有负面的影响)，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效率有着积极的贡献，对企业的市场权力没有显著贡献。这与Peng and Luo(2000)的发现恰恰相反④。在他们的研究中，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市场权力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虽然小于等级制社会资本)，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改进却没有显著影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经济转型因素影响。从1996-2006年的10年间⑤，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推进，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逐渐成为市场分工与合作的主导性经济组织。所以，企业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市场社会资本)成为企业改进经营流程、提升经营效率的主要信息来源，促进了各企业的专业化运作水平，而行政机构在改善企业经营效率方面已逐渐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但是，从等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来看，10年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总体影响并没有实质性转变，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转型较慢，其企业的制度嵌入惰性不仅没有适时减弱，反而更加依赖行政力量，我们不难从模型3和模型8的结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所以，本文的发现说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必须分辨异质性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如果忽视这种异质性的微观结构，社会资本可能给企业带来潜在的风险与损失。企业必须明白，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全面改善都会有帮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度依赖某一类社会资本都可能导致过度嵌入(Over-embeddedness)从而陷入“社会资本惰性”的陷阱。
2.为什么转型后期等级制社会资本还在起作用
模型7和模型8中的结果，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等级制社会资本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转型早期)经济中没有作用，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转型后期)却对企业市场权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甚至与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并不完全一致，显然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认为，答案来自于我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特殊性，其核心在于不同地区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的能动性因素差异。总体看来，虽然中国各省区市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方面均加快了市场化进程改革，但是，这个市场化进程不是市场驱动型的，而是政府引导型的。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竞争力强主要是国家政策推动、地方政府支持和企业活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简而言之，发达地区政府通过“干中学”越来懂得如何向中央政府寻求政策支持，企业则通过越来越多的“干中学”的机会，更懂得如何主动运用社会资本从政府机构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在这两个方面缺乏机会和相应的能力，致使政府与企业主动积聚和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与发达地区不在同一水平上，并且在社会资本管理能力方面相差太远，竞争结果不言自明。这一认识，可以解释为什么制度嵌入惰性变量的系数在模型7(发达地区)中不显著，而在模型8(欠发达地区)中，却显著地为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β=-0.513，P＜0.01)。这个数据也进一步说明，在经济转型速度快的经济区域，企业对环境变化的感知(敏感性)、识别和应对能力要普遍强于经济转型速度慢的经济区域，从而取得了较好的经营绩效。我们为此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与嵌入策略有关，一种与信息结构有关。
从嵌入视角出发，虽然Granovetter在其1985年的经典论文中详细阐述了嵌入的理论体系，但他所主张的其实是一种弱嵌入性，因为他既不赞同零嵌入(即社会关系无作用，原子化的经济体系)，也不赞同完全嵌入(即经济行动完全受社会关系主宰)。他一方面承认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还主张经济过程的自主性。依据Evans(1995)的“嵌入自主性”⑥(Embedded Autonomy)思想，我们主张：企业不应完全嵌入于某一个社会网络(或完全依赖于一种社会资本)，而是要在几个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中保持适度嵌入和自主性选择的能力，这将成为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有效管理社会资本的合理策略模式。显然，在转型速度慢的经济区域，企业陷入了过度嵌入的困境，嵌入自主性过弱，丧失了主动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损害了提升市场权力与经营效率的资源整合机制，削弱了核心竞争能力。
从信息视角看，在转型速度较快的经济发达区域，其信息(包括硬信息和软信息)的总体含量要远大于经济欠发达区域，这不仅与其丰富的信息渠道有关，也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的总体交易规模有关，这使企业获得政策支持的机会远大于欠发达地区。然而，等级制社会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表明，即使在转型速度较快的经济区域，软信息依然是影响企业获得市场机会的重要变量。虽然市场社会资本可能会对企业的决策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⑦，但经济与行政信息的透明度不高依然是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大难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1.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企业的两类社会资本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异质性的。等级制社会资本虽然对企业的市场权力有着显著的正向贡献，但却给内部经营效率带来了负作用；市场社会资本虽然有效改进了企业的内部运营效率，但却对市场权力没有显著影响。两类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功效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特征：一方能够改善的某类企业绩效，恰好是另一方的薄弱环节；反之，一方的薄弱环节，恰好是另一方的强势功能领域。本文还发现，对制度环境的过度嵌入会对企业的内外部绩效均形成负面影响。从经济转型进程看，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比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受益于等级制社会资本来获得市场权力，这一方面源于前者更懂得如何积极主动地利用等级制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由于后者对制度环境的过度嵌入所致。
2.政策含义
(1)要对不同类型企业社会资本的功能边界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每一类社会资本都有可能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否对其中的“收益—风险”边界进行理智的把握。本文证明，等级制社会资本在市场权力方面对企业有益，但却伤害了经营效率，所以，企业在使用等级制社会资本时要注意“趋利避害”。市场社会资本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但却在获得市场权力方面无所作为，那么，企业就要对其形成合理预期，而不要产生“错位的期望”，否则不仅无助于经营效率的提升，还会伤及市场社会资本自身的良性发展。
(2)必须保持足够的“嵌入自主性”，能够主动、积极地管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企业必须认识到，虽然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服务于企业的价值提升，但无论哪一类社会资本，只要陷入了“过度嵌入”的泥沼，就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风险。所以，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企业应该具备足够的自主性选择技能，在做到适度嵌入各类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要保证能够灵活跳出的可能性。因此，企业需要依据绩效改善的具体目标选择具体的社会资本以及合适的管理策略，从而降低社会网络的嵌入风险。
(3)要对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捷反应能力，建立社会资本风险预警机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过度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危害已在本项研究中被充分证明，所以，企业应该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并保持足够的变化应对能力。建议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评估经济政策、法律体系、企业策略等制度环境因素的动态变化程度，从而建立相应的社会资本风险预警机制，适时调整社会资本管理策略。在这一方面，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4)要积极构建社会资本的动态整合机制。在转型经济情境中，社会资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关键资源。本文证明，若考虑到异质性特征，社会资本的价值不会随着经济转型的进程逐渐消失，而有可能持续存在。因此，为避免过于单一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或过度嵌入于某一类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企业应该从组织成长与战略层面，及时洞察企业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积极构建社会资本的跨层次(如个体、组织等不同主体)、跨网络的动态整合机制，把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有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异质性概念与社会资本维度(Nahapiet & Ghoshal，1998)是不同的。“维度”关注的重点是同一类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比如，无论个体社会资本还是组织社会资本，都可以拥有三个维度。而“异质性”重点区分社会资本的来源、性质与功能差异。
②当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当价格或成本相差太大时，出于盈利的压力，社会关系网络机制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只有当价格或成本相接近时，社会关系网络机制才会起作用。但是，这依然是以价格机制的作用为前提的。
③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一些利用价格“双轨制”致富的“官倒”，但这依然是以大量的有关市场需求的硬信息为基础的。
④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的文章没有涉及这个绩效指标。
⑤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Peng and Luo(2000)的调查工作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展开，正好与本研究相距10年左右。
⑥虽然Burt(1992)在论述其结构洞理论时就谈到嵌入的“自主性”概念，但真正把自主性理论推广的，是Evans(1995)。不过，“自主性”与“结构洞”是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具性概念。
⑦在这一点上，从模型9和模型10可以看出，在转型速度较快的经济区域，企业做得也要比欠发达区域好些(0.057＞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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